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紧紧围绕党的反腐倡廉机制的建立与运行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探讨，本文归纳为宣传教育机制、监督机制、纪检监察机制、群众参与机制和科学化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十八大；反腐倡廉；机制；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D2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11-0047-03
一、建立和完善宣传教育机制
（一）宣传教育的形式多样化和内容有效化。刘占虎提出了创新廉洁教育的方式方法。一是深入开展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洁教育，在腐败易发多发的重要领域和关键部门开展廉政风险防范教育和责任意识教育；二是把廉洁教育融于公职人员培养、选拔、任用的全过程，着重从过程机制上增强其廉洁从政的自觉性；三是大力推进廉政文化的社会化，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廉洁教育，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舆论环境。[1]杨小闵提出要坚持因人施教、分类施教，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抓住容易引起腐败行为的思想心理因素，从单向灌输方式向平等讨论、共同学习的互动交流方式转变，使受教育者思想有收获、心灵受震撼、认识有提高。[2]
关于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内容有学者认为当前要突出抓好三方面教育，一是权力观教育，二是艰苦奋斗教育，三是党纪法规教育。[3]也有学者提出教育内容必须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反腐败斗争实际和党员干部思想实际进行廉政教育，增强针对性、有效性。[4]
（二）以宣传教育机制带动廉政文化体系的构建。孙立军指出：目前的廉政文化制度设计尚缺乏系统性，超前研究不够、刚性约束不够。特别是廉政文化建设的评估机制、激励和惩戒机制、推进机制等方面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可操作性不强，这使廉政文化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教育、引导和约束作用。[5]因此，卢奕华建议：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廉政文化的特点和规律，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促使党员干部将法律、纪律等他律转变为高度的自律，把外在的强制变成内在的自觉，使不搞腐败不只是迫于惩治的畏惧，更重要的是出于对人民赋予的权力的珍惜和对自我人格的珍重。[6]钟龙彪提出要构建廉政文化建设的思想教育机制。这虽然也包括面向普通群众的思想教育，但重点仍应放在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上。[7]
二、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
（一）形成配套完善、有效运转的民主监督机制。有学者提出，一系列相关制度法规的颁布施行，进一步完善了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初步实现了由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由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由事后监督向事前监督的三大转变。但现有党内监督制度体系仍存在很多问题，需要不断完善。一是必须用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为权力设置牢不可破的铁栅栏；二是要理顺党内监督的权责归属和运行方式，保障党内监督部门拥有独立的监督权；三是要切实保障各项监督制度的落实，强化制度执行力；四是要培养高素质的纪检干部队伍，加大对党内监督的支持力度。[8]也有学者提出要根据党章规定，在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全会时应当设立并明确新的民主决策程序，确保党的政治路线和执政方针的包容性和权威性；要严格实行“党组织讨论决定问题，必须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要强化中央对地方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监督以及自下而上包括中央政治局对其常委会的民主监督。[9]
（二）强化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的互动机制。徐行、崔翔认为：党内监督有力，就会对党外监督起到示范与带头作用；党外监督强化，可以促进党内监督落到实处。第一，加强监督主体的运行动力。一个整体性强、互动良好、运行高效的权力监督体系要具有自运转的动力，从而使党内和党外监督能够持续稳定地发挥作用。第二，加强监督信息的共享与交流。为了弥补监督主体之间出现各自为政、信息蔽塞、缺少沟通的缺陷，就需要利用并整合现有监督资源，实现监督信息的共享，构建监督主体之间的交流关系，从而使不同监督主体能够手段互补，发挥各自优势。第三，加强监督方式的沟通协调与合作。为有效发挥监督主体对客体的整合、制约、纠偏、激励、净化等功能，每个监督主体并不是简单组合，要努力实现监督内容的交错衔接、监督运行方式的协调合作。[10]
（三）突出监督重点，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机制。黄建国认为：各级党政一把手在权力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岗位重要，举足轻重，群众关注，其廉洁与否影响极大，理所当然是监督的重点。在反腐倡廉实践中，应突出预防和监督，着力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的教育、制约和监督。[11]
胡亚军、李安增认为反腐倡廉监督体系是多因素、多层次、多系统相互作用的综合性的开放体系，又是一个内部互相配合、互相协调、自成体系的科学系统。反腐监督体系建设科学化不仅要实现各个要素的科学化，发挥各个要素和子系统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整合各种监督资源，形成健全的监督网络，对权力运行进行全面、全程的监督，有效防止权力滥用，从整体上提高监督效果。[12]李景志提出要强化平行监督机制。首先是加强党内平行监督机制，包括发挥党代会和全委会的平行监督功能，健全常委会的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探索纪委独立行使平行监督权的机制。其次是加强人大平行监督机制，强化人大的决定权和平行监督权。[13]
三、建立和完善群众参与机制
（一）畅通民意沟通渠道，搭建群众监督平台。王胜利指出：群众是天然的监督群体。在反腐道路上，体制内的监督时常未有效果，原因在于利益关系的牵扯，而人民群众更能从自身的经历以及所见所闻所感入手，所以必须保障群众监督体制的正常运行。[14]李景治则提出要重视基层组织的作用，需要扩大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直接选举范围，使党员和群众有机会直接选举产生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领导班子的成员。[15]
（二）群众参与的制度化和动态化。贾利亚认为：反腐败社会参与制度化是由群众监督本身的特点决定的。群众监督作为一种民主监督，具有直接性、广泛性和有效性的优点，同时也有自发性、分散性和随意性的不足。群众监督要做到有组织、有系统的全面监督，必须制度化，必须探索建立反腐防腐的有效机制，把反腐败纳入社会运转的常规体系。为方便社会投诉举报、参与监督，必须建立一个畅通的进行投诉、举报的社会网络体系，形成社会性监督网络。要建立完善的配套监督机制，增加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透明度，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发挥群众的“议政权”，引导群众行使“举报权”，保障群众的“批评弹劾权”，从制度上保障人民群众实现当家作主人。[16]也有学者提出：我国的监督主体对监督客体的监督，存在于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整个过程当中，是对权力行使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进行的全方位监督，如此监督就成了一项全面系统的工程，它体现的不仅是参与监督过程的动态化，而且也增加了其透明性，同时实现了监督与参与手段的多样化。[17]
四、加强和完善法律体系建设
（一）完善反腐败的法律制度。有效解决腐败必须高度重视法律作用。但目前为数众多的法律制度并没有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高发势头，因此有学者从法律体系的完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马怀德认为：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的要求，应重点制定三部法律。一是《重大决策程序条例》，科学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和党委的决策权，健全完善决策机制，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二是《政务公开法》，提升政务公开的立法层级，实现公权力行使全过程的公开。三是《行政组织法》，实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证权力的正确运行。[18]姚文胜提出了微观廉政立法的观点：首先是新立法从细，让详细具体的规定成为反腐败斗争的基本保障。其次是对已有法律及党内法规的修改也需要详细具体，实现法律规定的一致性。最后是从立法上构筑“廉政分水岭”，对既往伴随改革过程滋生的贪腐情况进行界定并妥善剔除，在保持肌体清新后配套“高薪养廉”和“严格惩治”等措施保持公职人员队伍的长期廉洁。[19]
（二）完善纪检领导体制，创新纪检工作机制。刘汉卿提出，要实行垂直型的纪检监察领导体制，地方各级纪委直接由上级纪委领导，监督机构干部的任免、办公经费及其他待遇均由上级监督部门统一安排，不受同级党委制约。[20]于学强提出要完善纪委双重领导体制，建立与同级党委平行的党内监督机制。首先，同级党委对纪委的领导限于政治领导，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主要以业务领导为主，负责全盘安排部署反腐败工作；其次，下级纪委领导班子的产生由上级纪委提名，同级党代会选举，党委负责日常管理，遇到重大人事变动同级党委要同上级纪委协商解决；最后，进一步增强纪委作为专门监督机关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如建立健全纪委党委列席同级党委会常委会制度。[21]
欧阳媛对纪检监察工作机制创新提出建议：首先要建立健全日常联系工作机制，如定期报告制度、定期述职制度和约谈汇报制度；其次是完善查办案件工作机制，规范案件线索管理、推动案件查办和强化办案人员的管理；最后是完善巡视制度，健全纪检监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加大自我监督力度。[22]
五、依托现代科技打造科学运行机制
（一）强化纪检监察部门在网络反腐中的主导作用。张爱民指出：纪检监察部门要优化完善自身的网络举报系统，及时接收举报信息，及时进行网上互动交流分析解答，及时把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传达给相关部门。要保证举报系统的畅通、安全、便捷、保密，要适时增加新栏目、扩展新功能，加强与网民的沟通交流。纪检监察部门还要加强宣传部、组织部和报纸电视主流媒体和几大主要网站的联合，建立起信息共享、反应及时、共同应对的合作机制。纪检监察部门要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实行诉求受理责任制。[23]
（二）加强技术利用，增强网络反腐实效。刘源源提出，首先要建设好互联网基础设施，特别是要加大对不发达地区互联网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改善因经济水平差异、区域发展不平衡及城乡差异等现实限制性因素造成的民众参与网络反腐的不平衡。其次是不断创新技术，加强用于网络反腐软件的技术研发，提升反腐网站对海量信息的收集、整理、评判、反馈能力。最后是加强熟悉网络运用、网络管理、网络监控等技能的专业人员队伍建设。[2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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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唐莲英教授主持的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保持党的纯洁性研究”（12&ZD076）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周春燕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卞吉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