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题材作为边地题材的一种，在唐前汉文学的众多题材中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与地域性，云南以其丰富奇特的资源环境、令人遐思无穷的独特魅力，吸引着内地文人，其在自己的笔下建构出与中原文化迥然相异的空间。云南题材在汉文学文献中的注入，为汉文学发展增添了生机，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内地文人的文学想象力和文学创造力，在文学长河中流光溢彩。
《道光云南通志·艺文志》首次明确地把云南文学文献分为“滇人著述之书”和“记载滇事之书”两大部分，既突出了地域性，又不拘于纯粹的地域观念。这里所谓的云南题材，乃是中原文学文献典籍中涉及云南之地、之事之文，大致包含历史事件、人物事迹、地理博物、神话传说等内容。唐以前汉文学的传播与云南少数民族对其的吸收浸润是云南与内地文化交往中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内地汉文学中关于云南的题材，虽散见于史籍文献、古小说、类书当中，皆为单篇，有的甚至只是只言片语，但作为了解云南早期文化文学的窗口，即便只是吉光片羽，亦是弥足珍贵。无论当时撰者的心态与视角如何，云南题材确实已经成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文学史籍资料也是研究云南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
一、开阔了内地文人的视野
自汉武帝经略西南夷后，内地与云南往来日益密切，但大规模交往仍要到唐代及其以后的历史时期。云南对于内地汉人来说是极其陌生的，在中原人士看来，云南乃蛮夷聚居之地，偏僻玄远、尚未开化，到处都有令人望而生畏的烟瘴和毒水。但云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无论历史上还是今天，都是中国重要的组成部分。战国时庄蹻入滇、秦时“五尺道”，西汉时汉武帝经略西南夷、设置益州郡，俨然为内地打开了崭新世界的大门，云南丰富的物产通过不同的渠道逐渐传入内地。
《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永昌“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云南县有神鹿两头，能食毒草”。各种丰富的物产，全新的物种，都让内地人大开眼界，倍感新鲜。而西南各少数民族风俗迥异奇特，内地人更是前所未闻，为他们提供了想象的基础与空间，凡此种种，既让内地文士觉察到从未有过的新鲜刺激，对这片陌生却又新奇的土地望而却步，却又充满无限遐思。内地文人未必真正到过遥远的云南边地，但正是脚步所未能及，更醉心遐想之中。文人的文学视野由中原拓展到殊方绝域的新奇事物，新的题材内容涌现于内地史籍及小说等文学作品之中，云南题材开始在内地汉文学文献中占据一席之地。
二、丰富了内地汉文学的内容
殊方绝域带来了全新认知，内地文人的文学视野不断扩大，他们有了新的审美感受，思维意识中便不自觉多了一种自由想象的经验，探求远方异物的兴致在地理博物学的影响下持续高涨，文人的视野和文化观念不再局限于中原大地范围之内，而已拓展到距离中原千里之外的广袤空间，无论是荆楚文化、吴越文化还是被他们视作蛮夷的西南边陲，都成为他们渴望探知的对象，并在文学作品中大肆描绘。
云南题材作为文学题材的一个类别，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丰富汉文学作品内容的作用。历史散文中有关云南的各种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的记录，辞赋文章中铺陈渲染的草木鸟兽、山川地理，志怪小说、野史杂录中出于玄想的地理博物、珍奇异物、奇风异俗，每每与中原大相径庭，焕发出独特的光彩。可以说，云南题材触发了内地文人的求知欲及认知新世界的乐趣，在知识的陌生处寻找未曾涉足的领域。他们感叹奇珍异物带来的内心冲击与惊喜，编织充满异地色彩的新幻想，欣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新触点。《搜神记》卷十二“鬼弹”条乃是对边疆异地毒烟瘴气的想象和恐惧，《博物志》“经日必生如故”的越雟国“神牛”，《神异经》中可食铁饮水的“啮铁兽”，《西京杂记》中报时精准的“长鸣鸡”，无不让汉文学作品多姿多彩，妙趣横生，丰富和影响着汉文学作品的内容。
此外，流传于云南的神话传说，以其巨大的文化张力为内地文人所接纳認同，蕴藏着并表现出完全可以同汉民族神话相媲美的内容和艺术魅力。此期有关云南的金马碧鸡神话、九龙神话、夜郎竹王传说，承载着汉民族与云南交往的痕迹，是云南各民族对祖先创世的历史记忆。云南神话传说为汉文学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土壤和素材，丰富了汉文学作品的内容。
三、增强了文学的艺术表现力
云南题材中的地理博物内容与神话传说内容，拓展了内地文人的文学创作空间，激发了文学的艺术想象力。对于种种史籍文献资料、地理博物书、志怪小说中关于云南的记载，一些已趋于比较科学如实的记载，即便杂以神异，也仅仅只是稍加点缀;一些则从现实生活取材，试图以丰富大胆的玄想进行描摹，在增加真实感的同时又充满夸张与幻想，在远方异地建构创作空间。题材的改变和扩大，为汉文学作品注入新的审美意识，增添了知识的沉淀和积累。
夸张与幻想的运用，无疑又增强了文学的艺术表现力。例如，《博物志》中关于永昌异物琥珀“松脂沦入地中，千年化为茯苓，茯苓千年化为琥珀”的记载，此“千年”即为超越时间的夸张，也反映出时人对于自身局限超越的愿望。周处《风土记》记载：“南中，六月则有东南长风，风六月止，俗号黄雀长风。时海鱼变为黄雀，因为名也。”由于时人认知的局限性，无法科学解释某些自然现象，于是做出诸如“海鱼变黄雀”的想象，故而内容神奇荒诞。谯周《异物志》则载：“越雟河有鱼，皆人形而着冠帻。俗语曰：故没郡，人悉变而为鱼也。”这样的幻想和夸张打破了人们的定势思维，丰富了文人的幻想力，当然在某种程度也满足了内地人士好奇的期待视野。
云南题材中地理博物、珍奇异物等诸多内容，表现出内地人强烈的尚奇心理和探究未知领域新知识的渴望，在内地文人笔下，云南的风俗物产或出于真实，或源于想象，让文学作品多姿多彩。例如，《广志》记载了哀牢夷人的奇风异俗：文面濮“其俗劖面而以青画之”，折腰濮“生子皆折腰”，僚民则“以鼻饮水”等。这些奇俗是内地人士闻所未闻的，他们在感到匪夷所思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对世界的认识观念。
当然，一些记载中往往带有失实或夸饰的痕迹，是文人为了营造神秘的氛围有意为之。《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永宁元年（公元120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这是类似杂技、魔术一类的表演，此则在《东观汉记》《桂阳列仙传》等作品中均有记载，精湛的技艺、变幻莫测的视觉享受无不让内地文人咋舌称奇。舐食铜铁的“食铁兽”在文学作品中屡屡出现，“可以治蛇虺毒”异兽“茶首”、“金形似马，碧形似鸡”又可昭显汉室福瑞的金马碧鸡，无不在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中，在文人恢诡谲怪的想象中，为内地文学增添了绚烂神秘的色彩，亦满足了读者的
涉奇心理。
云南题材往往被放置于辽远的空间之内，去一一罗列描绘云南的历史人物、山川河道、地理风物、飞禽走兽、草木虫鱼、花果珍物、神话传说，在地理博物书及地理博物志怪小说中，体现出新的审美内涵，增强了文学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四、增进了人们对云南边地的认识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云南又是一个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地区。楚人庄蹻率众入滇，汉武帝开通西南夷，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大量蜀人进入云南。汉晋以来，中央政权对云南的行政管理虽以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为前提，但对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加强了云南与内地的联系，内地人由对云南知之甚少到逐步了解，为社会结构带来新内容。有关云南的历史记载得以在史书中呈现，乃至云南的山川河流、风俗物产、神话传说开始出现在内地文学作品中，丰富了内地人士对云南的认识和想象。
虽然人们对这片神奇地域的看法仍然脱离不了玄远蛮荒、神秘莫测的窠臼，但云南题材在汉文学作品中出现，成为内地人进一步了解云南的媒介。人们通过云南题材了解到云南少数民族的地理风貌、民俗风情、经济文化，惊叹云南各种各样的新奇物产、珍异瑰宝，见识西南夷幻人的精湛表演、神奇技艺，探寻云南这个异域遐方上少数民族的奇风异俗，关注神话傳说带来的文化魅力。这样一来，内地人士在汉文学的云南题材中开掘新领域，拓展新视野，获取新思想，增进了他们对云南边地的了解和认识。内地固然与云南存在着地理文化差异，然而自古以来，汉文化在云南得以传播，交融碰撞中必然出现共通性，无论精神信仰抑或人性情感，因此内地人必然会越来越正确地认识云南，认同云南。
有了唐前内地和云南边地交流互动的基础，南朝以后，两地出现了大规模的交融，人们加深了对云南的认识和了解，有了更进一步的民族认同和心理契合。凡此种种的影响之下，南诏以后的云南题材更加丰富多彩，内地文人不再囿于探究玄远的尚奇心理，在诗文中大量描写云南风物风俗的同时，也深入到民族民生的问题上来。可以说，唐以前是两种文学相互融合影响的发端与萌芽期，为南诏以后两地的文学交往奠定了基础。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唐前内地汉文学文献中的云南题材研究”（项目编号：2018JS76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