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因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持续加大而导致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加剧始终是中美双方关注的焦点。而关于造成中关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分析，学者们则见仁见智。本文通过分类和归纳总结，尝试从统计误差、人民币汇率、外资、储蓄投资缺口、产业转移、贸易政策以及产业内贸易等不同角度对研究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的文献进行综述。
关键词：中关贸易；贸易逆差；统计误差；汇率；产业转移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9)02-0024-07
近年来，中美贸易格局基本是以中国整体对外贸易顺差不断上升，美国整体贸易对外逆差不断攀升为基本背景，而中美之间的贸易结构是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上升为显著特征的。这一贸易格局，自然引起了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的极大关注，进而引发了许多政策性讨论和争议极强的论点。这些观点视角不同，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但是仍难言正确全面，却带来了极大的政策性误导，同时也给中美之间的正常双边贸易关系带来极大的政策性风险。
目前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类主要观点：
一、统计误差论
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争议很多，首先最显著的问题是中美官方统计的贸易数据存在差异，需要进行统计口径、香港转口和转口增值及服务贸易的相关修正估计才具有可比性。
1、中美统计口径差异 Fung&Lau(1998、2001，2003，2006)以及Feenstra(1998、1999、2002)指出中国的出口采用FOB(离岸价格)，而美国的出口采用FAS(到岸价格)，FOB与FAS的差别在于前者包括装船费用，这项费用一般估计为比FAS高1％，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应向上调整1％。在进口方面中国采用CIF统计，CIF包括商品自出口国到进口国的保险费和运输费，或者由第三国获得或者列入服务贸易项目下，CIF通常比FOB高10％，而美国是在海关记录的基础上统计进口，基本上与FOB统计的结果一样，因此在计算两国贸易差额时中国的进口额应该向下调整10％；原玲玲(2005)认为在统计范围上，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李毓灵、余翔(2006)认为美国规定对几千美元小额的数据不纳入统计资料，也造成一定的统计误差；尹承德(2005)认为美国将中国取道美国转口到加勒比和拉美地区的商品也记入中国对美的出口，夸大了中美贸易数字。
2、香港转口贸易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另一个统计差异是对于香港转口贸易的不同处理方式。这也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统计原因之一。由于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的港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香港转口而完成的。Fung&Lau(1998、2001，2003，2006)以及Feenstra(1998、1999、2002)主张，美中两国统计的双边贸易差额数据都是不准确的。美方在进口方面，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在出口方面却把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的出口统计为对香港的出口。中方在出口方面，由于不能确定货物转口到香港后的目的地，无法将经由香港转口最后运抵美国的所有产品记入对美国的出口，因而也低估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Jialin Zhang(2000)认为，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问题是美中两国对双边贸易失衡做出了十分不同的估计，美国使用原产地原则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产品统计为美国从华进口，但是并不把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的美国产品统计为美国对华出口，因而放大了美中贸易逆差。中国国务院白皮书(1997)指出按原产地原则统计难以真实地反映中美贸易状况，特别是对于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的统计往往存在较大误差，这是美中贸易逆差被严重夸大、中美贸易失衡状况被扭曲的实质之所在；USCBC(2004)指出美国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都统计为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而香港的转口增加值达25％之多，大大夸大了自中国的进口值。Chaodong Huang and Broadbent(1998)认为，中美在统计双边贸易数据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一情况导致公众对中美贸易失衡程度有十分不同的看法。中美贸易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不同的计价基础和运输时滞，但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存在经由香港转口的贸易以及确认和正确计算这些贸易流量的实际困难。
3、服务贸易统计 谢康、李赞(2000)认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的贸易结构和经济发展结构，或者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其服务贸易的巨大顺差，这是美国在国际经济中拥有比较优势的反映，符合发达国家贸易结构的一般规律。即使中国对美贸易不存在贸易顺差，美国由于其经济结构的原因也会出现巨额贸易逆差。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实质是美国经济结构日趋服务化和信息化，产业结构不断向着资本、技术和信息密集型方面转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这种体现中美两国经济结构互补性特征的贸易不平衡并不损害中美双方长期的国家利益，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国现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USCBC(2004)指出算入服务贸易时美中贸易逆差会进一步下降。但是，由于服务贸易自身的特性，低估现象普遍存在，正确而又精确计算出中美服务贸易额也是件困难的事情；尹翔硕(2001)也指出由于服务贸易很难统计，误差和遗漏可能比较大。比如，美国的服务贸易统计包括旅行、旅客运物费、其他运输、特许和专利费、其他私人服务、以及军事国防和各种政府服务几大类，显然，在服务统计中非常重要而且美国具有相当优势的金融、保险、咨询以及工程技术服务等都由于统计上的困难而没有作为独立的大类分别计算。因此可以推测，美国服务贸易的顺差是低估的。
二、人民币汇率论
该观点认为中国对美国不断上升的贸易顺差是由于人民币汇率人为地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所引起的，而人民币汇率的压低导致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形成了非自然的竞争优势，因此导致了大量的贸易顺差。人民币汇率论的推论自然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大幅度升值是中美贸易恢复平衡的根本性前提。
Chou(2000)分析了美中贸易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该文发现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的波动(具体说来是条件方差)对于中国对美国出口具有负面效应。也就是说当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对美元波动很大的时候，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相应减少。必须注意的是这一分析并没有提出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或名义汇率的汇值本身对中美贸易的格局有任何影响，它只是分析了汇率的波动性。该文的政策含义当然是不明确的，因为政策制定者不应该人为地扩大汇率的波动性以此来减少出口。
张曙光(2005)、卢向前和戴国强(2005)的文章分析的是中国对整体外国贸易格局的问题。其
都是以中国对世界的贸易，而不是中美贸易为对象的。卢向前和戴国强用协整向量自回归方法对1994～2003年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加权实际汇率波动与中国进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影响显著，马歇尔一勒纳条件成立，并存在J曲线效应。同时张曙光测度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函数和进出口函数及其汇率弹性，估算了不同幅度汇率升值的成本，主要包括引进外资和出口贸易减少的数量，以及由此带来的GDP和就业人数减少的规模。其中他们发现汇率升值对进出口额具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在3个季度后下降了一半以上，7个季度以后近于消失。他们的发现从一定程度上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李稻葵、李丹宁(2006)收集了1980～2004年中美贸易的宏观数据对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对于中美贸易的影响做了比较深入系统的验证分析。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变化对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及中国从美国的进口的变化都没有任何统计上显著的相关性，而影响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一个正统计上显著的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占中国经济的规模。由于涌入中国的FDI很大程度上是国际生产能力转向中国的表象，所以该研究支持了另一类观点，即外资论。
三、外资论
JialinZhang(2000)认为，资本流动是影响中美贸易平衡的因素，中国对美的大多数出口产品都是由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加工生产的，大多数增值都回报给美国和这些企业所属的国家，而中国只挣得很少的加工费；潘越(2003)指出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外国在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2.58％猛增至2000年的47.97％。显而易见外资企业由此所获得的利润并非中国政府的收入，中国方面所得到的仅仅是劳动力价格，这部分收入通常只占产品价格的10％左右；Bruker(2000)证实，快速增长的美中贸易逆差是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运营的增长直接相关的。美国在华某一行业直接投资增长10％，则该行业美国从华进口量将增长7.3％，美国对华出口量将下降2.1％，由此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将会产生贸易替代效应；TaikunJi(2004)证实虽然中国出口业绩飙升，但过去10年的出口增长中其实有65％可追溯到那些在中国建立子公司或者合资企业的跨国公司，一半的出口涉及到来料加工或者中间产品加工。
李稻葵、李丹宁(2006)认为外商直接对华投资的变化对中国向美国的出口有显著影响，当FDI增长1％时，出口增长0.376％。
四、储蓄投资缺口论
从宏观经济统计的角度分析，一国的贸易顺差的本质就是储蓄过剩，逆差就是储蓄不足。中国宏观经济的储蓄率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到了90年代中期，又提升到一个更新的层次。
美国的情况与中国经济恰恰相反。美国的证券市场、地产市场不断高涨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由于民众已经拥有的资产组合不断升值导致消费上升。财富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纸面效应，而消费是实际效应，所以纸面财富上升导致实际消费上升，实际消费上升导致储蓄率下降，所以美国经济处于一个低储蓄率的周期。同时美国经济随着早年婴儿出生潮步入老年阶段也使得美国消费上升储蓄下降。
李稻葵、李丹宁(2006)定量地分析由于中美两国相对储蓄的变化所导致的贸易余额的变化。事实上，从1990～2005年，上述方法所讨论的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所不能解释的中美贸易余额的变化，恰恰是两国储蓄的变化所带来的，因为，这是两国各自总体对外贸易余额的变化所带来的。1990～2000年，由于贸易结构发生方向性变化，中国对其他国家贸易顺差变为逆差，因此中美贸易余额变化的43.7％由世界贸易结构所带来。而2000～2005年间，由于美国储蓄率大幅降低，因此中美贸易余额变化的95.45％由中美储蓄差所带来，美方因素则占总体的78.11％。
五、产业转移论
该观点认为东亚地区产业转移，中国承接了亚太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由于东亚的制造业与国际直接投资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该观点与外资论有着共通之处。
Nicholas R.Lardy(1994)指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东亚其他国家对美贸易顺差减少造成的；Rubin(1997)认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一直以很快的速度增加，但同一时期美国对亚洲贸易逆差总额大致没有变化，贸易逆差构成之所以向中国倾斜，大体上是因为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将其生产活动转移到中国的缘故；Laura Tyson(1997)也明确指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近年来增长迅速，但这种趋势已大体上被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等地贸易逆差的减少所抵消。
尹翔硕、王领(2004)运用数据分析了1993～2002年中国对东亚贸易、中国对美国贸易以及美国对东亚贸易的变动情况，认为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虽然不断扩大，却并没有使中国总体贸易顺差增加，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额虽然不断增加，但是这一逆差并未使其总的对外贸易逆差显著提高，由此得出中国现在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过来的结论。由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不断地把生产转移到中国大陆来，他们对美国的出口也因此转移为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出口。由此可得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如果没有中国，美国对东亚的贸易逆差可能比现在出现的还要大。这是因为原来在东亚其他国家(地区)生产的产品现在转移到中国，可以更便宜地生产。假定美国的需求总量不变，较低价格的进口使得美国消费者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同时也使美国在得到同样多商品的同时，付出比以前较少的成本，即在进口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进口总额降低；第二个推论是由于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过来的，因此，只要这种趋势不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就不可能完全解决。而这种生产转移的趋势估计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是经济全球化引起的国家间比较优势转变造成的。
Jiawen Yang(2004)指出，中国大陆的外贸伙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已将纺织品与服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大陆，通过在中国大陆加工对美出口，这些产品占了美国从华进口的很大份额，因而美中贸易逆差的增加，部分是美国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贸易逆差转移的结果；亢梅玲(2006)认为中国正在替代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出口，美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正在向中国转移。90％的美国自华进口只是替代了来自东亚和东南亚的进口，大部分是低科技含量的电子机械、玩具、服装和鞋类产品；柴海涛、廖育廉(2006)认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还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转型相关。目前东亚新兴经济体已逐渐将本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中国。这一方面导致了中国对东盟各国、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巨额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也使上述经济体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锐减。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5)对美国对华贸易数据专门做了分析，得出结论，尽管美国扩大了从中国的进口，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减少了从其他太平洋地区市场进口的结果，因为这一地区的企业均已把制造工厂迁移到了中国。例如2004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比上年上升了24％，而同期其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也下降了12％；Greenspan(2005)指出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体的进口大幅上升，但从2000年开始基本保持稳定，这是由于最后的加工程序和出口程序都集中到了中国，对华逆差替代了对其他经济体的逆差，如果按出口的“增值部分”来计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将小得多，而对其他亚洲国家的逆差会大得多；Nicholas R.Lardy(2006)指出应该用全球化的整体观点来看美中贸易赤字，在大部分的加工业中，一般最后制成品的价值的60％～70％都是进口的含量，而电子类产品中进口含量的比例可能高达90％。所以当中国越来越发挥加工厂的作用，其实是中国越来越成为组装最后一道工序的环节，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不平衡会越来越加剧。“中国制造”主要是把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原料及原部件在中国加工、组装成产品，这实际上是美国对全亚洲贸易逆差的一部分。
六、贸易政策论
该观点可以从两个角度来阐明。首先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中国长期采取出口导向型的政策，因此中国在对国际市场出口，包括对美国出口，有大量的政策上鼓励和制度的激励，人为地导致大量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相反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受到了种种政策性和制度性的限制，以至于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阻力非常大，致使两国贸易不平衡。这一观点最近由一位美国学者提出，在美国比较流行。这一理论虽然由美国学者总结提出，但是在美国政界的关注程度远远超出在美国学术界的认同度。
其次，从美国的角度而言，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刘向东(2006)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美国的比较优势是高科技产业，这种互补贸易产生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释放，而美国始终没有对华开放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若美国不改变高科技禁运政策，贸易逆差很难从根本上解决；Melvin＆James R.(1989)就指出当开展要素服务商品贸易时，出口服务的国家必然将在货物贸易上存在逆差。服务出口国在货物贸易上出现逆差，反映了服务部门的比较优势。这一实证结论说明现阶段中美两国政府及企业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局面，并且改变这种局面既不利于中国，也同样不利于美国经济的稳定发展；Jialin Zhang(2000)认为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强调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却又不想取消对华出口管制，这就成为发展与扩大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的主要障碍；James Harding(1997)曾指出，如果美国取消对华出口管制，中美哪一方为贸易逆差还很难说。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贸易确实存在着出口管制错位问题，这直接阻碍了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因此中美贸易顺差是美国对中国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的必然结果，尤其在高技术及其产品的出口上；周世俭(2006)认为中美贸易顺差其实是美国的作茧自缚行为，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是缓和中美贸易顺差的唯一出路。
七、产业内贸易论
国外很多学者把近十几年来贸易量激增的原因归结为国际生产的垂直一体化，这种垂直专门化的生产与交易，实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一体化”与“生产过程分散化”这两个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割，使得产业内贸易越来越盛行，因此，某些学者从产业内贸易的角度试图阐释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该问题的实质是分析中国对外出口、尤其是对美出口贸易中，究竟有多大比重属于“来料加工”的性质?目前国内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对外出口贸易中有大约47％属于“来料加工”。这引发了对过去20年中国对外贸易成就与影响的重新评估。
1、出口贸易中中间品价值的统计方法 在国际上有两类方法。一是Davis(2000，2001)提出的“全球要素”贸易“账户”方法。这种方法针对Trefler(1995)提出的“贸易消失之谜”(即通常的国际贸易账户所记录的贸易流量远小于实际发生的国际贸易流量)，主要估算现行的国际贸易统计中遗漏掉的生产要素贸易，旨在指出现行国际贸易统计误差的大小。比如，Davis指出，仅OECD国家的国际贸易统计，按“净要素贸易账户法”来估算，误差就有20％左右。另一种测算“外包”或中间品价值在出口中的比重的方法是由Hummels、Ishi Kei-Mu Yi(20001)提出来的，他们运用投入产出法，将一国进口品分为用于国内最终消费与用于出口品生产这两部分，然后按进口品用于出口的价值对出口额的比率来定义“产业内贸易”或“垂直专门化比率”(vertical spe-cialization share)，用这种方法，Hummels等人对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OECD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垂直专门化程度做了一番估算。
2、中国12年来的出口贸易中中间品价值比率 平新乔(2007)采用了Hummels等人估算垂直专门化比率的方法，运用中国1992年，1997年，2000年的投入—产出表，根据联合国进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1992～2003年共12年的总出口贸易与对美出口贸易中的“来料加工”程度作了分年度、分产业的计算。计算结果显示：在这12年中，中国的出口贸易中“来料加工”的价值比率已从1992年的14％上升至2003年的21.8％，即上升了一半。中国对美出口贸易中的“来料加工”程度更高，达22.9％；分产业的计算结果说明，仪器、电子等产业出口贸易中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最高，有的接近40％。来自日本的中间品在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品的垂直专门化程度中所占比重大约为20％。如果加上来自韩国的中间品进口，那么日韩对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在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垂直专门化程度中约占1/3，说明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反映了东亚地区对美的产业链效应。中国国内流行的加工贸易占全部出口贸易近50％的说法夸大了加工贸易在出口价值额中的比重，到2003年，在中国全部出口量中，来自外国提供的中间品的价值已达21.8％；如果只计算中国对美出口中的垂直专门化(产业内贸易)比重，则这个数字还会更高出一个百分点(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