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货币政策展望
如果说2009年的主题是信贷高增长，那么2010年的关注点无疑非通胀莫属，而通胀预期的恐慌也早已伴随着前期释放出地巨大流动性充斥全国，房地产、黄金等的资产价格也已被冠之以泡沫之名，而官方的说法却是虽有物价变动却还无通胀存在，那么，事实到底如何？通胀这一在经济学中提起频率堪成排在前三位，但又至今都仍无法统一定义的令人恐慌之词在中国又究竟该如何表述？在众多中国特色之中，是否也有“中国特色”的通货膨胀呢？而作为货币政策制定者、近期有意实施多目标货币政策的央行，在2010年这一复杂之年控通胀与保增长两者间又该孰重孰轻？其又能否在众多目标之间寻得平衡交出满意答卷？为此，本期特别关注约得专家学者专门撰文以探析其中原委。
按照惯例,2010年1月21日,在国务院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向中外记者介绍了2009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来自凤凰卫视的记者提问到,“您在列举CPI下降过程中有各项的数据跟我们实际采访中了解老百姓的感受可能有不小的出入,他们认为通胀其实不只是预期,可能已经变成了现实。您怎么看待这个数据跟老百姓实际感受中的差距?”马局长做出了如下回答,“每个人对物价上涨的感受,对自己收入水平增长的感受和统计数据不一致,我认为不能说不正常。每一个人去购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处的市场是不一样的,而CPI反映的是居民用于消费支出的一篮子商品、服务,是若干个商品服务价格在一定时期的综合平均数字。无数个复杂的价格变动情况要通过一个比较简洁的数据表述出来,我们不可能做到让每一个人的感受都一样。”马局长的回答很实在,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如果你对国家统计局局长的介绍稍加统计,就会发现“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至少出现了三次。
通货膨胀再次出现?
英语中有句著名的谚语——“history repeats itself”,翻译过来就是“历史往往重演”。随着2009年12月份CPI继11月转正为0.6%之后迅速升高为1.9%,以及PPI由11月的-2.1%转正为12月的1.7%,中国是否将要发生新一轮通货膨胀的话题引起了广泛关注,而金融业界不同研究者的一个共同工作就是预测2010年的CPI能升到多高。
难以界定的“通货膨胀”
作为经济学最常见的一个基本概念,通货膨胀一直没有严格统一的定义——目前广泛认可的是一个描述性解释:通货膨胀是一般价格水平持续、明显的上涨。
这一解释中的两个限定仍然缺乏精确性。首先,教科书这样告诉我们,所谓“持续”,不是指一次性的或短期的价格水平上升,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但是,关于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长,理论与政策上都没有统一的明确界定。一般认为,这个过程应不低于12个月。同时,也不能把周期性经济萧条时,价格下跌后复苏阶段的价格上升称为通货膨胀(这种情况称为“通货复胀”(reflation),它指的是通过增加货币供给等方式刺激经济以走出通货紧缩。从时间上看,它是在经济衰退、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后经济从谷底开始恢复、价格总水平开始回升的那段时间。)。其次,所谓“明显”,不是指轻微的价格水平上升——比如0.5%,就不能说是通货膨胀。但是,这个价格水平明显的增长率标准到底是多少,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中都没有统一的说法,它更多是一个取决于人们对通货膨胀敏感程度的主观性概念。
衡量一个国家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指标有很多,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生产价格指数(PPI)和GDP缩减指数等。其中,最常用的是CPI。CPI用于衡量居民日常消费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幅度,也是货币政策决策参考的重要指标。在中国的实践中,CPI是我们判断物价水平变化的最主要、最常用指标。
当研究者进行经济分析时,对通货膨胀的分类会借助不同标准,如按程度分、按市场机制分、按预期分、按成因分、按政策因素分、按有无国际或战争因素等分,不一而足。其中,比较常见的是按照通货膨胀程度划分,它有爬行式、温和式、奔腾式和恶性通货膨胀四种。爬行式通货膨胀指一般价格水平年上涨不超过2%～3%,并且经济中没有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温和式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比爬行式高,但又不是很快,具体百分比没有统一说法。奔腾式通货膨胀一般价格水平上涨率在两位数以上,而且发展速度很快。恶性通货膨胀也称超级通货膨胀,物价上升特别猛烈,且呈加速趋势——此时货币完全失去价值贮藏功能,几乎丧失交易媒介功能,成为“烫手的土豆”,国家货币制度即将崩溃。
所以,从以上说明中可以看出,一些比较严格或者严肃的学者,更愿意把中国本世纪以来的几次CPI上升过程称为物价上涨,而不是通货膨胀。这里,笔者也仿而从之。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三次物价上涨
从下表可以看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CPI(以及PPI)衡量的物价水平出现过三次上升过程:1999～2001年、2002～2004年和2006～2008年。
当然,本世纪以来的这三次物价水平变化幅度显著低于上世纪的两次物价上涨——1989年和1994年的CPI涨幅曾达到了18.0%和24.1%。
当然,从月度数据看,可以更清楚地显示这三次物价水平的变化过程。
第一次物价水平上升的起点是1999年4月和5月——从当月CPI上看,这两月均同比下降2.2个百分点;在连续16个月高于100之后,2001年9月,CPI当月首次出现0.1个百分点的同比下降。这次物价水平的最高点出现在2001年5月——CPI指数为101.7,物价上升持续时间(高于0以上的增长区间)也比较短。
第二次物价水平上升从2002年4月开始——当月CPI指数为98.7,此后直到2006年3月,当月和累计CPI指数均保持在100以上。这次物价上升幅度比较明显,CPI最高曾达到105.3;持续时间也比较长,CPI高于100的时间达到了39个月——随即便进入了第三次上升过程。
第三次物价水平上升从2006年3月开始,当月CPI指数为100.8;此后一路上升,2008年2月达到了最高点108.7;而后,CPI涨幅不断下降,2009年2月当月CPI和累计CPI开始降至100以下,分别是98.4和99.7。这次物价上升幅度比较大,当月和累计CPI都超过了108;当月CPI在100以上保持了33个月。
年末岁尾的新情况
2009年7月,CPI和PPI降至低谷。随后,开始逐月提高。从指数上看,CPI各月升幅依次为0.6、0.4、0.3、1.1和1.3,PPI各月升幅依次为0.3、0.9、1.2、3.7和3.8,无论CPI还是PPI,其近期的升高速度在不断加快。这种加速的回升,自然就造成了公众日益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尽管CPI和PPI刚刚转正;其实,非但普通居民如此,早在2009年8月的时候,温总理就正式提到了通货膨胀预期问题。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的确还不能称为通货膨胀;但是,未雨绸缪,已经成为决策层和业界的共识,尤其是如何把保增长、调结构和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更好地结合起来——正如中央经济会议所框定的2010年中国宏观政策基本方向和基本格局:既促进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又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控制物价的上升。所以,财经界和实业界流传着一句话——“2009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而2010年是中国经济最复杂的一年。”
保增长与防通胀的权衡
两年多前始发于次贷危机蔓延而成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受到了沉重打击。幸运的是,从上次世界性大危
机(1929～1933年)中学习到了教训和经验的政治家与经济学家们,迅速发起了史无前例的危机救助措施和经济刺激计划。但是,一如主要国际金融和经济组织所认识到的那样,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在后危机时代里,世界经济复苏长路漫漫。同样是在2010年1月21日,世界银行发布了《2010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金融危机最糟糕的阶段已经过去,但全球经济复苏依然脆弱。”报告称,受到消费者、企业信心指数和各国货币刺激政策撤出的时间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前景混杂着“不确定性”。也许我们更愿意相信的是,率先复苏的中国(以及亚洲)真的能够引领世界的复苏之路。
“double-dip”(双谷):是世界、还是中国?
2009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3.1%,这高于此前7月2.5%的预测。2010年1月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再次建议提高经济增长的预期;但是,与此同时,他警告说,“全球经济可能要经历另一波衰退——所谓的‘双谷’经济衰退(a so-called double dip recession)”。此言一出,不禁使人联想起200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反弹的方式之争——即V型复苏与W型复苏。
从2009年已经实现的季度GDP增长上看,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一个明显的V型复苏。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2010年时,更多的经济分析者逐步形成了一个所谓“前高后低”的判断。原因很简单,随着不再出台新增项目计划投资,而是确保已经上马项目投入连续性,国家着力进行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处理,也就是说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经济经济增长方式,会使投资的贡献在惯性之余逐步减弱。至于2009年消费的贡献,由于有关核算数据还未公布,虽然会有所上升,但随着政策效应的逐步减弱,2010年乃至未来的消费仍在根本上取决于居民收入的提高,所以尚难准确预测。现在,剩下的就是2010年的出口了,它可是世界经济的“因变量”;而一段时间内的世界经济,从根本上讲,真正唯一的引擎还是美国。
那么,美国以及与其直接相关的欧洲和日本的情况会怎么样?
从美国来看,2009年第四季度GDP出现了超乎意料的3.3%增长;工业部门产能过剩虽然存在——但连续5个月超过了70%,12月超过了72%;工业产出总体指数在12月刚好超过了100,但仍远低于危机前111以上的水平;采购经理指数也连续5个月超过52,12月更是接近了59。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失业率从2009年年初的7.6%一路上升,最近三个月都在10%以上;CPI的增长变化由10月的-0.2在11月转变为1.8之后,12月更是达到了2.7;同时,美国消费信贷一直保持了自2009年年初以来的下滑趋势。因此,美国经济复苏在积极信号出现的同时,也传递着一丝隐忧:过早改变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会损害经济复苏,因为失业率这一重要指标还未根本改善;而迟缓的推出则可能使3%以上的CPI上涨出现并恶化,那可就是通货膨胀了。
同样维系在美国身上的欧洲和日本,一则以忧,一则以喜。从欧元区来看,情况比美国还要差一些,2009年第四季度GDP预估增长可能会转正而达到0.5%,CPI增长则在11月转正后12月达到了0.9,失业率11月还在10%,采购经理指数连续三个月超过50,工业生产指数仍在下降——但降幅在收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刚刚达到70%——远低于危机前84%以上的水平。当然,欧洲主要国家之间存在明显差别,例如,2009年12月,德国和法国的CPI分别上升了0.8%和1.0% ,而英国则上升了2.9%;而英国和德国的失业率相差不大,但法国就远高于前两者。根据最新的情况,德国已经将其2010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1.2%提高到了1.5%,而法国更是几乎把其增长预期翻了一番,从0.75%提高到了1.4%。当然,中东欧的情况就另当别论了。从日本来看,经济各项指标则出现了好转迹象:GDP季度同比虽然仍在下降,但环比已经转正;CPI还在保持下降;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六个月超过50;产能利用率连续三个月超过83%;失业率虽仍高于5%,但不断下降;出口降幅大幅收窄,2009年12月有可能实现正增长。
所以,一旦美欧日在2010年撤出以政府大量资金支出来支撑增长的经济刺激政策,其自身乃至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足够的个人需求来加以抵消,本来就很脆弱的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就难以避免了。进一步地,如果美欧日经济无明显起色甚至再次滑落,中国的出口将无法实质性改观,那么2010年GDP的“V型”增长会不会演变为“W型”增长呢?这样的话,中国并不能完全排除“二次探底”的隐忧。所以,我们的货币政策需要关注多目标。
多目标的中国货币政策
从理论上看,货币政策一直存在着单一目标与多重目标管理的争论。凯恩斯学派主张权衡性货币政策,力推货币政策多目标管理;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主张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根据经济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确定一个相对固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已经有了20多个国家公开采用了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似乎,货币政策单一目标代表了一个新的趋势——经济学家、美联储前理事梅耶在其《联储岁月》中披露,就连格林斯潘也是一个没有公开宣称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践行者。
但是,中国的问题往往复杂于内部和外部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原因就在于中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而且内部结构差异很大,同时又经历着巨大的转型。因而,周小川行长多次公开称,中国货币政策的多目标是现实需要。在2010年工作会议对外公告中,中国人民银行明确提出,在保持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前提下,需要考虑货币政策多目标管理:“既要保持足够的政策力度,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要稳定价格水平,有效管理通胀预期”,即围绕通胀、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四大目标考虑2010年货币政策制订。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GDP平均增速;从长期趋势上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依然存在,那就是快速工业化进程中更加快速的城镇化。但是,以出口导向为主经济增长战略,积累和引致了较高的加工工业投资率,并进而导致了地区发展和内部结构的不平衡,而且环境和资源问题也日益突出。可以说,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势在必行,本来这也是“十一五”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但突如其来的危机使保增长成了当务之急——因为一旦经济增长低于8%,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会出现不少问题,甚至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面对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内部问题解决的必要性,2010年的经济增长仍然需要保持至少8%的速度,与此同时,调整结构以及“十二五”的进一步大力转变增长方式也迫在眉睫;但是,通货膨胀预期却不期而至了。
“中国特色”的通货膨胀
美国经济学家米什金论及“通货膨胀”时,反复重申到——当通货膨胀被定义为物价水平的持续快速上涨时,大多数经济学家(无论是货币主义者还是凯恩斯主义者)都会同意弗里德曼的论断。而弗里德曼的著名论断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无一例外都是货币现象。”弗里德曼以及其后的众多实证研究都表明,物价水平持续快速上升的背景都是货币供应量的高增长率,这也是货币经济学已经接受认可的基本观点。但是,通货膨胀的货币性原因似乎还不足以完全揭示中国问题的全貌。
上一轮物价上涨的特征
从理论上看,如果货币供给的持续扩大造成了物价的上涨,那么这个货币供给的层次一般指的是广义货币——即M2。当然,中国M2与CPI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十分稳定,原因在于代表全社会流动性的M2其相当大成分是居民储蓄存款,而后者与股市和资产价格的波动表现出了较大的相关性。因此,有学者开始转而诉诸M1来试图勾勒其与CPI的关系。一般认为,M1或者M2经由不同机制传导到CPI的表现上,大概需要2～3个季度;而作为上游的PPI带动CPI变化,大概需要2～3个月(当然,2006～2008年物价上涨是CPI首先启动,这是一个新现象,是否预示规律已经发生了改变,尚待观察)。
如以上各图所示,滞后6月左右的M1和M2与CPI保持较高的变动一致性,而且M1似乎更具有清晰的先导意义。而在2006～2008年的通货膨胀发展过程中,PPI似乎已经反而滞后于CPI的变化了。
从2006年3月开始的上一轮通货膨胀,在CPI到达8.7%(2008年2月)和PPI到达10.1%(2008年7月)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发展而迅速降落;而这轮通货膨胀具有强烈的输入型特征。从国际因素上看,由于更加开放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以及工业化的不断深入,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在利用本国资源之外,过多地转向了国际市场。据张卓元在2005年的测算,1990年我们国家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为5%,到了2004年已经达到50%以上,一半多的矿产资源需要进口。2007年中国石油进口量近2亿吨,石油进口呈现超速增长。在石油进口量大幅攀升的同时,石油价格也屡创新高,并出现了147美元/桶的高位。同时2008年4月全球大米贸易价格再次大幅上涨,作为全球大米贸易价格基准的泰国大米价格从580美元/吨,暴涨到760美元/吨。2003年至2008年2月国际原油及大米、小麦价格的增幅均为历史最高;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中,燃料价格、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价格均高于平均水平,成为拉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因素。国际石油价格与国际大米价格的上涨对国内商品价格的上涨起到了推动作用,它是这次物价上升的主要原因。
国际传导因素,再加上国内资源要素供求趋紧,以及中国CPI构成中食品权重较高的特点,也使上轮通货膨胀表现出了成本推动的特征。但是,根据我们已经进行的有关研究,中国未来中长期内,这种输入型与成本推动型兼具的通货膨胀不太可能再次发生。简而言之,中期内有两个因素:其一,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转向内需,高投资不太具有可持续性,而消费一时难有大的起色;其二,中国由来已久的产能过剩问题也势必加以解决,在一段时间内的过剩状态下,综合其他因素,通货膨胀比较难以发生。长期内则存在三个因素:首先,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已由短缺经济转变为动态性、结构性的过剩经济;其次,中国储蓄大于投资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最后,中国有利的人口结构——即常说的人口红利有可能会提前发生逆转,而一个像日本那样的老龄化国家其内部需求会在低水平上保持稳定。
通货膨胀预期更需要重视
什么是“通货膨胀预期”呢?这也是一个同样难以标准化的界定。一般地,当一国物价水平连续12月上升时——注意不管物价指数本身是正还是负,人们便预测下一年的物价水平会继续升高。但是,相对于长期视角下的经济增长来说,短期经济运行的变化更加微妙,尤其是处在经济危机意外冲击之下而发生转折性变化时,人们的预期形成和改变就比较迅速。就中国的情况来看,CPI和PPI从2009年8月份开始实现了连续4个月的上升,从国家决策层、理论与业界乃至普通民众就形成了比较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毕竟,通货膨胀对国计民生造成的影响,让每个有记忆的经历者都难以忘记——剧烈的通货膨胀会引发社会问题甚至不可想象的事情。
经济学和金融学有一个与通货膨胀预期相关的定理,以大经济学家欧文·费雪而命名——叫做“费雪效应”。“费雪效应”说的是,如果大家都预期通货膨胀要发生,那么它就真的会发生,而经济中的利率则必然会提高。作为一个经验规律,“费雪效应”同时也拥有其逻辑上的自洽。由此可见,通货膨胀预期是一个比较可怕的事情。西方学者已经对通货膨胀预期进行了很多研究,得到了比较成熟可靠的结论,这里不再赘述。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经说过,“我们以前经常提到低通货膨胀预期在抑制价格压力和促进增长中的关键作用。金融市场或居民和企业这方面预期有任何走高的迹象都是我们决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美联储现主席伯南克也认为,“毫无疑问,通货膨胀预期的状况极大地影响了实际通货膨胀,从而影响中央银行稳定价格的能力”。米什金的研究表明,通货膨胀预期的锚定程度对于通货膨胀和整体经济的表现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十分遗憾的是,许多对我国消费者的通货膨胀预期实证检验表明,消费者的通货膨胀预期并非完全理性。
中国普通民众的通货膨胀预期非完全理性,具有其实践存在的合理性。其中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在于,CPI不能全面反映物价的变化:其本身构成中食品占有了30%多的权重;而且,也没有包含住房价格——后者最为要命,2009年12月份,中国最大70个城市房地产均价同比上涨了7.8%。但是,世界上各国CPI都没有包括住房价格,就是因为住房购买虽然是普通老百姓的最大消费,但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它却是投资。此外,股票等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也没有纳入CPI中;很自然地,中国的货币政策也没有关注过这些金融资产价格——在理论研究与实际决策上,国际上货币政策要不要关注金融资产价格,一直都是个话题。
正是由于通货膨胀预期令人讨厌,处理不当会惹来很大麻烦;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预期并非完全理性,所以从温总理到周小川行长以及相关部门眼下极其重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责任
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说过,“历史从来都不会重演,但往往惊人地相似。”
尽管对于2010年中国CPI会上涨多少还存在着不同的预测,但2009年史无前例的巨量货币信贷投放以及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预期,使政府决策面临极大考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告诉记者他有两大担忧——“我的第一个担忧是如何既维持、维护、推进经济持续回升的势头,又把物价的上升控制在一个温和可控的范围内。”那么,作为“帝王之术”的货币政策其责任何在?
货币政策的不对称责任
世界都公认,格里斯潘治下的货币政策已经超越了科学的层次,达到了艺术的境界。根据其自传披露,格林斯潘的心得就是,最好的货币政策就是为经济体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让其自身各种因素自发地协调运行,从而实现货币利率状况与实体经济中生产率力量相匹配。
谈到货币政策的作用,另一位弗里德曼——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说过一句话,“你可以用缰绳拉住一匹马,但你不能用缰绳推动一匹马。”这里,货币政策就是那条缰绳。很自然的一个问题是,经济运行既有高涨也有低落,或者说既有通货膨胀也有通货紧缩,姑且不论货币政策的顺周期与逆周期操作,通货涨缩不同状态下
货币政策责任能力如何呢?
已有的理论研究告诉我们,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治理应对存在着非对称性。当经济中出现通货膨胀时,货币政策的能力效果会更强一些。例如,可以通过数量手段与工具,控制货币信贷投放,来使经济降温减速,价格水平也会随着回落;也可以通过价格手段工具,提高利率,增加企业资金成本,减少社会生产投入与开工扩大,物价自然也会得以降低。这方面,中国最有经验,我们总结出的一句经典就是——“管住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但是,当经济一旦陷入深度衰退或者萧条陷阱的话,货币政策就难有用武之地了。不管是投放货币还是降低利率都不会有用——实际上,现代货币政策更加常用的利率武器根本无法启用,因为你不可能为经济设定一个负利率。从上世纪90年代直到2006年,十多年间日本的货币政策就处在这种尴尬境地。所以,中国货币政策其实最应担心的不是通货膨胀——尽管我们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以及风险都相对可控,而是通货紧缩。
当然,不管如何,未雨绸缪,设定2010年物价上涨的不同情境并准备好预案,既是政策决策者职责所系,也是业界与经济研究者天然的工作。
货币政策向何处去?
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而言,最具挑战也最有风险的一件事情就是进行预测了。不管是经济状况还是政策出台,预测对了那是理所应当,再自然不过了。但是,最有可能的是说错了,如果错得不太离谱,那还可以;如果太离谱,那就成了笑话。
根据此前的研究,2010年二季度到三季度时,CPI会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年末会出现高点),而GDP的增长势头会下降。据此,可以推测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有可能在2010年二三季度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各一次,而二到三次的加息行动会在下半年才考虑。但事实是,2010年1月第一周5000亿元的信贷投放(据媒体报道,前2周的信贷投放已经超过1万亿元),使央行迅速动用了法定准备金率这把巨斧,接连两次主动上调央票发行利率,而且辅之以一些非正式的手段方法;同时,银监会也采取了一些相应行动。正如众多研究机构与分析人士所认识到的那样,货币政策趋紧已经开始,根据经济增长与物价变化的动态发展,货币政策操作会更多体现出灵活性来。我们可以推断的是,在国务院对管理通货膨胀预期不断强调之下,央行一定会高度重视稳预期防通胀的当务之急。当然,由于事态发展变化复杂微妙,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央行尚未明确也难以明确2010年的货币信贷指标——倒是中国银监会刘明康主席在公开场合做出了披露。
基于这种情形,这里对央行在管理通货膨胀预期上略做建议。第一,明确中央银行反对通货膨胀的决心与态度,例如明确宣布货币供应与信贷投放的目标甚至是指标;第二,应当宣布目标如何达成;第三,加强对公众的宣传和教育;第四,在实践中寻找最佳沟通策略。当然,从现实来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其独立性比不上美欧中央银行,但提高决策和实施决策的透明度,仍将有助于稳定通货膨胀预期。
结论
我们认为,从中长期看,中国不会发生失控的、持续的通货膨胀;2010年,中国物价上涨已不可避免,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形成并渐成行动,但全年CPI超过3%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来看,即使出现也无大忧。中国货币政策趋紧已经将露端倪,基于多目标的政策考虑,不会迅速反转适度宽松的基调,但是,操作的灵活性将进一步加大,手段工具采用顺序应该是先量后价。对于中国货币政策来说,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以及治理通货膨胀并不是一个挑战。当然,这仅是个人作为决策研究者一家之言,用心良善正如辛弃疾所言——“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但愿不是预测出错后的骂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