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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重新校录了P.3303v抄存的印度制糖法文书，着力探讨了该文书为何独存于并不出产甘蔗也非蔗糖生产加工地的敦煌这一学界一直存疑的问题。通过强调印度制糖法入华后的最初传授地为越州、越州人对甘蔗种植和蔗糖制作技法十分熟悉等事实，结合晚唐时越州文士张球因居留敦煌数十年而了解西北地区农作物等特殊情况，提出并论证了P.3303v为张球追忆故乡风物、记录早年见闻之作。认为在探讨唐五代时期敦煌科技文化来源时应考虑越州江南等地区因素，并应加强对其时中国境内文化科技传播路径的研究。
关键词：P.3303v;制糖法;印度;越州;敦煌;张球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4-0019-07
Abstract： By re-correlating and transcribing the text on Indian sugar making techniques from P. 3303V，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open question of why this manuscript only existed in Dunhuang， a place which neither produced any sugarcane nor provided sugar production. Through textual research， it can be verified that Indian sugar processing techniques were first introduced into Yuezhou in China， that the people of Yuezhou became very familiar with the production of sugarcane and sugar processing， and in particular， that Zhang Qiu， a Late Tang scholar from Yuezhou， was familiar with the special agricultural conditions in northwest China because he had lived in Dunhuang for decades. This leads the author to conclude that P. 3303V was written by Zhang Qiu from memory of the agricultural practices of his hometown that he experienced in his early years. The author further believes that Yuezhou and the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should be given greater consideration while discussing the origi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Dunhuang in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and that research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at that tim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words： P. 3303V; sugar making technique; India; Yuezhou; Dunhuang; Zhang Qiu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法藏敦煌文書P.3303v所抄短文虽仅两百余字，却系有关东传中国的印度制糖技法的最早最详尽记述，对研究中印科技与文化交流史、蔗糖生产加工史等具有重要价值，故一直备受学界重视。早在1982年，季羡林先生即刊发了《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1}一文，在校录该文书的同时，更围绕文书所记探讨了甘蔗的写法、甘蔗的种类、造砂糖法与糖的种类、造煞割令（石蜜）法、砂糖与煞割令的差别、甘蔗酿酒、甘蔗栽种法诸问题。季先生的宏文为相关研究指引了方向，奠定了基础，以后季先生本人和多位其他学者又就这件文书展开了进一步探究，取得了大量重要成果。但是，季先生在该文中提出的一个疑问却迄今都没有解决。在“甘蔗栽种法”一节中，季先生先是介绍了印度古书《政事论》关于栽种甘蔗的记载，继而指出：
《政事论》讲的这些自然地理条件，敦煌、沙州、高昌一带一点都不具备。这一带人为什么对甘蔗发生兴趣，殊不可解。[1]
在该文之末，季先生再次质疑：
敦煌、沙州、高昌一带自然地理条件不宜于甘蔗。这个残卷保留在敦煌，举例子又是“甘蔗苗茎似沙州，高昌糜，无子（不结粮食）”。书写人是这一带的人，这一点毫无疑义。在这沙漠、半沙漠的地带，人们为什么竟然对甘蔗和造糖有这样大的兴趣呢？这一点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1]135-136
自季先生提出此问，至今已近40年。机缘巧合，近日笔者偶然关注到该卷{2}，联想及自己正在进行的彼时敦煌地区史与文化史研究，略有所悟，并深感季先生此问实际上关涉到了印度科技的传播路径与影响、唐五代时期中国各地的人员流动与文化交融、敦煌科技文化的来源与发展演变等重要课题，遂不揣浅陋，勉力探寻印度制糖法文书独存于不产甘蔗不制蔗糖的西陲敦煌的缘由，并浅议从中可获得的某些启示，以吁请同好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究讨论。以下所陈管见或有未当，敬请方家教正。
一 P.3303v重新校录与解说
法藏敦煌文书P.3303v所抄汉文共9行{3}，时有涂改补写，较难辨识。关于该卷的校注成果，目前已知较重要的录文主要见于前揭季先生论文，另外王继如先生也曾撰文{4}着重讨论了文书中“瘨”字的释读问题。今笔者据国际敦煌项目网站{5}公布的彩色图版所做录文与前贤录文之间存有多处差异，其中煞割令漉水方法、甘蔗截段种植方法等部分的校录次序、标点断句与释录结果尤为不同，故为后文行文方便，试不依原卷行款而据内容分段，将P.3303v（图1）重新校录于次：
西天五印度出三般甘●【上“艹”，下“遮”】（蔗）{6}：一般苗长八尺，造沙唐（糖）多不妙;第二，挍一二尺矩{1}，造好沙唐（糖）及造最上煞割令;第三般亦好。
初造之时，取甘●【上“艹”，下“遮”】（蔗）茎，弃却樔（梢）叶，五寸截断。着大木臼，牛拽，拶出汁，于瓮中承取。将于十五个铛中煎，旋写（泻）一铛。着筋（筯），瘨（置）{2}小（少）许。冷定，打。若断者，熟也，便成沙唐（糖）。不折，不熟，又煎。
若造煞割令，却于铛中煎了，于竹甑内盛之禄（漉）水，下着瓮承取水，闭门。满十五日，开却。竹甑内煞割令禄（漉）出干后，手遂（碎？）{3}一处，亦散去，曰煞割令。其下来水，造酒也。
其{4}甘●【上“艹”，下“遮”】（蔗）苗茎，似沙州、高昌糜，无子。取茎一尺以截，埋于犁垄，便生。其种甘●【上“艹”，下“遮”】（蔗）时，用十二月。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笔者录文的第三、四两段在校录次序、标点短句等方面与前贤录文的差距較大：
其一，笔者所录“于竹甑内盛之禄（漉）水，下着瓮承取水，闭门。满十五日，开却。竹甑内煞割令禄（漉）出干后”;
季先生录文和断句为“於（于）竹甑内盛之。禄（漉）水下，（行外补写闭〔●【外“门”，内“关”】？闩？〕门满十五日开却，以上第六行）着瓮承取水，竹（行外补写）甑内煞●【左上“宀”，左中“工”，左下“口”，右“刂”】（割）令禄（漉）出后”。
究其原因，原卷将“闭门满十五日开却”8个字以小字补写于第5行和第6行之间的底部，第6行大致等高位置所书为“禄水下”，是以季先生将这8个字补于“禄水下”之后。王继如先生已感觉到不妥，在“着瓮承取水”后加按语云“疑此句当乙转在闭门满十五日开却之前”，只不过王先生仍将“下”字断入上句。笔者以为，此8个字之所以没有按常规补写于“承取水”等字的右侧，是因为该处空隙过小，且“水”字右下先已补写了“竹”字，故今据文意校录。另外，季先生漏录“干”字。
其二，笔者所录“取茎一尺以截，埋于犁垄，便生”;季先生、王先生录文和断句为“取（以上第八行）茎一尺（此二字行外补写），截埋於（于）犁垄便生”，盖系漏录原卷“以”字，并由此将“截”断入下句所致。
如上所录，P.3303v的内容主要涵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印度所产甘蔗的种类与各品类的特性功用;
2. 熬制沙糖的具体方法;
3.制作煞割令（石蜜）的具体方法;
4.甘蔗的形貌（以沙州高昌糜子作比）及其种植方法。
文书作者对各问题的描述简明具体，既有相当高的文字功力，更熟知印度甘蔗与制糖技法，并相当了解沙州、高昌一带的农作物。那么，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人是谁呢？或如季先生所言，干燥少雨的西陲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皆不适于种植甘蔗，自然也不可能是蔗糖生产加工地，这件文书为何会独存于敦煌藏经洞中呢？
二 印度制糖文书独存敦煌的解读及困惑
关于印度制糖法文书为什么会独存于不产甘蔗不制蔗糖的西陲敦煌，季羡林先生只是提出了本文开头所引的疑问，虽高度重视此问题，却没有强行解答。今见学界试图解释此疑的论著主要是从重新探讨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路径角度着手的，如前揭王继如《伯3303号印度制糖法的释读》《伯3303号印度制糖法释读商榷》即谓：
写此卷者把甘蔗和沙州、高昌一带的糜子相比较，却透露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印度造糖法是经过沙州、高昌而传往中国内地的（是否是唯一的途径？不敢说）。{1}
显然，王先生由P.3303v存于藏经洞，推论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路径是经西域、敦煌，再至内地，即绕行了辽远的西北丝绸之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与制糖工匠同行的唐朝使者等在东返途经敦煌时留下写卷确实是很合理的。但是，关于制糖法传播路线的这一新主张，王先生并未进行论证，P.3303v存于藏经洞既是需要解释的问题，又被当作推论的唯一依据，逻辑上恐怕有问题，那么此说能否成立，便需斟酌。
如所周知，中国古代虽早已拥有自己的制糖技术，但为学习印度的蔗糖制作工艺，贞观时期唐太宗派出的访印使者还是从中天竺请回了石蜜匠，从而有力促进了唐代及其后制糖业的发展。这是中印科技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传世史籍和佛教史传中对此事留有多处记述，其中最详尽可据的首推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4《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该传谓当初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到达印度后，曾积极宣介唐朝人物之盛，以致统一五天竺后的戒日王与摩揭陀国（史籍中常又写作“摩揭它”“摩伽陀”等）著名佛寺菩提寺的僧主皆遣使赴唐廷朝觐：“戒日及僧，各遣中使，赍诸经宝，远献东夏。”[2]而对于天竺此举，唐太宗李世民也予以了积极回应：
使既西返，又敕王玄策等二十余人随往大夏，并赠绫帛千有余段，王及僧等，数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东夏，寻敕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2]120
谓当天竺使者西返时，唐廷曾遣使随行，并就菩提寺僧召请掌握制糖技法的石蜜匠，待石蜜匠到达唐土后，很快就敕令他们前往越州，以就甘蔗产地的近便造糖，而此举大获成就。于此，《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传上·摩揭陀》亦记：
摩揭它，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属国。……贞观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渖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3]
此亦可证摩揭陀国遣使通好后，唐太宗确曾派人赴其国求取制糖法，然后诏令扬州进上所产甘蔗，而以之制出的糖的颜色味道比西域糖还要好很多。《唐会要》卷100《杂录》以及《册府元龟》卷970、北宋末年王灼《糖霜谱》、南宋洪迈《糖霜谱》等所记略同。
关于取制糖法一事究竟发生于唐太宗第二次遣使还是第三次遣使期间，目前学界还存有一些争议，但这两次遣使皆在贞观十七至二十二年（643—648）之间、石蜜匠是由王玄策请来的却是确切无疑的，而这两点对探讨石蜜匠入华路线非常重要。
众所周知，在杰出赞普弃宗弄赞的带领下，7世纪上半叶吐蕃迅速崛起并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其中639年和641年弃宗弄赞与泥婆罗（古籍中或写为“尼波罗”等，即今尼泊尔）墀尊公主和唐文成公主的成功和亲，促成了蕃尼古道和唐蕃古道的顺利衔接与畅通无阻。
吐蕃位于唐与天竺诸国之间，取道吐蕃往来交通，自然比绕行河西、西域的西北丝绸之路和经南海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等便捷得多，因而在其最为畅通兴盛的30年间（约641—670年），往来于唐朝与天竺之间的使节、高僧等皆首选此道，7世纪中期成书的唐释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称此道为“东道”，在记述此道必经的尼波罗国时亦谓“比者国命并从此国而往还矣”[4]。王玄策历次奉命出使皆在此时间范围内，此道自为必然之选。况且，1990年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境内靠近尼泊尔边境的一个山口还发现了王玄策使团于显庆三年（658）所刻摩崖题铭《大唐天竺使之铭》{1}，为王玄策出使系经吐蕃出泥婆罗到印度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考古实证。
于此，专门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们的论断也是一致的，如著名历史学家霍巍《“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意义》即谓：“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多次出使印度，便是利用了这条唐初新开通的国际路线。”[5]
兰州大学陆庆夫教授《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亦认为：“王玄策四次出使印度，自始至终都是走的西藏——印度路。”[6]
可见，无论古籍记载、考古实证，还是现当代学者的研究结论，皆证明王玄策往返印度是经由吐蕃，而由他请来和护送的石蜜匠自然与他同行，亦即是取道吐蕃入唐的。
蕃尼道和唐蕃古道显然并不经过敦煌，那么，以石蜜匠入华路径解释P.3303v独存于藏经洞的原因恐怕是行不通的，我们或需换个思路。
三 P.3303v当系辗转移徙敦煌的
张球所撰
上文论述已证P.3303v不可能直接来自印度，但上引史料中的一条记载却引起了笔者的注意，结合对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史和文化史的研究，笔者认为今日我们已可找出该文书存于敦煌藏经洞的原因，以下试作论证。
（一）石蜜匠传授印度制糖法之地为越州
上引《续高僧传》卷4《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谓印度石蜜匠到唐朝后，唐太宗很快就敕令他们：
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2]120
这条史料清清楚楚地表明：唐廷安排来华的印度石蜜匠传授制糖法的地点为越州（今浙江绍兴），遣送他们去那里的原因是当地和周边地区盛产甘蔗，有利于就近制糖。
关于越州盛产甘蔗，在唐人诗文中可以很容易地寻到佐证。例如，唐代送别诗中的名篇《送山阴姚丞携妓之任兼寄山阴苏少府》即云：“加餐共爱鲈鱼肥，醒酒仍怜甘蔗熟。”[7]在遥想好友赴任越州山阴后的饮食之乐时，诗人特意提到了有醒酒之效的甘蔗。关于该诗的作者，有李颀、韩翃之争，但二人皆为河南人，均活跃于8世纪则是确定的。是知，当时的异地诗人在述及越州山阴时已经会很自然地联想到甘蔗并以之入诗，越州所产甘蔗名气之大可见一斑。至于越州周边地区盛产甘蔗，上引《新唐书》卷221上《西域列传·摩揭陀》“即詔扬州上诸蔗，拃渖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等语已明证与越州临近的扬州的甘蔗质量上佳。因而将印度石蜜匠传授制糖技法的地点择定为越州是非常适宜的。
毫无疑问，印度石蜜匠的到来必然极大地提升了越州地区的制糖能力和生产规模，越州人熟知天竺甘蔗和并不复杂的制糖工序当然就不足为奇。
问题是，越州位于唐朝东境，敦煌却偏处西陲，唐前期未见两地直接往来的证据，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后，因吐蕃的入侵，偏处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与外界，尤其是中原江南隔绝长达百年，其间的六七十年敦煌还曾沦为吐蕃占领区，即便是大中五年（851）唐廷因敦煌来归而在该地正式设立归义军后，内地与江南文士也鲜至敦煌——百年隔绝已使中原人视西陲敦煌为异域绝地，不会随意前往，更不用说永久定居了。所以，以前学界一致认为今日我们在敦煌文书中偶然见到的这一时期的外来人多是临时路过，短暂停留，一直没能发现有姓名可考的外来人在敦煌长期居留的证据，因而也就没有考虑过P.3303v出自越州人之手的可能性。
（二）晚唐越州文士张球居留敦煌并撰P.3303v
英藏敦煌文书S.2059《〈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序》为一件抄经序，作者开篇即自称：“□□□（越）州山阴县人张俅……”“张俅”一名在法藏敦煌文书P.2568《南阳张延绶别传》等中也曾出现过，另外我们在其他敦煌文书或敦煌古碑铭中还常见到“张景俅”{1}、“张景球”{2}、“张球”{3}等署名方式，学界早已考出这四个名字代表的都是同一个人，因其中“张球”一名的出现频率最高，故一般情况下都以“张球”称之。为避免混乱，本文行文亦如是。敦煌文书和敦煌古碑铭中留存有大量张球撰写的作品，仅署名作品就有二十来件，从已佚失作者姓名的敦煌文书中查考出的他的作品更多{4}，据之可知张球乃是活跃于晚唐时期的敦煌地区的官宦与著名文人，在归义军政权中任节度判官掌书记，致仕后又在敦煌设学授徒。因而，敦煌学者对张球及其作品都会有所了解。只不过，以前学界因未研及S.2059《〈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序》而不知道他原本来自越州，一直误认为他是敦煌本地人，S.2059的揭出{5}为学界带来了他出生于江南越州的明确无误的证据。
其实，张球不仅出生于越州，更成长于越州，对该地非常熟悉。近年笔者已从由多件英藏和法藏敦煌文书（S.6161A+S.3329+S.11564+S.6161B+
S.6973+P.2762）拼合而成的非常著名的《张淮深碑》抄件之卷背所存诗文中，发掘出了一些有关张球早年在越州生活情况的记述{6}。
并且，从张球的众多作品可知，居留敦煌后，张球一直特别怀念家乡，每每于诗文中追思忆念故乡风物，这乃是充盈于其作品中的一大主题。例如，《张淮深碑》抄件卷背所存《“夫”字为首尾》一诗即云：“天山旅泊思江外，梦里还家入道垆。镜湖莲沼何时摘，柳岸垂杨泛碧朱。”诗作者对故乡风物日思夜想，魂牵梦萦的拳拳深情跃然纸上。
据S.2059《〈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序》及自咸通初年至五代初期张球撰写的众多作品可知，张球系于壮年时期来到敦煌，以后便因任职为官等原因一直留居敦煌并终老于此。他相当长寿，至少活到了88岁{7}，亦即在敦煌生活了半个世纪，且交游广泛，对当地以及周边地区的情况也非常了解，沙州、高昌等地普遍种植的糜子自然是其习见之物。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张球是今日所知唯一一位于唐五代宋初期间（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后，敦煌藏经洞封闭之前）长期居留于敦煌并于此地创作了大量作品的江南文人。
那么，勤于和长于撰述的张球以文字的形式追忆记述在故乡时熟知的天竺甘蔗的种类、印度制糖法的基本工艺{8}、甘蔗种植方法等，并以沙州和高昌等地的常见农作物糜子作比，以使没见过甘蔗的西北居民想象出甘蔗的样貌，便是很普通很正常的一件事。
于张球而言，此文很可能只是因兴之所至而随手写就的怀旧随笔（该卷字迹亦与张球其他手书如S.2059等一致），可对于千年后的我们来说，这却是一篇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根据以季羡林先生为代表的众多糖史研究者的查考，关于东传中国的印度制糖技法，“中国正史和僧传中都没有记载”[8]，P.3303v乃是独一无二的最早最详尽的记述。耐人寻味的是，这份记述既非保存于相关科技的创发地印度、入华传授地越州，也不见于其他范围广大的甘蔗种植地与蔗糖生产地，而是独存于根本不会使用相关技法的西陲敦煌，世事之玄奇难测与敦煌文书内含之丰富无际，着实令人感叹。
四 结 语
以上笔者提出并论证了P.3303v印度制糖法文书出自晚唐时西来敦煌且留居于此的越州山阴文人张球。笔者以为此类问题的探讨关涉的不仅是张球生平事迹及其作品研究，还可以给我们多方面启迪。
如所周知，因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动荡和吐蕃的长期占据，中唐时期的敦煌汉文化惨遭破坏，至晚唐时以汉人为主导的归义军政权建立，敦煌虽重归唐廷治下，但百废待兴。张球这位学养深厚的外来文士于这一特殊时期来到敦煌，自然要应时势所需担当将中原与江南文化传入敦煌的文化使者的重任。事实证明，张球的确堪当大任，为敦煌汉文化的重建与复兴作出了卓越贡献{1}。因而，我们在研究彼时敦煌地区史与文化史时，自应关注其作用与影响。
但更为重要的是，张球的特殊经历与众多作品影响的并非仅仅是他个人。以P.3303v为例，该文书揭示了印度制糖法自印度经越州至敦煌的辗转传播路线，这乃是一个相当特殊而重要的研究讯息。一方面，它启示我们在注重文化科技中外交流史研究的同时，也应加强对科技文化在中国境内各种传播路线与流布状况的研究。比如，位于唐朝东境的临海越州与被沙漠戈壁包围着的西陲敦煌之间的这条特殊而重要的交流管道，就很值得进一步探究。另一方面，它也提醒我们应拓宽对晚唐敦煌文化源流的研究视角。依常理，敦煌与越州之间的关联定然不会仅限于印度制糖法的传播，晚唐五代敦煌字书等反映的南方语音语汇在当地的行用，即应是受了张球带来的越州文化的影响{2}，而这还仅仅是一个相关例证。因而，笔者以为，确有必要展开诸如敦煌文化与江南文化关联、晚唐中国东西部地区文化交流状况等相关课题的深入研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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