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闿运对榕树的记载，这里面可看出明束清初“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迁徒的影响。对客家人的生活习俗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客家人有从原住之家乡带榕树苗到新聚居地的历史。
王闿运对四川最大胆的评价不是说蜀米无味，而是说“蜀亦外国也”。四川是外国，恐怕这是古今中国人对四川最出位的评价。王氏在长沙与家人及朋友分别时，有朋友问他，“言往俄往蜀孰利?余云蜀亦外国也。然二刘年少，当往俄以练习人事，大刘仍留乡居，打佃夫槌王匠可也。此所谓思不出位”(1880年2月3日)。将入蜀与远赴俄国同等看待，并视蜀地若外国，不亦奇哉?王闿运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在近现代意义上的公路出现之前，古代四川与外界交通艰难，惟两条主要道路出川：一条为通往北方的川陕大道，北上陕西或者北京；二条则为峡江水道，东出夔门，前往江南地区，或者北上抵京。当然，两有通滇之南丝绸之路，往南亦有从泸州至贵州到达南方的道路，但西南两方在古代均不是文化、商旅中心，故这两条道路多为研究者所忽略，这是不应该的。人们谈蜀道的确大多只及川陕大道、峡江水道，这是为情势所定，非人力所能左右。“势”则是川陕、峡江二道远大于其它出蜀道路之作用，“情”则是为“势”所生，“势”大则“情”之记载细密且多。关于川陕、峡江二道的沿途风物人情之记录，自古不绝，以迄于今。关于蜀道情形之记载，陆游、范成大为此中之显者，王士性、俞陛云则稍有掩忽。迨至近现代外人入蜀之记载则有竹添进一郎、山川早水、中野孤山、伊沙贝拉、伯德、古伯察，乃至公路筑通后，蜀道依旧艰于行进，抗战军兴，大批人物入川，故有黄炎培、陈衡哲、舒新城、罗常培等先生入蜀之记载，此间夹杂着一位从湖南来川执长尊经书院的人物王闿运。他几度入蜀及返湘，进则由两湖过三峡达万县，万县经南充、遂宁，而抵成都；出则由成都坐船过乐山、宜宾、泸州，直趋重庆，出三峡而达长沙。他几进几出四川后，对蜀道难的问题也看得比较豁达了，“往闻难而沮，今来此往过此，亦无复难，事不可惑人言，人言徒足阻气壮”(1879年12月7日)。所以他才有重过杜甫由蜀至湘的道路时，“珠笑其不能自振”的豪迈(1879年12月14日)。让我们来看看这位旧日读书人沿蜀道行进之日记里，都观察到了些什么，以便丰富我们对巴蜀文化之研究。
一
1878年11月9日(所言均为农历，下同)王闿运由长沙出发至12月27日抵成都，此为第一次入蜀，费时一个半月有奇，此后数次进川费时大抵相同。古之学者，行旅之中，翻读各家地理志书，以为舟行陆进，沿途观察之资，已成常态，不似今人之带去两铜圆般的眼睛，而一无所获。王氏启程即阅《水经注》，有补充，有驳难，复以实地观察，常看出与郦道元相左之意见，特举二例。“所云‘百七十里不见天日’者，殊非实迹矣”(1878年12月1日)，殆横柯其上，在昼犹昏的景象不复见之故；“船行四十里过巫山县峡，亦未见峻，石粗疏而不能生草木，所谓亏蔽曦月者，北人语耳。余所见川峡若此者不可数，无此长耳。……又三十里至将军滩，疑郦注误新崩滩在此也”(1878年12月2日)。王氏固有异举以鸣高的脾气，但并不每件事情都滥用意气，否则其所著之湘军志及一系列关于湖南的地方志，便不会引起众多史学研究者的关注。
奇异景色，为王闿运所乐道。“饭于孙槽，从此至梁山皆缘谷直下，余前行殊末审，山景甚奇，作诗赏之……又见民居厨下泉流出为瀑布，感新召鲍超事，戏题一绝：‘茅屋春云袅爨烟，更无人同古松年。谁知竈下残余水，流作山头百丈泉。’”(1880年3月4日)。我认为此种景致实在天下一绝，半生走过许多地方，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别人有洞天的厨房布局，与大自然混然天成。要不是有这样风景殊异的美好景致，王氏一定会看到湘军干将鲍超被提拔的消息，深感自己怀才不遇，而不能以谐语出之。原以为此乃天下无二，哪知后来读黑泽明自传《蛤蟆的油》时，又遇着此种人工依托大自然的绝佳布置：“这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流水从厨房里穿过去，和村街的小河相通。据说，从前在这个厨房里抓到过鲑鱼。厨房安水闸的地方就是洗槽，鲑鱼就曾游到过这里。”(南方出版社P90)鱼直接游到厨房之下，真让人葛天氏之民之叹。王氏说自己“前行未审”固是事实，但时序也是大有瓜葛。前行是冬天，此时则是春天，虽是“春寒犹重”，却是“比日杜鹃声相映”(1880年3月7日)，所以厨房下流泉为瀑布之景象，只有此时才能看到。在一周后的日记里，王闿运又提到气候与禽鸟之关系，亦可佐证春天万物复苏的景象远非冬日凋蔽可比。“今日已食樱桃，谷雨日始司布谷，初五日闻子规，草木之知时不如禽鸟也”(1880年3月14日)后来再一次由万县经过梁山的时候，王闿运发现一奇景，令其赞叹不已。“道中见溪瀑悬流，黄浪奔而下，激成白气腾而上，上下相冲，几欲相敌，生平未见之奇景也，又见小无溜奔飞，涛欲啮人，吼若雷怒，不觉心胆俱壮。惜非大景，不足赋诗，口号二绝句记之”(1882年5月3日)。王氏看来真的有点激动了，竟将此景以庐山瀑布相喻。“急溜奔涛石道寒，海飞雷吼壮奇观。何须苦向源头辨，且作庐山瀑布看”。四川令王氏心折的景观似乎不多，唯此景与嘉陵江之水得其好评，亦可谓异也。“嘉陵江色蓝碧，余所见天下水此为最丽”(1878年月12月20日)。
二
沿途风景固是舟行出进之人所欲关注者，但对沿途的风物民情、物产丰欠之注意，亦可从中看出被时社会诸多风貌。盐为人类从卉至今不可缺少之食物，但古代食盐之获得较今人困难得多。王闿运虽未到过自贡，但对沿途之井盐与巴盐(俗呼盐巴)都有记载。(夔门)“稍上有盐竈，舟人云名殠盐矶，以前盐不可食，近岁有贫子得肉无盐，试濡之，鹹香可食，因有煎竈也”(1878年12月5日)，得肉无盐，不能使肉味尽显，其苦可知，因之从地名而得录舟人之解释附于日记中，可见王氏对民俗风情之重视。峡中所记物产本不多，殆三峡地区大多为贫脊之地。关于贩盐，王氏曾记大竹“道中多有牛驮运盐”(1878年12月17H)、“沿途盐贩不绝，道隘人众，殊不畅人意”(1878年12月19日)、“出西门循山陂陀途，皆担米豆上，买盐下者，米豆出广元、乐至，盐出蓬溪，小民以为生计”(1878年12月20日)。沿途说着贩盐的事，但只有在蓬溪才真正遇着井盐。“(蓬溪)始有盐井，从石上凿一洞，口不过径三寸，深可数十丈，浅者犹十丈许，皆以刚铁舂之，见盐而止。上施鹿庐转盘，紧篾于竿，竿及井底，则一竿通为一简，筒可容水桶也，向汲卤水上矣。篾长短视井深浅，井佳者日得水十许桶，少者一二桶，桶可得盐无六斤，井费百干，用功五六十日。取水
叫用二人，利未为厚也。舁丈云蓬、射盐不如富顺，又无火井，差促供民依食”(1878年12月22日)。巴盐和井盐都为四川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不能想像缺少食盐，四川的历史与文化能有曾经的这般辉煌。
另外，王氏每每从历史地名来考订物产之准确性，且有存疑之科学精神，值得称赞。他在巫峡至裴石后说，“‘裴’当作‘碚’，蜀中谓石入水中为碚”(1883年4月24H)。其所到之处，便多思考，辨正《水经注》。并十过泸州的途中，纠正徐霞客言岷江为长江正源之说，“金沙江乃真正江源正流”(1881年11月4E1)。观看山水风物，而得到关于“屈、宋”的“人文地理学”，“初月一钩，山川饶艳，初疑秭归山水陕急，何以生屈、宋，今乃知其骨秀也”(1883年4月5日)。他对物产尤多究心，“自此至云阳，汉设三橘官，今惟黄甘颇佳，未见橘也。又橘橙相类，不知其所以异”(1878年12月6日)。
“询李眉生家，故在城郭外。中江多山童，稀垦种者”(1878年12月25日)，四年过后，他说“中江山则童秃如坟，过兴隆场，乃有赤山，余前有诗赏之”(1882年5月16日)。这说明由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迁徙，滋繁甚众，在清朝中后期，已造成四川的生存压力。
关于蜀道沿途所见之树木花草如樱桃、枇杷、榕树、紫荆、榴花、红花、罂粟、红刺等，他在1883年4月24日至27日的日记里均有详细记载。另外在1882年5月6日于梁山道中咏蔷薇，同此他还有咏了一种不知名的野花，“梁山道中，有化初夏满山谷，土人不知其名，图归以示知者，先题一绝：‘粉红圆瓣细绒鬓，欲问芳名《蜀志》无。花似剑南官样锦，画归题作野茱萸”。反而是四川的桂花不被他欣赏，如他在内江一地，“登小楼见老桂四株，花繁而香微。蜀桂水香，亦一典故也”(1882年8月24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闿运对榕树的记载，这里面可看出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迁徙的影响。对客家人的生活习俗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客家人有从原住之家乡带榕树苗到新聚居地的历史。“二十五里至乾霸，小歇椿树下，树垂垂有子，土人呼为黄桷树，豫章之变种也。闽、越、蜀则变，他土则否。章，美材，榕，散材，地气入界则不同，未知其由，大要土碱如此”(1878年12月18日)。我不懂植物学，对土壤之使材质变异也没有研究，但王氏记录的榕树作为进入一个村庄之标记，在川东到川西的许多丘陵地带，确是事实。而且榕树作为四川村庄之标记，在明清以前的文献中似乎尚少发现，而在明清以后的文献中逐渐增多，与客家人之入蜀当有一定的关联，日本人中野孤山的《横跨中国大陆——蜀游杂俎》里专门有一节谈及“嘉定港与黄葛树”。“三十里兴隆场，蓬州地。居民多操零陵土音，云客土各分，零陵人不改乡音也。然土民实亦多永州五，妇女操作亦如永俗，盖习渐始然”(1878年12月19日)。前者提及黄桷树，后面说到永州、零陵习俗，这是典型的“湖广填四川”的活历史。在粱山一带，“往湖广会馆看戏，路遇一丁姓，云常、永、宝三府公建。而自称湖北人，不知原籍何县。问其来，则雍正中”(1882年5月5日)，更是湖广填四川的又一佐证。他在读《蜀志》时进一步提到榕树，“阅《蜀志》物产叙录，甚有法。吴省钦记黄葛树，以为疑即榕树。余一见即识之，以此知博览之益。凡未见而考求者，虽是而疑非也。孔子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识鸟兽草木不难，知其异名为难。《尔雅》所称今悉在目前，但不能名耳。”(1879年1月26日)
关于此点，同为湘人的钟叔河先生也曾谈在《念楼集》有申说。王氏提及蓬溪一带以红苕为主要食物之一，也与今日被称之为苕国的川北一带(蓬溪、盐亭、西充等地)作物种植相符。“土民乏粮，多恃薯蓣芦菔为食。至此始有橘，犹不及黄甘之多”(1878年12月21日)。四川的红苕种植，查家谱、方志系客家人从1733年左右带入，为繁殖因明末清初地广人稀的所缺之人口，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度过不测之灾荒年成——尤以道光十八年(1838年)川中大灾后红苕的栽种面积大幅度增长——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关于红苕对四川民众相关生活，比如食物结构、川菜菜系、以及气候森林诸方面的影响，我准备从细节人手，有意做个专门的个案研究《一种农作物的蝴蝶效应》。
三
外国人初入中国，对于中国旅舍不洁之印象，厕所之污秽，臭虫之多，多有记载，尤其中野孤山《横跨中国大陆——蜀游杂俎》里对此记录详细而深恶痛绝。外人看到旅舍窗明几净一定欢呼雀跃，但王闿运的“中国眼光”，让政治敏感度不够高的中国人都深感意外。“宿五龙场，店阁明净，为栈房四阿重屋，僭宫室之制”(1880年3月10日)，离南充不远的这座旅店，如果王氏有告发之心的话，肯定能够领到忠于秩序的奖赏，好在他还没有这般下作。不过他内心里对秩序的恭顺态度，真有点害了斯德哥摩综合症的样子，此病的原头自然要追溯到大家的老师孔子那里去。“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样的僭越都可以忍耐，还有什么不可以忍耐的呢?一个中国人与一位外国人对一家旅舍的态度竟可以如此不同，制度所衍生的文化观念之别之大，可不令人浩叹?
以貌取人是察言观色之辈的常态，王闿运行到中江，也遭遇了此等尴尬。“店小二处我以侧室，犹以为不配，黄翰仙来必不至此”(1880年3月13日)黄翰仙是王氏当官的朋友，当然“必不至此”，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还是止不住略有感慨。其实不也不怪那店小二，彼时他当然还没有建立“货币面前人人平等”的经营概念，他心目中固有高低贵贱，王闿运何尝没有呢?前述旅舍“僭宫室之制”的说辞，看上去正当无比，其实在此处就正被店小二的“等级制度”观念“暗算”了一回，店小二狗眼看人低，不可谓之冤枉。可惜以王氏彼时的见地，可能一辈子无法想清此问题。 王闿运数过兴隆场，不只一次遇着赶集。“十五里兴隆场，前过时墟集，今亦以初九日过，复逢墟集，人则少矣”(1882年5月9日)，“州里至甘草岭，有墟集，前似未见也”(1882年5月11日)，但遗憾的是没有更多的记录，否则子研究近现代场镇的兴趣是很有用的。有次在端午节路过南充，他对此细加描述道：“渡水便到顺庆府城里，街市卑陋，人甚繁庶，云方赛城隍神。自五至十五日，老妇百里来烧香，村妆竞饰，如新年也。自渠至此境，时闻书声，民气较朴”(1882年5月10日)。数次停留重庆，没有更多之记载，只一次停下来去游涂山。亦无特别的感受，倒是在重庆见月为难得之记载，“夜视江烟，似有月光，出船望之，初月正明，所泊亦尚清净”(1881年11月7日)。而在三峡一带，他曾见过参加袍哥组织的人，“坐茶棚，见若哥会者数人，神似何人，而不能举其名，大要蜀派多如此。吾门三四十人，庶乎其免矣。蜀派初若飒爽坦率，其诈乃不穷，吾数为所误，今乃识之耳”(1882年4月27日)，他对袍哥组织的帮派及欺诈是着力批评的。但王闿运对四川最大胆的评价不是说蜀米无味，而是说“蜀亦外国也”。四川是外国，恐怕这是古今中国人对四川最出位的评价。王氏在长沙与家人及朋友分别时，有朋友问他，“言往俄往蜀孰利?余云蜀亦外国也。然二刘年少，当往俄以练习人事，大刘仍留乡居，打佃夫槌王匠可也。此所谓思不出位”(1880年2月3日)。将人蜀与远赴俄国同等看待，并视蜀地若外国，不亦奇哉?王闿运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