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棹 刘欣玥
刘欣玥：林棹好呀！好久不见，很高兴能和你在纸上聊聊天。《潮汐图》出版已经一年了，我们好像也由小说里出走的巨蛙陪伴着，共同度过流速缓慢、感受复杂的一年。在时隐时现的未知感与被困感中，虚构的蛙好像更能自由出入于现实内外，变成一个格外真实的隐喻。我也越来越多地听到朋友表达类似“觉得我就是那只蛙”的感受。这一年你主要在做些什么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可以分享？
林 棹：欣玥你好。2022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伴随着痛苦、愤怒、迷惑。在讲给孩子的故事里，类似的时空被幻化成黑森林、噩梦时刻、荆棘丛生的恐怖谷。但现实不是故事。如果写诗是残忍的，那么虚构也是。
我没有任何值得分享的经历，在这样一年的终末。比喻、讽刺、戏仿，寓言、童话、谜语，喜剧、悲剧、荒诞剧……或许都是未能直接行动的徒劳的补偿。故事是弱者的安全气囊，是我们围坐篝火时用以自我安慰、互相安慰的道具，它只讲述、文饰一件事：活着——为什么我还能活着？为什么是我活着？
刘欣玥：但这就是一个格外需要围着火堆讲故事的时节啊，故事创造出险境，也带人类穿过深渊。我想起你写过恒河猴、袋狼和粉头鸭的寒夜篝火，巨蛙加入它们之中烤火，问了一个说不出滋味、有点哀悯的问题：人去了哪里呢？而人常在，这些动物却都已灭绝了。
说到烤火，就很想和你分享。2022年冬天我开始在家架炉烧炭，烧的是龙眼炭，木炭迸开时毕毕剥剥的细小声令人愉悦，像是在听木头窃窃私语……你知道的，以前我在广州生活从不会有这种体验。但很奇怪的，我身体里的岭南，带着记忆唤出的龙眼的香甜，这时候强烈地在异乡的冬天醒转过来。熟悉的植物（但我真的熟悉龙眼树吗，还是只熟悉童年印在纸箱上的“岭南佳果”？）带着陌生的语词，新的感官，以前所未见的形态击中我，和第一次读到你的小说时的感觉很像。《流溪》与《潮汐图》，让一些读者开始以文学的途径，重新发现“岭南”，包括体认植物、粤方言、风习、物候……这是打开开关和没有打开开关的区别。但是，你从第一本书开始，就已经在自觉地讲述一个瑰巍的、杂花生树的“岭南”，而且有意要为“岭南叙事”加入一个开放、多元、有历史纵深的声部。你有过这种对岭南“打开开关”的时刻吗？中间有过感官、知识或阅读孰先孰后的习得过程吗？
林 棹：我倒也不是一个严格的环境决定论者，但一地的环境，“物质因素”，和一地的“知识”——文明的，文化的，属人的——之间，一定存在强力关联。“岭南特征”在持续不断的归纳、提纯中呈现，有人称它为一种发现，有人视它作一种发明，无论如何定义，我们也许都会赞同，它永远正在生成、正在变化，它是构成多样性的一个因子；
它将在多样性之中愈加彰显，而非相反。
因此，多样性永远是有益的。比较的视野是有益的。交流带来更强的适应性、生命力。各种特征相互唤醒、相互照亮。
感官总是先行。事实上，我们总是在可以言说之前已经感到。我们是在为我们感觉到的事物发明语言。在我们从未感同身受却必须复述的时候，我们不再是人，只是机嚣。你提到“打开开关”，我想它不仅是岭南的开关。无法做到让开关一直开着，但希望尽量长时间地保持打开，不要轻易关上，不要温和地关上。开。闭。开。
刘欣玥：基于处女作《流溪》的初稿遗失、停笔和复得重写的经历，可以认为你在正式“回归”写作之前，有过一个“漫游”和“准备”的阶段吗？
比起纸面阅读的智性积累与趣味的养成，我同样很好奇你在大自然环境里实地的游历——你是野外探险、观鸟、摄影爱好者，《初学者》里也记录了你出海学习驾驶帆船的经历。就像你说的，感官体验会比叙说更早出现，而后是语言的发明。随着身体重新认识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实体”，比如风的伟力，比如与岛屿、海流俱生的族群的求生智慧，对于“水手们的词库”的掌握，也才逐渐生效、丰满。这种种自然游历给你带来了什么？
林 棹：那段日子算不上“漫游”，漫游的意象太浪漫啦，好像只会出现在故事里，天然带着虚构的光泽。也不是自觉的“准备”。那就是“度过”，中性的。当日子被度过之后，我们可以选择和决定讲述它的方式，我们可以选择和决定在哪个位置切割它。
相较而言，城市生活是确定的、稳定的——那正是城市存在的目标之一。稳定的室温、光线、日程、路线……我们的感官体验在城市保持稳定，进而变得单调。我们的认知被城市驯化。我们的语言被城市裁剪。我们的知识树在城市的夹缝里生长。但城市毕竟只是诸多范式之一种。
海的范式、岛的范式、原生林和经济林的范式、候鸟的范式……种种细节，是除非亲身体验否则永远想象不到的，而亲身体验又反过来滋养想象、确证知识。也许还很难统计它们给我带来了什么，可好奇心确实已经把我带向了它们。奇妙的是，人从城市和城市气氛中短暂地脱离，溜进种种新的、不同的范式里去，心灵和行为也会相应地变化。
刘欣玥：借用一个小说中令我印象深刻的生动比喻，“范式”的转换，如同“拆肺、换腮”——陆生者，学着用林莽中的水生者的方式去呼吸、去生活。这种对“他者”，尤其是弱势者的同理心，贯穿你的书写，同理心指向孩童、女性、贫民、有色人种，到动植物，甚至非生物。从《流溪》到《潮汐图》，“我—他”之间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处在互动拉扯的关系网之中。仿佛“我—我们”也可能随时变成“他—他们”，像一个共栖共生的生态系统。你曾谦虚地称，创作的用意在于探索“片面的代入”是否可能。这种代入、这种同理心的有效换位，从来都不简单。在认知与文学叙述的两个层面上，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林 棹：我觉得更难的，或者说，更有意义、更有建设性的，是在同理心和行动之间建立一种“知行合一”的紧密连接。文学叙述，也许是介于“发心”和“行动”之间的一个环节。不切实际的空谈、虚伪的漂亮话、反人性的口号，在文学叙述中并不少见，其后果，小至心头困扰，大至人道灾难。所有涉及人欲、道德和实际行动的部分，都需要谨慎对待。这样说来，“为艺术而艺术”，倒似乎相对无害了。
刘欣玥：你的小说出版后，因为强烈的新鲜感与异质性，似乎不容易被妥帖地放入某个现成的“言说系统”。人们厘清《潮汐图》“不是什么”，比如不是“历史小说”，不是“方言写作”，也提出一些新的命名、类属，试着解释它“是什么”。这些热情中，或许也夹缠着谬误。有一阵子，我觉得《潮汐图》自己也有点像蛙：迷人、成谜、难以归类，获得了许多名字。你有留意到这些回响吗？比如说被归入“新南方写作”“南方海洋书写”？作为一名富有地域色彩的小说家，你怎么看待“地方”与“世界”的关系？
林 棹：我很感谢读者愿意与蛙同行。我们的经历各不相同，又抱持不同的心态、目的、期待去阅读，所以阅读的过程、所得定然是独一无二的，和蛙同行的旅程也是独一无二的。会有下定义、归类的读者，也会有陈述情感、描述感受的读者，那是因为每位读者都独一无二。能收获到多元的回音，蛙是多么幸运啊。
什么是“世界”呢？世界是那头大象，我们都是盲人。“地方”也是一头大象。个体生命太有限了。我们甚至摸不明白“世界”和“地方”是两头象呢，还是同一头象的两块皮肤。
刘欣玥：《潮汐图》洞开一片眼花缭乱新天地，在读的过程中，能感觉到你也写得笃定、足够尽兴。对于这些已经完成的创作，还有未尽之处吗？接下来有什么想继续探索或尝试的新方向吗？
林 棹：我想《潮汐图》是一个开始，我做到了那个阶段的我所能做到的全部，它是一次没有遗憾的尝试。蛙没有凭空消失，而是游向三角洲的更深处，招呼着我。三角洲的魅力在于，从它，可以向时间的两端、向空间的四面八方出发。生于兹长于兹，这是我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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