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一样，文学的历史也往往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尤其是那些具有共同审美追求的作家，他们之间有相当深刻的心灵的“默契”。当我们把视野投向新文学运行的历史轨迹中时，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乡土小说和时隔60多年后的寻根小说的作家的“默契”自然地进入我们的眼帘。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飞扬和流动的视角来看，二者不仅是相通的，而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有声有色的地域性文化中所表现的自然生态下的生态和心态，以及渗透于其中的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是相近的。它们的出现不仅不是对现实的疏离，相反却是文学现实主义精神进一步走向深入的产物。
20年代的乡土小说和80年代的寻根小说之所以能高扬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主要依赖于作品中的鲜明厚实的地域特色的描写，这种描写包括该地区所独有的山川名胜、语言系统、风俗习惯、民族心理，以及该地区独特的民族精神文化特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氛围。表现在乡土小说中，作家的审美视野大都集中在自己所熟悉的某一地方的生活现实：如蹇先艾描述着闭塞的贵州；斐文中关心着榆关；许钦文注目于古老沉闷的江南水乡；鲁彦关注的是经受了近代工业文明冲击的滨海村镇；许杰再现的是民风强悍的原始性山区；沈从文描写的是湘西特有的世态人情、民俗风采……。而在这些独特地域生活的描写中，作者都把地方风物和风俗画的描绘放在十分醒目的位置，它对烘托、渲染地方色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许杰的《惨雾》，一开头关于环溪村和玉湖庆的描写，环溪的村落，尖头的篷船，碧水青山，无不映出了一派江南的绮丽风光。鲁迅的《故乡》、《社戏》、《风波》等更是将风景画和社会生活的风俗画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既突出了江南的水乡特色，又有力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可以说，乡土小说也正是通过不同的地域中独具的风物、风俗和文化心理的特异性的渲染，才使作品特别真切地展示出了一个地方的独特生活风貌。
浓厚鲜明的地域特色，表现在寻根小说中，作家们都以自己敏锐和深沉的目光对我国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思考和剖析，寻找种种文化之根，换句话说，就是按照不同的生活地域，把人重新归入远古的自然文化序列，通过表现各种序列的文化，(或者说，通过集中展示各种地理文化——如商州、吴越、湘楚、西藏、西部或草原文化、山村文化等)所独有的文明特征，有意识地强化着自己作品的地域特色。这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对本民族文化又一次全面深刻地回顾与总结。它用现代意识改造民族灵魂，重新构建民族审美心理和道德心理，铸造符合现代精神的民族性格。对儒道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给予否定和批判，寻找原始文化形态中勇健、阳刚的人格和进取、牺牲的悲剧精神，并给予肯定和颂扬。以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论，它以浓重的民俗学风味，把商州这一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和它在今天的种种变迁，活泼泼地再现在读者面前。无论是天狗吞月的传说和禳祝仪式的再现，还是富有地方风味的秦腔、跑社火、唱皮影戏、佩香囊、办送嫁席，乃至“换老婆”、“招夫养夫”等陋习的描绘，……，无不浸透着商州特有的文化习俗和山民的雄健朴实，使人真切地领略到了商州地区的独特文化风貌。
乡土小说与寻根小说中这种鲜明的地域特色，不仅自然而然地构成了它们不同于其它流派创作的一种独特的色调和艺术氛围，使“任何时间跨度内的事物都不同程度地蒙上空间区域的色彩，被空间的特征同化了，淹没了”(陈晋《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而且也程度不同地提高了各自文坛上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水准。以“乡土小说”而言，它构成了对二十年代初期的“问题小说”的明显超越。同时也克服了当时文坛上存在的“学生腔”和“欧化”倾向，使作品的艺术真实性大为增强，大大提高了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水准。以“寻根小说”而言，作品通过展示各种地理文化所独有的文化特征而凸现的地域特色，就有力地矫拨了当代文学中典型环境的再现，往往只专注于政治氛围的变迁，而忽视相对恒定的整个文化氛围描述的缺陷，使人物刻画更丰满，富于立体感，这也有力地消解了以政治内容压倒一切，以某些政治概念、政策和路线单纯图解小说的偏颇。它标志着中国文学成熟的开端，对文化的批判和对人格力量的肯定始终是贯穿在“寻根文学”中的主潮。
此外，乡土小说和寻根小说中浓厚的地域特色，又使作品同时具有了比较浓郁的民族特色，而且有力地矫拨了在两个十年初期创作中一度出现的“西化”倾向。而这种矫拨，既促进小说回到民族化的道路上来，又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这是现实主义艺术最基本的原则。它们对地方色彩、地域特色的着意浓化和展现，使作品大大加浓了现实主义成份和艺术容量，强化了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作家从文化的层面上去把握生活的真谛和揭示人物的性格内涵，强调了文学的文化因素，把对人的审视由传统的单一的政治视角转向综合的文化视角，这就增强了小说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从而使小说的现实主义文化精神在这片肥沃的土壤上高扬了起来。
单位：甘肃水利水电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