摘 要：古诗《三游洞》是苏轼青年时代的一首作品，虽然名气并不是太大，却是苏轼诗文创作中的特色篇章。本文从该诗的赏析入手，主要考察诗中比较独特的语言风格以及表现特征，进而从审美方式与审美意趣两个方面探讨其中的两层审美意蕴。
关键词：苏轼 三游洞 审美方式 动感 野性
嘉佑二年（公元1056年），刚中进士的苏轼因丧母而回乡丁忧二十七个月。期满后，苏轼和其父苏洵及弟苏辙同入京师。他们离眉山，经成都，顺流而下并取道三峡。在雄奇壮美的三峡地区，“三苏”互相唱和，“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得诗百首——后来被编为《南行集》。《游三游洞游洞之日有亭吏乞诗既为留三绝句》就是苏轼作于其间的一篇记游诗。全篇如下：
游三游洞游洞之日有亭吏乞诗既为留三绝句
一径绕山翠，萦纡去似蛇。忽惊溪水急，争看洞门呀。滑磴攀秋蔓，飞桥踏古槎。三扉迎北吹，一穴向西斜。叹息烟云去，追思岁月遐。唐人昔未到，古俗此为家。洞暖无风雪，山深富鹿豭。相逢衣尽草，环坐髻应髽。灶突依岩黑，樽罍就石洼。洪荒无传记，想像在羲娲。此事今安有，遗踪我独嗟。山翁劝留句，强为写槎牙。
诗人以游踪为顺序，忠实地记录了千年之前的三游洞风光。这首诗24句，几乎每句中都含有动词或动词性短语是其最重要的语言特征。因此，这就形成了该诗的整体动态。苏轼似乎十分偏爱有动作意味的词语。对于山中小径，他感到游走如蛇；对于平静的洞门，他看作张大如口；在他的笔下，溪水是“焦急”的，古桥是飞踏的；蔓草似向上攀缘，洞穴成列队之势；烟云正在变老，时间正在流失……原本沉寂苍凉的风物顿生活力与气象。之后，苏轼开始刻画他所想象的原始时代，寥寥几笔就让我们感受到其中的融融乐意与勃勃生机。清代学者纪昀曾称道苏诗“奇气纵横、神锋骏利”，而且“随手生出波澜”。其意即指苏轼的诗歌具有气机流走、血脉贯通的特点。这也就是《三游洞》的动态之美。值得指出的是，与许多人笔下的三峡呈现着蛮荒未化的状态不同（如欧阳修被贬夷陵时的《戏答元珍》中就认为“山城二月未见花，春风疑不到天涯”），苏轼却领悟到了另一种情致。作者将自然事物一一点活，并虚构了活生生的人类世界。这就是《三游洞》的动态之美。清代学者纪昀曾称道苏诗“奇气纵横、神锋骏利”，而且“随手生出波澜”。其意即指苏轼的诗歌具有气机流走、血脉贯通的特点。于是，整篇作品就显得“生机勃勃”。事实上，苏轼的许多记游诗都有上述“动感美”：
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又惊奔。（《江上看山》）
江山自环拥，巨壑龙蛇顽。（《巫山》）
大星光相射，小星闹若沸。（《夜行观星》）
瞿塘逶迤尽，巫峡峥嵘起。（《巫峡》）
这首诗在表现上刻画细致、体察精微。作者几乎对每一个景点进行了特写。他运用一系列对仗工整的联句对溪水、洞穴、滑蹬、蔓草等作了全景式描写。其中不光只有视觉，还有听觉与感觉。在第二部分，诗人凭借丰富的想象从多角度、全方位地描绘了原始人们的生活画卷。这又使得全篇充满了苏轼作品所特有的浪漫主义气息。我们还会发现，苏轼极少写到运动的事物，却比较关注对静态的描摹；在叙述生活图景的时候，他实质上是仅仅围绕人们最基本的生存方式进行。前者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趣（对此，后文还要展开论述），后者则表现了作者对人类生活的极大关怀。
笔者在第一部分着重探讨了《三游洞》动态美的具体表现。从浅层次来看，这可能与作者当时的心态有关。当时，年仅23岁的苏轼正准备进京授职以建“平生功业”；而父子三人同舟而行，游哉悠哉，尽享天伦之乐。苏轼曾自道“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的心情是比较自信、高昂的。因而，从“移情”角度而言，《三游洞》在语言上的整体动感与作者在创作心态上的欢快明朗也互相对应。从苏轼对洞穴的“打趣”式观察，从诸如“惊”、“急”等拟人化、快节奏的词语，我们就可以体会其中飞扬灵动的情绪与意趣。
但是，這里还有更深的一层含义。无论是诗歌语言的动态之感，还是作者的乐观心态，它们都向我们传达了蕴涵在作品中的一种意识和情感：一种万物有灵的生命意识与欣欣向荣的生命激情。因为，“动感”本身首先意味的就是生命的存在与发生。由此，我们可以考察作者的审美观照方式。清代人郑板桥有他著名的从“外界之竹”到“眼中之竹”再到“胸中之竹”的论述，其实就是关于审美观照的具体过程。
宋代学者将审美观照分为“静观”与“活观”两种模式。“活观”就是典型的儒家观照方式。罗大经认为：
古人观理，每于活处观。故诗日：“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夫子日：“逝者如斯夫”……学者如是观，胸襟不患不开阔也。
所谓“活观”，实际是观察事物的方式：就是看到宇宙之间无所不在的生命存在与运动轨迹。它在文学家的眼里成为了审美观照方式。罗大经除了谈到“活观”的方式外，还谈到了“活观”的对象，既“理”。“理”是宋代儒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他们普遍强调要在审美之中发现并领悟其中之“理”。理学家邵雍则精辟地概括了审美与观理的联系：
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
因此，宋人的审美在于求理。而“理”就在宇宙之中。“活观”要求观照者能够从大自然充沛的生命创造与运行中领悟到其间的精神（理）。草长石立、烟聚云飞……都会透露出理之所在。如果将《三游洞》置于这种背景中时，我们就能更为真切地理解其中的“动感美”了。从这首诗的语言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天行健”的自然运动气息与作者的强烈生命意识。苏轼以“活观”之法审美，而在审美之中“观理”。他时而现实、时而虚幻；时而自然、时而人文。这首诗把审美的艺术同说理的体悟联系得水乳交融却“不落言筌”（《沧浪诗话》）。
如果说，我们从《三游洞》中看到了动态之美与“活观”的审美方式；那么，诗中的“野性”之美又为我们开导了解读作品乃至苏轼性格的另一扇门。
《三游动》的意象选择是很有意味的。比如：如“蛇”的山道、微“呀”的洞门、繁茂的蔓草、陈年的古槎以及对原始先民的生活描述等，无不具有未经人工化的蛮荒特色和原始特点。这是苏轼人生及其文学创作一贯具有的“野性”之体现。细读此诗，我们还可以发现作者的情感流露。“洞暖无风雪，山深富鹿嘏”很显然地带有向往之意；“叹息烟云老，追思岁月遐”则让我们感受到作者当时的神游心境；至于结尾处的“此事今安有，遗踪我独嗟”就将作者的惆怅与依恋表露无遗。苏轼把沉寂荒凉的深山老林写得灵动飞扬；把许多人认为的野蛮拙陋的原始生活渲染得古朴安实。其实，这是苏轼一贯具有的“野性的自然”流淌。
总之，让历代文人敬而远之的“荆蛮”之地却在苏轼的眼中另有其趣、在苏轼的笔下别有风貌。这就是苏轼“野性”的显著特征。具体说来，其“野性”就是对非世俗化事物的由衷喜好以及对大自然的回归之情。实际上，苏轼终其一生都表现出了他的“野性”：
我本麋鹿性，岂伏猿猴姿？（《和韵子由》）
鸟因未忘飞，马系常念驰。（《秀州僧本静照堂》）
园无雨润何须叹，身与时违合退耕。（《次韵子由》）
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游金山寺》）
可以看出，苏轼的“野性”一般表现在对仕宦生活的厌倦以及对田园生活的渴望；对束缚生命的枷锁的反感以及对张扬个性的自由的呼唤。这在《三游洞》则是通过作者的审美与创作（如上文分析的语言特征、意象选择等）细节反映出来的。值得指出的是，“野性”作为苏轼性格与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苏轼的人生道路及文学创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舒大刚、曾枣庄：《三苏全书》[M]，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
[2]石声淮、唐玲玲：《东坡乐府编年笺证》[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