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
2022年高考语文上海卷写作题材料的思辨空间如何？对于这个问题，语文教育界有不同的看法。
小时候人们喜欢发问，长大后往往看重结论。对此，有人感到担忧，有人觉得正常，你有怎样的思考？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认识。
要求：（1）自拟题目；
（2）不少于800字。
詹丹教授认为这道题目的思辨空间是比较充足的，题目呈现了五组概念：“发问”与“结论”、“喜欢”与“看重”、“小时候”与“长大后”、“担忧”与“正常”、“思考”与“认识”，前三组概念涉及材料的事实部分，只是思考过程中的起始环节，而第四组概念涉及对事实的态度，可以引出对事实的现实性与合理性的思考，既可以将“你”与“有人”并列，直接面对事实加以论述，也可以把他们的态度一起纳入“你”的论述中。［1］董毓教授认为这是在对接测试理性论证的能力，有理性论辩的可能性，可以依据客观理由来判断，对于批判性思维教育有很好的价值导向作用，但有可能成为单一立场的题目，因此有一定的改进空间。［2］余党绪老师认为这是一道可以有理性论辩空间的题目，题目隐含爱发问和重结论各有其价值的意思，两种立场各有合理性，同时指出了第三种立场和论证：两者并不一定矛盾对立，可以共存，各自在一些需要或目标上更有重要性和价值，理想情况是相互补充。［2］
笔者认为，以上结论侧重于对试题材料本身思辨空间的评价和对审题立意的原则性指导，还没有涉及如何利用材料丰富的思辨空间来挖掘材料的写作价值。接下来，笔者将侧重从手段和方法的维度，以批判性思维为工具，对题目材料的思辨空间展开探究。
在语言中，有一些两两同时出现的概念，出现一个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另一个。如物质与精神、运动与静止、必然与偶然、规律与混沌、对立与统一、系统与要素等。这样的概念可以称为“对举概念”。对举概念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范畴。余党绪老师非常重视写作中学生思维方式的养成，他认为范畴思考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在说理中，借助范畴来阐释问题，往往能够透过复杂的现象看出事物的本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3］51那么，材料中出现的“发问”与“结论”是否属于对举概念呢？从常理来看，“发问”是为了得到“结论”，因此，提到“发问”自然联系到“结论”，提到“结论”自然联系到“发问”，这是范畴思维的结果。但情况一定是这样吗？经历过孩提时代的我们，一般有一个印象就是小孩子的问题总是很多。是不是他们特别善于发现问题，特别喜欢思考呢？根据皮亚杰理论，2-7岁的儿童处在前运算阶段，儿童具备了符号言语功能，但其尚未获得守恒概念，处在这一阶段的孩子，尚未建构基于运算图式的思维方式，其思维体系还不具备完整性与逻辑性。进一步看，处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的“发问”是感受到了来自外界事物表征刺激的结果，这种行为具有随机性和随意性，并不会伴随复杂的心智活动，当然也没有多少理性思维的介入。
因此，这一阶段的孩子喜欢“发问”或许是表象，用詹丹教授的话来说就是“或许只是看上去喜欢发问”，而实际上他们对于问题的答案并不会进行理性思维的加工，这种主体行为的目的仅仅在于获得外界的反馈，为其理性思维的发育构建基础。结合认知心理学理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2-7岁的儿童的“发问”与成人的发问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这个阶段的孩子关注的是结果而非结论。更进一步说，2-7岁的孩子往往都表现出很强的“求知欲”，如果不进行外界干预，相当一部分孩子的所谓的“求知欲”是很难保持到青少年阶段的。如果我们从范畴思维角度来分析这一现象，我们就会发现，2-7岁年龄阶段的孩子的“发问”只是表示他们关注到了某一事物或现象，这一过程中的对举概念是“发问”与“结果”，而如果将这个年龄阶段孩子的“发问”与“结论”理解为对举概念，就不属于范畴思维了。
当孩子们渐渐长大后，尤其是过了7岁以后，周围人可能会意识到他们的“问题”逐渐变少了。这是什么情况呢？是他们的求知欲下降了吗？是他们已经没有那么多问题了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看看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在心智发展上出现了什么变化？认知心理学认为，儿童大约在7-11岁之间进入具体运算阶段，这一阶段发展最典型的标志就是儿童能够运用符号进行有逻辑的思考活动，而在12岁以后，形式运算阶段的典型特征是抽象思维的发展与完善。这时青少年不再将思维局限于具体的事物上，他们开始运用抽象的概念，能提出合理的假设并进行验证。可以说，在7岁以后，孩子的“发问”已经与成人的发问无本质性差异了，他们的“发问”背后是一套复杂的心智活动。换言之，真正意义上的“发问”是一种建立在后天学习经历上的能力，而通常一个人“发问”的水准与其理性思考能力相关。对于儿童的“发问”现象还是要辩证看待，从某种程度上说，儿童喜欢“发问”，长大了问题少了是正常现象，说明儿童阶段后，人的注意力将不再纯粹为外界环境刺激所左右，而更关注事物变化发展的本质，更依赖于自身的理性思考。相反儿童阶段后，个体仍然表现出对周围的一切“感兴趣”，不断“发问”而不重视对结论的思考，就反而要引起重视了。
当然，这里并非说，2-7岁的儿童的“发问”行为是无意义的，恰恰相反，对于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发问”，成人应该学会关注并给予积极的回应，通过鼓励孩子们“发问”养成观察自然，接触社会的习惯，对于孩子的“发问”行为，给予尽可能多的正向反馈，显然是有利于他们心智的发育，只是对于这个阶段的孩子，充满“诗性”的回答比富有“理性”的回答更有价值。当然，如果大人对喜欢发问的孩子熟视无睹或者敷衍以对，那么，很可能一位富有创造力和天赋的孩子，最终也将难以摆脱“泯然众人”的命运。
在进行材料写作时，如果能转换视角，能从供材者的角度，审视材料本身的命题逻辑，无疑将大大拓展材料的思辨空间。对于2022年上海卷写作题材料而言，我们可以先从共时的角度来检视材料的命题逻辑，既一个人同时出现喜欢发问而不看重结论或者不喜欢发问而又看重结论的情况，这两种情形是否有可能存在呢？如果我们把“发问”类比成“钓鱼”，“结论”类比为“鱼”，喜欢“钓鱼”却不看重“钓到鱼”的人应该是不存在的，由此可以推导出“发问”就是为了获得“结论”，喜欢“发问”却不看重“结论”的人应该也是不存在的。可见，“发问”与“结论”不可分割，应该是一体两面的事物。那么，既然喜欢发问必然意味着看重结论，而看重结论必然意味着喜欢发问，材料讨论这个话题还有什么意义呢？显然，审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思维力将这两个概念拆分开来。或许在不同人的眼中，“发问”与“结论”的内涵不同，你认为他在“发问”，但很有可能他在“释放烟幕”“宣泄情绪”，而你认为他在推导“结论”，但很有可能他只是在“人云亦云”“自说自话”。比如就有人认为，当下我们处在“后真相时代”，人们只关注自己认为是真相的“真相”。那么，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只关注对自己有利的“结论”而不去在意发问，也就变得合乎逻辑了。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发问”未必是发问，“结论”也未必是结论。从这个角度思考，结合现实生活，便可以找到材料的一个价值点。
接下来，我们再从历时角度再来检视材料的命题逻辑。如果认为材料的命题逻辑是存在且合乎情理的，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小时候喜欢的“发问”和长大后喜欢的“发问”未必是同一回事，长大后看重的“结论”与小时候看重的“结论”也未必是同一回事，这一理解对审题者的思辨力着实是一个考验。
细读材料，我们发现关键问题出在“成长”上面，年龄这个变量因素让一个看似一体两面的事物分裂成了两个不同事物。年龄的增长，意味着心智的成熟，意味着人变得更加理性，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人却经历着一番“逆成长”，就像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些大臣们，他们的见识甚至“不及”一位孩童，是他们真的愚蠢至极吗？是他们真的看不出骗子的伎俩吗？他们真的看不懂皇帝和同僚的心思吗？恐怕只能解释为揣着明白装糊涂。生活中，我们的人生阅历愈发丰富，而发问的意愿却在消退，“我的问题是不是多了”，“我提这个问题合适吗”，“我提这个问题周围人怎么看我”，“提问题有用吗”，“问题的结论不是明摆着的吗”，既然“发问”已经变得多余，真正的“答案”也就可有可无了，而所谓的“看重结论”只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罢了。当人长大后，就无法全凭自身的主观意愿去决定是提出问题还是接受定论，有时你甚至没有机会发问，有时你只有接受结论的份。好像能够主动“发问”的机会少了，看似必须接受“结论”的场合多了，这或许就是成长的代价。想到这里，我们就找到了材料的第二个价值点，我们对于题目的命题逻辑的理解也更进一步了。
理性思维不能或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对于事实判断，议论文写作中价值判断的意义更大，价值判断的背后是价值思辨，其意义对于批判性思维的形成不言而喻。价值思辨的前提是能够区别事实与观点，能够构建价值坐标系。“小时候人们喜欢发问，长大后往往看重结论”，是对一类现象的描述，虽然这一概括略显主观，而且也很难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但在审题时还是将其理解为事实比较合理。“对此，有人感到担忧，有人觉得正常”，是分析了人们对于以上事实的态度，“感到忧虑”和“觉得正常”可能是对上述事实的主流态度，在审题时，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观点。“你有怎样的思考?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认识”，是题目的写作要求，这一要求表明我们既可以对材料中的事实发表观点，也可以针对材料的观点发表观点。第一种情况，前文已经做了分析，不再赘述。接下来，针对材料中的观点差异，来分析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不喜欢“发问”，而看重“结论”，身边一旦真的出现这种人，周围人也很有可能分化成两种态度，“觉得正常”或者“感到忧虑”。周围人为什么会产生态度上的差异呢？如果我们对其态度差异展开思辨，重点则在于辨析双方矛盾的分歧点。我们可以从材料的表层矛盾入手，即有人“感到忧虑”，而有人却“感到正常”。一些人“感到正常”的原因无外乎对这一现象的存在早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了，正所谓“久居鲍市不觉其臭”。一个社会如同一个生态系统，是需要有一定的“自洁”能力的，一个社会能够存在不同的声音，是保持“自洁”实现的前提条件。因而由“发问”引出“结论”，再由既有的“结论”引出新的“发问”，如此循环往复，“自洁”的效果才能实现。由此可见，一个社会是否能够包容不同的声音，是否能够容纳不同的结论，是否有一个理性的社会氛围引导人们去思考、判断、发声，这是非常关键的。
一些人“感到忧虑”的原因，恐怕是因为大人与孩子对于“发问”存在理解上的差异，材料中的现象让这些人联想到了人们的“发问”能力正在退化，他们甚至将“发问”理解为社会肌体健康的重要标志，不会“发问”表明人类社会出现了“健康”问题。仔细研究，我们发现对此感到忧虑的人的心中似乎预设了一个假设前提，就是人小时候喜欢什么，长大就应该喜欢什么。比如，小时候喜欢吃甜，长大了还是喜欢吃甜，就是顺理成章的，倘若小时候喜欢吃甜，长大了不喜欢吃甜而喜欢吃辣了，就是不合常理了。这种认知显然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人的口味本来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改变，这是人的生理规律。由此可见，小孩子问题多，但大多数问题其实并不“走心”，成年人“发问”则更加谨慎，有时嘴巴上不说不代表心里面不想，而且成年人的提问通常会伴随着理性思考，更看重“结论”的价值性、合理性，甚至很多大学者，一个问题就思考了一辈子。此外，人类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发问”固然重要，但人类的发展更来自经验的传承，因此，看重结论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很多优秀的学者在进行科学探索、学术研究时，非常重视文献研究，对前人的研究结论进行整理，不但有利于研究者厘清学术脉络，形成整体认识，而且还非常有利于在前人的学术研究成果中发现新的研究价值、研究方向。
由此可见，从某种程度上说，材料所言的现象本来就是人的天性，而且存在就是合理，从周围人的态度看，不少人过于看重“发问”的价值，殊不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最重要的，唯“发问”或是唯“结论”都是非理性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遭遇一些“发现”，这些“发现”往往是基于事实的，甚至事实还是非常确凿的，但很有可能“事实”与所谓的“发现”之间并不存在本质联系，然而就是因为事实的确凿，反而让人忽视了“事实”与“发现”二者间的内在逻辑。比如，巧克力国别消量与诺贝尔奖得主国别人数在数据上成正比的“统计事实”是确凿的，然而基于此“事实”便得出所谓的“发现”可能就有博人眼球的意味了。由此可见，写作者的价值坐标原点定位在对材料中描述的事实的评析，还是对材料中呈现的观点的评析，甚至是质疑材料中所谓事实与观点之间的“内在逻辑”，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立意。
十多年来，高考语文上海卷写作题之所以为人称道，并被誉为“海派”风格，就是因为上海卷写作题的命制一直以来秉持“一手牵着生活，一手牵着思辨”的宗旨，通过情境创设将考生的关注点引向现实生活，通过“矛盾”集中使考生的思维力能够真正触发理性思辨。今年的上海卷写作题目，很好地兼容了测评效力与教学导向，很好地调和了“变”与“不变”的矛盾，这是难能可贵的。教学一线要深入分析高考写作题的命题逻辑，引导学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走出“套路”，成就“思路”，尤其是通过理性思维和辩证性思维的锻炼，提高面对高考作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让学生掌握“真思辨”的方法，而不是只会说“车轱辘话”，才能真正对学生议论文写作能力提升有切实的帮助。有着较大思辨空间的写作题目不仅是练就学生思维能力的抓手，也是区别学生写作能力的试金石，在这一点上，2022年高考语文上海卷写作题无疑是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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