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基解密此番揭露的最大秘密其实用不着网站泄露也很容易发现，那就是，在世界舞台上，美国的霸权地位正江河日下。”
英语中将朱利安·阿桑奇这样的人称为“吹哨者(whistle blowers)”。“吹哨者”一词出自另一个“泄密大师”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曾是美国著名的冷战政策鼓吹者。1971年，他将7000多页“五角大楼文件”公布给《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从而引起政坛震荡，最终终结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任期，而且给越南战争画上了句号。他晚年出版回忆录《吹哨者自述》，此后“吹哨者”便成了挺身而出，揭发不轨或不法行为者的代名词。
2010年，又一个吹哨者亮相，他是阿桑奇。他吹起的对不义之政、暴行的声讨哨声，更是响彻全球。有人因他如梦初醒，有人为他噩梦连连。阿桑奇的手里就像捏着一件毛衣的线头，慢慢拉扯，直到把那些伪善的政客、倨傲的企业家、堂皇的“国家形象”，剥个精光，只剩下“赤裸裸的真相”。
“维基解密”揭露的最大秘密是美国霸权地位正江河日下
截稿时美国《时代》年度人物还未出炉，但已有超过38万网民将“年度人物”桂冠戴在阿桑奇头上，他的得票数遥遥领先。2010年的一整年中，阿桑奇利用“维基解密”网站制造了排山倒海的政治风波。11月28日“维基解密”引爆世界外交史上最大的泄密事件，当天网站曝光近25万份美国国务院的机密文件，将诸多美国外交内幕和盘托出，被称为“外交9·11”。
“维基解密”此番公布的“真相”有：美国国务卿希拉里2009年7月曾签发指示，命令外交官搜集联合国高官的手机号、电邮地址、信用卡号甚至飞行里程卡号，并要求刺探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领导、决策风格以及对联合国秘书处的影响力；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曾反复敦促美国攻打伊朗核设施，直言应“砍下那条蛇的头”；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也曾对美国建言，2010年年底之前是攻打伊朗核设施的最佳时机，美国在劝说别国接收关塔那摩监狱囚犯时讨价还价，曾告诉斯洛维尼亚只有同意接收囚犯才能面见总统奥巴马；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曾建议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其他方式无效的前提下，对中国使用武力，以制衡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一些茶余饭后的八卦，比如：在美国的外交电文上，习惯把伊朗总统内贾德比做“希特勒”，将法国总统萨科齐称为“裸体国王”；俄罗斯总理普京被视为“带头大哥”(alpha-dog)，总统梅德韦杰夫则是一个“多虑、犹豫不决”的人；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无能、虚荣，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欧洲国家领导人毫无效率可言”，美驻罗马大使馆电讯说这位领导人“身体上和政治上都软弱无力”；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是一个有虚荣心，但能力有限的人，美国现任驻德大使形容“他的思维背后很少有内容支撑”；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患癫痫病，次子金正哲由于沉迷玩电玩而错失大位；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曾建议美国的反恐专家，在恐怖嫌犯的身上植入包括他们个人信息的芯片，并使用蓝牙技术来对其实施监控。国王说：“我们对马匹和猎鹰都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囚犯不行?”……
“维基解密”预告将要公布这些外交秘闻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紧急灭火，连续约见了包括中国外长在内的各国外交人员，向他们解释自己的尴尬处境，以免损害美国和这些国家外交的关系。事实上，秘密文件的公开对国家间外交的损害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这“严重地损害了美国的外交能力”。“影响了首要的收集情报的能力”。
《经济学人》网站对此评论“这些外交信函，遵循着一条准则，那就是和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和配偶的聊天不会和老板的谈话一样，美国和利雅得说什么，未必要让耶路撒冷知道，如果外交事务如此‘透明’，这个世界就会更乱糟糟，‘维基解密’的此次解密，是把外交事务降低到了八卦水平。”
一位美国资深互联网专家说“维基解密网成立3年中爆的料比《华盛顿邮报》30年爆的还要多。”让各国政要焦头烂额的阿桑奇，每公布一份秘闻就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法律威胁，甚至生命安全威胁，对此阿桑奇通常的回答是“见鬼去吧”。他说，“维基解密”不会屈服于基督科学教派滥用法律手段的要求，也不会向瑞士银行、俄罗斯海外干细胞交易中心、非洲强盗政客和五角大楼屈服。(编注：维基解密网站曾先后披露了上述各机构组织的机密)他追求的是“绝对的透明”。
11月30日，美国国防部长、曾担任中情局局长的罗伯特·盖茨说：“这一事件是否令人难堪?是的。是否令人恐惧?是的。对美国外交政策造成的后果呢?我认为将很小。”阿桑奇的泄密行为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惊天秘闻，但他的确扯掉了某些国家的遮羞布，令他们恼羞成怒。路透社专栏作者丹尼斯·哈其森一针见血地指出：“维基解密此番揭露的最大秘密其实用不着网站泄露也很容易发现，那就是，在世界舞台上，美国的霸权地位正江河日下。”
不要枪毙说真相的人
先有传奇人物，后有传奇。阿桑奇就是这样，但人们很快发现阿桑奇对世界的了解，远比世界对他的了解多得多。他本身才是一个大谜团。
阿桑奇在澳大利亚出生，父不详，有一说是某邪教组织的负责人。1岁时父母离异，后随母亲四处迁徙，搬家37次，念过6所大学，学历不详。未成年时，母亲送他一台Commodore 64型电脑，铸炼其成为一名黑客。16岁，拥有第一台调制解调器，当时电脑网络和电信系统已初具雏形，阿桑奇用代号“门达克斯(Mendax)”驰骋网络。“门达克斯”一词取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句“splendid mendax”，意为“高尚的虚假”。
1991年，阿桑奇年仅20岁。在资深黑客“凤凰”引导下，侵入加拿大电信公司“北方电讯”设在墨尔本的主终端。阿桑奇的目的不在于引起通讯瘫痪，他只想随心所欲地通过服务器控制成百上千台电话程控交换机，如此就能让所有纽约人在某一天内尽情免费通话。为此，澳大利亚联邦警方针对阿桑奇等黑客展开了一项名为“气象行动”的调查。
多年后，检察官在法庭上描述阿桑奇几乎不受限制地访问系统时说“他就像万能的上帝那样逛来逛去，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澳司法部门花了3年多时间才对他起诉，阿桑奇被控31项与黑客有关的犯罪行为。他原本可能被判处10年徒刑，最后只向政府支付了5000美元赔偿金，草草了事。
这段时期，阿桑奇的私生活一片潦倒，他的妻子带着儿子不辞而别。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他甚至一夜白头。然而，在黑客界他却声名鹊起，1997年，他与澳大利亚女作家赛利特·德雷福斯合著《地下世界——对
于电子前沿的疯狂，痴迷与黑客的故事》，被全球黑客奉为圭臬。
阿桑奇惯以多种面目示人。在网上他对自己确认的打击目标疾风骤雨、冷酷无情；在电视上接受访谈时，他眼神冷淡，举止僵硬，声音缓慢而低沉，“像一个骨瘦如柴的外星来客”；在私下里，他又充满活力，总是丢三落四。他会忘记预订机票，或预订机票但却忘了付款，或付款买完机票却忘了去机场。
曾采访过阿桑奇的英国《卫报》记者大卫·雷利认为，阿桑奇具有典型的黑客心态，“在普通人看来他可能有些自闭，但却不乏个人魅力。阿桑奇生活极为简朴，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很少与人交流。在过去的几年中他居无定所，总是马不停蹄地往来于世界各地。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战斗上，这是在网络空间的智力较量，只有这些能够燃起他的激情。阿桑奇把这种智力游戏比做国际象棋，他说：“国际象棋极为简洁，没有那么多规则，但又不是毫无章法，而且国际象棋要处理的问题非常复杂，也非常困难。”
如果只是纯粹搞些恶作剧，或者一味地制造破坏，像阿桑奇这样的黑客只能是小圈子里的“英雄”。但当一个人的天赋被他日渐成熟的意识形态所引导，那么他爆发出来的能量将不可估量。2006年，阿桑奇把自己关在一所大学附近的公寓里，开始了他的“解密伟业”。他说，生活的经历让他逐渐意识到，人类最关键的斗争，并不是左派与右派之争或信仰与理性之争，而是个体与机构之争。他草拟出一个类似宣言的文件——《阴谋即统治》，向庞大而臃肿的政府机构宣战。他认为，当一个政权内部的沟通线路被破坏，那些阴谋家之间的信息交流便注定会缩小，而当这种交流趋近于零的时候，阴谋就会被瓦解。因此要在个体与机构之争中取得胜利，“泄密”成为最有效的手段。
2006年12月，“维基解密”公布首份文件：一项由索马里反政府武装“伊斯兰法院联盟”的领导人谢赫·哈桑·达赫-阿威斯签署的“秘密决定”。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始终没有得到确认；而关于“维基解密”的新闻很快取代了对解密文件本身的关注。随着网站知名度的攀升，阿桑奇本人的行迹却日益飘忽不定，他的朋友总是在问“朱利安在哪里?”他曾对《纽约客》的记者说：“我目前生活在机场。”他满世界转悠，手中的护照曾因磨损严重被吊销。
2010年4月5日，阿桑奇身着黑西装站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讲台前，向与会的40多名记者介绍了一段视频。视频片头首先出现乔治·奥威尔的一段话：“政治语言的目的就是让谎言听上去像真理，使谋杀变得合理，还能把无形的风说得像是坚固的实体。”接着，在棕榈树摇曳的巴格达街头，美军武装直升机制造了一场“杀人游戏”。在长达17分钟的黑白画面里，有包括一名路透社摄影记者在内的12人被美军无辜射杀。视频震惊世界。当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播出了有关视频的长篇报道。《纽约时报》和其他各报对此撰文议论。在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上，该视频点击率瞬间攀升至700万人次。
这意味着阿桑奇杠上了世界“霸主”美国，二者随即上演一场你追我躲、尔虞我诈的“猫鼠游戏”。“维基解密”先后公布有关阿富汗战争的7.6万份秘密文件、有关伊拉克战争的39.2万份文件、美国外交部的25万份文件；由于阿桑奇巧妙地规避了美国法律的约束，政府对他束手无策。美方采取的一系列干扰行动包括，冻结“维基解密”的网络账户；迫使亚马逊终结“维基解密”服务器托管业务；司法部援引《1917年间谍法》，要求阿桑奇“归还”拥有的一切政府文件并承诺今后不公开、搜集新文件。
8月3日《今日美国》和盖洛普民意调查数字显示，阿富汗战争秘密文件曝光一周后，美国民众对这场战争和奥巴马阿富汗政策的支持率跌至谷底，认为美国派兵阿富汗是个错误的公众上升到43％，比泄密前高出5个百分点。
阿桑奇说：“我们揭露了不少秘密，但这不是说我们有多么成功——相反，这表明其他的媒体是多么不可靠。5个人的小组(编者注：“维基解密”只有5名编辑为其工作)向公众公布的秘密比世界其他媒体加起来公布的还要多，这说明什么?可耻!”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政府保密项目负责人、2010年美国电子前线基金会先锋奖得主史蒂芬·阿夫特古德，在博客中将“维基解密”斥之为“信息时代的汪达尔主义”(编注：汪达尔主义意味着对物质、文化的极具毁灭性的、彻底的破坏)，“枉顾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是开放社会的敌人。”阿桑奇打开潘多拉之盒，从而引发的“信息暴动”，令许多人对他恨得咬牙切齿。11月18日，瑞士当局在国际刑警组织网站上张挂“红色通缉令”——现年39岁的澳大利亚人阿桑奇被指涉嫌性骚扰和强奸。出于自我保护目的，阿桑奇开始使用加密手机，不断更换手机号，住宾馆时用化名，头发也染成了棕色。在外住宿时，他不是睡沙发就是睡地板，只用现金结账，从不用信用卡。他受到的压力与日俱增，在瑞典惹上绯闻，在德国丢了电脑，在英国提心吊胆，连祖国澳大利亚都暗示不会保护他。阿桑奇说，澳大利亚一名高级官员告诉他：“你在规则之外行事，所以就得在规则外对付你。”
12月8日凌晨，阿桑奇在《澳大利亚人报》网站发表文章——《不要枪毙说真相的人》，他在文章的开头引用澳大利亚媒体大亨默多克的话，写道：“在秘密和真相的赛跑中，真相总是会不可阻挡地获得胜利。”
“信息大爆炸”和“机密大膨胀”造就阿桑奇
阿桑奇不是计算机史上的第一个天才黑客，也不是新闻史上的第一个正义使者，然而，他却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出现了史上揭露最多真相的人。为什么?是什么造就了阿桑奇?
“信息大爆炸”是造就阿桑奇的第一要素。
让我们回顾“水门事件”时代，“深喉”与《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的“七次绝密接触”，费尽周折。两人见面大多安排在凌晨两点，地点选在地下车库。当伍德沃德想见“深喉”时，就在阳台的花盆上插一面小红旗；反之，当“深喉”想见伍德沃德时，就给他寄去一份《纽约时报》，并在报上画一只闹钟。那是一个以纸介质储存信息的时代。在华盛顿，每份机密文件都登记在册，每个工作日结束后，都要清点，再放进严加看守的安全柜。一些文件甚至有水印，以甄别它的出处与作者，这些文件一旦被复制，会轻而易举地找到源头。“那个时代，你需要破门而入，打开上锁的密码箱，才能接触到材料，而且，你无法大规模搬运”，英国学者说。信息数量的有限和不易取得，降低了泄密的几率，也增加了泄密的风险。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通信基础设施，人们保存、使用、共享信息更为便捷，但这一科技进步一旦应用在机密保存领域，一方面降低了机构保存机密产生的成本，另一方面也降低了泄密者所要承担的风
险。毕竟破解那些网路传输协议远比穿过重兵把守的重重关卡容易得多。
在“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外交电文中，很大一部分含有SIPDIS标识，其含义是，该信息适宜于与其他政府机构分享。这种SIPDIS文件的推广源起“9·11”。“9·11”调查委员会曾指出，恐怖主义袭击之所以未能避免，情报失误有重大责任。当时，联邦调查局已经知道“基地”组织支持者扎卡利亚·穆萨维正在学习驾驶商用客机，却没有将这一信息告诉中情局。而中情局已经截获情报说将会发生一起来自空中的恐怖袭击，正拼命想找出航班细节。政府各部门间各自为政，沟通不畅，最终贻误时机，酿成惨剧。2002年，美《国土安全法》第829条要求情报界打破过去的相互掣肘和相互怀疑，实现情报分享。2004年，国会又通过《情报改革与防止恐怖主义法案》，要求建立一个“信息共享环境”。分享也就意味着扩大网络的脆弱性，能够看到SIPDIS文件的机构日渐增多，达250多个，有300多万名政府工作人员能轻而易举地获取这些文件。军方、外交机构、国务院都加入这一网络。军方经过背景审查的士兵，也可以在国外的战场上看到所有信息，而向“维基解密”泄密的其中一人正是曾在伊拉克战场服役的一等兵布拉德利·曼宁。
“机密大膨胀”是造就阿桑奇的第二要素。
从1996年到2009年，美国政府划定的机密文件从10多万份膨胀为18万多份，增长了75％，而包含这些机密的文件从560多万份爆炸至5400多万份，是过去的10倍。“9·11”之后，美国政府更加强化了情报监控，大约有200万名政府官员和100万私人合同商拥有直接授权或“衍生”的分级权来设定机密。
当什么都是秘密的时候，也就无所谓秘密了。任何研究机密问题的人都知道，一个国家真正的机密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尤其是牵涉到公共利益时，这种机密更是少之又少，许多所谓的机密，到最后会发现它只不过是有权力的人的一种权力过瘾而已。
当其拥有生产、制造、控制和解释机密的权力时，权力者就可以把机密当成栅栏，将国民挡在栅栏之外，成为不明真相的大众，而他则可以在机密的保护下，从事一切自以为是的行为——贪腐、利益交换、掩饰弊端，政策反复等等。
多年前美国联邦参议员莫里汉(Patrick Moynihan)主持两院对机密问题的监督委员会时，就曾指出，机密滥用所造成的信息垄断，不但滋长了腐化无能，也违反了保障民主的民主程序及恶化了公共讨论的气氛与文化。哈佛大学伦理学教授丹尼斯·汤普森(Dennis F.Thompson)在近著《重建政府责任感》论文集里甚至明言，以机密为名的不公开、不透明和缺乏公共讨论，乃是当代政治人物缺乏责任感，因而无能程度日增的关键。
事实上，机密本是双刃剑，一面让政客过足权力之瘾，但另一面当条件改变，这种机密之网一旦出现破洞，这个政府的公信力就会快速滑落。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约束这种权力过瘾感，让一切回归民主程序，才能重建政府及从政者的责任感。
有媒体人说，秘密就像癌症，任何一个靠秘密运转的组织，自以为需要秘密，其实是在内部啃食自己。新闻媒体是一种反作用力，但不够强大，它们在国家法律的界限之内。“维基解密”是处在国家之外的媒体，所以强大。换而言之，“维基解密”扮演着消息源和大众媒体间的“中介”角色，而这个“中介”是游离于政府权力、规避在法律之外的完全自由的角色。
正因如此，阿桑奇才会颇为得意地宣称自己创立了一种全新的新闻理念：科学的新闻理念。他说，我们与其他媒体的合作既能向大众传播新闻，同时也帮助证实了新闻的真实性。科学的新闻理念允许读者阅读一篇新闻，然后点击鼠标，在网上找到产生新闻的原始文件。这样，读者就能够自行判断：这篇新闻是否真实?记者的报道是否准确?从这个意义上讲，阿桑奇的出现既是时代之祸，也是时代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