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帅
(河南大学教育学部，河南 开封 475004)
“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这一概念最早由国外学者Stevenson和Becker于1992年提出[1]，随后Mark Bray(1999)又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国内学者彭湃(2008)将其称为“课外补习”(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他认为“影子教育”是学生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参加的培优补差活动，补习内容基本类似于主流学校课程，补习对象为正在接受正规教育的中小学生[2]，这一说法与Mark Bray的观点基本一致。同时，Mark Bray(1999)指出其内容并不包含对其他非学科性(音乐、美术等)的课外活动的学习。[3]另外，李娜(2015)认为“影子教育”的目的是对主流学校学科类课程知识的巩固和加深，以提高学习成绩增强升学竞争力[4]，这一观点也基本是Stevenson和Becker(1992)观点的延续。因此，我们将实施“影子教育”的主要载体确定为中小学学科类校外教培机构。
20世纪80年代，学界开始对“影子教育”进行研究，也正是这一时期，我国校外教培机构逐渐兴起。校外教培机构的出现及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家庭的需要和社会的需求，同时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对我国教育事业的有序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和现实意义。但是，随着教育的市场化、资本化和功利化，校外教培机构开始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甚至争相上市，其发展势头严重背离了教育的规律、初衷和目的。
2021年，“双减”政策及一系列整顿措施的实施，给中小学学科类校外教培机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规模较大的教培机构大幅度缩减校区，规模较小的教培机构或有序退场或不辞而别。面对教育政策的变化、教育改革的推进、教育监管的完善等，中小学学科类校外教培机构应如何有效进行适应性过渡、寻求解决困境的对策并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本文基于“双减”政策，尝试对我国“影子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阶段性划分，对治理趋势进行探析，并尝试提出其转型对策，以对我国“影子教育”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参考。
学者们对“影子教育”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发展进行了阶段性划分。例如丁亚东(2019)从校外教培机构的发展过程和治理过程两个维度进行划分，将其发展过程分为私人化阶段(1978—20世纪末)和市场化阶段(21世纪以后)，将其治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以2018年为时间节点，之前为侦查阶段和准备阶段，之后则是主攻阶段。[5]潘冬冬、王默(2020)从“影子教育”的整体发展角度出发将其改革开放后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萌芽期(1978—1998年)、转变过渡期(1999—2003年)、快速发展期(2004—2009年)以及规范发展期(2010年至今)。[6]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教育政策的演进，尤其是2021年“双减”政策的实施，使我国校外教培机构已呈现了质与量的变化，其发展也进入了全新的阶段。由此我们认为丁亚东(2019)对校外教培机构的发展和治理过程的阶段划分过于笼统，潘冬冬、王默(2020)提出的“影子教育”的演变划分阶段也值得商榷与完善。
基于以上观点，我们结合当下“双减”及相关教育政策，对我国“影子教育”的发展历程重新进行了阶段性划分，分别为：萌芽发轫阶段(1977—1993年)、繁荣发展阶段(1993—2013年)、无序扩张阶段(2013—2021年)、治理转型阶段(2021年至今)。
1.萌芽发轫阶段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1977—1993年)，以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和1978年改革开放为发端，我国的教育事业开始复苏，其发展又重新回到了健康的轨道，同时我国法律法规中对社会力量举办教育事业的鼓励也积极推动了包括我国校外教培机构在内的民办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我们将这一时期定义为我国“影子教育”的萌芽发轫阶段。
随着国家对人才的重视和高考“指挥棒”作用的凸显，广大青年为了争取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便开始“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都争先恐后想通过高考成为“天之骄子”。然而现实情况是，受限于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匮乏，无法充分满足广大学子的需要，随之而来的则是中考、高考成绩越来越被重视，竞争日益激烈。除去常规的学习之外，通过额外的教育培训补习变成了让成绩迅速“高人一等”的重要方式和捷径。因此，为满足当下社会和大众需要，我国学科类校外教培机构也应运而生，比如1978年开办的北京四中和北大医院教工子弟升学辅导班(后更名为精华学校)、1984年成立的几乎算是中国最早的K12教培机构昂立教育、1992年成立的以从事全科教育培训为主的正大培训中心(后更名为正大教育)、1993年在出国留学热潮的推动下兴起的新东方教育等。以上第一批校外教培机构的出现，标志着“影子教育”开始正式登上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舞台。
2.繁荣发展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初期(1993—2013年)，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我国一大批学科类校外教培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们定义这一时期为我国“影子教育”的繁荣发展阶段。在此期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互联网席卷全国、高校持续扩招，而且教育也逐步呈现出市场化趋势。虽然以上转变对我国教育的振兴具有一定的推动意义，但也导致了我国中高考等选拔性考试的竞争愈发激烈。与此同时，“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在学生家长的眼中基本达成了共识，于是家长们便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调动所有资源，为孩子能在中高考时成为佼佼者而想尽办法。因此，能够迅速提升考试成绩的学科类校外教培机构，便成为家长和学生们最追捧的“补充营养”之地。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及地方具有代表性的大部分学科类校外教培机构皆成立于这一时期(见表1)，其中新东方于2006年9月7日在美国上市，并于上市第二年便转入全科领域；
2003年成立的学而思从2008年开始在上海、深圳、广州等地开办分校，于2010年10月20日在美国上市；
到2013年，国内在线教育呈现井喷式增长，也正是这一年，学而思正式更名为好未来，转型成为“用科技和互联网推动教育进步的公司”，开始进军在线教育。自此，我国的校外教培机构也进入了线下与线上融合发展和急剧扩张的新阶段。
表1 全国及地方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教培机构成立时间
3.无序扩张阶段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后期(2013—2021年)，在政策、资本和技术的共同作用下，大众教育意识和期望大幅提升，青少年精英化和个性化的教育需求迅猛增强，我国校外教培机构开始疯狂扩张、野蛮生长，我们定义这一时期为“影子教育”的无序扩张阶段。
在这一阶段，我国有多家教育机构上市，例如：2014年，已成立30周年的昂立教育重组登陆A股上市；
龙门教育，2016年登陆新三板，2017年重组登陆创业板；
2018年至2019年，精锐教育、朴新教育、跟谁学先后在美国上市；
2019年，思考乐教育在香港主板上市；
2021年，掌门教育在美国上市等。
在教育市场化、资本化和功利化的驱动下，多家教培机构先后进行了多轮融资。通过天眼查搜集数据，对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校外教培机构的融资时间、次数、金额、投资方等多因素进行统计分析(见表2)，发现其融资时间基本集中于这一阶段。这也表明我国校外教培机构已经有大量资本涌入，良莠不齐、无序混乱逐渐成为这一时期我国校外教培机构的总体特征。
表2 融资超1亿美元部分教育品牌融资情况
我国校外教培机构这一时期的发展态势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持续走高，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负面连锁反应给教育事业所带来的过度冲击和不利影响也逐步凸显。与此同时，校外教培机构自身的问题也逐渐暴露，比如缺乏教育资质、师资资格造假、超前超纲培训、制造贩卖焦虑、虚假夸大宣传、费用标准混乱、退费困难重重、恶性事件频出等。从2018年全国多地公布的校外教培机构的黑白名单的结果来看，以上问题已经相当严峻，例如教育部网站发布的北京第一阶段排查校外教培机构数量12 681家，其中7 557家存在问题[7]，违规办学率高达59.59%；
郑州教育局公布的白名单数量783个，黑名单数量854个[8]，违规办学率为52.17%。我国“影子教育”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对教育事业、社会、学校、家庭造成了众多不利影响，也预示着对其进行集中大规模整顿的阶段即将到来。
4.治理转型阶段
以2021年“双减”政策的印发作为我国校外教培机构开始集中整顿、重点治理的标志，随后，系列的整顿治理举措相继出台，也正式表明我国校外教培机构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为“影子教育”的治理转型阶段。
实际上，在2021年之前，相关部门已开始对校外教培机构进行规范和治理，但是从政策文本和治理结果的角度来看，仍存在较多不足。比如丁亚东、杨涛(2019)指出前期的治理政策可操作性不强、创新性不够、持续性不强、适切性不足；
[9]郑淑超等(2020)也认为治理过程存在监管标准模糊可操作性差、执法力量薄弱制约力不足、执法重心易变监管难度大等问题。[10]由此可见，我国“影子教育”的发展与治理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治理困境。
2021年“双减”政策的出台及一系列措施的推进，校外教培机构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集中大整顿、重点大治理。整顿过程大致如下：1月7日，教育部提出要大力整顿校外教培机构，以减轻学生和家庭负担，让学生和家长从校外教培机构培训当中解放出来。从3月起，北京开始严查校外教培机构，并禁止学科类教培机构一切线下活动。5月21日，“双减”被审议通过。6月1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多家违法违规校外教培机构并予以顶格罚款。6月15日，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专门监管中小学生的校外教育培训工作。7月24日，“双减”正式落地，其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整顿治理举措。9月6日，为深入贯彻“双减”的决策部署，印发了《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等。随着“双减”政策及一系列治理措施的推进，我国的“影子教育”也随之进入集体大转型的过渡阶段。
综上所述，我国“影子教育”已经经历了萌芽发轫阶段、繁荣发展阶段及无序扩张阶段，当前正处于治理转型阶段的关键时期。随着“双减”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如何保障相关政策与措施持续有效推进且达到预期治理效果、怎样推动我国“影子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等问题将得以进一步探讨。以下我们将对我国“影子教育”的治理趋势及转型对策进行预测与探析。
世界各地结合自身“影子教育”的发展状况及规范治理能力，制定了多元化的规范治理政策。比如2000年之前韩国等推行的严厉禁止政策、2000年之后韩国及日本等推行的严密监管政策、美国及新加坡等推行的积极鼓励政策、欧洲多国推行的自由放任政策[11]以及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推行的混合型政策等。[2]各国之所以推行不同的规范治理政策通常都是基于本国“影子教育”发展和治理的基本现状做出的研判，以下我们将结合当下正处于治理转型阶段的校外教培机构的基本现状以及国外治理经验与教训，对我国“影子教育”的治理趋势进行预测探析。
1.规范治理常态化
所谓常态化，就是对“影子教育”的规范治理保持在一种经常的、正常的、平常的状态，并且成为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当前，我国“影子教育”的无序扩张、乱象丛生的情况得到了有效遏制，但对其治理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在对“影子教育”进行集中整顿治理的这一关键时期，还存在多方面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规范与持续治理，比如校外教培机构“包装外衣”变相开展学科类培训的问题、无证机构和无证教师进行“地下”开课的问题、家庭中“家政家教”转换身份进行有偿补课的问题等。所以，为保障我国“影子教育”及基础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杜绝“治则好，不治则差”的情况发生，对校外教培机构的规范治理常态化将成为必然趋势。
2.规范治理系统化
系统化规范治理强调基于系统观和系统思维法对“影子教育”进行整治，我们应站在宏观的角度对与之相关的因素进行调控和改革，而不只是针对“影子教育”本身进行定向单一的规范治理，因为其他方面的教育教学改革政策都可能对“影子教育”带来巨大影响。比如学校提供课后服务政策、将体育等纳入升学考试政策、加强幼小衔接政策、大力推行职业教育政策、积极推行家庭教育政策、加强推行社区教育政策等，这也标志着我国对“影子教育”的规范治理不再仅仅针对校外教培机构本身进行，而是将其纳入到更加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中进行。因此，对“影子教育”的规范治理系统化将是第二个必然趋势。
3.规范治理适切化
对我国“影子教育”进行适切的规范治理主要包括：第一，规范治理要有针对性，要适合贴切当地实际情况与现实需要，针对不同地区各自的独特教育问题因地制宜，杜绝各地对校外教培机构的规范治理模式机械效仿及“一刀切”现象的发生；
第二，规范治理要具有可操作性，在进行规范治理之前要对当地相关经验与教训进行分析研究，确保所制定的治理政策切合当地“影子教育”健康有序的发展方向且便于操作推行；
第三，规范治理需具有实效性，主要看实施相应政策后是否能够有效解决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要确保实施的政策具有实践效果和实际作用等。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存在地域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异，所以对“影子教育”的规范治理适切化将是有效途径和必然趋势。
4.规范治理协同化
协同化是对我国“影子教育”规范治理的有效路径之一。国家层面所颁布的部分政策落实到各地难免会有“水土不服”现象的发生，那就需要各地政府、学校、家庭、社区、社会组织等各方共同参与，对各地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研判，并达成共识，构建规则，努力形成合力效应，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影子教育”规范治理的任务与目标。例如日本不仅成立了专门负责监督补习市场的行政监管部门，而且组建了全国学习塾协会，并由协会负责制定行业准入基准、评估学习塾经营行为、培训及认证学习塾师资等工作，以充分发挥其在政策解读与宣传、市场规范与治理、行业发展与完善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可以说，规范治理协同化是有效整合利用资源、推进“影子教育”良性发展的重要秘笈与治理趋势。
5.规范治理制度化
对“影子教育”持续深入规范治理，根本出路在于制度，我们应将制度体系的优势充分转化为规范治理的效能，通过逐步健全和完善制度体系来有力推进我国“影子教育”的良性发展。健全良好的规范治理制度体系应包括制定“影子教育”的准入制度、建立风险防范制度、强化规范治理的监督管控制度、完善对“影子教育”的评估督导制度、严格执行对“违法违规”校外教培机构的处罚制度与清退制度等。对我国“影子教育”进行规范治理的制度化建设也是实现规范治理常态化、系统化、适切化、协同化的根本保障，所以制度化将是对我国“影子教育”进行规范治理的第五个必然趋势。
总而言之，对我国“影子教育”的规范治理将是一个常态化的过程。在此期间，相关部门应在制度体系的指导和保障下对其进行系统化的整体调控与改革，同时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行适切化的规范与管理，再整合多方资源协同作业以共同推进“影子教育”的有效治理与有序发展。
我国“影子教育”因时而兴、因势而变，其良性转型也并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探索期和阵痛期。校外教培机构作为学校教育的“补丁”，需要做好充分准备，结合自身资源优势，积极寻找应对策略，及时探索转型出路，以真正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从而助力我国教育事业的完善与进步。以下我们将针对校外教培机构在教育领域内的转型进行对策探索。
1.着力发展素质教育，强化学生核心素养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家长对素质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步提升，“双减”政策发布后，学生课余时间也随之增多，这势必会引发素质教育课程的升温现象，而现实情况也完全印证了这一点。2021年9月5日迎来了“双减”政策后新学期的第一个周末，网络上“上海非学科类培训迅速升温”这一话题受到广泛关注并被网友刷上了微博热搜榜。此时，学科类校外教培机构可以结合学生核心素养体系，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发挥特长优势，着力发展素质教育，积极研发并丰富相关课程体系，比如音乐、体育、美术、舞蹈、戏剧、乐器、编程、演讲等。这些举措同时也是对学生的生存能力、生活能力、自理能力、自控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抗压抗挫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与强化，让学生具备新时代和新社会所需要的必备品质和关键能力，从而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基。
2.进行咨询督导服务，辅助学生生涯规划
对于学生而言，在受教育的全过程中，会遇到多种多样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共性或个性问题，家长能否及时察觉、发现并给予纠正，影响甚至决定着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当家长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及时掌握孩子真实成长动态或者当孩子出现教育问题时，一位合适的咨询督导师可以适当缓和以上矛盾。督导师不仅可以对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督导，而且可以对孩子已发现的教育问题进行及时纠正，对潜在的教育问题进行预防。在对孩子的成长进行咨询督导的同时，校外教培机构可采用科学的手段帮助孩子解析先天智能、评估天赋特长、挖掘隐藏潜能，根据不同天赋特长和年龄阶段孩子的需要，遵循教育规律设计由浅入深的学生学业和生涯规划课程体系，培养孩子自主计划和规划的习惯，帮助孩子挖掘并发挥天赋，树立理想与志向，进行学业与生涯规划。
3.积极推广家庭教育，开展家长教育培训
家庭教育从古至今都是教育的重中之重，父母的教育和陪伴无法被替代，教育好孩子是父母最重要的事业。“双减”让家庭教育的受重视程度再次提升，同时《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通过将其摆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家长作为孩子成长和教育的第一责任人，有些责任不容推卸，如果家长的责任承担不到位，不仅会严重削减学校教育的作用，更会对孩子的发展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新时代的家长需要更新现代化的教育观念，掌握科学艺术的教育方式与方法，给孩子高质量的有效陪伴和引导，才能让教育找到扎根成长的土壤。校外教培机构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广家庭教育，组织开展家长培训，指引和疏导家长从“被动跟跑”向“冷静思考”转变，助力学校家长课堂或家长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为学校教育的薄弱环节添砖加瓦，最终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共同为孩子搭建健康成长桥梁的美好愿景。
4.助力学校课后服务，协助举办教育活动
“双减”对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随后各地政府先后发布了关于加强学校课后服务的文件，各个学校也开始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活动。2021年9月23日，“96.3%学校提供了课后服务”这一话题广受关注与讨论并被推上网络热搜榜，同时数据显示全国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数量超过7 700万名，除去在学校为课后服务工作的530多万名教师外，还有20多万名校外人员积极投入到了学校课后服务的工作当中。由此可见，校外教培机构可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和师资优势，助力学校组织开展德育、智育及学生社团等形式多样的课后服务项目或学生研学活动。通过组织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和体验式研学，把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进行创新性衔接，同时助力学校打造特色活动及课程，以彰显学校办学特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5.布局成人职业教育，推行终身教育理念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关政策及社会需求等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其在我国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权重不断提升，结构也更为合理与完善。同时国家也实施了一系列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比如《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等都极大地推动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与发展。随着我国对于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逐步增大，职业教育也必将迎来迅速发展期。当下校外教培机构将关注点与重心转向亟待发展且政策鼓励的职业教育领域，不仅有利于我国教育发展的整体格局，也有利于培养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同时终身教育理念也逐步被大众认同与普遍接受，通过持续推进和践行全民终身教育理念，来营造人人皆学、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社会氛围，助力我国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6.助力社区教育发展，发挥社会教育功能
社区教育是指在社区这一特定的区域内，通过开发和利用社区的资源，有组织和计划地对社区全体成员的身心发展施加积极影响，以提高成员的个人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社区成员和社区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综合活动。[12]“双减”政策发布后，孩子们将有更多的时间在家庭中和社区里度过，如何充分发挥社区教育功能将值得不断探索和尝试。校外教培机构可抓住这一时机，积极与社区或物业公司探寻合作途径，以社区为依托构建青少年全面发展教育中心，建立“套餐式”终身教育新范式，努力将生活家园打造为成长乐园，对学生和家长持续开展系统的主题教育活动或亲子活动。例如对学生开展生活实践教育、设计亲子陪伴互动活动等，以充分发挥社区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作用与功能，为孩子实现多彩童年和出彩人生提供广阔空间，为社区成员的家庭幸福生活搭建服务平台。
总之，校外教培机构作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与学校教育并不矛盾，校外教培机构要贯彻国家教育方针、顺应政府教育政策、转变教育培训理念、突破分数导向藩篱，积极向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方向转变，最终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形成校内校外联动、家校社协同共育的良好局面。
本文将我国“影子教育”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并且提出了五个治理趋势和六个转型对策(见图1)。
图1 我国“影子教育”的发展历程、治理趋势及转型对策
事实上，“双减”也对我国的教育评价体系改革提出了要求。到目前为止，中高考的人才选拔标准依然是以分数为主，这也势必会使学生和家长想尽一切办法来提升学习分数，而激烈的分数竞争和家长及学生的需求便会导致“影子教育”的热度保持在高位，于是多种形式的“提分方式”自然如影随形，包括教培机构、一对一辅导、私人家教等。然而，学科类校外教培机构只是众多提分方式中的一种，就算“双减”让其不复存在，也势必会出现其他的形式，且只为分数服务。因此，只要“分数决定一切”的教育评价体制和社会评价标准不进行相应调控和改革，单纯的治理和整顿教培机构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全新形式的提分方式的出现亦是换汤不换药，家长焦虑尤在、学生压力不减、家庭经济负担仍重，又怎能真正地实现“减负”呢？因此，我们认为除了提出对“影子教育”进行规范治理的政策外，教育评价体系也应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完善，以更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减负和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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