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东
在汉文化直接影响的东亚，杜甫也具有崇高而独特的地位，尤其是在朝鲜半岛——杜甫可以说是古代高丽、朝鲜王朝最受尊崇的中国诗人。杜诗最迟在高丽宣宗二年（1085）便随宋廷赐书《文苑英华》而传入，在高丽中后期及之后的朝鲜时代（1392—1910），出现了大量的杜诗点评、诗话，拟杜、和杜、次杜、集杜作品更是层出不穷，其中既不乏承袭中国诗学观念之论，也有体现域外汉学的独特之处。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左江教授将高丽、朝鲜与杜甫评论相关的资料汇为一集，整理出版了《高丽朝鲜时代杜甫评论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年出版，以下简称《汇编》），可谓踵事增华、惠泽学林。
左江教授师从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长年以域外汉学为业，在文献研究和诗法研究两个方面成果甚夥。见诸刊物者如《〈纂注分类杜诗〉研究》《朝鲜时代的知识女性与杜诗》《论金堉的集杜诗》《朝鲜文人李世龟次杜诗研究》《朝鲜文人集杜诗研究》《朝鲜文人次杜〈秋兴八首〉研究》等，出版专著则有《李植杜诗批解研究》等。《汇编》的出版，可谓“更上一层楼”。
《汇编》除后记外，由序、凡例、评述类资料、诗话类资料和附录五个部分构成。书序题为《朝鲜时代杜诗评论的特点》，从朝鲜文人眼中的杜甫、性理学影响下的杜诗论以及杜诗用于考证三个方面，提纲挈领地捕捉了朝鲜时代论杜甫的情形，指出了朝鲜文人基本的论杜方向。一是在延续宋人对杜甫忠君、诗史等评价的基础上，朝鲜人文逐渐开拓切合自身的面向。二是性理学家对杜诗的评论产生了独特的影响，致使论杜远离了文学文本的阐释。三是朝鲜文人逐渐出现了对杜甫、杜诗的固化理解与想象，对某些论题论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作为全书主体的资料汇编部分分为评述类和诗话类两类。评述类包括文人文集中涉及的杜甫及杜诗评论，以及有关杜诗著作的序跋，共录371 人。诗话类则统括了诗话、笔记内的材料，共录78 人（含佚名2 人）。在每一类下，按照作者生年先后为序，在作者姓名下附有作者小传，在所录文字后附有具体出处。附录为《朝鲜李植〈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评语辑录》。李植的这部《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是朝鲜私家注杜著作中流传广、影响大的一种。借助此书中包括用字、句法、考订历史、指正前人等内容的2200 余条批注，可为学人提供更全面理解朝鲜文人认知杜诗的途径，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
《汇编》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受到域外汉学研究之热度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关于杜甫、杜诗在朝鲜的接受、学习和研究等方面的成果颇为丰厚，但多为“单打独斗”式，即大多针对某一个人物、一部书刊或一个方面（如次杜、集杜）加以研究，“全景”式的成果仍有待加强。2017 年，沈文凡《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出版。该著从韩国古代各文集辑录了次杜、集杜、效杜之诗，为学界提供了便利。《汇编》的出版，可与沈书交相辉映、互为补充。
《汇编》还是论杜资料汇编的重要组成部分。编纂历代杜甫文献资料起始甚早，如1964 年就出版了属于“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的《杜甫卷》，惜仅完成了“上编·唐宋之部”。其后有冀勤续编《金元明人论杜甫》，地域方面则有丘良任所编的《杜甫在湖湘》等。刘明华主编的《杜甫资料汇编》目前尚在继续修订中，从先前披露的内容来看，不仅对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重新进行了整理，还补足了金元卷、明代卷和清代卷，比较全面地呈现了唐至清末的杜甫研究资料。左江《汇编》的出版，补充了论杜资料中域外的部分，展现了进一步编纂域外杜甫资料汇编的可能性，期待学界能将目光从朝鲜、高丽扩展出去，将日本乃至东南亚地区的汉文论杜内容加以汇编、整理。
在整理成果的呈现方面，《汇编》有以下几个优点：
第一，取弃得当。《汇编》严格限制了收录的范围。凡例规定，“仅是次杜、和杜、以杜诗分韵赋诗者，如不涉及对杜甫或杜诗的评论，一概不收录；
仅以杜诗为典者不收录；
泛泛称颂杜甫、杜诗者不收录；
说学杜、像杜而无甚见解者、无具体说明者不收录；
将他人或诗作与杜甫、杜诗相比赞者不收录”。据后记所言，最初作者在搜集时累积了200 万字的材料，包括了单纯的次杜、拟杜、集杜的内容。作者设定严格的标准，删简百万字，这样一方面保证了收录内容均是言之有物者，既便于读者使用，也维护了“论杜”概念的内涵。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地避免了与学界已有的资料汇编如沈文凡《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重复。通过对所录资料的多次筛选，相信《汇编》已经达到了作者希望的“呈现高丽朝鲜文坛杜甫及杜诗评论的脉络与变化”的效果。
第二，竭泽而渔，录文精细，附有出处。《汇编》所用文献约4000 种，辑录资料以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纂的《韩国文集丛刊》（350 册）、《韩国文集丛刊续》（150 册），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整理的《韩国历代文集丛书》（4000 册），以及赵钟业编集的《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17 册）为根本，这不仅保证了所录文字底本的可靠性，也保证了全面性。同时，在每一段辑录的文字之后，都附有该段文字的具体出处，既包括原文集的卷数，也包括所在丛刊、丛书的具体册数、页码，便于学者核对和引用。
第三，在人物首次出现时，附有小传。小传内容丰富，包括生卒年份、字号、家乡，是否参与科举并及第，任官情况，经历的主要事件（如政治事件，是否曾出使外国等）。同时，还会介绍人物的主要著作及内容，并指出此人在高丽、朝鲜时期的政治、文学地位。这不仅有利于一目了然地获知人物的情形，便于推考此人评杜的背景，同时也为不以域外尤其是朝鲜汉学为业的学者提供了方便。
《汇编》所辑录的内容展现出高丽、朝鲜时代论杜成果之丰富，其中不仅涉及诗法、诗史等传统的诗学研究范畴，还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新的切入取径。如《汇编》刊载了不少关于如何阅读杜诗和学习杜诗的内容，就可以从阅读史、教育史的角度予以阐发。朝鲜士人在教导年幼者学习杜诗时，有着循序渐进、精益求精的基本理念。崔溥《东国通鉴论》记载，“忠穆王欲观李杜诗，韩宗愈不进”。崔溥称赞韩宗愈的这一行为，认为对于学无定力之年幼者来说，不可先学词章。闵维重《答儿镇厚》教导其子云：“唐律通贯看阅，间或诵吟，逐日次韵，以至百篇可也，即今已得几篇耶？过百后当读杜律。”强调有一定的积累后才能进读杜律。金奉祖《寄子时宗》则称：“但闻汝颇欲读书，岂不是好消息？但恐伤眼力……须取陶柳五言，李杜长篇及濂洛诸子诗，勿为趁限贪多，日诵数篇，时时吟咏玩味。”这是强调不能贪多。学杜的具体过程，一是要反复诵读，如成伣《真逸先生传》称：“先生发愤，读杜诗千遍，豁然大悟。凡书之文理聱牙未晓之处，潜心究得，迎刃而解，由是六经子史无不通熟。”认为读过千遍以后才能悟到其中的文理，并可将此法从杜诗引申到六经、子书和史书上。二是需学杜甫之所学，才能得杜甫之道，如洪泰猷《答任弟道彦书》所云：“夫学诗者，欲效杜陵，则必期于似杜陵。似杜陵，岂有他道？当学杜陵之所学。”值得注意的是，《汇编》还收有安献征和黄的两份出自朝鲜成均馆体系下的“课作”《拟唐肃宗拜杜甫为左拾遗制》，不仅展现了朝鲜官方教育体系对杜甫、杜诗的重视，同时还提供了文体学方面的研究线索。
总体来说，《汇编》充分展示了古代高丽、朝鲜论杜的成就，提供了内容上、文献上乃至具体作者上的全方位可按图索骥的可能。学界既可据之分析高丽、朝鲜之杜诗学，也可将之与中国古代杜诗学相对比，更全面地理解杜甫、杜诗在东亚的影响与地位，丰富杜诗学之研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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