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宋代东南仅次于杭州的第二大城市，扬州历经历史的荣辱悲欢，为宋代文人所瞩目。本文归纳分析了宋代扬州词的城市的人物意象符号、物象意象符号、场景意象符号的表现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揭示出这些意象符号背后所显示的宋代士大夫在三教融通思想指导下主体心性追求超越完美的雅和现实生活中注重自然本性自我满足的俗相调和的文化心理。
关键词：扬州 城市 意象符号 二律背反
当人类从蒙昧时代走出，并日益向文明时代迈进后，乡村与都市就成为人类最主要的栖居之地。都市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其盛衰荣枯具有多种特别的象征符号意义。而城市的映像亦如森林中树木的年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积淀为复杂的文化记忆。法国地理学家菲利普·潘什梅尔说：“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1]城市不是简单的物质现象，不是简单的人工构筑物，而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它和其居民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有 “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之说，将存放历代国君神主牌位的宗庙作为都与邑名称差别的本质性标志。邑是单纯的空间物理建筑，而具有精神象征和文化意义的宗庙则成为城之灵魂所在。城市有形的形制、建筑构成了生活的物质坏境；城市无形的风物掌故、历史传说、坊巷俚语、市井逸闻、人文风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所以，城市更是文化文本，“因而，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像所描述的方式。”[2]历经历史风尘的洗刷淘沥，曾经丰富鲜活的古代城市生活很难在现存的城市物质空间中留下清晰的痕迹，但是通过解读文本中的城市，尤其是时间上与城市历史并行的文本，我们却能发现一座城市过去的沧桑与辉煌。
扬州是宋代中国东南地区仅次于杭州的大都市。957年，宋朝立国前3年，扬州毁于南唐与后周之争的战火；南宋建炎三年（1129），扬州又惨被金人占领、屠城。70年间，城市几乎两度毁为废墟。但有宋一代300年间，扬州虽经磨历劫，但却春风吹又生。宋人如何通过词构建其都市文化理想？本文拟从小碎片看大历史，从宋代扬州词中追寻错综复杂的文化映像和历史记忆。
一、扬州城市意象符号钩寻
扬州，又称广陵、江都，其名称最早见于《尚书·禹贡》：“淮、海惟杨州。”曾是春秋时邗国所在，汉朝时吴王刘濞亦都城于此。隋炀帝杨广登基前任扬州总督，在江都九年，后又三下江都，因此，扬州又被称为隋朝的南都。唐代，扬州富甲天下，时谚称扬一益二。唐末吴国建都于此，南唐灭吴后以之为东都。入宋后，扬州划归淮南道，以后各朝形制大抵如此。
宋朝在历史上虽有积贫积弱之讥，但国家的基本统一，政权的相对安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扬州的经济水平也比五代时期有了较大提高。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沟通了江淮内河漕运，地处运河南端的扬州，既当水路运道要冲，又是联通内河、海路的中枢港口，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全国物资集散中心，“万商落日舱交尾，一市春风酒并沪”正是扬州当年车船云集的写照。便利的交通使得当时的迁徙贸易皆出扬州，“自淮南以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扬州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居天下之十七。”（王象之《舆地纪胜》卷37，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61页）借助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9，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430- 8431页）“形胜访淮楚，骑鹤到扬州。春风十里帘幕，香霭小红楼。”[3]（杨冠卿《水调歌头》），“古扬州、壮丽压长淮，形胜绝东南。问竹西歌吹，蜀冈何许，杨柳鬖鬖。”（李好古《八声甘州》）宋人笔下的扬州地势险要，山川壮美，独矗江淮，富丽妖娆的城市不知诱发了多少风情旖旎的想象。
宋代扬州的便捷、开放、繁荣、富庶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的驻足流连，行吟低唱，流传下了关于扬州的篇篇宋词。宋代扬州词以作者论，包括籍贯扬州、宦游扬州作家的词作；以作品论，则是指内容有关扬州地理风貌、人文风情，或者包含有与扬州相关的城市意象的词。本文所论扬州词主要是指以作品论者。据笔者统计，《全宋词》中收录126位作家275首扬州词，其中无名氏5首。最早者当属柳永、张先。直接以“扬州”为词牌书写扬州风物者有姜夔、尹济翁、赵觉斋、李莱老、罗志仁的《扬州慢》各一首1首，赵以夫2首；秦观《梦扬州》1首，贺铸《望扬州》1首，韩琦《维扬好》残句：“二十四桥千步柳，春风十里上珠帘。”扬州词最多者当推贺铸，12首，其次晁补之10首。在这些扬州词中，活跃着一些典型的城市意象符号，它们既是城市的隐喻和象征，又构成了宋代文人对于扬州城市风情的想象和描画。
1、二郎才情：城市人物符号
宋词中的扬州常常伴随两个人物形象出现，这两个历史人物几乎成为扬州的城市象征。
①何郎。何郎指南朝梁代著名诗人何逊。507年，何逊任建安王扬州刺史萧伟的水曹行参军，作《扬州法曹梅花盛开》。因杜甫在《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诗中有“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之句，此诗遂引人注目，广为流传，由此何逊的名字和扬州联系到了一起。如晁补之《万年欢》：“应寄扬州，何郎旧曾相识。花似何郎鬓白。恐花笑、逢花羞摘”， 王庭珪《满庭芳》“何须说，扬州旧日，何逊更能诗”， 周紫芝《浣溪沙》“天意若教花似雪，客情宁恨鬓如秋。趁他何逊在扬州”，吴文英《暗香疏影》“何逊扬州旧事，五更梦半醒，胡调吹彻”，无名氏《喜迁莺》“何逊扬州，拾遗东阁，一见便生清兴”等词作，都以何逊扬州为典故，写赋梅旧事，暗寓才情称赏之意。
②杜郎。杜郎是晚唐著名诗人杜牧。杜牧是唐朝宰相杜佑之孙，26岁中进士，31岁因受排挤出长安至扬州，任淮南节度使牛僧孺掌书记，在扬州前后两年。杜牧在扬州的诗篇《题扬州禅智寺》、《遣怀》、《赠别二首》等，或描绘扬州的繁华绮丽，或取材于自己放浪形骸的浪漫生活，脍炙人口，广为传诵。因此，杜牧成为扬州词中出现得最多人物形象之一。如姜夔《琵琶仙》：“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说。”方岳《水龙吟》：“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可曾知此。”谭宣子《西窗烛》：“君不见、扬州三生杜牧。待泪华、暗落铜盘，甚夜西窗剪烛。”周密《瑶花慢》：“杜郎老矣，想旧事、花须能说。记少年，一梦扬州，二十四桥明月。”
2、花间风情：城市物象符号
琼花，扬州独一无二的珍产；芍药，扬州举世无双的名花。一清一艳，是扬州不同的风貌和精神。
①琼花：
“维扬一株花，四海无同类。年年后土祠，独比琼瑶贵。”（韩琦《琼花》）一种花卉能抖落历史的尘埃，见证一座城市的盛衰荣辱，群芳谱中，唯有琼花。 “古来好物难为伴。只琼花一种，传来仙苑。独许扬州作珍产。便胜了、千千万万。”（马子严《贺新郎》）琼花是扬州独一无二的特产，既无二本，亦无别称。据明人曹漩《琼花集》记载，琼花始于宋代。至道三年（997年）王禹偁知扬州时，作《后土庙琼花诗》，诗序云：“扬州后土庙有花一株，洁白可爱，其树大而花繁，不知实何木也，俗谓之琼花云，因赋诗以状其态。 ”这是关于琼花最早而可信的记载，清楚地说明了琼花的形状及得名的由来。后来元世祖攻陷扬州，兵火之中，琼花最终寂灭。
琼花花型结构比较特别。其花大如盆，九朵五瓣大花（萼片发育成的不孕花）环绕着中间成簇白色的小花（两性花），摇曳微风之中，宛若蝴蝶戏珠，引人入胜；无风之时，又似白衣仙子围桌聚谈，仙姿绰约。“维杨好，灵宇有琼花。千点真珠擎素蕊，一环名玉破香葩。芳艳信难加。如雪貌，绰约最堪夸。疑是八仙乘皓月，羽衣摇曳上云车。来会列仙家。”（韩琦《望江南》）韩琦眼中的琼花，不以花色夺目，不以浓香醉人，冰清玉洁，清秀淡雅，不染凡尘。难怪张问在《琼花赋》中描述它是：“俪靓容于茉莉，笑玫瑰于尘凡，惟水仙可并其幽闲，而江梅似同其清淑”。 “繁枝缀玉，开朵朵九出，飞琼环簇”（汪元量《瑶花》）、“天然巧，蕊珠圆簇，玉瓣轻裁。见一花九朵，类玲珑玉斝，错落琼杯”（吕岩《沁园春》）都描绘了琼花花形繁丽，洁白素美，一尘不染。扬州词中描绘琼花的有晁补之《下水船》（百紫千红翠）、向子諲《最高楼》（无双亭下）、俞紫芝《苏幕遮》（地钟灵）、刘克庄《金缕歌》（辜负东风约）等，但个中翘楚当推秦观的《醉蓬莱》。
见扬州独有，天下无双，号为琼树。占断天风，岁花开两次。九朵一苞，攒成环玉，心似珠玑缀。瓣瓣玲珑，枝枝洁净，世上无花类。
冷露朝凝，香风远送，信是琼瑶贵。料得天宫有，此地久难留住。翰苑才人，贵家公子，都要看花去。莫吝金钱，好寻诗伴，日日花前醉。
该词上片如工笔画，画出琼花的具体模样；下片借想象将此花神化、仙化，由于是地上少有，极有可能瞬间即逝，故一定要抓住这眼前的美景，饮酒作诗，附庸风雅一番，感情真挚，形象细腻地描绘了琼花的冰清玉洁、风骨神韵。
②芍药：
《诗经·郑风》有“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故芍药又称“将离草”，为古代男女表达结情之约或惜别之情之物。枚乘《七发》有“芍药之酱，然则和调之言，于义为得”。可见芍药在中国的栽培历史悠久。扬州芍药始植于隋唐，名噪于北宋。扬州举行的芍药花会（苏轼到扬州后，谓“花会检旧案，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乃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杀风景，免造业也。”因花会涉及吏贿民扰而废止），芍药之数竟达十万株以上，不仅培育出了“御衣黄”、“金带围”、“冠群芳”等珍稀品种，而且出现了专门记载扬州芍药的“芍药花谱”。宋代的三种芍药谱——刘攽《维扬芍药谱》、王观《扬州芍药谱》、孔武仲《芍药谱》——记载的都是扬州芍药。宋代的文人墨客多对扬州芍药有所描述。王禹偁守扬州，其《咏芍药》谓，“扬州僧舍植数千本”；韩琦守扬州，谓“广陵芍药真奇美，名与洛花相上下”；欧阳修守扬州，诗曰“琼花芍药世无伦，偶不题诗便怨人”；苏轼守扬州时，有诗“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时世妆”；黄庭坚诗曰“红药梢头初茧栗，扬州风物鬓成丝”；秦观亦有“有情芍药含春泪”之句；直到南宋王十朋写出了“千叶扬州种，春深霸众芳”的句子。这些重量级文人的吟咏，使扬州芍药成了与洛阳牡丹齐名的名花。
“一年好处，是满城红药……十里扬州应费了，多少春工妆饰”（曾协《念奴娇》），春天满城芍药竞放，让人不由的感慨造物神奇。“花头径尺徐陈，红黄粉紫，更牛家、姚魏为真”（陈亮《花发沁园春》） ，芍药花形丰美，花色缤纷，艳丽雍容，足可媲美洛阳牡丹。
晁补之《望海潮·扬州芍药会作》则描绘了北宋扬州芍药会的胜景：
人间花老，天涯春去，扬州别是风光。红药万株，佳名千种，天然浩态狂香。尊贵御衣黄。未便教西洛，独占花王。困倚东风，汉宫谁敢斗新妆。年年高会维阳。看家夸绝艳，人诧奇芳。结蕊当屏，联葩就幄，红遮绿绕华堂。花面映交相。更秉菅观洧，幽意难忘。罢酒风亭，梦魂惊恐在仙乡。
晚春时节，春花零落，芍药却适时而开，弥补了春天的空白。芍药花上，名品斗艳，万花争香，气势宏盛，欲与牡丹同争花王之位。扬州芍药甲天下，以至于看到芍药就让人联想起扬州。“翠盆红药护觥筹，风物似扬州” （洪咨夔《朝中措》），饮着美酒，赏着红花，仿佛身处扬州；刘克庄在《贺新郎》（客赠芍药）中写道：“一梦扬州事。画堂深、金瓶万朵，元戎高会。座上祥云层层起，不减洛中姚魏。叹别後、关山迢递。”客人赠送的芍药，又让作者想到了当年扬州芍药会的争繁竞彩，勾起了对于扬州烟花的点点记忆。
3、梦中迷情：城市场景符号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的《遣怀》是对自己裘马轻狂的扬州生活的总结，也带有为“扬州梦”命名的性质。梦，迷离、短暂；梦，虚美、凄艳。宋人创造性的将“扬州梦”化于词中，于是，扬州梦不仅是情人心中的那行胭脂泪，也是多少文人挥之不去的风尘叹，古今愁。
①情爱场景：爱恨悲欢
少年得志，意气方遒的杜牧踌躇满志之时来到了扬州。意在修齐治平的他，却远离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抑郁、落寞可想而知。才华横溢又不拘小节的他选择了秦楼楚馆排遣自己的愁闷，供职之外，惟以宴游为是。莺歌蝶舞、浅吟低唱、眠花卧柳、酒红烛暗的青楼生活催生了一首首自怀、自得的诗篇：《寄扬州韩绰判官》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逶迤的青山，连绵的绿水，扬州风光秀美旖旎。二十四桥美女吹箫的美丽传说与对朋友月下教美人吹箫的推想结合在一起，调笑、追忆之中回荡着回首往事的轻声叹息。《赠别》：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全诗赠别而全不言离愁，赞颂女子的美丽却不作形容描画，直以喻笔点出轻盈灵动，青春娇俏的意态，再用富丽秀美的扬州为背景，倾城红袖为衬托，美人、美景相辉映，留恋不舍的情思悄然流泻而出。《题扬州禅智寺》：
雨过一蝉噪，飘萧松桂秋。青苔满阶砌，白鸟故迟留。
暮霭生深树，斜阳下小楼。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
开成二年（837），35岁的杜牧任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洛阳，得知弟弟杜顗因眼病寄居于扬州东北的禅智寺，即携眼医前往探视。诗末句以扬州城的繁管急弦，歌舞喧哗对比禅智寺的幽清冷寂，流露出“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伤感，俯仰今昔的凄凉情怀。
二十四桥、豆蔻梢头、春风十里、卷上珠帘、竹西歌吹遁入宋词中，谱就了宋人对于扬州歌舞锦绣、温柔富贵的遐想，也就展开了一曲曲缠绵旖旎的情爱悲欢。初见时的眼波流转，低头娇羞；离别时的执手相看，无语凝噎；别后的耿耿孤灯，丁香愁结，让扬州梦化成了青楼梦、红粉梦、佳人梦。“璧月小红楼。听得吹箫忆旧游。霜冷阑干天似水，扬州。薄倖声名总是愁。”（孙惟信《南乡子》）明月小楼，吹箫忆旧，烟花烂漫的时光如水悠悠，薄倖声名之下又有谁解那份无可奈何的心忧？“二十四桥游冶处，留连。携手娇饶步步莲。”（贺铸《南乡子》）“东南自古繁华地，歌吹扬州。十二青楼。最数秦娘第一流。”（贺铸《采桑子》）扬州本是歌舞锦绣地，温柔富贵乡，二十四桥曾携手同游，十二青楼最记秦娘芳姿。“豆蔻梢头，鸳鸯帐里，扬州一梦初惊。忆当时相见，双眼偏明。”（晁端礼《夜行船》）香囊暗解，罗带轻分，一夜情订，最难忘的是那秋水如剪。
②历史场景：故国黍离
450年冬，北魏太武帝南侵，破广陵而屠城；459年，竟陵王刘诞在广陵叛乱，沈庆之率师讨伐，城破后屠城。短短十年间，扬州两度城毁人亡，处处断井颓垣，只剩夕阳荒草，破败荒凉。鲍照目睹劫后扬州，感慨怆然之情油然而生，挥毫写就《芜城赋》，从此“芜城”成了扬州的别称。隋朝时，炀帝修通济渠，令人在堤岸上种柳树，并赐名杨柳；后又造龙舟三下扬州，在扬州建江都宫、临江宫、迷楼，月盈而亏，物极必反，他的穷侈极奢最终导致了家国的灭亡。而扬州亦如盛世烟云，徒留于历史的记忆之中。扬州城的几度辉煌，几度沉浮，又怎能不引起文人的古今兴亡之叹。于是，扬州梦又由芜城、迷楼、隋堤等历史场景构成了古今梦、故国梦。
星分牛斗，疆连淮海，扬州万井提封。花发路香，莺啼人起，珠帘十里春风。豪俊气如虹。曳照春金紫，飞盖相从。巷入垂杨，画桥南北翠烟中。 追思故国繁雄。有迷楼挂斗，月观横空。纹锦制帆，明珠溅雨，宁论爵马鱼龙。往事逐孤鸿。但乱云流水，萦带离宫。最好挥毫万字，一饮拼千锺。
——秦观《望海潮·广陵怀古》
词上片写眼前扬州的富丽繁华。扬州地域系属斗星和牛星所属的分野，北据淮河，南连大海，有八万多户人家。城中鸟语花香，风景秀美，扬州人豪迈挺俊，生活富庶。下片转向历史的回忆。当年隋炀帝行度豪奢，迷楼、月观高耸入云，以锦缎制帆，用明珠拟雨雹之声，珍宝奇玩更不计其数，一时之乐付出了倾国倾城的代价。而今，只有乱云、流水、离宫在向人们昭示着过去的繁华。
绿芜城上，怀古恨依依。淮山碎。江波逝。昔人非。今人悲。惆怅隋天子。锦帆里。环朱履。丛香绮。展旌旗。荡涟漪。击鼓挝金，拥琼璈玉吹。恣意游嬉。斜日晖晖。乱莺啼。 销魂此际。君臣醉。貔貅弊。事如飞。山河坠。烟尘起。风凄凄。雨霏霏。草木皆垂泪。家国弃。竟忘归。笙歌地。欢娱地。尽荒畦。惟有当时皓月，依然挂、杨柳青枝。听堤边渔叟，一笛醉中吹。兴废谁知。
——汪元量《六州歌头·江都》
汪元量身当南宋末年，目睹烽火扬州路后的扬州，所感慨的不仅是扬州的衰败，而是从隋炀帝巡游江都贪奢骄淫、放纵物欲导致灭国的历史中看到宋室河山风雨飘摇的悲景。全词以隋写宋，情感激越悲怆。
二、选择与遗忘
“历史事件首先是真正发生过的，或是据信真发生过的，但己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的事件。由于这种情况，为了将其作为思辨的对象来进行建构，它们必须被叙述，即用某种自然或技术语词加以叙述” [4]，集体性的或关于群体文化的叙述就更加体现出“叙述”时的选择性。宋人的扬州词作，集体性的选择了以二郎为代表的人物符号、以二花为代表的物象符号、以扬州梦为代表的场景符号来展示他们对于扬州的认识和理解，对扬州的感受和想象。按照阐释学理论家保罗·利科的观点，真实的事件被叙述出来，不仅是因为它存在过、发生过，而且是因为它还被“记得”。读者阅读到的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讲述者的叙事。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叙事指向了小说故事的虚构和想象，而历史文本也变成了一种文学的仿制品。所以任何关于历史和往日的复述都不会是客观的。宋人在选择这些符号的同时，实际上表明了他们潜意识中的情感立场和文化态度。有选择就有遗忘。例如，被称为“孤篇压全唐”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不仅作品描写的是扬州之景，而且作者也是扬州籍，论诗歌的艺术境界、流传程度、作者及作品与扬州的密切程度，都应在何逊之上， 但张若虚和《春江花月夜》却似乎被宋人遗忘，没有在扬州词中留下多少痕迹。那么，扬州词中的意象符号背后到底蕴含着怎样的文化意义？
1、二律背反
三组符号对比分析显示出每组符号都是一对矛盾的组合。
①才性理想与世情物欲
扬州的人物符号是何逊与杜牧，何逊在扬州时大约35岁左右，杜牧在扬州任掌书记时31岁，都是青年才俊型人物。
何逊因《扬州法曹寺梅花盛开》而与扬州结缘，其诗云：“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全诗景融情、物传神，盛开的梅花与诗人奔放的才情浑然一体，构成一篇咏梅佳作。明朝陆时雍之《诗镜总论》评曰：“何逊诗，语语实际，了无滞色。其探景每入幽微，语气悠柔，读之殊不尽缠绵之致。”最早的咏梅之作出自《诗经·秦风·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君子至止，锦衣狐裘。 颜如渥丹，其君也哉”，梅与君子高尚美好的德行相比附。何诗同样用比兴寄托的手法，以梅花不惧霜雪，敢抗风寒秉性表达自己的清高自守的理想和坚持。所以，扬州词中的“何逊”主要强调其文采高华，诗笔俊健，而且常常和咏梅相联系。如“似妙句、何逊扬州，最惜细吟清峭。”（高观国《东风第一枝？梅》），“扬州何逊在，试点染吟笺留醉墨。谩赢得、疏影寒窗，夜深孤寂。谩赢得、疏影寒窗，夜深孤寂。”（黄子行《西湖月·咏梅》）
杜牧有抱负，好言兵，以济世之才自诩，两年的扬州生活让杜牧“赢得青楼薄幸名”，于是杜牧似乎成了风流才子的典型。“红外风娇日暖，翠边水秀山明。杜郎歌酒过平生。”（高观国《风入松》）“杜郎老矣，想旧事、花须能说。”（周密《瑶花慢》）扬州词反复出现的“三生杜牧”（见前所引），意指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人生，喻说恍如隔世，亦暗示着情根之永种不断，主要着眼于杜牧流流连酒筵，徜徉青楼，欢歌曼舞，浪漫多情的一面。
何逊是高洁的，于冰雪之中倔强地傲立；杜牧是斑斓的，在花红酒绿之中左右逢源；何逊是纯粹的，健笔凌云，才性高标使他为世所颂；杜牧是驳杂的，杯中酒、手中笔、意中人一个也不能少；何逊是精神的，他的人格道德，他的文气才华是士大夫们雅化的理想和追求；杜牧是物质的，他饮美酒、拥美人、写美文，沉浸于物欲享乐而以物欲入文的生活方式、创作方式为后世文人津津乐道且乐此不疲的付诸实践。
②超拔脱俗与从众入俗
扬州的物象符号是琼花和芍药。关于琼花有四个传说。一为北宋仁宗曾把琼花从扬州移植到开封御花园内，到第二年琼花就枯萎了，送还扬州后，琼花又恢复了生机。二是南宋孝宗把琼花移到临安宫中，结果和仁宗相同。三是金海陵王攻占扬州后，把琼花掠往北国，幸得扬州太守培育残根，才使其绝处逢生。四是元世祖攻陷扬州后，琼花最终寂灭。四个传说的主旨都是称道琼花情系故土、不畏权贵，守身如玉的风骨，后两个传说还结合历史事件给琼花融入了民族气节的内涵。关于芍药最有名的莫过于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四相簪花”的故事。庆历五年（1045年）扬州太守韩琦后园中育出芍药新品种“金带围”，于是请王珪、王安石、陈升之前来观赏，酒席之间，于一枝上剪下4朵，四人各簪一朵，而后三十年，四人都先后成为北宋宰相。故事里，芍药成为了预示仕途显达，人生富贵的“吉祥物”，与功、名相联系，更近人情世故。所以，在宋词里，琼花往往和超拔脱俗的天界仙人相联系，如“无双亭下，琼树正花敷。玉骨莹云腴。已知倾国无能比，除非天上有仙姝。”（向子諲《最高楼》），吕岩干脆认为琼花是仙界的产物：“是真元孕育，有仙风道骨，岂是凡胎。”（《沁园春·琼花》）而芍药则被比喻成美女，如：“困倚东风，汉宫谁敢斗新妆。”（晁补之《望海潮》）“骨瘦挽先，肌韵恰好，花头径尺徐陈。”（陈亮《暮天花·红药》）
琼花与芍药同为扬州名花，但两者在外在形态和内在精神上却形成了鲜明的映衬和对比。琼花香而不腻，白而不艳，独而不群，定而不移。芍药芬芳四溢，色彩靓丽，耐寒耐旱，宜于群植。所以，琼花如隐士，芍药若官人。琼花近道，洁身而自好；芍药近儒，入世而亲民。琼花有超凡脱俗的清逸之韵，芍药有喜庆吉祥的富贵之气。琼花超拔，芍药入俗。
③个体私绪与家国情怀
扬州梦是扬州词的核心场景符号，它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从杜牧扬州诗中演化出的情爱场景；一是由芜城、隋朝江都旧事所构成的历史场景。前者“属私”，是个人在婚姻爱情生活中私人的故事、私人的情趣、私人的情感；是你侬我侬的长相守，是望穿秋水的长相思，是欲说还休的长相忆，是执手相看的长相别；它是抛却社会的理想、道义、责任、担当后一个个性鲜明的“我”，它是一个会流泪、会痛心、会缠绵、会柔情的“我”。后者“属官”，是个人面对外部客观世界呈现出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它是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直面担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价值追求；是“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言壮语；是坐而论道、行而施道，贫贱自守、甘苦自持的气节操守；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行为实践。
这两种场景，一种源于文学的想象，一种源于历史的真实；一种基于人的自然属性，注重个性情感，世俗生活；一种基于人的社会属性，强调文化身份、社会责任。
2.俗与雅的双重关照
三组符号的矛盾归根结底是理想与世俗、精神与物欲、俗与雅的对立。宋人对于矛盾两端并行不悖的选择和推崇，实际上正是宋代以来传统精英文化观念日益世俗化的一种隐性表现。孔孟以来的文化观念，强调以天下为己任的群体意识，并以个人的品格修养为起点，达到治国平天下。“朝闻道，夕死可矣”，对道的自觉追求和遵守就成为了人格评价的第一标准。颜回身居陋巷，箪食瓢饮而自得其乐被演绎成了经典的道德形象，时时刻刻提醒着人们克制个人的物质欲望去追求精神的完美与超越。个人完全被社会化，自我空间被无限压缩，个人的价值全在于道德理想的社会实践。唐中期这种观念开始出现变化，至宋代，则明显表现出向世俗人生追求变化的方向和趋势。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古今风俗，悉从上之所好。赵宋立国之初，为防止大权旁落，杯酒释兵权，推行偃武修文的政策，在“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的示训下，国家大开科举，厚俸文士，“恩逮百官，惟恐其不足”（赵翼《廿二史札记》）。于是大量文人士大夫成为朝廷官员，他们既有丰厚的俸禄满足奢华生活的需求，又可以用这种方式逃避朝廷猜忌，于是好富贵、积金钱，自娱乐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追求，纵情物欲享乐之风盛行一时。宋真宗的《劝学文》更写到：“官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秦向窗前读。”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高远理想，被形而下的良田积粟、高堂华屋、娇妻美妾、宝马香车的现实物欲追求所替代，成为激励读书人刻苦研习的目标和动力。
士大夫的物欲享乐之风不仅源于统治者的提倡和鼓励，也受到市民阶层的影响。宋代城市经济发展，市民阶层日益扩大。他们受教育程度低下，文化水平也不高，因此他们的生活欲望远离经邦济世和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只在“快乐原则”的驱使下追求物质对于感官的满足。庄绰《鸡肋篇》中卷：“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故其妇女多嫁于僧。欲落发则行定，即剃度乃成礼。”妇女嫁于有钱的僧人竟成一地之风俗，可见“好富贵”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追求。市民阶层偏于物质层面的享乐追求和重感官满足的生活情趣固然难免鄙俗，但是它却大胆肯定了人的欲望和要求，凸显了人个体存在的自我价值。
受这种生活观念的影响，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享乐也日益世俗化、物质化，游宴、狎妓成为他们主要的生活内容。宋代蓄妓成为一种时尚，尤其在士大夫中几乎无人不蓄妓。据《韵语阳秋》等宋代典籍的统计，当时欧阳修有妙龄歌妓“八九妹”，苏轼“有歌舞妓数人”，韩绛“家有女乐二十余辈”，张鎡有“歌者、乐者，无虑数百人”，“名妓数十辈”。一代名相晏殊，在士大夫中有“奉养极约”的美誉，其待客“盘馔不预办，客至旋营之”，但在养妓问题也未能免俗，“亦必以歌乐相佐”，“率以为常”[5]。而宴饮游乐更成为士大夫阶层一种普遍的生活习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六雍熙二年（985）夏四月丙子条记载：“是日召宰相、参政知事、枢密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至是，每岁皆然。赏花钓鱼曲宴始于是也。”朝廷将赏花钓鱼曲宴作为一种常例和制度规定下来，以致形成一种至上而下的文化习俗。“为君持酒向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宋祁《玉楼春》）、《醉落魄吴兴华老席上》（张先）、《南乡子 重阳日宣州城楼宴集即席作》（黄庭坚）、《清平乐初夏舞宴》（赵长卿）、《殢人娇 钱卿席上赠侍人轻轻》（向子諲）宋词诸多即席之作可见宴饮风行之一斑。
宋代文人生活理想的物质化、世俗化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士大夫的操守。实际上，在三教融通的文化性格下，他们更加注重人格修养的完善，更注重自内而外散发出的“神清骨冷无由俗”的萧散气质，所谓“士生于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黄庭坚《书嵇叔夜诗与侄榎》）。只不过这种完善是向内心的积极探求，而不是通过外在对于物质欲求的克制来实现。他们努力的以审美趣味的高雅发现来改造现实物质生活之俗，俗中求雅，化俗为雅，调和雅俗。欧阳修《醉翁亭记》中野芳幽香，佳木繁阴，风霜高洁，水落石出的游赏之乐、“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的宴酣之乐，是快乐原则下的感官之乐，物欲之乐，然“醉能同其乐，醒能叙以文者，太守也”，将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将物欲的愉悦形之于文，获得心灵的快乐，精神的超拔，唯有欧阳修而已。无独有偶，“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魏泰《东轩笔录》） 修史既是对历史的总结，又是对当代的借鉴，乃一时之盛事，编撰者既要有渊博的知识，又要有谨慎严肃的态度。宋祁修史，却在宴罢尽兴之后，红袖添香，巨烛增辉，在富贵香艳的场景之中进行深沉的历史思考，追求的是物欲充分满足之下绝尘脱俗的精神漫游。内心不断追求完美、超越，外在却刻意追寻美酒、美食、美人，俗与雅的对立就这样被调和了。
宋代扬州词中内涵相互对立的三组意象符号既是扬州城市的文化象征，又是解读宋代扬州城市文化和时代精神的文化密码。它们被选择和铭记，以词这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展现出有宋一代传统精英文化大众化、平民化的走势和趋向，宋代文人穿行雅俗之间，实现物欲与精神的双重满足，构建新文化伦理的努力和追求。
（本文为五邑大学青年基金项目“宋代都市词”研究成果，项目编号：30322003。）
注释：
[1][法]菲利普·潘什梅尔著，漆竹生译：《法国》，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8页。
[2]陈平原：《文学的都市与都市的文学——中国文学史有待彰显的另一面相》，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9年，第3期 ，第32页。
[3]唐圭璋：《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以下宋词均同。
[4]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一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5]转引至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余敏芳 广东江门 五邑大学 529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