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闻晓
赋的本质在于名物和语词的铺陈。“赋”训贡献聚敛、给予散布。赋贡以人头计算，凡天下四方州郡乃至里闾方物贡献天子及其所统治的朝廷，品类各异，无数单个之物聚敛一处，因致巨数。《说文·贝部》段玉裁注谓“敛之曰赋，班之亦曰赋”①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82页。，但以聚敛为本，才能广为班布。赋的铺陈也在于古今天下单个之物的聚集呈现，形成十分庞大的事类系统，而非诗中飞鸟浮云之类，只以物类的概指传达作者的情意。“赋”训布、敷、铺，具有铺展、陈列、散布、溥遍、广大的意义，赋体铺陈也十分鲜明地显示同样的特点。赋是主物的文学，与诗主情、文主事理形成显著的区别，尽管汉代骚体赋从屈宋楚辞托物抒情转向事理摄情而物类为寡，但汉末以降抒情小赋复归体物。赋以汉魏晋为盛，考察此期赋作的飞走及草木类名物的呈现，可明赋体之别及其演变、大赋讽颂相妨与题材交互，尤其飞走类名物在《文选》各类赋的呈现，十分鲜明地彰显赋体主物的本质特征。
《西京杂记》卷2司马相如谓“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②刘歆撰，葛洪集，向新阳、刘克任校注：《西京杂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1页。，虽属假托，但合相如为赋之实，其《子虚》《上林》之作，正以大题包览、长篇构结，具有极为广阔的铺陈空间，飞走卉木等各类名物充盈其中。这是直承宋玉《高唐赋》等篇的传统，汉大赋如枚乘《七发》、扬雄《蜀都》、班固《两都》、张衡《二京》之制，递相祖之，遂成一代之盛。而在屈辞《离骚》等篇怨怼激发，广托名物，衍为汉代骚体赋，转主事理，融合抒情，汉末变为短制如张衡《归田赋》之类，降而又为六朝小赋，体物抒情，造语骈俪，及唐加以声律，用于科考，遂成律赋。对汉魏晋赋飞走名物铺陈进行总体考察，可明赋体之异及其演变大势。
清王芑孙《读赋卮言·审体》谓“赋者，铺也，抑云富也，裘一腋其弗温，钟万石而可撞，盖以不歌而颂，中无隐约之思，敷奏以言，外接汪洋之思”，又谓赋“用居光大，亦不可以小言……极赋能事在于长篇”①王芑孙著，王义胜整理：《渊雅堂全集》，扬州：广陵书社，2017年，第1008—1009、1016页。。训赋为“富”，乃在名物和语词的巨丽铺陈，正如裘宽多毛才可保温，钟大而撞之声洪，“赋”训布、铺、敷，也是取于物类之广，所以大赋最得赋体铺陈之本，而“不可以小言”者，如六朝抒情小赋以至更为短小的唐代律赋不克铺陈，尽管转向“至小无内”②郭庆藩：《庄子集释》，《诸子集成》第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232，232页。的物态描摹，但已丧失赋体铺陈“至大无外”③郭庆藩：《庄子集释》，《诸子集成》第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232，232页。的本质要义。
大赋之大，在于赋题显示的巨大容涵性，需要长篇大制，具有十分广阔的铺陈空间。大赋若《子虚》《上林》《两都》《二京》《三都》，凡题中所涉，都可尽情铺写。例如《子虚赋》写云梦泽之山，并山之形貌、山上土石、其东草卉、其南地势、其西泉池花草、其北林树、树上飞鸟及树下走兽，靡不呈现。都城如班固《西都赋》先写长安地势形胜，左据右界，表山带水，并星宿地理、历史源流，继写四郊，田原封畿，源泉陂池，桑麻果谷，乃至苑囿宫馆，极其壮阔。例如其南“号为近蜀”，东则由河、渭“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④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4页。，乃从天下地理形势彰显帝都的中心定位，但题为“西京”的一都之赋，其所涉地域范围也过于宽泛，所以只能付诸概括的叙写。那么接下来写长安宫室壮丽，占据两段，事关建筑，职在描写，寡涉名物。真正的名物铺陈，却只在接下的苑囿畋猎中获得集中的呈现，一样是虚张仪仗，铺陈格杀，鸟兽获毙，声势震天。接下也是猎获后的君臣庆功，极尽侈丽，名物众多。
走兽类名物在畋猎场面铺写中出现最多，因为它们是被格杀的对象，飞禽类名物则多出现在畋猎后的庆祝场面中，这些禽类自由地飞翔，衬托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此外，在苑囿等自然环境的描写中，也多飞走物类，不是格杀的对象，而是作为生命的本然存在，“各率其性之自，共随兹土之安，载成天地之德，极衍族类之蕃”⑤易闻晓：《海口赋》，《易闻晓赋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5页。。
汉大赋如司马相如《上林赋》、张衡《西京赋》飞走类名物最多。《上林赋》的动物，有赤首、圜题、穷奇、蛩蛩、解廌、蜚遽、白虎、貔、豹、熊、罴、豺、狼、猛氏、象、玃、素雌、獑胡、蜼、蝚、豰、玄猨、游枭、白鹿、麈、麋、角端、狸、壄羊、马、壄马、騕褭、騊駼、驒騱、駃騠、牛、沈牛、牦、貘、犀、庸、貘、犀、橐驼、驴、菟、狡菟、封豕、麒麟、飞蠝、、鹔、鹄、鸨、鴐鹅、属玉、交精、旋目、烦鹜、箴疵、鵁卢、玄鹤、昆鸡、孔、鸾、鵕、翳鸟、凤凰、鹓鶵、焦明、鹊、鹢、鸾、鹖、玄鹤、雉、龙、蛟龙、靑龙、赤螭、玉虬、、灵鼍、渐离、鰅、鰫、鰬、魠、禺禺、魼、鳎、鱼、鳖、虾、蛤、蛫、蛭、蜩、蟜，凡99种次，其中走兽50种次。
《西京赋》有魑魅、蝄蜽、巨灵、赑屃、兽、群兽、怪兽、虎、白虎、貙、豹、水豹、狻、熊、罴、赤象、白象、牛、潜牛、兕、昆駼、骏、驳、獑猢、狖、猨、狒、巨狿、麑、麃、麀、鹿、猃、封狐、猬、猲獢、麒麟、飞鼯、禽、众鸟、朱鸟、凤凰、鸳鸾、青鸟、簧雀、鸣鸡、鹔鷞、鸹、鸨、鴐鹅、鸿、鹤、雁、鳬、鸣鸢、游鷮、大雀、鳞、龙、苍龙、飞龙、神龙、蛟、蛇、海鳞、鲸鱼、鼋、鼍、巨鳖、鳣、鲤、鱮、鲖、鲔、鲵、鲿、鲨、鲂、鳢、鰋、鲉、紫贝、耆龟、鲲、鲕、蜃、蛤、蟾蜍、蚳、蝝、蟋蟀，凡91种次，其中走兽38种次。
赋中物类称作“名物”，是因为赋的铺陈本诸物类的称名，基于汉字的使用，反映人们对于物类的认识、观念和态度；
且以赋作铺陈的语用需要，不尽实有之物，亦多重复之指，所以统计名物，当言“种次”。名物是汉语言文字的特指，物有其名，以字指代，故谓“名字”。《说文·口部》“名”用“自命”，从“口”从“夕”会意，以“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①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56页。，从“冥”得声，推于万物称名。《管子·心术下》谓“凡物载名而来”②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第5册，第222，221页。，《心术上》谓“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③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第5册，第222，221页。，《周礼·天官·庖人》“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④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61页。，名者指物，故谓“名物”。在古称名，初多单音，而以独字对应，故多一字一物。惟以汉语单音独字，便于双音即双字的组合，借助双字组合的机制，造就更多的名物。
名物不仅是物之本身，而且是人们基于主观的认识、观念和态度对物的称名。在《上林赋》和《西京赋》中，例如猨又作“猿”“蝯”，《字类·犬部》谓猿“似猴，长臂”⑤乐韶凤、宋濂等编：《洪武正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5页。，善攀援树枝，盖取于其类善援；
玃，《尔雅》称“玃父善顾……攫持人也”⑥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651页。，则取其物善攫；
猱同“夒”“獿”“獶”，音从犬吠，本惊扰骇躁义，以为命名，视其扰扰，招人烦恼。猿善援、攫并其鸣声，都是物性使然。猿以臂长善援，人以臂长善射而称“猿臂”，《史记·李将军列传》就说“飞将军”李广“为人长，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⑦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72页。。人们对于猿臂长而善援，是抱着肯定和欣赏的态度。但玃善攫人，特别是妇女，却是可恨的行为；
尤其夒、獿、獶，既以鸣声扰人称名，显见厌憎的态度。又如騊駼，《汉书·扬雄传·解嘲》作“陶涂”，颜师古谓“騊駼马出北海上……北方国名也。本国出马，因以为名”⑧班固：《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68页。，这种马并不知道自己因其产地得名，只是作为稀罕的良马为人求取，就如过去的“洋碱”“洋油”和今天的德国车，都为国人所好，反映崇洋的心理。
有些名物并不存在，而是出于人们的想象虚构，这是由于赋的铺陈空间为广，所需名物为多，更是出于凭虚铺陈的需要。赋从来不是实录，那是史书的职责，赋则如刘熙载《赋概》谓“相如一切文，皆善于‘驾虚行危’”，所以为高，继者不及，盖“赋以象物，按实肖象易，凭虚构象难”⑨刘熙载撰，袁津琥注：《艺概注稿》，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32、462页。，除了子虚、乌有的假设陈词，名物的铺陈也非按实呈现。例如《子虚赋》写云梦之山，“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琘昆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砆”⑩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19—120页。，不要当真此山之土实有如此丰富的色泽、此山之石确有如此琳琅的品类，只可相信司马相如的博物，在意中苦苦搜寻古今四方土石的物类，全部加予此山的摛写，唯一出于凭虚夸诞的需要。凭虚乃是赋体铺陈的本质要义和总体特点。
虚造之物如《上林赋》中的穷奇，本是一个恶人。《左传·文公十八年》：“少嗥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譛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⑪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862页。人民给这个恶人取了外号，谓之“穷奇”，也许是骂此人恶得出奇，犹“奇葩”之谓。但在《山海经·西山经》则为食人之兽：“又西二百六十里，曰邽山，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蝟毛，名曰穷奇，音如獆狗，是食人。” 郭璞注云：“似虎，蝟毛，有翼，《铭》曰：‘穷奇之兽，厥形甚丑，驰逐妖邪，莫不奔走，是以一名号曰神狗。’”⑫郝懿行著，沈海波校点：《山海经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6页。这真是一个四不像，莫可名状，不知所出，故谓穷奇。但它吃人为恶，在这一点上与少嗥不肖相同，也许先有此物之名，人们拿它来称呼这个恶子。《淮南子·墬形训》则说它“广莫风之所生也”，高诱注谓“天神也，在北方道”⑬刘安著，高诱注：《淮南子注》，《诸子集成》第7册，第65页。，由于不知其物所出，就干脆说它是风生之神。
又如蛩蛩，也是取自《山海经》，《海外北经》谓“（北海）有素兽焉，状如马，名曰蛩蛩”，郭璞谓“即蛩蛩钜虚也”①郝懿行著，沈海波校点：《山海经笺疏》，第214页。，《广雅·释兽》也说“巨虚……马属”②王念孙著，钟宇讯点校：《广雅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90页。。刘向《说苑·复恩》：“北方有兽，其名曰蟨……食得甘草，必啮以遗蛩蛩巨虚。蛩蛩巨虚见人将来，必负蟨以走。”③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6—117页。这是蛩蛩巨虚“复恩”的行为，可见它是义兽，葛洪《抱朴子·博喻》则谓“蛩蛩之负蹷，虽寄命而不得为仁义”④葛洪：《抱朴子》，《诸子集成》第8册，第167页。。“巨虚”一作“距虚”。《文选·司马相如〈子虚赋 〉》“蹵蛩蛩，轔距虚”分作二处，实为互文，李善注引张揖谓“蛩蛩，青兽，状如马，距虚，似驘而小”⑤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0页。，竟作二物，昧于赋家本意。清赵翼《初用拐杖》“蛩蛩负駏虚，踸踔逐茅狗”⑥赵翼：《瓯北诗钞》，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年，第85页。云云，则将蛩蛩负蟨误作负駏虚。实际上蛩蛩就是距虚，本为一物，不能自我背负。称其“蛩蛩駏虚”，“蛩蛩”当是对駏虚的形容。《楚辞·刘向〈九叹〉》“志蛩蛩而怀顾兮，魂眷眷而独逝”，王逸注谓“蛩蛩，怀忧貌”⑦王逸：《楚辞章句》，黄灵庚主编：《楚辞文献丛刊》第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355页。，设如此义，那么駏虚也是怀忧之物，必是愁眉苦脸的形状。对于动物学家而言，这样的推想当然是不科学的，但在赋家，却正以传言想象之物，才能成就凭虚的夸诞铺陈。明谢榛《四溟诗话》卷2谓“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盖以“《离骚》为主，《山海经》《舆地志》《尔雅》诸书为辅”⑧谢榛：《四溟诗话》卷2，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75页。，取于《山海经》者，率多虚诞不实，适见博物，恢奇诡谲，才堪耸动读者，盖赋本资虚饰，览者必有预期⑨易闻晓：《汉赋“凭虚”论》，《文艺研究》2012年第12期。。
而且赋的名物铺陈是以文字所指呈现物类，当然不是像牧羊一样清点实数，文字表示的名称对于物之指称具有不同的依据，或一物多名，多名指称一物。赋的名物铺陈就是称名的呈现，汉语一字一物或二字一物，赋家博物，在于识字之多，赋中铺陈，也是名物字或字组的罗列，这是“字本位”的语用操作⑩易闻晓：《赋用联绵字字本位语用考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在赋体创作上，“字本位”是根本的，也是赋体铺陈的要义。例如《上林赋》玃、素蜼、獑胡、蜼、蝚、玄猨都是猨类，以我们现代的语汇，就只能说出大猴、小猴、白猴、黑猴之类，这固然显示单音独字组词的高度灵活性，但以识字之少，却与汉字博物之指全无关涉。而古人识字多，《汉书·艺文志》谓汉萧何草律，规定“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⑪班固：《汉书》，第 1721 页。，何况赋家铺陈，尤需博识。
在《上林赋》的名物铺陈中，玃取于猨类善攫，胡、猴通转，蝚即猱，同夒、獿、獶，古人以虫为万物大类，故从“虫”作“蝚”，亦如猨作“蝯”、玃作“蠼”。在下层级的分类则猨属都是长脊类，那么玃又作“貜”，猱亦作“”，在古人造字，乃是出于不同的分类层级观念，在赋家铺陈用之，则是多识字的博物之知。而蜼在猨类，则“似猕猴而大，黄黑色，尾长数尺，似獭，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悬于树，以尾塞鼻，或以两指”⑫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651页。，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9说它“常仰视天，雨则以尾窒鼻，南人呼为倒鼻鼈”⑬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55页。，这个不堪的绰号显示此物下雨时的窘况，只有识字多而博物的读书人，才能体味此中的物趣。而獑则以毛色称名，《说文·虫部》“蝯”字朱骏声《通训定声》谓“蝯之白腰者为獑”⑭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武汉：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年，第724页。，尤见古人汉字指物的具体细致，如果用现代汉语表示，就是“腰上有白毛的猿”，孰知本有一字所指，识其字即识其物。至于獑、胡并称，则以汉语单音独字形成双音二字的组合，这种双音结构对于单字组合具有规范的作用，通过递相祖述形成稳定的组合形式，让人们觉得“獑胡”本是一物之称，实际上本是双音结构形成的临时组合。素雌、玄猨的双字组合更是十分便利，随便也可由此增加“白猨”“赤雌”的称名。但在赋家，却必须多识单字以为铺陈，往时某作《相如盛览问对赋》叙古黔猎“幼曰豵，大曰豜，肥以豨，毫者豲，豥蹄白，余者黔，豱头而短，豯未及年，豟硕而壮，豮获可阉”①易闻晓：《会山堂初集》，济南：齐鲁书社，2015年，第61页。，庶几惬素，若以现代白话称之，则仅可言大猪、小猪、肥猪、豪猪、黑猪、白蹄猪、头短的猪、未成年的猪、阉割过的猪，倘若以此作赋，岂不令人喷饭？
赋本铺陈，总以显示与炫耀表现为颂的功用②易闻晓：《论汉代赋颂文体的交越互用》，《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故自汉人视赋为颂，如《汉书·贾邹枚路传》“皋……为赋颂”③班固：《汉书》，第2366，2790，3575页。、同书《严助传》“作赋颂数十篇”④班固：《汉书》，第2366，2790，3575页。，《前汉纪》“雄好赋颂”⑤荀悦等撰，张烈点校：《两汉纪》，北京：中华书局 ，2017年，第515页。，及《文心雕龙·情采》“辞人赋颂”⑥刘勰著，范文澜注 ：《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38页。云云，都是赋颂不分。从赋体尤其是大赋的创作来看，作者赋一题如《上林》《西京》，必就上林、西京极尽夸饰，宫殿一定壮丽无比，草木必然珍奇毕聚，飞走更是品类不穷，没有人会故意将苑囿或京都写得不堪，哪怕作为南都的南阳并非侈丽，张衡也以家乡的自豪一样尽力铺陈。赋体本有颂的功用，晚清林纾《春觉斋论文·流别论》具有精要的论断，要在“赋体颂用”，盖“不出于颂扬，则行之亦弗庄”⑦林纾等：《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49—50页。，而且表现为才学的自我炫耀。赋家凡赋一题、一物、必将倾其才学毕力摛写而后快。赋家作一赋，就是一次自我膨胀的心路历程、一次才情学问的自我炫示，毋宁说是自我的颂扬，凡赋题之容涵、篇幅之巨大、名物之富和辞藻之盛，都是自我颂扬的表现。正如上引王芑孙训“赋”为“富”，钱少不能炫富，多金而吝则是财奴，只有钱钞布列，延绵千里，才是真正的富豪；
赋家作赋，也从不矜持，名物鳞次，语词栉比，鸿篇巨制，数千余言，一气铺陈，才是真正的大赋。
汉代赋论从《诗》学本位出发，也肯定赋的颂扬功用。班固《两都赋序》足为代表，假设“赋者古诗之流”，推原于“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及汉武、宣之世，乃兴乐府，“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抑亦雅颂之亚也……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⑧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1—22，682页。。其赋《两都》而序以称《诗》，推为赋源，就是强调赋的《诗》学本位。自成、康以至武、宣，“盛世文章”的观念隐含颂扬的意识，这是“润色鸿业”的要义。固然《诗》六义之风、雅归于讽喻，对于政治具有规谏的现实功用，在讽、颂之间，汉代《诗》学如《诗大序》却重在前者。对于赋体创作的批评，班固赋论也惟在讽喻的方面，由于赋本出于颂扬，讽喻的缺失就是必然的。班固《典引序》批评司马相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1—22，682页。，其铺张鸿藻，本出颂扬，相对于讽喻的现实功用来说，这是无用的浮辞。《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也说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终归节俭，不害讽谏⑩司马迁：《史记》，第3073页。，在“虚词滥说”的巨丽铺陈中，这种“讽谏”微不足道，对于览者很难发生作用。对此，作为赋家的扬雄深有体会，“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但为赋者“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而“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⑪，在写作和诵读，这样的“曲终奏雅”往往是无力的。
在《诗》学本位要求赋的创作，扬雄和班固都胶着于讽喻之义，但赋有颂扬之用，与《诗》学讽喻要求⑪ 班固：《汉书》，第2366，2790，3575页。相左，为了防止“虚词滥说”的夸诞之弊，就只能缩减“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的铺陈，势必导致篇幅的缩短、铺陈空间的缩小和名物词语的减少，这在扬雄《长杨赋》及班固《东都赋》、西晋左思《魏都赋》中都有突出的表现。扬雄《长杨赋》收入《文选》赋畋猎一类，主题却是批评畋猎，不是子虚、乌有的夸诞或枚乘《七发》吴客、楚太子本无其事的虚构，而是胶着于今上本年长杨之猎这件具体实事，子墨客卿问于翰林主人，说圣主养民，施以仁义，而今年之猎实在扰农，且人君宜玄默澹泊，今则“远出以露威灵”，是以“蒙窃惑焉”，这已表明批评的态度。然而明知其正确的翰林主人却取笑他“知其一未睹其二，见其外不识其内”，而以一个谙熟本朝历史的儒生学者身份历数强秦民所不堪，汉高祖奉天而战，不遑“娱乐之游”，文帝“方垂意于至宁，躬服节俭”，也无丽靡之乐；
逮武帝除匈奴等四方之乱，“碎轒辒，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驱橐驼，烧熐蠡”，如此的铺陈，极似相如赋中的畋猎场面，实际上武帝强兵，也好畋猎，这是暗指游乐。而“今朝廷纯仁，遵道显义……平不肆险，安不忘危”，故亦“习马长杨，简力狡兽，校武票禽”①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36—138，136页。，似是继缵武功，实际上只是逸乐，何可与武帝同日而语！但借武帝以讽今上，就不能明言武帝游乐，倒不如子墨客卿的正面批评来得直接，对于武帝和成帝都是适合的。不同于《子虚》《上林》极尽铺陈而曲终奏雅，天子览之将终也还飘然自得，而是自始至终的说理予人不悦，也许确能起到讽喻的作用，但主物的长篇铺陈却已缩短为不足1 500字的主事议论，必然导致名物和语词铺陈的缩减，号称“羽猎”的名赋，就只有“扼熊罴，拖豪猪，木拥枪累，以为储胥”②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36—138，136页。等寥寥略写，其中动物之类，也只有狡兽、窫窳、虎、豹、熊、罴、豪猪、封豕、狖、玃、槖驼、麋鹿、狐、菟、票禽、瑇瑁、虮虱、蠭、蛾共20种次、走兽14种次而已，而且大多用于帝王仪仗和欢娱场面的描写，这与《长杨赋》的赋题实不相称。
扬雄《羽猎赋》也是以颂为讽，畋猎及名物的铺陈也被主观克制，其中动物也仅有35种次、走兽16种次，作为《文选》畋猎赋的名篇，更是名不副实。除此两篇外，号为扬雄四大赋中尚有郊祭二赋，《甘泉赋》也不足1 500余字，《河东赋》则不及500字，后者与大赋巨制相去甚远，只能称为“大题短制”，虽体为大赋而篇幅为短，不能展开铺陈，有悖大赋体制之本。二赋亦主讽谏，盖帝王郊祀亦如游猎，劳民伤财而已。郊祀赋的仪仗场面，也需名物铺陈，但《甘泉赋》动物只有16种次，《河东赋》则仅4种次。究其缘由，惟在扬雄作赋的讽谏意识，有悖赋体颂用的体制要求，恒在讽颂之间，存在深刻的紧张。本来扬雄少好辞赋，悦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③班固：《汉书》，第3515页。，早岁《蜀都赋》之作，必是模拟司马，铺陈巨丽，名物众多，共有动物78种次，走兽类34种次。而四赋都作于入都之后，旨在讽谏，不复《蜀都》但事铺陈，而晚年自悔作赋，竟以“壮夫不为”，益坚“赋可以讽”，然犹“不免于劝”④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页。，反映赋体颂用的创作实情，其于赋体铺陈之义，必有欠焉。
在都城赋中也有同样的表现，班固《两都》、张衡《二京》和左思《三都》之制，都本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也以主客问答逐层否定推动二赋或三赋一体的连续赋写，《东都》《东京》《魏都》乃是本诸礼制分别对于《西都》《西京》和《蜀都》《吴都》侈靡的否定，因此都较前赋为短，铺陈有所减弱。《西都赋》共有动物37种次，其中走兽类15种次；
《西京赋》动物共99种次，其中走兽类41种次；
《蜀都赋》动物共65种次，走兽类23种次；
《吴都赋》动物共130种次，走兽类43种次。但《东都赋》动物仅15种次、走兽9种次；
《东京赋》动物54种次，走兽13种次；
《魏都赋》动物32种次，走兽6种次。在司马相如，则《上林》反比《子虚》铺陈弥甚，只在结尾略示讽谏，而班、张、左则以一赋充当前赋的否定，以此加强讽谏，却减弱了铺陈。只有张衡《东京赋》尚且具有巨丽的名物铺陈，他的高明，是在《西都》铺陈侈丽，《东都》则极力铺陈可以肯定的内容，都使《二京》获得巨丽的展现。
大赋本以题目之大、篇幅之长容纳较多的名物，但如扬雄《河东赋》大题短制而名物极少，东汉已还，这种情况浸以常见。如蔡邕《汉津赋》题名为大，可如晋郭璞《江赋》那样长篇铺陈，却仅220字及蛟龙、灵蚌、鱼、龟4物，已失大赋铺陈之本。此赋或有残缺，但今存两段，前段写汉水而止，未再铺陈，后段即写“游目骋观”，知其并非长篇。又如三国魏杨修、卞兰同作《许昌宫赋》，并极短，后者只有飞凫、翔龙二物。凡此大题，本有巨大的容涵，例如许昌宫，凡宫中殿宇、雕梁画栋、玉砌红栏，乃至宫中陈设，小至银屏金枕、犀箸玉杯，以及庭中草卉，牡丹芍药、月季蔷薇，都可极尽铺陈，只是人情懒惰，畏难草草而已。大赋的创制乃是十分艰苦的过程，《西京杂记》卷2言相如作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①刘歆撰，葛洪集，向新阳、刘克任校注：《西京杂记校注》，第91页。，《文心雕龙·神思》说“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②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494，602页。，非有鸿博之学、沉潜之功、闲晏之时不克为之，亦非身缠俗务、心怀竞进可以成办。但看六朝以下，赋篇短小，诗赋交越，唐代以降，诗盛赋衰，不仅作者趋易，亦且读者畏难，后来的结果实有起于更早的原由；
而汉代赋盛，则以经学沾被，根于学问，成于艰辛，乃是最为深刻的内在原因。
汉代大赋为盛，而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宋楚辞在汉代衍为骚体赋。《离骚》等屈宋楚辞率多述情，与《诗》无异，而且都藉物象，多在草木，自来论者，咸称比兴。王逸《离骚序》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
恶禽臭物，以比谗佞；
灵修美人，以媲于君；
宓妃佚女，以譬贤臣；
虬龙鸾凤，以托君子；
飘风云霓，以为小人。”③王逸：《楚辞章句》，黄灵庚主编：《楚辞文献丛刊》第1册，第14—15页。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亦云：“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④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494，602页。这都是站在《诗》学经义的本位评论《骚》及汉赋。《离骚》及屈宋楚辞托物述情，宋玉《高唐赋》承接《离骚》而赋物弃情，汉大赋承之，骚体赋则保留《骚》及楚辞述情的传统。但屈原不是“依《诗》制《骚》”，《离骚》托物述情，也不必“依《诗》取兴”，例如《诗》二南草卉若荇菜、卷耳、芣苢等等，或指都非《离骚》所自⑤陈桐生：《楚辞学的新思路——从“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谈起》，《中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1期。，但根本在于人有情感而抒之，乃是人生常态，不必《诗》的文学表现。在《诗》之前，人们必曾歌哭啼笑，在《诗》之后，人们也一定悲忧喜乐。在我们尚能看到的先秦文字中，例如《墨子》《庄子》《孟子》《荀子》的激愤，并不采取《诗》四言的咏唱方式。《骚》论或赋论攀援《诗》义，都在《诗》《骚》述情讽喻的内容比附，实际上这些内容只是通过《诗》《骚》的形式表现才称《诗》《骚》，没有形式的表现，任何内容都是一堆“质料”。人们以各种形式观察这个世界，这些“质料”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任何科学的形成是这样，文学对于世界的反映也是如此。就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看来，在诗的创作中，形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形式指一切将指材料（内容）予以‘形式化’、从而构成文学文本所有方法的总和”⑥李广仓：《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研究》，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8页。，这当然不是否定或轻视作品的内容，而是强调形式对于内容表现不可或缺阙的作用。《诗》《骚》述情讽喻而称《诗》《骚》，本质上乃是指谓《诗》《骚》的形式，包括篇幅、篇章、句式和名物、语词等各个方面，这才是《诗》《骚》为体的根本所在。无视《诗》《骚》异体的一切方面，只就述情讽喻的内容进行比附，就失去了《诗》《骚》体制比较的意义。《诗》《骚》不同，就是体制之异，尤其是语言的表现，“对于屈辞而言，文本几乎是唯一可资阐论的资源……没有人能够在屈原诸作中找到《诗》的形式影迹甚至片言祖述”⑦易闻晓：《楚辞与汉代骚体赋流变》，《武汉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晚清姚华《论文后编》云：
楚隔中原，未亲风雅，故屈原之作，独守乡风，不受桎梏，自成闳肆，于《诗》为别调，于赋为滥觞。①姚华：《弗堂类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29—30页。
《离骚》正以长篇巨制、散语长句和楚物、楚语异于《诗》的形制、篇章、造句、名物、语词，显示“未亲风雅”、出脱《诗》之“桎梏”而“独守乡风”“自成闳肆”的“别调”异彩②易闻晓：《楚辞与汉代骚体赋流变》，《武汉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骚》不承《诗》，在体制形式和语言表达上未见案《诗》之迹，《诗》《骚》异体，乃是讨论二体述情托物和比兴问题的前提，而且《骚》及楚辞述情所资名物远多于《诗》，乃是我们关注的要点。
《诗》之名物，多在比兴。朱熹谓“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③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4页。。比兴取于物象，在《诗》四言分章合乐的体制中，一章之内的比兴物象一般是单个的，即使有比的排列，例如《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④郑玄注，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322，357，325页。，每一比喻也只在暂时性和片断性的功用。单个之比如《魏风·汾沮洳》第二章：“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⑤郑玄注，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322，357，325页。“美如英”只是比喻“彼其之子”，喻体与本体具有固定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是封闭的，在一章内并不具有整体的作用。兴如《卫风·氓》第四章：“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⑥郑玄注，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322，357，325页。首韵二句起兴即止，也是暂时性和片段性的，后面就是人事的叙述。而起兴之后“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当然是赋。但“敷陈其事”需要较多的诗句，在结构上相对完整。《诗》篇一章往往具有较为完整的叙述，整体上是赋。赋在一章是整体性的，包含比兴的片断之用。《汾沮洳》和《氓》两章分别作为赋的整体，包含“美如英”之比和“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之兴，不能从一章之内分离出来，否则一章“敷陈其事”就不完整。《卫风·硕人》一章连用四个比喻，但都是赋写其人，所以朱熹注谓“赋也”⑦朱熹：《诗经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页。。这种比的连用在《诗》只是特例，而普遍的情形，乃是比在一章的单个运用，由于重章叠句的对应，整体上《诗》篇名物亦寡。但“敷陈其事”包括比兴之象，从文学“形象性”的本质来看，赋必然不主枯乏的陈说。旧题释皎然撰《诗议》说赋比兴云：
赋者，布也，象事布文，以写其情也……比者，全取外象以兴之……兴者，立象于前，后以人事谕之。⑧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95页。
皎然《诗式·用事》谓“取象曰比”⑨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31页。，《诗议》不免混同比、兴，论兴略同朱说，唯释赋谓象事写情，不仅朱子所谓“敷陈其事”而已，盖述事亦含物象，整体上是借物抒情。《易·系辞下》：“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⑩王弼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第91页。“象”与“知”对，都指行为，《易》卦以象推知事理，本之卦象，是为有形可视的符号，在文学的表述，就是物事之象。赋述事而含象，包括物类比兴之用。这一点是重要的，《诗》的“表现手法”是赋包比兴，但由于句式、篇幅之短和重章叠句的合乐咏唱限制了“敷陈其事”的功能，总体上乃是合乐抒情的重复咏唱。只有出脱音乐和四言重章叠句的体制之限，赋的“敷陈”本义才能获得自由的展现，在骚体与赋，正在名物和语词的铺陈。
不同于《诗》四言重章叠句合乐咏唱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离骚》及《九章》等楚辞篇章怨怼激发，只有虚字连带的散语长句和一顺铺展的长篇，才能尽情抒发⑪易闻晓：《楚辞与汉代骚体赋流变》，《武汉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其迥异于《诗》的句式和篇章容纳远多于《诗》的众多名物，在《离骚》等篇以抒情主体的行为带出呈现。《离骚》前半小段草木类名物的呈现如次：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中洲之宿莽……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掔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①王逸：《楚辞章句》，黄灵庚主编：《楚辞文献丛刊》第1册，第17—25，77—79，89—91，203页。
这只是《离骚》前半的一小部分，却也名物众多，层出不穷，不是《子虚赋》“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藭菖蒲，茳蓠蘪芜，诸柘巴苴”②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0页。那样的自然呈现，而是作为抒情主体行为所施的对象，以“扈、纫、佩、搴、揽、滋、树、畦、掔、结、贯、矫、索”的连串行为带出，成为抒情述志的藉托。但客观上是众多物类呈现诉诸读者的视觉，缤纷暗霭，披离郁茀，正是宋玉《高唐赋》等弃情留物，才开启了汉大赋的名物铺陈。尽管《离骚》草木名物用于述情的寄托，确如王逸所谓“善鸟香草，以配忠贞”，但不是“依《诗》取兴”，并非像《诗》中比兴那样具有本体和喻体的紧密对应关系。在《离骚》中，比兴的主体即高洁的主体人格精神是隐含的，所有香草作为喻体也只显示类从的指向，不是主体、喻体一一对应的简单比兴，而是成为整体的象征，象征的意义隐含在整个文本的背后，而文本所呈现的则是群芳馥郁的氛围，远非《诗》中比兴取象为寡、仅当暂时和片断之用可比。或以《离骚》名物所取，在楚国“巫文化”另有其源③陈桐生：《楚辞学的新思路——从“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谈起》，《中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1期。，但巫以芳草荐神，也是取于楚物，惟以《骚》及屈宋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④黄伯思：《宋本东观余论》， 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44页。，形成迥异于《诗》的楚辞形制，才是《诗》《骚》异体和比兴不同的根本所在。在《九歌》诸篇，众多楚物的铺陈用于气氛的烘托尤为明显，例如《湘夫人》一段：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盈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櫋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搴汀洲兮杜若。⑤王逸：《楚辞章句》，黄灵庚主编：《楚辞文献丛刊》第1册，第17—25，77—79，89—91，203页。
这是所有楚辞篇章中草木类名物最多的一段，总体上是以湘君作为抒情主体带出众多名物，但《骚》直用抒情，《九歌》则只示湘君的行为，他以复杂的操作撷取群芳，为迎接湘夫人营造幽美的氛围，氛围的呈现就是目的，抒情主体似乎隐去，读者只是感受一种凄美的氛围。又如《山鬼》的片段：
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⑥王逸：《楚辞章句》，黄灵庚主编：《楚辞文献丛刊》第1册，第17—25，77—79，89—91，203页。
前四句还是施动主体带出名物，接后则完全变成环境的描写，石的存在和葛的生长、猨鸣木落，都是物类的自然呈现，形成幽冥的氛围，烘托山鬼的情思，尽管究归言情，但已不是《离骚》主体施动的直抒情志。在此显示名物铺陈由主体抒情向自然环境烘托的过渡，这一过渡是重要的，自宋玉《九辩》到汉代骚体赋以至六朝抒情小赋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变成更为蕴藉的体物描写。宋玉《九辩》数语抒情，完全变成环境的烘托：
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雁雝雝而南遊兮，鹍鸡啁哳而悲鸣。⑦王逸：《楚辞章句》，黄灵庚主编：《楚辞文献丛刊》第1册，第17—25，77—79，89—91，203页。
汉代骚体赋中不多的名物呈现，大都采取这种环境烘托的方式。只是《离骚》等屈宋楚辞主情，“情感的抒发是根本性的，其中所涉理、事被激越的情感驱使裹挟，篇章结构都随情感的抒发展开”⑧易闻晓：《楚辞与汉代骚体赋流变》，《武汉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汉代骚体赋虽仍主情，但以理性思考为主，抒情为事理所摄，不像《离骚》及屈宋楚辞广托名物，而是名物为寡，变成说理抒情的直接表达。例如班固《幽通赋》1250余字，达到大赋的篇幅，主要表达对于宇宙、历史、人生诸问题的思考，如此一篇大赋篇幅的作品，却只有麟、虎、猿、蝉、龙、龟、鵩、凤等极少名物，草木名物则仅“绵绵于樛木兮，咏《南风》以为绥”数语，不能烘托气氛。又如蔡邕《述行赋》1 150余字，却只有虺、熊两个动物，通篇展开议论，统摄情感的抒发，叙述人事和历史，已经不是主物的赋体，而是叙事为本，可以视为骚体的变种。但文主事，诗主情，赋主物，乃是三体的重要区别，骚体赋的这种变异并不改变赋主物的体制本质特点。直到西晋潘岳《西征赋》5 142字，比号称“长篇之极轨”①刘志伟主编：《文选资料汇编·赋类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73页。的张衡《西京赋》4 770字还要多，却也只有白虎、熊、狐、兔、马、戎马、犬、鷩雉、凤、鲸、鹭、凫、鸿、玄燕、鹊、鸡、白龙、龙、蛇、青鲲、頳鲤、华鲂、素鱮共23种次名物，其中用于环境氛围的烘托，止以“鷩雉雊于台陂，狐兔窟于殿傍”②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54，223页。而足。
尽管汉代骚体赋总体上转向就事说理，但也在叙事议论中抒发情志，保留了《离骚》和屈宋楚辞的抒情传统。及东汉张衡《归田赋》等回到抒情为主，托物连类又成为主要的表现方式。此赋第二段和第三段云：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
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
触矢而毙，贪饵吞钩；
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魦鰡。③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54，223页。
这占据全赋一半的篇幅，除去首段引言、末段总述，此二段就是全赋的主干，观其名物类聚，飞走众多，固以物类铺陈为主，用为烘托环境，表达欣乐之思。而且篇幅为短，出脱汉代骚体赋的长篇叙事说理，专以托物言情，体制轻灵，造语流美，影响魏晋以降抒情小赋。例如曹植《节游赋》“于是仲春之月，百卉丛生。萋萋蔼蔼，翠叶朱茎。竹林青葱，珍果含荣”④韩格平等校注：《全魏晋赋校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32页。，与张衡《归田赋》的意绪和造语都很相似，显然受其影响。但魏晋以降更多的是体物之赋，仍然借物言情，只是一赋一物，如傅玄《李赋》、成公绥《木兰赋》《柳赋》、夏侯湛《芙蓉赋》、鲍照《芙蓉赋》、沈约《高松赋》、江淹《青苔赋》、萧子晖《冬草赋》之类，都以题材愈小、篇幅愈短、由物类铺陈转向“至小无内”的体物描写，反映铺陈的减弱和赋体的演变。
从赋体主物的体制特点来看，飞走类名物乃是唐前赋铺陈描写的主要内容，这些铺陈内容反映题材的分布，关涉畋猎、都城、鸟兽及宫殿、乐器等方面。尤以畋猎、都城二类，交相错互，《文选》分类如此，而赋文铺陈如彼，当辨其详，庶几明其体要。《文选》第7卷赋丁有三个子目，分别收入一赋，郊祀收扬雄《甘泉赋》，耕籍收潘岳《籍田赋》，畋猎上收司马相如《子虚赋》。相对于都城赋，郊祀、耕籍、畋猎都述郊野，也许以此并入一卷。但畋猎与郊祀、耕籍内容大不相同，而且接下两卷都是畋猎，这样的分类并不明晰，尤其《子虚》《上林》本为两赋相联，却分在二卷，尽管上下相接，但排列体例颇觉龃龉。第8卷畋猎，收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羽猎赋》。第9卷畋猎下即赋戊，收扬雄《长杨赋》、潘岳《射雉赋》。兹就文选分类考察畋猎赋的名物铺陈，看其名物铺陈与题材的关联。
《子虚赋》固然专述畋猎，全文1 500余字，首为引文，言楚使子虚使齐，从王畋猎归，对乌有夸说云梦之猎。次以概说齐王畋猎，“列卒满泽，罘網弥山，掩兔辚鹿，射麇脚麟，骛于盐浦，割鲜染轮，射中获多，矜而自功”，乌有乃问楚畋。第三段子虚对齐王问，不直叙畋猎，而是先夸云梦地理形胜并其中土石草木飞走，最后略云：“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瑇瑁鼈鼋。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樝棃梬栗，橘柚芬芳；
其上则有鹓鶵孔鸾，腾远射干；
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在此，神龟蛟鼍、鹓雏孔鸾等动物并非狩猎的对象，而是作为物类生生的存在，与草卉一起呈现自然的物态，用夸物产之盛，可以视为畋猎描写的环境铺垫。只有第四段才是详写畋猎，“蹴蛩蛩，辚距虚，轶野马，陶駼，乘遗风，射游骐，倏眒倩浰，雷动猋至，星流霆击，弓不虚发，中必决眦，洞胸达掖，绝乎心系，获若雨兽，揜草蔽地”，仅此才是畋猎血腥场面的描写。第四段首先继写夜猎，从猎兽转为射禽，“揜翡翠，射鵕鸃，微矰出，孅缴施，弋白鹄，连鴐鹅，双鸧下，玄鹤加”，旋即转入猎后游乐场面的铺陈，“怠而后发，游于清池”，铺陈盛大的仪仗，“浮文鹢，扬旌栧，张翠帷，建羽盖……摐金鼓，吹鸣籁，榜人歌，声流喝，水虫骇，波鸿沸”，在如此盛大的声势中，鱼鳖水虫之类悉为惊吓，却不是受到猎杀。第五段写畋猎游乐之后，“于是楚王乃登云阳之台，怕乎无为，澹乎自持”，从而对齐王自夸略表讽刺，而乌有更夸齐王之猎为结①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0—121，125—130页。。尽管主题是畋猎，但凡此一篇数段，直接的畋猎铺陈只有500余字，不足全篇三分之一，而写畋猎前的环境和畋猎后的庆祝场面，却有600余字，其中名物，包括飞走甲贝、花草卉木，都是作为物类自然的存在，与畋猎并不具有直接的联系，如果畋猎赋缺乏其铺衬，也还可以作为独立的主题展开铺陈。这显示物类尤其是飞走在大多数赋篇的存在状态，乃是“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总体和普遍的呈现，并不仅仅指向畋猎的主题。
尤可注意的是《文选》名标畋猎赋的赋篇，实际上并非以畋猎为主题，其所以列为畋猎一类，惟因题目所示，因题分类，乃是《文选》收赋的原则，只是我们不能蔽于赋题而不明其实。扬雄《羽猎赋》《长杨赋》作为《文选》所收畋猎赋的主题代表性，却遮蔽了畋猎铺陈极少、名物所存不多的真实，这在上文已有论述。司马相如《上林赋》与《子虚赋》实为一体，固属畋猎，但畋猎在其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第一段接续《子虚赋》，假托亡是公对子虚、乌有夸诞楚、齐畋猎提出批评；
第二段写上林苑整体形胜，灞浐、泾渭贯穿其中，水势汹涌，水中鳞甲、水上飞羽甚多；
第三段写其中之山，形容描写，极尽夸饰，山中草卉，“离靡广衍……吐芳扬烈”；
第四段写“周览泛观”，其中有兽，其南则㺎旄貘犛、沈牛麈麋等，其北则麒麟角端，騊駼橐驼等等，并前段水族飞禽，都非猎取的对象，而是物类衍生的自然状态；
第五段写“离宫别馆……重坐曲阁”，俨然宫殿之赋，其后如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汉末魏何晏《景福殿赋》实肇于此；
第六段写宫观苑囿中的花果树木，翠叶紫茎，红华朱荣，应有尽有；
第七段又写宫观苑囿中“玄猨素雌，蜼玃飞蠝”之类，自然自在，“栖息乎其间”；
第八段约500字才真正切入畋猎的描写，“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的仪仗逶迤，显示苑囿阔大，不在宫观之内，而是远离于此的原野山林，此中的飞走都是被搏击格杀的猎物，等待它们的将是惨痛嚎叫的血腥遭遇；
第八段继写畋猎后的庆祝歌舞，“荆吴郑卫”的“靡曼美色”，“芬芳沤郁，酷烈淑郁”；
第九段已是曲终奏雅，既而“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有以悔悟游猎，而以恤农悯人为本；
第十段写天子兴礼乐，并前九段夸饰，都是亡是公针对子虚、乌有虚夸更甚的夸诞铺陈，“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于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廗”，认识到畋猎侈靡，自我的否定就是对天子的规谏②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0—121，125—130页。。总观全赋并《子虚》相合，畋猎虽是诗二赋首尾贯通的主题，但在《上林赋》2 800多字中，真正的畋猎描写却不足五分之一，如果不是二赋贯通的主旨和“曲终奏雅”而“归之于正”，整个《上林赋》就是一篇十足的苑囿赋，它的题名原本如此，《文选》归于畋猎，实有不当。
《文选》赋畋猎类中尚有西晋潘岳《射雉赋》，不同于其他畋猎赋铺陈狩猎的宏大场面和众多的飞走名物，而只就射雉一物抒写个人的轻松愉悦，其物色的描写也出于主观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物我交融，而不再是汉大赋的物类纷呈，实际上近于《文选》鸟兽赋，即贾谊《鵩鸟赋》、祢衡《鹦鹉赋》、张华《鹪鹩赋》之类。无论从专写一物、融物于我意，还是从造语的规整、遣词的浅易、句式的流畅等方面来看，潘岳《射雉赋》与此类更近，而与《上林赋》《羽猎赋》《长杨赋》等相去甚远。这些大赋不仅旨在畋猎场景和名物的极尽铺陈，也更在于讽谏畋猎的主观创作意图。在《射雉赋》中，不是畋猎所需盛大的仪式、车马的盛容、壮阔的苑囿、夸张的声势，而只是他一人涉猎的快乐：
涉青林以游览兮，乐羽族之群飞。聿采毛之英丽兮，有五色之名翚。厉耿介之专心兮，奓雄艳之姱姿。巡丘陵以经略兮，画坟衍而分畿。①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39，140，28—29，479，479页。
作者自己也像摆脱羁绊的飞鸟，获得张衡《归田赋》或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那样的欢悦。此中的飞鸟，与其说是射杀的对象，不如说更是惬意的生存，衬托作者的轻松愉悦，“萧森繁茂”的物类衍生，“婉转轻利”的快乐鸣叫，“或蹶或啄，时行时止”②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39，140，28—29，479，479页。的自在自得，传达一种万物生生的喜乐情调。《射雉赋》的题名是被《文选》收入畋猎赋的原因，但专赋一物而见作者之情，则显示畋猎赋由大赋铺陈趋向体物描写的转变。
而在另一方面，《文选》都城、器乐、宫殿之赋却也包含畋猎的内容和众多的飞走名物，汉魏晋赋中，畋猎乃是普遍的题材，飞走名物更是所有赋体赋作的普遍赋写对象，或是众多飞走的铺陈，或专赋一物，表明赋体主物的本质特征。都城赋一般先写地域形胜，则其近郊必有山林原野、宫殿苑囿；
都城为天子所居，其讲武游乐，也必在郊野，反之如《上林赋》《甘泉宫赋》也写城郊，毫无疑问，都城、畋猎、宫观乃是汉魏晋大赋交相互越的普遍题材。例如班固《西都赋》第一、二段综写长安地理形胜、周边环境，包括周遭山水、城内街市、四郊五陵以及原隰、物产、建筑、士女，第三、四段详写宫室苑囿、官署及其中土石草木，第五段即写畋猎，第六段写畋猎后的游宴。写畋猎则“鸟惊触丝，兽骇值锋，机不虚掎，弦不再控，矢不单杀，中必叠双，飑飑纷纷，矰缴相缠，风毛雨血，洒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厉，猿狖失木，豺狼慑窜”；
写游宴则“玄鹤白鹭，黄鹄鵁鹳，鸧鸹鸨鶂，凫鷖鸿雁，朝发河海，夕宿江汉，沈浮往来，云集雾散”③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39，140，28—29，479，479页。。畋猎而后游宴，是模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的写法，总体上都可以看作畋猎的铺写。在《西都赋》，畋猎和游宴作为最后两段，乃是前四段铺垫推重的结果和全赋的重点。从这个角度上看，《西都赋》实际上就是一篇畋猎赋。其他都城赋也有类似的情形。张衡《西京赋》也与《上林》《西都》结构基本相似，所写内容也基本相同，只是展开宫室、市廛及市民游乐的铺写，极尽铺陈夸饰之能事，《上林》《西都》发而未极者，此则详之，而于畋猎及猎后游宴扩展至三段达1 500余字，比名标“畋猎”的扬雄《羽猎赋》和《长杨赋》，畋猎描写体量远多，倘若独立出来，实比扬雄二赋更加符合“畋猎”的主题；
如果按照将《上林赋》列入“畋猎”题材的标准，《西京赋》也是不折不扣的畋猎赋。在左思《三都赋》中，畋猎也是必有的内容，《吴都赋》中的畋猎铺陈也有三段，达到960余字。
此外则乐器、宫殿之赋，也不乏飞走名物的铺陈。音乐赋中主要是飞禽，一般都是在乐器制作取材的生长环境，以及乐器演奏感动物类。这来源于枚乘《七发》写琴一段，制琴以桐，桐的生长环境适可展现赋家极尽才学的摛写：
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中郁结之轮菌，根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则烈风漂霰、飞雪之所激也，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感也。朝则鹂黄、鳱鴠鸣焉，暮则羁雌、迷鸟宿焉。独鹄晨号乎其上，鹍鸡哀鸣翔乎其下。④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39，140，28—29，479，479页。
这真是无中生有的凭虚夸说，制琴用桐，只是一木而已，但作为赋的夸饰，却一定要写桐树的奇异及其生长环境的无比奇特，这桐树远离尘世，吸取天地阴阳之精华，饱含风霜雨雪之滋润，浸淫珍禽异鸟之鸣声，得之不易，非经千难万险，不克成办，只有这样的材质，才能奏出天地之籁，感动天下万类，是以“飞鸟闻之，翕翼而不能去，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蝼、蚁闻之，柱喙而不能前”⑤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39，140，28—29，479，479页。。《七发》的这种写法，在西汉王褒那里就转为专赋一器，这就是洞箫，“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箫声清和，宛转低回，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必以其器材质使然，这是中国民族音乐妙合自然的秘密，西洋铜管华美高难，但金声裂云，总也不似箫笛之声，丝丝春雨，如入柔肠。箫笛之声乃是其材质得于天地雨露风云的精华所在：
朝露清泠而陨其侧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颠。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猨悲啸，搜索乎其间。①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44，246，250，125，170页。
箫干吸收了天地的精华，伴随禽鸟的鸣唱，古人一定相信这是箫笛发声清雅的本原。至于巧匠为琢、能工所吹，则发其材质之自然、顺其本有之天籁、感动万类于天壤，“是以蟋蟀蚸蠖，蚑行喘息，蝼蚁蝘蜒，蝇蝇翊翊，迁延徙迤，鱼瞰鸡睨，垂喙䖤转，瞪瞢忘食”②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44，246，250，125，170页。。东汉马融《长笛赋》是音乐赋最著名的作品，对于长笛所取之竹的环境描写具有更多的铺陈，其生长的所在，也是十分险峻，猨蜼鼯鼠、寒熊特麚、山鸡壄雉，栖息其中；
这竹子的材质，乃“固危殆险巇之所迫也，众哀集悲之所积也”③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44，246，250，125，170页。。西晋嵇康《琴赋》也有类似的描写。而在宫殿赋，则与都城、苑囿赋相通，《上林赋》也有宫观的描写，当是宫殿赋所本，如 “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榱璧珰，辇道纚属……青龙蚴蟉于东葙，象舆婉僤于西清，灵圄燕于闲馆”云云④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44，246，250，125，170页。，飞走物类用于形容建筑装饰的描写，在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衍为“飞禽走兽，因木生姿”的铺陈：“奔虎攫挐以梁倚，仡奋舋而轩鬐。虯龙腾骧以蜿蟺，颔若动而躨跜。朱鸟舒翼以峙衡，腾虵蟉虯而绕榱。白鹿孑蜺于欂栌，蟠螭宛转而承楣。狡兔跧伏于柎侧，猨狖攀椽而相追。玄熊舑舕以龂龂，却负载而蹲跠。”⑤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44，246，250，125，170页。如果我们并不刻意于“主体”与“喻体”的对应，在此众多名物的类聚就唤起我们对于汉魏晋大赋的整体印象，那是物类的泽薮、博识的文渊、字类的玉府，昭然显示赋体主物和赋资炫耀的体制特征，足令览者口服心折，慨乎赋盛不再也已！
——评杜朝晖《敦煌文献名物研究》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期)2014-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