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 欣
近些年，全球化仍是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而无政府主义、贸易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宗教主义、民族主义、极端恐怖主义等对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则处处掣肘。英国脱欧、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增加意味着世界部分区域的逆全球化出现抬头态势，部分国家和区域的“本土主义”与“国家主义”存在回潮的现象。与此同时，美国相继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试图在更大范围和区域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2017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甚至公开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尤其在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思维的推动下，域外大国博弈和战略竞争呈现加剧态势，对中国外部安全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不确定的风险社会，中国外交该如何正确发力和有效回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论断，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向新的高度。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明确指出：“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实际行动为建设美好世界作出应有贡献。”(1)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1/17/c_1126752238.htm.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世界各国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拆墙而不筑墙、开放而不隔绝、融合而不脱钩；
摒弃冷战思维，实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2)习近平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演讲[EB/OL].新华网，http://www.news.cn/fortune/2022-01/17/c_1128271629.htm.立足新时代，透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外交的系列讲话，可以看出习近平外交思想视野高远，理论品格鲜明，是一个极为丰富且关联性极强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外交思想积极回应了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关切，把握了时代特征和规律，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需要整体理解和把握。从整体性角度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价值和启示意义。
整体性方法与范式在多个“场域”有着深刻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张用整体性视角分析联系和发展、物质与意识、质变和量变、真理和价值、实践和认识等关系，追求整体的辩证统一性，避免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现象规律认知的片面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时指出：“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5.正是由于整体性的观察和思考，马克思得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重要结论。黑格尔对《伦理体系》的论证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整体性逻辑。在那里，个体是作为“体系中的人”而被呈现出来，它既有形式伦理的特征，也包含着经验实在的因素，是黑格尔在综合了近代的自然法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首次作出的体系化尝试(4)翁少龙.黑格尔《伦理体系》中的整体主义[J].世界哲学，2020(05)：67—76.，把握了伦理的基本事实和本质性联系，防止对伦理的认识陷入“支流”和碎片化。达尔在论述不同国家规模的民主时运用了整体性思维，认为制度和民主问题应该放在规模的系统框架下分析。他指出，“在一个大系统、尤其是国家中，要实现国家统治的民主，离不开多元民主的制度，对于规模更小或者更大的民主，这些制度也许不相匹配”(5)[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李柏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0.，使民主本质内涵的真实意义得到表达和充分彰显。
在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的背景和事实下，外交成为任何主权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并有效开展的关键议题，并成为整体性知识、概念、话语、价值解释的重要“场域”。发展外交和办好外交、正确处理与世界各国的关系、维护和实现主权国家的核心利益逐步成为各国的重大关切。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世界发展实际，提出了诸多关于外交的新理念、新战略、新论断，共同构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于习近平外交思想这一重大课题，学术界分别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涵和特征、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历史基础、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新思想新实践、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哲学伦理维度、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文化路径、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世界的关系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取得了诸多具有启发性的成果，加强了我们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解和认知。例如，李景治提出，习近平外交思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推动国内有序发展，又促进全球治理的公正合理。(6)李景治.论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突出特点[J].教学与研究，2017(05)：5—12.刘黎、娄亚萍尝试从伦理角度分析习近平外交思想，认为习近平提出的正确利益观等外交伦理思想体现了中国责任担当和深刻思考。(7)刘黎，娄亚萍.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伦理维度[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8(02)：13—19.宋国栋指出，习近平外交思想体现历史方位、全球伙伴网络、合作共赢和底线思维的方法，是探索“国际关系向何处去”的方法论结晶。(8)宋国栋.习近平外交思想特色中的科学方法论[J].学习论坛，2017(08)：9—12.应该说，就研究角度来看，已有研究往往体现的是“单维度”的实践论或认识论问题，遮蔽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功能、结构和要素等整体性特征，造成了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解的偏颇。因此，从整体性视角考察习近平外交思想，能够准确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本质内涵、价值意蕴和总体性特征，使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整体性研究成为一种理论可能。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进程中，外交作为整体性“存在”融入其中。长期以来，中国善于将外交放在治国理政的整体性框架中去谋划和考量。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的早期阶段，毛泽东同志以苏联为鉴，认真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初步探索的宝贵经验，并在1956年提出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十大关系，这种整体性思维和方法大大提高了中国社会主义初步探索的效率和针对性。科学发展观主张统筹推进城乡协同发展，将城市和乡村“二元要素”置于整体性框架下考察，认为城市和乡村互相支持、互相补充、不可分割。进入新时代历史高点，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等系统思维也是整体性范畴的有效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特别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10)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EB/OL].人民政协网，http://www.rmzxb.com.cn/c/2021-11-16/2984369.shtml.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主动担当大国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1)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EB/OL].新华网，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01/25/c_1128299494.htm.这些表明，外交运作在整体性的方法论自觉和宽广视野下有序运行。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外交总体布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1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新华网，http://www.news.cn/politics/cpc20/2022-10/25/c_1129079429.htm.深入分析和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内涵及美好图景，要从整体上对习近平外交思想进行准确把握。文化、历史与现实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吸取了养分，是对毛泽东到胡锦涛历任国家领导人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并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中受到启发。
(一)文化逻辑：习近平外交思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汲取了养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仁义、大同、诚信、和合、天下等重要思想的融合和有序排列组合。孔子在《论语》中说道：“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36.正值、公正的信仰意识弘扬了正能量。《孟子·尽心上》是儒家经典作品，书中明确写道：“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
敬长，义也。”(14)钱逊.孟子读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0：233.提倡对平辈和长幼的爱，在个人、国家和社会层面体现为忠、信等美好品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还包括“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义礼智信”等文化话语。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指引下，中国社会形成了世界主义、和合文化、天下观等理念和认知，为中国“追求怎样的外交观、构建怎样的世界”的理论之问提供了方向，赋予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民族性、包容性、时代性等鲜明特质。换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底色并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慧，充分彰显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文化思维和“人格”范式，体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弘扬和延续。
因此，习近平外交思想不是俱乐部式的，而是推动中国和世界关系良性互动、合作共赢。进入新时代，中国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但中国依然奉行永不扩张、永不称霸、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深刻体现了中国人重情义、讲信用、求同存异的外交理念。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上指出：“坚持和平共处，尊重各国发展权利，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暴力行径，维护世界公平正义。”(15)习近平在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的致辞[EB/OL].中新网，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0/11-12/9337145.shtml.在国际政治中，大国兴衰更替是常态。(16)颜欣.体系压力、安全认知与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9 (02) :76—105．习近平外交思想“海纳百川”，反对以邻为壑，致力于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发达国家等不同行为体合作共赢，建立良序的国际政治生态。此外，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核心价值观建设，主张世界不同民族加强文明交流与互鉴。习近平外交思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吸收了充沛养分，并在新时代外交领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历史逻辑：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毛泽东到胡锦涛时代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毛泽东到胡锦涛时代外交思想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从毛泽东到胡锦涛时代外交思想的方法、观点和立场，深刻地回答了“什么是外交”以及“怎样开展外交”的重大问题，为习近平外交思想回应“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怎样开展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启迪了智慧。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关于外交的主要任务、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等方面与之均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可以说，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在毛泽东到胡锦涛时代外交思想基础上的继续探索和升华，是习近平总书记面对中国新的外交问题提出的新的思想体系。
在毛泽东时期，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早期，毛泽东基于中国自身实力地位和国际形势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哲学思维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避免中国在国际舞台中陷入被动。之后，随着发展中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中国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出发点和基本准则。同时，在此基础上又创造了“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和“反对霸权主义”等外交理念。在这一阶段，“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外交理念被世界主要国家广泛接受，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为习近平外交思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科学把握世界局势奠定了基石。
从邓小平到胡锦涛时期，时代主题转换为和平与发展。邓小平等领导人依托务实精神及远见卓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政治“场域”相继提出“两个转变”“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国两制”“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谐世界”等外交思路，在外交中积极扮演世界体系的建设者与参与者角色，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面对外交中的问题和矛盾，主张“求同存异”，通过和平和对话的方式解决各类争端。这些外交思想使中国较好地应对了苏联解体等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为中国外交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其中蕴含的外交观点、立场和方法无疑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启发意义，为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基础和方法论支撑。
新时代中国崛起成为国际政治重要事件，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世界对中国在全球外交中扮演的角色也提出了新的期待。不过中国外交基因从未断层，历届国家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外交工作。中国外交自新中国诞生后大致经历了巩固新生政权的外交、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反霸反帝的革命外交、和平外交等不同时期。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前几任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智慧，结合中国外交新的阶段性特征，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增添了我国外交的活力，中国外交的能力逐步增强。自毛泽东时期以来形成的“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坚持国家之间均处于平等地位、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确保国家主权的完整性”等优秀外交传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基础，对习近平外交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始终积极为国际与地区供给和平公共产品的重要动力。可以说，习近平外交思想高度重视毛泽东时期以来历代国家领导人外交时代思想的历史智慧和历史伟力，是对其历史性成就和外交事业经验的传承与创新。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睦邻友好政策、加强和发展中国家关系、世界格局多极化、国际政治民主化、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论述，与这些外交思想高度契合，充分体现了彼此的传承性；
另一方面，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牢牢抓住中国外交发展新契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做好国家治理工作的同时有序推动外交议程设置、积极参与外交事务，统筹推进内外部安全，确保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发展，提出了“一带一路”、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周边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并继承或创新了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夫人外交、主场外交等外交形式，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等外交活动朝着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有效化方向演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广度、频度和深度得到进一步扩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的风格、新的气派正引领中国在国际舞台阔步前行并积极推动世界各国互利合作，折射出中国外交的创新性。这些表明，习近平外交思想已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大外交战略和举措，实现了对毛泽东时期以来历代国家领导人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三)现实逻辑：习近平外交思想源于全球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困境
全球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诞生的重要概念，包括安全、经济、社会等多个维度。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明显增加，世界各国在议程设置、经贸往来、安全合作等方面的互动日益频繁。不过，既有的全球治理运行规则不尽合理，大多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获得先发性优势，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全球制度性话语权中牢牢把握优势地位，导致全球治理良性发展与均衡发展受到掣肘。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逻辑，与全球共发展、共命运的主流意愿和趋势相违背，如何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摒弃修昔底德陷阱、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样态的全球治理新理念具备可能性。
此外，近些年全球治理实践困境愈发显著。气候变化、核危机、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依靠单一国家难以解决，呼唤全球共同体利益和价值的治理理念和实践。面对全球治理的现实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认为合作共赢是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有效路径。习近平外交思想着眼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2019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与时俱进，完善全球治理。同时，中国也用自身实践努力践行着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全球治理观。中国在国际政治中重道义、讲情义，奉行共商共建共享的世界治理观，让发展成果由全球更多国家共享。“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投行、创设丝路基金等动议均是推动全球治理的有力举措。历史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用创新思路有效推进中国周边外交工作，主张加强中蒙俄经济走廊、澜湄合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较好地践行了周边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为中国和周边国家在社会、经济、人文、安全等领域实现共同发展、进步和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上合组织机制和联合国机制等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对地区、周边等国际问题提出了诸多外交思路，主张践行多边主义，体现全球责任和价值，形成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类型化的“共同体与社会”形式，获得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支持和欢迎。
作为一个整体，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基础、精髓、保障和目标领域有着深刻体现。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是一个整体性的理论体系。
(一)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基础
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价值导向与行动基础。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行“资本至上”的原则，导致利益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动辄采取战争或代理人战争的方式干预别国内政，损耗了美国的信用，体现了霸权主义、零和博弈等旧有义利观形态。从国际层面来看，当前的世界秩序本质仍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世界秩序，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仍占据国际政治话语权“高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采取了与霸权逻辑和强权政治截然不同的外交选择和路径。在中国看来，国家间互动和交流除了“利”的外在因素外，还存在“义”的内生情义性。中国始终坚持正确义利观，呼吁各国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开展外交工作，作到了义和利的统一，增加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信任度。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义利观主张零和博弈、非此即彼，视野较为狭窄，充满着强权政治、欺凌小国的霸权色彩。中国提出的正确义利观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积极体现和重要升华，将世界各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强调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形成了持久和平、互利共赢的共生关系。
自古以来，中国的哲学家、思想家就对义和利的伦理问题进行了生动辩证，如孔子认为义和利是辨别一个人是否为君子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积极推动下，准确把握中国前进方向和历史方位，推出正确义利观，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义利哲学思维，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树道义、扬正义、重情义、讲信义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实践中，中国率先垂范，有效处理“义”和“利”的关系，为世界树立了正确义利观的榜样，主要表现在文化、经济、政治三个领域。在文化领域，尊重世界各国的文明特色和民族特性，正确对待世界各国的文化；
在经济领域，主张世界各国基于世界发展潮流和趋势，深化合作共赢；
在政治领域，主张世界各国遵守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增加世界各国合作的道义和情义。目前，中国和部分国家存在一定的主权争端，但中国基于正确义利观推出“亲诚惠容”“真实亲诚”等外交方针，“亲”“真”“情”等软因素成为正确义利观的真实写照。中国始终主张各方通过谈判、对话、合作的方式解决矛盾和分歧，支持各国基于自身国情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可以说，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基础，为中国外交赢得了广泛的道义支持。
(二)责任与担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
责任与担当是任何主权国家有序开展外交工作、深化彼此政治互信的基本条件，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价值取向与精髓。习近平外交思想吸取了国际主义责任观和国际主义关于责任和担当的重要智慧，并在新时代新的外交背景下进行了运用、丰富和完善。这种国际主义情怀和思想在和平与发展新的时代主题下依然存在，只是国际主义的具体含义和特征发生了微妙变化，主要表现为世界各国超越社会制度的不同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愿意通过合作的方式共同承担世界责任。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外访期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希望中国与沿线国家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展开密切互动，体现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如今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丝路精神的带动下开展在人文、教育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大批项目落地生根。为加强中国和沿线国家在政策、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的联通，中国先后于2017年5月和2019年4月举办了两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宣布主动扩大进口，并在“一带一路”的进程、问题与困境等议题上阐述了中方立场，提升了彼此的合作化水平。长期以来，中国对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承诺没有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并在实践中得到有效落实，在平等互动中推动了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繁荣和共同发展。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地区和全球多个场合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等倡议，支持《巴黎协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认为共同发展、合作发展才是国际关系的价值追求。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面对外部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才是问题解决的关键途径。中国通过自身责任与担当为世界贡献出中国哲理智慧，促进了国际安全秩序的稳定。由此可见，大国责任的观念已经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世界表达，从中国在外交场合中积极倡议的国际能源互联网合作、世界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基因、丝路基金到亚投行的创设，充分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责任与担当把握了国际关系的主流和根本点，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保障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国家间的交往逐步扩大，世界各国的关联度显著提升。随着国家内外部形势的发展变化，习近平总书记运用总体的战略思维为中国外交提供新路径，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得到有效运用与体现。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及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分析时代主题、世界格局、国际安全秩序的基础上，提出的统筹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安全问题和发展问题、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论断，是习近平总书记依据国际形势发展的新现象、新趋势、新问题提出的认知和判断，是聚焦系统化与全局化国家安全的有效路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国土、资源、信息等多个方面。可以看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各要素是融通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安全不是孤立或碎片化存在的，而是相统一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中国外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创新。近年来，美国经常拉拢澳大利亚、日本、印度、菲律宾等国家在我国的南海海域搅局，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对中国和周边国家的互信产生了消极影响。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推动下，中国积极构建多边安全合作体系，加强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方面的合作和建设，形成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等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形态。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外部安全，致力于各方共同发展，形成共同发展、互利互惠的目标和格局，推动着世界政治朝着共赢、合作、发展、和平的方向演变。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中国更好地应对网络安全、极地安全、难民危机等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和世界关系的良性互动。可以说，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外交的全新视角和创新、灵活的表征，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保障。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乎世界发展的系统阐述，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目标。长期以来，结伴而不结盟、对话而不对抗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立场，中国始终用自己的行动推动国家间的互利合作和命运与共。迈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类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被首次提及。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坦桑尼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再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次写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成为世界多数国家的普遍共识。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进一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原则、基本理念和路径进行了深入剖析，从而使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不断丰富，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伟大目标。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立清洁美丽、开放包容、共同繁荣、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世界，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体现，为人类社会发展与共同繁荣贡献了中国智慧。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核安全共同体、周边安全共同体等倡议，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总的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世界各国看成同住“地球村”的共同体，认为世界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都应该在地球大家庭、大家园中安全相系、荣辱与共，促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命运与共的合作进程中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主张各国加强文明交流和互鉴，建立联动的世界治理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运行逻辑是加强世界各国的情感联结，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的美好世界，形成国家间的共生关系。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跨越了国家间的边界，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奋斗目标，体现了习近平等领导人的正确的国际观和外交观。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推动下，人类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可能性逐步提升，人类普遍安全和持久和平的世界秩序正在不断凝聚和生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17)(受权发布)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新华网，http://www.news.cn/politics/cpc20/2022-10/25/c_1129079429.htm.具有整体性的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国外交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崭新实践，彰显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内外部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助于中国和世界协同前行、合作共赢。
(一)从理论意义来看，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创新，增加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认识。自毛泽东以来，历代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本质上是回应不同时代的外交关切。在毛泽东时期，由于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我国外交主张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邓小平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中国将自身视为国际政治建设者与参与者，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冷战后，国际体系中的全球化因素不断增加，各国开放与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根据世界形势的新变化，中国主张和平解决矛盾和冲突，尊重世界各国的主权和安全。进入21世纪后，国际形势日益复杂，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更好促进世界健康发展，我国再次提出和谐世界等重要理念。在新时代，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坚持和平发展和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与时俱进，呈现出崭新特征和风貌。习近平外交思想着重回答了如何认识和看待中国外交的历史性成就、中国外交要走什么样的路、中国外交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中国外交要作出什么样的贡献等重大理论问题，是在新的起点上中国外交的重大创新成果，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生动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特质，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正确指引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并迎来进一步发展的新篇章。
(二)就现实层面而言，习近平外交思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两个一百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奋斗目标，即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
到本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然而要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并非易事，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支撑。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政治是一个变动的过程，需要加强对外交的分析和研判。在全球化趋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下，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需要正确处理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通过与世界各国的良性互动促进彼此协同发展，这种选择与各国的战略规划、人民的幸福、国家命运都息息相关。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和世界本是密切联系的共同体。不过，目前世界上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现象和思维仍然存在，增加了“两个一百年”奋斗历程的不确定性。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外交主张各国加强文明的交融和互联互通、坚持正确利益观、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坚毅的勇气，克服了诸多障碍，化解了诸多安全风险。习近平外交思想有利于中国在对外工作中协调推进与大国、周边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立体化、多层次和全方位的外交关系，建立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外交新格局。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寻求稳定的外部环境，建立安全稳定的世界秩序，但世界秩序与国际体系的变革与发展对任何国家而言，既是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有利于国际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方向演进。习近平外交思想敏锐地捕捉到了世界权力转移的新变化、新特征，正确把握了世界外交的事实与趋势。总体而言，习近平外交思想为中国应对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形势增加了底气，为中国“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创造了更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三)从国际维度透视，习近平外交思想为全球治理与善治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全球各国关注的共同问题和发展现实，为全球治理贡献了诸多中国倡议和中国理念，推动全球秩序朝着更加合理、公正的方向演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随之持续提升。就全球范围而言，习近平外交思想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需求相契合，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公共产品和科学、有效的思想武器，作出了中国贡献。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国家间的冲突、分歧和矛盾频仍。20世纪全球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世界产生了极大破坏和消极影响。近些年，核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气候问题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极端主义、难民问题等议题成为全球新的关注点，增加了全球治理的难度。面对全球出现的各类问题、各种风险和挑战，习近平外交思想主张求同存异，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协同发展，提出要发挥正确义利观的作用、体现责任与担当、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世界”的重大课题。这些新的倡议和新的理念均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加了全球治理的思考空间，明显拓宽了全球治理的路径。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和变革与世界各国都存在密切关联性，关乎到全球治理规则和议程设置等宏大问题。因此，要建立更加合理、公正的全球治理新格局，需要世界各国加强协调，共同努力。可以说，习近平外交思想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需求高度契合，为全球治理与善治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思想武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全球治理观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深刻思考，为全球治理与善治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新的意涵，为全球良性互动和美好世界建设提供了强大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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