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目前，吸引高端国际人才是中国政府实施的重大战略。本文首先利用OECD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间的双边数据，实证分析了吸引高端国际人才（管理型人才和专家型人才）流入的东道国及来源国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258对国家（或地区）间的双边科学家流入数据，实证分析了吸引国际科学家流入的东道国及来源国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对高等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地促进高端国际人才流入;东道国与来源国之间双向的移民存量有利于东道国吸引高端国际人才;东道国与来源国之间的服务贸易特别是知识密集型高技术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的增加能够显著地提升东道国对高端国际人才的吸引力，东道国货物贸易进口的增加也对高端国际人才流入产生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东道国要想更多地吸引国际科学家，应当更加注重对高等教育基础设施及设备的投入、重视对教学材料及教学服务的投入，一味地增加员工薪酬对吸引国际科学家并不存在正向影响。本文研究结论对中国正在实施的国际人才引进战略具有政策指导意义。
关键词 高端国际人才 国际科学家 教育因素 文化因素 经济因素
一、引 言
劳动力跨国流动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新特征。国际人才作为知识的载体，越来越成为一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和提升国家科技水平的根本保证（魏浩等，2012;OECD，2018）。国际人才流入能够为东道国带来额外的高端劳动力，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Gagliardi，2015）。更重要的是，国际人才流动能够带来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的融合和创造（OECD，2010;OECD，2017）。当今世界是以人才为第一资源的知识经济时代，人才争夺日益突破国界，从企业层面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国与国之间出现了“零距离”竞争的态势。
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高端国际人才。从1994年实施“百人计划”开始，到2008年推行“千人计划”，中国一直在努力吸引国际人才来华，但是，我国的国际人口比例依然处于世界较低水平。在新时代背景下，国际人才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国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2016年《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指出，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人才资源，主动参与国际人才竞争，确保人才引得进、留得住、流得动、用得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实施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完善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放宽技术技能型人才取得永久居留权的条件;加快完善高效便捷的海外人才来华工作、出入境、居留管理服务。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集聚国内和国外的各方面优秀人才。2016年，公安部推出了支持北京创新发展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涉及外国人签证、入境出境、停留居留多个方面，为落实人才强国战略迈出了深化出入境改革的第一步。由此可见，新时代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境外人才引进问题，并已采取相关措施为境外人才来华减小障碍、创造条件。
然而，人才跨国流动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工程，如何多方联动、创造吸引人才流入的环境，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明确的问题。因此，对高端国际人才跨国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OECD提供的移民存量数据，定量研究了高端国际人才特别是国际科学家流入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中国吸引高端国际人才提供借鉴与启示。
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在研究方法方面，已有文献主要采用的是问卷及访谈等定性分析的方法，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的比较缺乏，而本文采用主流前沿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定量分析;②在研究视角方面，大部分已有文献基本上都是围绕移民总量问题进行研究的，而本文针对高端国际人才进行研究，重点研究了管理型人才、专家型人才、科学家三种典型高端人才跨国流动的动因问题，研究结论对中国政策制定更具有针对性;③在所用数据方面，本文利用两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弥补了以往数据缺乏导致的针对高端国际人才进行定量研究的缺乏，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计量模型与数据来源;第四部分实证分析了高端国际人才流入的影响因素;第五部分实证分析了国际科学家流入的影响因素;第六部分为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人才”（talent）这个概念在学界一直缺乏一个明确的定义。Mahroum（2000）将人才分为五类：学生;学术工作者和科学家;管理者和行政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企业家。鉴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目前有关国际人才流动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大多是针对国际留学生的（魏浩等，2012;McMahon，1992;Beine et al.，2014）。
2008年，中国政府颁布的《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国家“千人计划”引进的人才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教授职务的专家学者;在国际知名企业和金融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具有海外自主创业经验，熟悉相关产业领域和国际规则的创业人才;国家急需紧缺的其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根据这个引进人才标准，结合本文的数据情况，本文将所研究的“高端国际人才”进一步划分为“管理型人才”和“专家型人才”两大类。其中，“管理型人才”包括经理人、企业家等，“专家型人才”包括科研人员、专家、科学家、技术人员等。不同类型人才之间既存在共性，又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因此，有必要对不同类型人才分别进行研究。
就管理型人才而言，已有研究重点考察了经理人和企业家跨国流动的影响因素问题。部分学者从收入因素、贸易因素等角度探讨了经理人跨国流动的动因。例如，Mahroum（2000）认为影响经理人跨国流动的因素主要有收益和酬劳。Globerman（2000）指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减小了两国之间人口流动的障碍，增加了两国之间的经理人流动。相比经理人而言，已有研究更多地关注于企业家这类管理型人才，从政府政策、社会网络、经济环境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Mahroum（2000）认为，企业家国际流动的因素包括政府政策（移民政策、税收政策、保护政策等）、融资便利度以及行政机构的效率等。Patel和Conklin（2009）、Mustafa和Chen（2010）、Smans 等（2014）基于社會网络理论，分别以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企业家移民为例，考察了亲属关系和种族关系对企业家跨国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可信的社会关系是影响企业家移民的重要因素。Rahmandoust等（2011）通过访谈定居在马来西亚的伊朗企业家，得出结论认为，除了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外，与企业有关的其他因素，如同国际市场的联系、低创业成本、规范的行政手续等也能有效地吸引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