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鑫琳
“空间” 原本指称一片空旷的区域，是一个数学概念。但在20 世纪空间转向的影响下，空间的意义被不断挖掘，不管是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 “空间理论” ，还是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的 “第三空间” ，抑或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的 “流动空间” ，都认为空间不是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是充满意义的社会空间。列斐伏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空间消费的概念，他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不是社会关系演变的容器，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空间这种稀缺的资源也必然会成为一种商品， “如同工厂或工场里的机器、原料和劳动力一样，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在生产中被消费”[1](p50)。空间消费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空间和消费的理解，此概念虽然提出多年，却始终并不像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那么引人关注。学术界对列斐伏尔消费思想的研究主要围绕其 “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 这个核心概念展开，其次是关注其消费异化思想以及他对符号拜物教的批判，而较少关注空间消费在城市现实语境中的深刻意涵，因此把二者结合起来研究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创新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将通过研究空间消费如何避免只关注当下体验的即时性愉悦，以及忽视关注内心经验增长的沉思性快乐的弊端，把空间消费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结合起来，以增长城市发展的内驱力，促进城市生活共同体构建。
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社会学家的消费思想奠定了列斐伏尔空间消费思想的理论基础，社会空间观则是其空间消费思想的直接思想渊源，空间消费的缘起、内涵和分类表明它的运作受资本和符号双重逻辑支配。
（一）空间消费的缘起
列斐伏尔认为：
“每一个社会——因此每一种生产方式及其变种——都会生产一个它自己的空间。”[2](p31)从游牧社会的 “流动的自然空间” ，农耕社会的 “固定的弱人化自然空间” ，工业社会的 “固定与流动相结合的强人化空间” ，到都市社会的 “高密度复杂流动性空间” ，人们的空间意识不断觉醒，空间逐渐稀有化，成为商品，不仅拥有使用价值，而且拥有了交换价值。这种变化正符合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描述的前商品阶段、商品阶段和商品化阶段交换的变化，交换经历了中世纪只交换剩余品的时期，交换一切产品的时期和一个连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这些一向被认为不能交换的东西也可用来交换的时期[3](p79-80)。越来越多的空间被用来消费，成为竞争和利益的核心，不管是私人空间还是公共空间，都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空间消费应运而生。在这个过程中，相比空间的使用价值，人们更追求空间的交换价值，空间的价值从本质上发生了变化，空间的结构化与理性化逐渐增强。
（二）空间消费的内涵
空间消费是和空间相关的实践活动，其前提是空间成为满足人们情感和需求的商品。空间被打上商品的烙印，主要表现为空间中的消费转变为空间本身的消费。空间中的消费是指空间为消费活动的发生提供了场所，是承载消费的容器和平台，也是消费发生的先决条件。在空间中的消费中，人们更关注空间中发生的各类活动，即空间主要发挥的使用功能。空间消费是指空间成了消费的对象，转变成了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商品，从而存在于消费社会的生产——消费体系中。在空间消费的过程中，空间的品质受到更多的关注，空间不仅发挥着使用功能的作用，也发挥着交换功能和符号功能的作用，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交换功能和符号功能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其使用功能的关注，但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空间消费通常依附于空间中的消费，如在办公室喝咖啡和到星巴克喝咖啡，都离不开空间，但是前者只能是空间中的消费，而后者是空间消费，因为星巴克从空间上给顾客营造了体验之境，顾客为这样的体验之境支付了金钱，从中获取了难以忘怀的体验，消费者来此消费不再是仅仅为了一杯咖啡，而是为了购买这个独特的空间体验，获得美好的记忆，这就是空间消费。
空间消费将空间视为一种商品进行展示、包装与售卖，给空间的发展带来了无限可能。在空间消费的过程中，人主动地去选择适合自己的空间而不是被动地去使用某个空间，并且在消费过程中，人与空间不断地相互妥协和适应，形成与空间对应的生活和意识形态。所以，空间消费具有反馈、交互性的特点，它是一种新型的消费，是一种个体体验，也是一种社会活动，更是一种城市发展状态，还是影响城市生活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因子。
（三）空间消费的分类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五个层次的需求可以分为三大类：物质性需求，精神性需求和社会性需求。列斐伏尔在对空间的研究中也指出， “必须揭示以下三个领域的理论统一性，即物质领域、精神领域以及社会领域”[1](p85)。对应地，我们可将空间消费分为功能性空间消费、精神性空间消费和社会性空间消费，虽然这三种空间消费难免有重合之处，但仍各具特色。
功能性空间消费指对商品住宅、停车场、各种运输设施、高速道路等的消费。这种空间消费偏重实用性和实惠性，比如购买商品房，更加看重的是周边的配套设施、地理位置、小区环境等。精神性空间消费是指对商场、餐厅、游乐场、影院和风景区等的消费，它在空间消费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消费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精神性空间消费的出现是为了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更高的精神追求。这种空间消费往往侧重风格化、趣味性、享受性、气氛及感觉性、差异性、符号以及形象性等方面的内容。社会性空间消费是指对小区广场、城市广场、社区活动中心、公园等的消费。此类消费重视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空间地域性、社区性的构建和空间的文化维系，既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也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和交往需要，通过社会性空间消费，人们往往能获得一种情感上的释放，或者换取感知上的认同。
空间消费的分类表明空间消费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空间消费具有多维性，既是个体的自由选择，也是主动的集体行为；
既是一种抽象符号，也是一种具体行为；
既是人们参与社会交往的表现，也是对人们内在需要的一种满足；
既是对空间的消耗和使用，也是对空间的生产和转化。空间消费已经内嵌到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它凭借自身穿透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属性，发挥着改造整个社会形态和人的生活方式的功能，并直接关系到城市生活共同体的实现。
空间能否成为消费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由空间的特色决定，城市中的各种购物中心、历史商业街以及主题公园因环境优美，能给人带来与众不同的体验而受到人们的欢迎，这使得 “空间的‘游玩、观赏、体验’可以像‘使用、购买’一样地创造价值和利润”[4](p20)。因此要想更好地售卖空间，必须不断美化空间，空间环境中的各种感官体验对于消费者来说散发着额外的吸引力，这也成为商业竞争中强大的竞争武器。
“为了应对市场饱和问题，一些大企业不得不通过大规模施展审美营销手段来刺激或维持消费。……让感觉战胜了道理、情感战胜了理智，使愉悦变得比功效更重要。”[5](p8)空间消费要想成功调动消费者的参与性，必须增加刺激性、新奇性和共享性等体验性特征，通过空间性和时间性的悖结、超真实的拟像空间的运用和空间的历史性复魅建构体验性的生活方式。
（一）空间性和时间性悖结的意识虚无化体验
空间消费的体验性表现出空间性和时间性的悖结、时空体验模糊性的特点。在城市空间中，无限拓展的空间与被大大压缩的时间形成鲜明的对比，橱窗消弭了街道与建筑之间的物理隔离，实现了一种空间上的扩张效应。此外，透明性和展示性的橱窗会吸引行人一再驻足观望，使横向的游荡取代了直线的步行，时间在加速地流逝，而街道的空间距离却在无形中获得了无限的拓展。这种时空体验的规训在商场内部得到了最好的呈现，这是一个大门四处敞开没有界限的开放空间，人们可以自由地在其中穿梭，消费没有起点和终点，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开始。在这里，由于照明系统的使用，昼夜界限模糊化；
由于空气调节系统的使用，春夏秋冬一体化。人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物，离不开黎明和黄昏的日夜更替，离不开日出而作和日落而息的生活韵律。列斐伏尔认为：
“海浪有节奏，它的节奏依赖于季节、水、风和承载它的大海。……社会如同宇宙的身体一样有很多节奏。……每种植物、每棵树都有它的节奏，甚至有好几种节奏，因为叶、花、果实、种子都有各自的节奏。”[6](p79-80)人也有自身的节奏，人只有在时间的流动与延续中才能去体验、感知和思考，而技术却消除了时间的停顿，从生活中剥去了时间性的过程，造成了人意识的虚无化倾向。比如酒吧作为一个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强调当下和空间性的现时性公共空间，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为了营造一种幻想氤氲、充满诱惑的气氛，使人们 “在这一暧昧、幽秘、飘忽不定、诡谲的迷宫中……借此获得一个新的自我镜像，尽管事后等待他们的是绵绵不尽的绝望与失落”[7](p119)。与前现代社会的自然时间相比，现代城市空间的时间是一种异己的时间。人们穿梭在这种异己时间统治下的空间消费的体验中，切断了与过去的联系，只能关注当下， “一旦人切断了和过去的联系，他就不能逃脱未来所拥有的最终的虚无感。信仰不再可能，艺术或本性或冲动只是在迷醉或酒神行为的癫狂中将自我暂时抹杀”[8](p52)。孤独、空虚成为现代空间消费体验性的附生物。
（二）超真实拟像空间运用的震惊体验
空间消费的体验性表现在对超真实拟像空间的运用中。拟像（simulacrum）空间也被詹姆逊称为 “超空间” （hyper-space），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空间表现形式，这种空间减弱了场所的存在感，完全淹没在强大的抽象空间中，体验的真实性与体验场所之间失去关联。这种 “超空间” 彻底地摒弃了界限和距离，它因为否定过去的共时性而呈现出片段性和零散化的特征，但 “超空间” 并不是否定真实体验，而是提供了逼真的——比真实更加真实的 “震惊” 体验。人们可以选择世界风情园来感受各种异域风情，而不用风尘仆仆地奔波于一个个景点间，人们可以在一个和亚热带无关的地方体验到亚热带的风景，人们可以通过迪士尼乐园的拉斯维加斯凯撒宫重回古罗马世界，这种背离于传统自然地理的无方位、无国别的空间使得人们在 “拟像” 的欺骗中得到了自娱自乐的满足。成功的空间体验往往强调异域的、幻想的、异族的、传统的体验的特色性，越是与日常生活相差较大的空间，越是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 “这些场所中，场面形象设计得或排场宏大、奢华浮侈，或汇集人们梦寐以求的、来自遥远他乡的异域珍品，或表达对过去宁静情怀的感念与怀旧”[9](p150)。这些空间的时空体验不管与传统还是现实都是错位分离的，是一种时空分离下的 “拟像” 。拟像的模仿可以没有原型，可以是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复制品。正如迪士尼乐园并非来自美国任何具体地方的美国大街却可以让人联想到任何一条美国典型的街道，它通过将美国大街的各种形象进行调和，创造出更加真实的效果。这是一种科学技术支配下供消费的体验式空间，这种空间在调节生产和消费的过程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因此进入了资本运作的环节，凭借其自身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超越日常生活的空间，显示出更有魅力的假象， “乍一看，这样的空间不受既定秩序的控制，且由于它们是娱乐空间，因此建构了一个广阔的‘反空间’”[2](p383)。但实则这种空间的目的并不是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而是通过激发人的本能需求，使人沉迷于消费，是资本精心策划的结果。
（三）空间历史性复魅的怀旧景观体验
空间消费的体验性依托空间的历史性复魅。独属该空间的特色体验是空间在消费竞争中取胜的关键，比如在历史街区的咖啡馆中为一杯普通咖啡所支付的昂贵单价其实就包含历史街区怀旧空间氛围的价值。这类空间的历史性复魅主要体现在消失历史空间的重建、原有历史空间的改造以及一些空间对复古怀旧气氛的刻意创造等方面。怀旧有时间和空间两个载体，时间是不可逆的，谁也没有魔法回到过去，但空间却可以经过技术手段加工，被尽可能精确地还原出来，因此传统的历史街区在开发商和政府的投资建设下，被塑造成融时尚消费与地方传统于一体的令人目眩的全球地方化景观。这种空间不仅是消费活动展开所需要的物理场所，更是通过其特有的特色建筑和历史文化积淀，使空间本身成为体验消费的对象。比如南京重建的再现明清江南水乡风貌的夫子庙景区和能够勾起人们对民国历史记忆的1912 街区，都迎合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空间体验式消费的需求，在这种需求的驱使下，重建和改造同时发生，如 “上海新天地” 基于保存下来的石库门地区殖民时代的建筑遗产，对传统空间进行重新组织，最大限度地利用历史传统文化遗产构筑起满足人们体验性消费的商业空间，在这里，各种时髦元素布满了狭长的弄堂，新与旧、潮流与传统等各种看似矛盾的事物融合在一起，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里已经不再是最具上海特征的生存空间，它已经被包裹着石库门外壳的精美而疯狂的梦剧场所取代。怀旧在瞬息万变的现代语境中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与潮流，并逐渐成为一种全民性、社会化的集体实践，成为一种极其常见的社会文化景观，摆脱了怀旧早期消极的、贬义的甚至是病态的语义。怀旧事实上并不是逆转时间回到过去，它实际上是时间上恋旧与空间上思乡的一种时空综合体，怀旧可以说是城市化的产物与后果，强烈的怀旧情绪和迅速变迁的环境密不可分，怀旧作为一种社会情绪，是对现实体验的调整和回应，是通过修复现代性的缺憾来满足现代人的心态。
空间为常运用时空错觉、拟像和怀旧等手段以增加体验性，整个城市被建构成一个异域景观、文化场景交错的空间体验消费场所。但这并不能掩盖空间消费体验的矛盾性，正像狄更斯《双城记》开头描述的那个矛盾时代一样，空间消费体验操控下的空间既是最好的空间，也是最坏的空间；
既是智慧的空间，也是愚蠢的空间；
既是值得信仰的空间；
也是值得怀疑的空间；
既是光明的空间，也是黑暗的空间；
既是给人希望的空间，也是让人绝望的空间；
我们好像拥有了各种空间，我们又好像一无所有……。因此，面对空间消费的体验性，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意识到其合理的发展也需要强大的批判力量。
（一）空间消费娱乐至死的倾向使人陷入物的迷狂中
空间消费被消费逻辑所主导，有娱乐至死的倾向。空间消费更多的是满足人们展示自己品味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因此空间时尚、高贵、炫丽、典雅的外观，巴洛克、洛可可和哥特式的异国风情以及比例协调、样式恢宏等空间本身的风格和所营造的气氛就成了很好的卖点。
“气氛是侵袭性的，具有一种难以察觉的强迫性。”[10](p34)为了营造某种文雅或者怀旧的气氛，利用幻象对空间进行设计与包装，通过制造气氛不断激发人们对空间消费的欲望和对生活品质的渴望，使其沉浸在物的迷狂中，占据人们的时间，实现对 “整个生活方式的劝诱和无形的销售”[10](p34)。空间消费消弭了 “感官趣味” 与 “反思趣味” 、 “肤浅愉快” 与 “纯粹愉快” 之间的不同，容易使人们沉溺于幻象欺骗的满足，使人丧失批判性、否定性和超越性的向度，成为单向度的人，从而安于异化、乐于异化甚至是追求异化。
（二）空间消费的格式化使人困于同质化的文化
空间消费趋向于格式化。空间消费导致资本地理性不均衡发展，人的空间地位相对固定，这种空间的格式化会带来社会关系的格式化，从而衍生格式化的空间消费文化，在创造空间消费场景的过程中，文化作为一个华丽的符号引导、控制着空间，空间消费场所看似个性鲜明，其实这些梦境般的营造与复制，多可化约为欧式建筑、哥特风格、咖啡酒吧等符号。文化资本带来的商机在欲望被引导和控制的后消费时代会迅速得到市场的青睐，因不再将文化作为社会公共品多元化的基本特征和价值追求，同类产品铺天盖地地产生。营销学的知识告诉人们产品数量的增多和产品多元化之间并不是同步变化的，相反，产品间的差异会因为同类产品的竞争而逐渐缩小，呈现出一种格式化的倾向。因为在消费者看来，商品只有集各产品特色于一身才是完美的，因此，商家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就会在竞争中取长补短，最终生产出难分彼此的雷同产品，创造出依托文化的同质化空间消费体验场所，让空间成为资本非法垄断城市权力的意识形态叙事。
（三）空间消费的区隔化使人关系疏离
空间消费趋向于区隔化。空间不同，风格不同，因此不同的空间消费展现着不同的趣味， “趣味，即一个确定的阶级对被分类的和能分类的客体和实践的（物质的和/或象征的）占有的倾向和能力”[11](p272)。趣味是生活风格差异的根源，生活风格是特殊偏好的统一体，这些偏好可以是家具、服装，当然也可以是空间。空间作为生活风格的一个维度和其他维度一起发挥着象征作用，空间与消费结合，将空间这个物变成了可区分的特殊符号，将普遍的空间分布变成了对立的实践操纵机构，消费使原本被纳入物质范畴内的空间进入了有意义的可以区分的象征范畴。空间消费不是根据收入多少进行的区隔，而是根据不同的个性特征进行的区隔， “是趣味，必然的趣味或奢侈的趣味，而非一份低收入或高收入，支配客观上符合这些收入的实践”[11](p275)。空间消费的区隔使不同层次的人之间的联系弱化，人与公共世界之间的关系疏离，社交生活越来越萎缩，人们之间刻意保持距离，农业时代那种充满集体意识、温情脉脉的共同体逐渐解体，代之以陌生人为主体的原子化社会，难以形成有机的文化精神共同体。
作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一部分，空间消费如果只关注直观、情绪和快感，而忽视思想、理解和认识的话，就必然把现代世界变成一个纯粹的体验世界。这里的体验不是指对亘古不变的深刻之物的意会与体味， “体验实际上并不是体验。确切地说，它们是老套和单调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迅速地寻找另外的体验，进而从一种失望逃入另一种失望的原因所在”[12](p435)。本雅明认为体验相比经验，具有片段性特征，不如经验那样与人的生命历程和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会触动或者改变人，因此空间消费的健康发展不应只注重体验性，否则只会滑向娱乐至死的深渊，带来无尽的虚无。我们应以城市生活共同体构建为根本，探寻内涵型的发展路线，以丰富人们的经验，充盈人们的内心。
（一）城市生活共同体构建要求空间消费以人民性为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 “美好生活” 一词：
“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13](p30)“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4](p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5](p19)在2021 年的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16](p11)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 “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7](p22)。
空间消费的发展应时刻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有利于人民，不能让具有生产性的功能性空间消费（如商品房、停车场等）凌驾于非生产性的社会性空间消费（如林荫大道、公园和公共广场等）之上。社会性空间消费有利于营造并保持大众对共同生活空间的热爱，尤其在网络时代，可以促使人们走出家门，增加人们之间沟通与交往的机会，挽救越来越萎缩的社交生活，克服日常生活的单调性和乏味性，同时培养人们对空间的归属感，建立社区共同体乃至城市共同体。另外，社会性空间消费有助于放慢人们的生活节奏，如1999 年兴起的慢城运动重点强调城市要预留更多的空间用于社会性空间消费，供人们散步和户外观赏，这样就能缓解工业生产下越来越快的线性节奏对人类身体的摧残，使人们在物质富裕的同时也能过上精神丰盈的生活。空间消费，尤其是精神性空间消费，除了能够缓解压力、激发情感，还应达到艺术层面，甚至升华到哲学和信仰层面，引发人们的思考，唤起他们的人文情怀和对历史文化的共鸣。利润法则不能代替沉思与梦想，真正快乐的空间应该是能够使人沉思的空间，是一个能够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空间，而不是只专注当下享乐的碎片空间。
（二）城市生活共同体构建呼唤空间消费做好空间叙事和传承
空间消费要以中国优秀文化为依托，做好空间叙事。要剔除掉空间低级的、粗俗的、平庸的文化，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构出有中国特色的空间消费文化，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四史教育等融入旅游景点、街区布景的场景规划中；
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空间消费中，讲好中国故事，做好空间叙事，让人们在沉浸式的空间消费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应避免把 “肤浅愉悦” 作为空间这种特殊商品的卖点，而应该以 “纯粹愉悦” 的道德至善和人性升华为目标。
空间消费要以本土真实性为本。习近平总书记2018 年在广东考察时指出：
“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要突出地方特色……”[18]，而 “‘本土’的吸引力就在于，一个人希望找到只有这里才有的，还没有被全球资本主义标准化力量所同质化的独特东西”[19](p153)。把本土真实性和空间消费联系在一起，可以增加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克服同质化全球文化主导下空间消费带来的空间认同多样化、碎片化和归属观念虚无化的弊端，实现文化的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从而形成有机的文化精神共同体。
空间消费要以文化传承性为目标。空间消费具有时尚消费、炫耀性消费和符号消费的特征，这就使得空间消费必须不断变换新的形式，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列斐伏尔曾经说过， “在快速发展挣扎中的国家毫无顾虑地摧毁诸如房屋、宫殿、军事和民用建筑等历史空间，只要有利可图，这些老建筑就会被夷为平地”[2](p360)。因此，在空间消费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干预作用，在历史街区和建筑的保护中担负起责任和义务，克服目标利益化和政府企业化的行为，避免商业资本在市场利润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尺和消费文化具有绝对话语权的背景下对历史街区与建筑原真性环境的破坏与侵蚀，因为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历史文化遗产具有无法估量与替代的永恒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在2022年考察山西省晋中市时再次明确指出：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20]空间消费，既不能以摧毁现有的文脉为代价，还要注意新文脉的建造，不只是把空间建成景观，仅仅让人们经历一场走马观花般的刺激，而是要将空间建成可以让人感悟到历史意蕴的地方，要借助空间消费进行文化原真性传承，避免文化表演性传承，培育空间消费的内驱力。
（三）城市生活共同体的构建呼吁空间消费注重生态性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14](p211)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都应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融合，形成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空间格局和产业结构，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13](p394)。空间消费基本是由视觉主导的，新型媒介与视觉机器凭借其鲜活的表现模式和强劲的生产动能持续不断地进行图像的生产与再生产，景观、图像、拟像等构成了空间消费表征系统的多重视觉符号，重塑着人们感知体验的方式和情感结构。空间消费应该告别以满足感官享乐主义、个性的和非理性的内在欲求为特征的时尚性、奢侈性和炫耀性的消费模式，转变为以环保节约、人与人之间交往温暖而自然为特征的 “第四消费时代” 模式，不是从消费中寻找幸福，而是从获得内心的平静、满足和共享快乐中寻找真正的幸福，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和谐共融。
空间消费是法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最先提出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空间和消费的理解，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空间消费思想使人们重新认识到空间对于社会和个体的影响和作用，超越了传统哲学和认识论对空间的认识。列斐伏尔侧重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对空间消费进行批判，认为 “占有空间，生产空间”[21](p21)是资本主义缓解内部矛盾，存活下来的主要方法。本文则重点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空间消费，不仅论述了空间消费的起源、内涵和分类，而且对空间消费的体验性特征进行了剖析与批判，最后指明了空间消费健康发展的路径。通过研究，希望培育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城市空间消费文化，助力城市生活共同体的构建，为解决全球城市问题提供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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