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十木是一位不断超越自我的青年作家，从90后诗人到新锐小说家的转型，展示了其非凡的创作力以及对文学美感的全方位体验。《假人同志》是祁十木的新作，这篇小说既是其独特风格的延续，又在方法和主题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或许是其确立小说创作风格的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或许有人认为此观点有些武断，但无论是中西文化的融合，还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这部作品都体现出了新质。
一、残缺的家庭与断裂的家族史
祁十木会做一些他认为有趣的事，其中之一是“探寻家族史和地方史甚至民族史，在田野调查和口述中细品历史的余味”。对家族史、地方史，以及民族史的探寻，一直是祁十木的创作重点关注的内容。
在《假人同志》中，自小“我”就与太太（曾祖母）相依为命，从未见过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太太有时会反反复复、断断续续地对我讲到高祖父送她到女子学校读书，后来被催着回家结婚，以及出阁后当先生的经历。当我固执地追问父亲和爷爷去哪了，怎么只有我一人时，太太总是用“殁了，都殁了”来回答。但太太却很乐意讲述和太爷爷一见钟情的故事，尤其是对太爷爷当时唱的歌谣记忆犹新。相对于讲述高祖父时的拉拉杂杂，以及对祖父和父亲的讳莫如深，讲述与太爷爷相关的故事时准确流畅，生动连贯。但关于太爷爷，这个家族里唯一能听到的男人故事，到他跟着队伍出发去打日本侵略者后就戛然而止了。在家族历史中，我唯一能知晓的是，高祖父是接受回儒两重教育的体面商人，曾祖父是团参谋，而对祖父和父亲却一无所知。“我”就是在这种残缺的家庭环境中长到25岁，从一所普通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县里打杂的男青年马成真。
书写残缺家庭是祁十木小说创作的独特现象。如《双生》中三代单传的儿子，16岁后必须独自离家，去寻找一个住在树上的人；
《让我透透气》中体弱多病，没有“阿大”的少年尔萨；
《埋体》中母亲早逝的两兄弟；
《红裙子》中10年前母亲去世的女友。虽然导致家庭成员残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死亡，但祁十木在小说中的用意并不在于讲述家庭成员的不幸，或者表达对死亡的恐惧，而是着意凸现个体生命在追寻家族历史过程中的迷惘，以及对自我存在价值的反思。
于是，书写残缺家庭的意义就指涉了两极：其一描述残缺家庭中人的生存状态；
其二是对断裂的家族历史的追问与探寻。正因为父亲、祖父的缺席，引发了我对自己“从何处来”的疑问，在得不到太太的明确回复后，我开始想象祖父的身份、父亲的经历，并会在睡梦中遇到祖父、父亲，以及作为太爷爷化身的白马。身份的焦虑必然对个人成长产生负面影响。如小说中的“我”虽是男孩子却留着披肩细发、工作状态疲沓、忘记祷告时间、念词含糊不清、礼拜动作变形，更为严重的是，在独处时精神出现分裂状态。如果说家庭的缺失，造成了“我”人生观、价值观出现偏差，甚至影响到民族信仰，那么我的这种焦虑和痛苦直到偶然发现了太爷爷带走的另一本族谱后，内心才尘埃落定。正如《火炕》中哈老汉的孙子再次到养育了他们几辈人的巷子，试图找寻爷爷说过的那份家谱。作者在该篇小说的《后记》中说：“而现在，我再次放下笔，去找寻那片心灵的归属地，找寻我们的父辈、祖辈所遗留的故事，找寻我们的家园、我们的民族，找寻赤诚热爱我们的一切。”或许，这才是祁十木为何在他的创作中要书写对家谱以及家族历史寻找的真正原因。
二、比虚构更“虚构”的现实
关于创作方法，祁十木呼吁想象力与历史坐标的结合，强调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即“不谈主义，只呈现现实”。对此，祁十木是这样理解的：“变异的现实主义强压下，前人倡导先锋和虚构，呼唤飞驰的想象力。而如今，比虚构更‘虚构’的现实使我们不得不回到那条被淬炼过的路上去，不该粗暴地将它叫作‘现实主义’，也不该贬斥青年为偷懒的复古者。”无论是创作手法，还是立意构思，《假人同志》带有较为明显的先锋意味，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先锋作家并非与时代隔绝，其文体试验也并非凭空衍生。也就是说，祁十木并非唯先锋是从，而是融合中西技法，在小说创作中继承和发扬了现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书写个人经验及少数民族人们所面临的精神困境。
这篇小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长大成人的“我”竟然对家族历史一无所知。看似不可思议，但这种主题并不陌生，书写残缺家庭，尤其是丧父，是自中国新文学以来的普遍现象，因此有研究者说“五四”是一个“弑父”的时代。作家们的家族书写从来都不关涉一己私事，而是指向民族命运与国家未来，如新文学开山之作《狂人日记》中的家是“吃人”的场所；
巴金笔下的《家》成为自由民主、人格独立的禁锢。如果说书写家族故事成为新文学的传统，那么祁十木则将其作为一种叙事策略而存在。《假人同志》中对于家族历史的空白记忆，不但折射出“我”的民族身份和经验，而且提出了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必要性。
作为亲历者，太太显然清楚家族的历史，但太太对家族中男人们的不同讲述态度有着较深层的内涵。太太能在回忆中细致再现与太爷爷认识、结婚的情形，但她对太爷爷从军打仗后的经历，尤其是对祖父和父亲的经历闭口不谈。可以说，太太在讲述家族历史时，出现选择性的回忆，人为地造成了家族歷史的断裂，其主要原因是历史认同感的隔阂。尽管太太恪守着一天五次祷告，诵念经文，也接受过现代教育，当了一辈子的教员，但对曾祖父、祖父、父亲所从事的事业并不认同，直到有一天梦见太爷爷来到梦里问“为什么丢下他一个，为什么不陪他”，太太才决定在家族墓群的空地上修建房子，陪伴在太爷爷的空坟旁。虽然太太认为日本侵略者该打，但她还是对太爷爷婚后跟随部队离开感到难过。太太决定“活着陪他”，既是对太爷爷思念之情的体现，也可以理解为对太爷爷国族情怀的认可。从现实生活体验到民族身份认同，作为被言说的对象，祁十木的家族书写有着较为明显的现实意义。
三、“假人”何以成为“同志”
钱穆先生曾言：“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世之力量。”一个历史记忆缺失的民族，就如同一个患有失忆症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更不知道自己将去何处。
与祁十木以往的小说相似，《假人同志》也有一个孤独的个体“我”，在困惑中追问、想象和寻找。当家族历史出现断裂时，“我”想象中的祖父是一个知识分子、革命青年，以及中学时就成了地下党，后来不顾母亲的反对血洒鸭绿江畔，最终魂归故国；
父亲则是一个参与过上山下乡，成功考取工农兵大学生，去最大的城市读最好的大学，现在应该是一个老教授。“我”对家族历史的想象，明显是在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中进行，个人想象深深地融入了集体记忆，从而实现了历史记忆的认同功能。但不同的是，祁十木在书写民族经验、思考民族未来的同时，还强化了创作的地域文化色彩。小说中的冬河、夏城已不再是单纯的故事背景，而是历史记忆的场域，成为标识创作主体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如同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
那么，小说标题中的“假人”为何？假人，是太太在回屋内睡觉和吃饭时，作为太太的替身在太爷爷坟边陪伴的竹人。当我完成了竹人的制作后，“太太会觉得，即便是史学家也没我重要。我全然忘记了昨夜的煎熬，好像我与我们都变作了故人”。假人为何如此重要？正如上文所论，无论是太太自身，还是竹制假人，这种陪伴既是亲情体现，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归属感。从太太的替身来理解“假人同志”，或许和左丘明所言“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国语·晋语四》）相似。而当“我”知晓了家族历史，也知道了“我”、父亲、祖父并非单传，另外还有和祖父“马占祥”、父亲“马忠云”，以及我“马成真”相同名字的人，“我像个朴素的空壳子，五脏六腑从脚底流走，流入地下”，“我”与竹人一样，成为替身，成了“假人同志”。
《假人同志》以家族书写作为叙事策略，在“我”追问与寻求家族历史过程中，读者体会到了“假人同志”的多重意义。祁十木在这篇小说中采用了源自传统而又富于变化的叙事手段和方法，在主题意蕴和文化内涵方面所进行了新的探索，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田文兵
1975年生，湖北仙桃人。文学博士，华侨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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