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丁玲
故乡都已遥远。生活正在开始。
一个古老的都市，一个苦难却又充满刺激充满诱惑的时代。未来的故事，就在一次偶然相遇中开始。谁也没有将目光投向未来，谁也不会在充满热情和理想的年纪，去构想未来漫长曲折的路。更不会料想一次简单的相识，一个寻常到毫无传奇色彩的故事开端，会延续那么悠长，会叠现出那么多的画面，会在散发出令人回味无穷的气息之后又带给人们无穷的遗憾。
沈从文与丁玲，相识了。正是开创生活的年纪。回忆往事是许多年之后的心境，此时，则对每天发生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感到一种亲切。
一天早上，我正坐在窗下望到天井中没有融化的积雪，胡带来了一个圆脸长眉的年轻女人，来到我的住处。女人站在我的房门外边不动，穿了一件灰布衣服，系了一条短短的青色绸类围巾，什么话也不说，只望到我发笑。教育同习惯使我永远近于一个乡下人，当时是一点不会客气的，我就问她，“你姓什么？”那女子就说，“我姓丁。”好了，这就得了，于是我房中就多了一个女人了。坐下时，女人还是笑，我那时候心里想：“你是一个胖子的神气，却姓丁，倒真好笑咧。”(《记丁玲》)
这就是丁玲给沈从文的第一个印象。时间：1925年春天。地点：北京。引文中提到的“胡”，即胡也频。
此时的沈从文，正处在从极其艰苦的自我奋斗，走向成功的文学之路的转折时期。
从遥远的湘西来到这里，沈从文已经度过了三年左右的时光。在这些日子里，这位当过湘西军人的年轻人，一直在困境中执著地做着文学的梦。他试图进大学成为一名正式大学生，然而，几乎没有上过正规学校的他，在考燕京大学国文班时，只得了零分。他只能在公寓自己的“窄而霉小斋”里，忍受饥饿和寒冷的痛苦，无休止地写着。对于他，文学的诱惑是不可抗拒、无法摆脱的。
沈从文的命运，似乎是随着郁达夫的到来而出现转机的。1924年冬天，在收到沈从文的信之后，郁达夫走进了“窄而霉小斋”，看望处于穷困之中的这位22岁的文学青年。沈从文的窘状激起了郁达夫对社会的愤慨，当天晚上，他就写下了为沈从文大声疾呼的文章《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1925年1月，沈从文的作品开始在报纸副刊上发表，其中的一个副刊为《京报》的“民众文艺”，编辑者之一便是胡也频——当时叫胡崇轩。
胡也频比沈从文小一岁，1920年离开家乡福建，曾在天津大沽海军预备学校读书。学校停办，他来到北京，也在艰苦的生活中做着文学的梦。在发表沈从文的作品之后不久，胡也频和另一位编辑项拙来看望他。共同的文学兴趣，相似的生活感触，把他们紧紧连在一起了。
胡也频在认识沈从文之后没几天，便把丁玲带到了“窄而霉小斋”沈从文的面前，就这样出现了一个陌生、新奇的女子，一个将在两年后闪现在中国文坛的文学新星，一个会与他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产生友谊和隔阂的湘西老乡。
丁玲比胡也频小一岁。这样，他们三人的出生年月分别为：沈从文1902年；胡也频1903年；丁玲1904年。
这是青春的梦最为美丽的年纪，也是感情最为敏感和丰富的年纪。三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在中国社会最动荡的时代，在中国新文学最富活力的时候，相逢在北京。
关于丁玲与胡也频相识之前的经历，《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有一段较为简练的概述：丁玲在桃源读书时，五四运动的影响已到了湘西。“自觉”与“自决”，“独立互助”与“自由平等”的思想，燃烧起一群青年女学生的热情。丁玲不问家里意见如何，便和另外三个同学跑到长沙，转入男子中学，后又受上海“工读自给”的影响，又一同跑到上海，进了平民学校，并在上海大学认识了瞿秋白、邵力子、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沈雁冰、施存统等教师。由于后来同伴中的王剑虹与瞿秋白同居，丁玲与瞿秋白一个弟弟过往甚密，遂闹得流言四起，丁玲就独自跑到北京，因朋友曹孟君和钱女士的关系，住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的宿舍里。她与胡也频相识，是由于和胡也频住同一公寓的朋友左恭的介绍。其时，左恭正与曹孟君恋爱，三位女友常常结伴到胡也频所住公寓来看左恭。
胡也频刚刚认识丁玲，就一见钟情，热情地爱上了她。他将她带到沈从文这里来的时候，两人相识不过三五天的时间，但却已经处在爱情萌发的时刻。
沈从文见到丁玲，两人一交谈，才知道他们同是湘西人，而且沈从文早在家乡时，就曾从一位哥哥那里，听他讲述过在丁玲的家乡安福县所经历的事情。沈的家乡凤凰和丁的家乡安福相距不远，与丁所出生和生长的常德，虽相距数百里，却有一条河水相连。现在，在远离湘西的北京，故乡人相逢，感到特别亲切。
于是，两人第一次相见，就把胡也频冷落在一旁，兴趣盎然地谈起共同熟悉的事情。
我们于是谈河水，谈小船，讨论那条河水一切使人发生兴味处。我们既然各读了几本书，又那么年轻，故说到某几处的滩险，船只下行，形容它的速度时，两人总皆用“抛掷”一类的字样。我们提到那条河水上游某几处，深度到四丈五丈时，还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河底的小小白石同游鱼，又各找寻了若干譬喻，且互相皆似乎极能领会那点譬喻。实际上则两个年轻皆因过于年轻，为同一的怀乡病原因，把我们的友谊弄密切了。(《记丁玲》)两位来自湘西的闯荡生活的年轻人，就这样在北京第一次相逢。他们，还有胡也频，从此将在一起做几年文学的梦，走一段相似的生活的路。从而，现代文坛会留下佳话，会留下众说纷纭的逸事。
如果没有偶然出现的“鲁迅误会”事件，也许就没有必要考证沈、胡、丁相识的具体时间。
按照沈从文在《记丁玲女士》中的记述，在胡也频带丁玲来看他之后大约五天左右，丁玲就独自一人跑回湖南，已经陷入情网的胡也频，无法摆脱对她的热恋，也匆匆赶往湖南。“鲁迅误会”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1925年4月30日，鲁迅收到了丁玲的来信，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得丁玲信。
在同一天的日记里，鲁迅还写道：有麟来。就是这位荆有麟，17年后，以“艾云”的笔名发表了回忆文章，谈到他记忆中的这件往事。
1925年——即民国14年的冬天，有一天，鲁迅先生接到一封署名丁玲的信，信中大意是说：一个女子在现社会上怎样不容易活下去。她已在北京碰过许多钉子，但还是无出路。想要求鲁迅先生代她设法弄个吃饭的地方，哪怕是报馆或书店印刷工人职位都可以。（《鲁迅所关怀的丁玲》）艾云回忆的收到丁玲的信的时间与鲁迅的日记不符，应以后者为准。丁玲回忆自己当时给鲁迅写信的情况。那时，她独自一人来到北京，挚友王剑虹的英年夭折，给她的精神打击甚大。在偌大的北京，她苦于找不到人生的道路。她想到了鲁迅，便写信前去求助。
我怎样办呢？我的人生道路，我这一生总得做一番事业嘛！我的生活道路，我将何以为生呢？难道我能靠母亲微薄的薪水，在外面流浪一生吗？我实在苦闷极了！在苦闷中，我忽然见到了一线光明，我应该朝着这惟一可以援助我的一盏飘忽的小灯走过去，我应该有勇气迈出这一步。我想来想去，只有求助于我深信指引我的鲁迅先生，我相信他会对我伸出手的。于是我带着无边的勇气和希望，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把我的境遇和我的困惑都仔仔细细坦白详尽地陈述了一番，这就是《鲁迅日记》1925年4月30日记的“得丁玲信”。(《鲁迅先生于我》)鲁迅接到丁玲的信，感到奇怪，他对荆有麟说，他并不认识这样的一个人，也没听说过。那时候，鲁迅正在与人论战，经常收到各种奇怪的信，所以便要有麟等人帮忙打听丁玲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