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蓉, 李 强
(1.内江师范学院 张大千美术学院,四川 内江 641100; 2.武汉纺织大学 《服饰导刊》编辑部,湖北 武汉 430073)
湖北地区历来是四方文化集聚之地,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为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形成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的长江中游文明[1]。在近现代考古发掘中,湖北地区多处古代遗址出土了原始生产工具——纺轮,其形制特征和制作工艺反映了湖北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融合特征,隐含的纺织技术、生产方式等多种社会信息对中国地域文明的探源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纺轮作为湖北地区早期人们纺纱的工具,一般配合捻杆使用,原始社会的纺纱方法上有手搓和借助纺轮两种。早期是手搓加捻,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其丝线质量不高。而纺轮则是利用悬垂时的质量和旋转时产生的力将纤维加捻来制作纱线,将捻杆插入纺轮的中心圆孔中,用手捻动捻杆,带动纺轮使其旋转,纺轮的重量和体积是影响纺纱粗细的主要因素。纺轮表面的纹饰主要用于在旋转加捻时判断捻向并区别不同转动速度的一种标记[2]。湖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宋代出土了大量的纺轮,其质地、形制、尺寸都各具特点,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湖北地区已广泛使用纺轮,且呈现出开放性、多元性的文化特征。有关湖北地区纺轮的研究文献仅有饶崛等[3]的《湖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纺轮新考》,其对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阶段出土的纺轮进行了抽样统计。该文献虽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湖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的纺轮特征,但由于抽样统计的局限性,未能将湖北地区出土纺轮的时代脉络较完整呈现,且具有一定误差,如枣阳市雕龙碑遗址[4]出土了新石器时期的骨纺轮等信息就未统计,这些关键信息对湖北地区纺织技术史的研究有着重要参考意义。此外,以往考古发掘简报和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是对某个遗址或墓葬出土文物进行盘点介绍,缺少对整个地区出土文物的归纳性研究。故本文将湖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对该区域各大遗址中出土纺轮进行综合性的系统研究,以期通过纺轮这一载体,反映湖北地区早期纺织技术史的发展脉络。
1.1 研究对象
本文主要对湖北地区出土纺轮的时空发展规律进行研究,时间上从城背溪文化时代至宋代,空间上包含湖北省下辖的17个地级行政区域,归纳了不同区域与不同时代出土纺轮的数量、质地、形制、尺寸特征[5]。根据纺轮的时空分布规律,了解湖北地区原始纺织业的发展水平与进程。
1.2 研究方法
从现有出版物和档案中收集相关信息数据,通过定量研究法对湖北地区出土纺轮数量、质地、形制、尺寸的时空分布,进行统计、计算、分析、对比。使用定性分析法进行逻辑演绎推理,并结合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厘清不同特征纺轮的时空分布规律。
2.1 纺轮的出土数量
本文根据目前已出版的湖北地区相关考古期刊和考古发掘报告等记载,截至2021年1月底,统计了湖北地区各市县的302个遗址[1],其中有157个遗址出土了纺轮。由于部分遗址在考古挖掘时年代久远致使遗物损坏,无法精确湖北地区纺轮实际出土总量,故现有记载可统计数量的纺轮为1 576个。
2.1.1 不同区域出土纺轮数量分析
根据湖北地区下辖17个地级行政区域出土纺轮情况,绘制了湖北不同区域出土纺轮数量统计,如图1所示(本文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恩施州)。从纺轮的遗址分布和出土数量可知,湖北地区有13个行政区域出土了纺轮,现有可统计出土纺轮数量最多的是荆门市、黄冈市、襄阳市,分别出土450、365、143个。由于该类地区在地形上主要为岗状平原,且多靠近河流沿岸,因而水、泥资源丰富,故陶器制造业较为发达。尤其是荆门市位于湖北省腹心、江汉平原西北部,其中荆门市下辖的钟祥市六合遗址[6]出土纺轮261个,京山县朱家咀[7]共出土纺轮159个。表明荆门地区存在一定规模的纺纱活动,其纺织手工业发展水平相对周边较高。现有可统计出土纺轮数量最少的是恩施州,其出土总量为24个。主要原因一是恩施在战国以前属巴国[8],考古发现属于恩施地区巴人的起源年代只能追溯到夏代(二里头文化)晚期,由于缺乏考古底层学和类型学做证据,且新石器中晚期的遗存也极少,中间出现一定缺环,故出土纺轮数量很少。其二是与恩施州当地所设文物保护单位少、开发程度低有关。一般来说,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类型从侧面上反映人类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文物保护单位主要趋向于水源充足、海拔较低、坡度平缓等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这些地区往往是人类活动集聚区。因此以山地为主,且地形崎岖、坡度大的恩施出土纺轮相对较少。目前湖北西部未见城镇遗址,在商代遗址中仍存在大量石制生产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地区农业生产水平整体上低于鄂东地区。除恩施州外,湖北地区还有鄂州市、仙桃市、神农架林区未出土纺轮,其中鄂州市和仙桃市地区行政区域范围较小。神农架林区自然环境相对封闭,早期与湖北其他地区交流少,现有考古文献记载仅能证明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神农架已有人类活动[9],在纺轮的发掘上并无成果。
图1 湖北地区不同区域出土纺轮数量统计Fig.1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of the spinning wheels unearthed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Hubei
2.1.2 不同时代出土纺轮数量分析
由湖北地区不同时代出土纺轮数量统计可知(图2),自新石器时代至宋代,湖北地区出土纺轮数量整体上呈递减态势。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纺织生产技术的提高,纺轮逐渐被替代直至消失。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周代时期的纺轮出土数量最多,分别为357、399、112个,可见湖北地区纺轮的制作和使用集中在先秦时期。由图2可知,屈家岭文化时期出土纺轮数量多于其他时期,主要源于屈家岭文化遗址分布以江汉平原为中心,遍布长江中游地区,遗址范围达50万m2,其农耕生产水平较高,人口增长快,聚落规模较大。在湖北地区,屈家岭文化遗址超过100处,如京山朱家咀[7]、黄冈螺蛳山[10]、安陆夏家寨[11]、大悟土城[12]、天门石家河等[13]。而屈家岭文化时期以前出土的纺轮数量明显较少,所属年代最早的是宜都市城背溪遗址[14]出土的城背溪文化时期,出土数量为1个。这与早前历史中长江中游地区经历的几次气候冷暖变化有关,距今8 600年左右的城背溪文化早期正处于降温期,冷暖气候的变化致使粮食产量低,聚落式的劳作和御寒的需要,原始纺织业开始出现[15]。相比中国大部分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发展,湖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整体上是与其同步的。纺轮所属年代最晚的是出土于松滋市西斋汪家嘴遗址[16]的宋代纺轮。原因是新石器时期以后,该遗址在东周、东汉晚期至三国、六朝、宋代仍被利用过,且宋代出现的货币遗物较多,说明此地商品经济的繁荣,对纺织品的需求自然就较多。油子岭文化、薛家岗文化、季家湖文化出土纺轮较少,如属油子岭文化时期的天门市龙嘴遗址[17],是目前发掘的湖北境内较早时期的古城遗址,被其后的屈家岭文化所继承和发展,故其出土纺轮数量相对较少。目前天门市龙嘴遗址的文化时代划分学界还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油子岭文化与大溪文化时期相当。属薛家岗文化时期的黄梅龙感湖遗址[18]主要分布于安徽南部地区,与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关系密切,该地出土纺轮的特征中,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因素很少,而薛家岗文化往西的分布范围几乎没有超过黄梅县,故该时期出土纺轮较少。而季家湖文化[19]属鄂西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的文化,在鄂西地区的清江流域,考古发现的新石器中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遗存非常少,中间出现了很大的缺环,故纺轮出土数量就更少。此外,湖北省出土纺轮的时代脉络中大量存在一个遗址出土多种时代混合的纺轮,其原因一是考古发掘者无法确定纺轮的所属时代,故将其时代范围扩大至多种时代;二是同一遗址中出现了多层文化的堆积,同一遗址被不同时代所利用过。
图2 湖北地区不同时代出土纺轮数量统计Fig.2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of spinning wheels unearthed in Hubei at different times
2.1.3 不同区域和时代出土纺轮数量关系
根据湖北地区不同遗址和时代出土纺轮数量绘制了点状图,如图3所示。在距今8 200～5 000年的新石器早中期,也就是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时期,纺轮主要分布于鄂中和鄂西南地区,其中出土纺轮时代最早的是宜昌市宜都城背溪遗址[14]。大溪文化时期有枝江市关山庙[20]、宜昌市清水滩[21]遗址等,整体上看这类地区出土纺轮数量都较少,至夏商周时期数量才明显增加。在距今5 000～4 000年的新石器中晚期,也就是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鄂西地区纺轮的出土数量增加,如郧县中台子[22]、丹江口市观音坪[23]、丹江口市玉皇庙[24]三处遗址。由于此处位于鄂西北与四川、陕西的交汇地段,其新石器时期包含了中原文化和江汉地区文化特征,故鄂西北地区与周边文化相互渗透、交融,且该地周代文化面貌属于楚文化范畴。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纺轮的地理位置由西向东逐渐发展,主要分布于鄂东北部,如阳新县大路铺[25]、汉川市蓼湖遗址[26]。从周代至宋代,纺轮出土数量又较之前有新增,其分布地区逐渐扩大。从出土数量上看,鄂西地区出土纺轮数量较少,恩施州和十堰市出土纺轮的时代多为夏商周或汉至六朝时期。
2.2 纺轮的质地
2.2.1 纺轮质地的分类
现有遗址出土纺轮的质地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当地的生产方式、纺纱需求有关,也与纺轮的用途有关,有些墓葬或房址出土的纺轮是实用的生产工具,有些则可能是陪葬的明器。不同质地的纺轮在纺纱时提供下垂的重力也不同,本文根据湖北地区出土纺轮质地类型进行了分类,如表1所示。由表1可见,湖北地区出土的纺轮质地主要有陶、石、骨3种,大多遗址都出土了多种不同质地的纺轮,其中出土陶纺轮的数量最多。陶纺轮在纹饰上可分为素面陶纺轮和彩陶纺轮,在质地上可分为泥制陶、夹砂陶、夹炭陶,部分为陶片打制,在颜色上可分为红、黄、黑、灰、褐、橙等。3种质地的纺轮均可作为实用生产工具用于纺纱,虽在尺寸上并无多大差别,但其质量可能对生产的纱线有一定影响。
表1 湖北地区出土纺轮质地类型Tab.1 Texture types of spinning wheels unearthed in Hubei
2.2.2 不同区域纺轮质地特征
由湖北地区不同区域出土纺轮质地情况绘制了点状图,如图4所示。由图4可见,湖北地区出土纺轮质地最多的是泥制黑陶,其次是泥制红陶、泥制灰陶。宜昌市、荆州市、荆门市出土纺轮质地种类最多,黄冈市和荆门市的遗址中常同时出现多种质地的纺轮,这与该类地区所属的江汉平原地区对纺纱种类的需求有关。随州市、天门市、咸宁市出土纺轮质地种类最少,主要是该位置区域规划面积较小、开发范围有限。此外,长阳县清江香炉石遗址[27]出土了质地为黑色页岩的纺轮,主要是由于该地人们都靠河流居住,处于较封闭的山间河谷,从此地出土大量的鱼骨和网坠就可以充分表现出来,黑色页岩就形成于这种温湿气候下的深水沼泽环境。枣阳市雕龙碑遗址[4]出土了湖北地区较为罕见的骨纺轮,其质地为通体磨光的骨质纺轮,除作为生产工具使用外,还可作为骨饰使用。该遗址除了出土骨纺轮外,还出土了细泥橙黄陶、泥制灰陶、细泥黑陶、细泥棕黑陶、石纺轮共5种质地的纺轮。由于宜昌市位于湖北省江汉平原西北部,地处古代南北文化接壤地带,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产生的不同文化因素都在这里有遗存,使得南北地区不同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融合,因而该地出土的遗物种类较为丰富,其纺轮质地种类也较多。
图4 湖北地区不同区域、不同时代出土纺轮质地点状分布Fig.4 Dotted distribution of spinning wheels unearthed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imes in Hubei
2.2.3 不同时代的纺轮质地特征
由湖北地区不同时代出土纺轮质地特征绘制了点状分布图,如图4所示。由图4可见，纺轮最早出现在城背溪文化时期[14],其纺轮质地为夹砂红褐陶,这与城背溪文化时期出土的其他夹砂陶、红褐色陶的特征基本一致。此外,屈家岭文化时期出土多种质地的纺轮遗址较多,其数量也最多,可以看出屈家岭文化遗址的人们爱好艺术,其彩绘艺术水平较高。其中屈家岭文化遗存出土的陶器质地以泥制红陶和泥制黑陶为主,说明了湖北地区在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已掌握了多种纺轮质地的制造技术,且在地域间存在生产技术的交流。陶制纺轮类型除表1分类外,还有夹炭红陶、夹炭黑陶、夹草末红陶等其他陶质纺轮。值得注意的是,在枣阳市雕龙碑[4]、巴东县宝塔河[28]、鹤峰县刘家河[29]3处遗址发掘了石纺轮,前者为新石器时代,后两者为周代,其出土数量较少。在丹江口市观音坪[23]出土了泥制褐陶等10种质地的纺轮,所属屈家岭文化时代。由此可知,鄂西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已掌握了多种质地纺轮的制造技术,但通过整个新石器时期出土的纺轮来看,湖北地区的陶制纺轮最适合纺纱,因而鄂西北地区对纺轮材质使用方面相对江汉平原地区更落后。
2.3 纺轮的形制
2.3.1 纺轮形制的分类与特征
不同形制的纺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纺纱功能,制作差异上主要受生产水平、实际需求、审美观念、文化传统等影响。由于大多纺轮主体呈现扁平圆饼状,因而以不同的纺轮截面形状将纺轮形制进行划分。根据纺轮的形态特征,可将湖北地区出土纺轮的形状分为6种,含算珠形、圆饼形、圆台形、馒头形、碾轮形、束腰形,其中算珠形又分为纵截面两侧起棱和纵截面呈椭圆形两种形制。湖北地区出土纺轮形制最多的是算珠形、圆饼形纺轮,这两者在纺轮的厚度和两侧形状上有一定差异。本文将以上6种纺轮的形制、特征、图例、出土遗址分类归纳,如表2所示。
表2 湖北地区出土纺轮形制分类Tab.2 Classification of the shape and system of spinning wheels unearthed in Hubei
2.3.2 纺轮纹饰的分类与特征
纺轮上刻画的不同纹饰具有一定实用功能,有的是为了帮助确定捻向和速度,纹饰的朝向可以提醒纺纱者确定纺轮旋转的方向,纹饰在转动时的连续程度确定纺轮转动速度,有的帮助确定钻孔的位置,也有的是帮助纺纱者区分哪个纺轮是自己的。湖北地区出土纺轮大多为素面,部分刻画了简单纹饰,且主要刻画在纺轮的圆弧面上,其纹饰多以纺轮中孔为中心进行放射性几何形刻划。湖北地区出土纺轮纹饰可归纳为点纹、四分纹、弧线纹、十字纹、蝌蚪纹、旋涡纹、凹凸弦纹、绳纹、网格纹(表3)。其中出土最多的是旋涡纹,如天门市石家河罗家柏岭[30]和邓家湾[31]处遗址出土的旋涡纹纺轮,这种纹饰以纺轮的中心圆孔为圆心,画一半圈弧线,宽头靠近圆心,尾尖在外侧,黑白相间,有着天地阴阳旋转的寓意,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旋转原理的运用和探索。此外,纺轮上的漩涡纹、蝌蚪纹、太极纹都是对江河水流的直接描述,包括绳纹也是由漩涡纹变化而来。部分纺轮边缘出现的网格纹、菱形纹可能与渔网形状有关,说明当时渔业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表3 湖北地区出土纺轮纹饰分类Tab.3 Classification of spinning wheel ornaments unearthed in Hubei
2.3.3 不同遗址和时代的纺轮形制特征
由湖北地区不同遗址和时代出土纺轮形制数量点状图可知(图5),在新石器时期初期,圆台形、圆饼形纺轮出现较多,至新石器中晚期,圆饼形、算珠形纺轮出现较多,可以看出较早时期纺轮底径明显大于面径,较晚时期其面径增加,形体逐渐趋向均匀。这也说明了湖北地区早期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形体匀称的纺轮转速更均匀、捻线更匀实,更符合科学原理,有利于生产实践。屈家岭文化时期出现了多种形制的纺轮,且同种纹饰的纺轮数量较多,相似度高,说明这些纺轮很有可能是批量生产,如果是自家制作不会有如此高的相似度。大溪文化时期和周代出土的纺轮形制更加多样,如罗田县庙山岗[32]出土了以夹砂陶为主,少量泥制陶,多灰陶,还包括少量褐陶和红陶的周代纺轮,可见周代的纺轮制作和使用已经接近成熟阶段。此外,束腰形、碾轮形均出现在多个形制混合的遗址中,除多种形制混合外,出土形制最多的为算珠形和圆饼形纺轮,如黄冈市出土的圆饼形纺轮最多,该形制的纺轮扭矩更大更适合合股线[33],荆门市出土的算珠形纺轮较多。这两种形制纺轮的菱边结构与表面结构较为类似,其上下两面均为平面圆形,算珠形的直径与厚度比要小于圆饼形,可以看出这两种形制的纺轮在湖北地区更加普遍和实用,且当时的居民对纺纱线密度和加捻程度已有按需控制的生产能力。
图5 湖北地区不同区域、不同时代出土纺轮形制点状分布Fig.5 Dotted distribution of the shape and system of spinning wheels unearthed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imes in Hubei
2.4 纺轮的尺寸
不同尺寸的纺轮反映了人们对不同类型纱线的需求,一般来说,纺轮的直径为纺线提供了合适的扭转力和旋转性。直径小的纺轮使用细的、短的纤维,直径大的纺轮使用粗的、长的纤维。纺轮穿孔是为了在使用中和纺杆杆身直径相符,穿孔一般选择纺轮的中心位置,使得纺轮在纺纱时稳定旋转。湖北地区出土的大多数纺轮的尺寸都是小且轻,其形状类似于古代的铜钱,也有学者认为纺轮的尺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代铜钱的形状和大小,如战国时期的圜钱可能就是由纺轮演变而来[34]。根据考古文献中湖北省出土纺轮的直径、孔径、厚度的记载,本文整理了各地出土纺轮的尺寸数据并将进行标注,绘制了湖北地区出土纺轮尺寸区间垂线图(图6、图7),以表示纺轮直径、孔径、厚度的最小值至最大值区间。此外,湖北地区还出土了未穿孔的陶饼,其磨制较规整,与有孔纺轮外表无异,尺寸变化范围都与同时期的纺轮尺寸接近,相当于纺轮的半成品。
2.4.1 不同区域的纺轮尺寸特征
由图6可知,荆州市和孝感市均出现过直径较大的纺轮,随州市和襄阳市出现过较大孔径的纺轮,黄冈市和黄石市出现了较厚型纺轮。可以看出直径、孔径、厚度值范围较大的遗址多分布在鄂东北地区,说明该类地区对于不同纱线的生产有相应的要求。其中恩施市、随州市、天门市、黄石市的纺轮直径多在2～6 cm,由于中国古代葛和麻是主要的纺织原料,且都是纺纱的粗纤维和长纤维,两者纤维性质相近,纺纱时所用纺轮尺寸也较相近,适合直径为2～6 cm的纺轮[35],可以推断出该类地区有种植相当部分的葛或麻。除荆州市、孝感市外,湖北其他地区的纺轮直径均在10 cm以内,其中潜江市、咸宁市的纺轮直径范围最小。黄冈市、荆门市、十堰市、襄阳市的纺轮直径上限较其他地区更大,可能存在丝纺,丝线的长线纤维,韧度有限,需要较为轻、扁、大的纺轮,如需多股线合股加捻,对应纺轮尺寸就更大。也有少量蚕丝组成的丝束,需要的纺轮就更小和轻薄,这样对应了该类地区出土的纺轮直径上限较大,且也存在较小直径的纺轮。值得注意的是,安陆市夏家寨[36]出土了直径为55 cm的纺轮,这是在中国境内较为罕见的,由于是1980年的考古简报中记录的数据,因而对其纺轮实际直径难以考证,但也不排除其存在的可能性。在孔径的尺寸上,除随州市、襄阳市外,湖北地区纺轮的孔径均在1 cm以内,孔径最小的为武汉市和襄阳市。
图6 湖北地区不同区域出土纺轮尺寸区间垂线图Fig.6 Vertical map of the size range of spinning wheels unearthed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Hubei
2.4.2 不同时代的纺轮尺寸特征
由图7可以看出,新石器早期纺轮的直径和厚度较新石器晚期更大,纺轮较大且厚重说明其纺线的纤维更粗,需要使用转动惯量更大的纺轮去带动,表明早期纺轮制作技术较为落后。至新石器晚期出现的纺轮直径更小、孔径更大,说明其纺织技术和经验相较早期更先进。如钟祥六合遗址[6]中出土的陶纺轮,屈家岭文化晚期的纺轮厚度比早期要薄,彩陶纺轮也较多。从周代至宋代,纺轮的直径范围也呈逐渐缩小趋势,早期笨重的纺轮已经看不到了,基本都是中小型和轻薄型,说明用于纺织的纤维更细,当时为了使麻类纤维更细已经可以消除其中的胶质,使织出来的布更加轻薄柔软。由于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季家湖文化时代及宋代的纺轮数量较少,因而其纺轮尺寸较为单一,无明显变化区间。屈家岭文化时代和周代时期出土纺轮的尺寸范围较大,可以看出该时期湖北地区正以纺轮作为主要纺纱工具,对于纱线的要求并不算精细和严格。总体上看,出土数量较多的时代,其纺轮的直径、孔径、厚度范围也较大。
图7 湖北地区不同时代出土纺轮尺寸区间垂线图Fig.7 Vertical diagram of the size range of spinning wheels unearthed in Hubei at different times
随着湖北地区出土纺轮数量的不断增加,纺轮的类型也越来越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湖北地区纺织业的发展脉络,这些出土的纺轮对研究湖北地区纺织业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四点:一是湖北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至宋代时期均有墓葬遗址中出土纺轮,出土纺轮主要分布于江汉平原和鄂东北地区,鄂西地区出土数量较少。二是纺轮的质地主要以陶制为主,且随着时代变化陶制分类更多样化,另还有少量石纺轮和骨纺轮。三是纺轮形制相对中国其他区域出土纺轮而言较为单一,且不同区域出土的纺轮形制多有相似。四是纺轮尺寸在不同遗址和时代均有不同特点,纺轮尺寸区间较大,且随着时间推移纺轮尺寸逐渐变小。湖北地区出土纺轮情况的归纳整理反映了湖北地区纺织业制造技术的发展和更替,对湖北纺织科技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对出土纺轮的实证分析,有利于进一步探究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大系统中湖北地区的文化起源地、发展体系、文化特色。
由于当前对于纺轮的数量、质地、形制、尺寸的记载有限,无法通过上述特点来判断湖北地区纺纱的聚落关系和纺纱的生产方式等信息,本文仅能对出土纺轮特征进行尝试性的释读,还有一些有待研究的方向,如墓葬遗址中出土的纺轮除了作为生产工具外,是否还具有其他用途。对于墓葬中出土的纺轮数量、类型是否与墓主从事的纺纱活动有关。还有纺轮的出土与当地纺织纤维种植有哪些关联,不同种类纤维与纺轮尺寸之间有何种联系。这些研究方向都能反映很多重要社会信息,若能够在纺轮出土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尽可能多地描述纺轮的特征,或是能找到现今还在使用纺轮的人,其数据内容可能更加具有说服性。总的来说,湖北地区出土纺轮形制多样化,通过出土纺轮推测出的纺纱技术、生产方式、聚落的变化等社会信息,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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