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飞
【导 读】 在亚历山大等人看来,文化创伤是话语建构的结果,事件只是建构过程中的指涉点。埃尔曼则认为,事件通过其情感效应影响并参与文化创伤的建构过程。借助情感概念和精神分析思想,埃尔曼搭建起一种文化创伤的弱建构主义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创伤过程是话语过程与情感过程的综合,话语过程将事件建构为集体记忆,情感过程将创口结痂成疤,两个过程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1999—2000年,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罗伊·埃尔曼(Ron Eyerman)、伯恩哈德·吉森(Bernhard Giesen)、尼尔·斯梅尔瑟(Neil J.Smelser)、彼得·斯汤帕(Piotr Sztompka)、比约恩·维特罗克(Bjorn Wittrock等几位不同研究方向的社会学家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CASBS进行了系列研讨活动。他们原定的研讨主题是社会整合与极化理论,但兴趣很快转移到创伤问题之上。正是在这次研讨活动中,文化创伤作为理解社会灾难的概念框架浮现出来。由亚历山大撰写导言的研讨会论文集(《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原定于2001年出版,但当年的9·11 事件中断了出版计划。9·11 事件是如此重要的集体创伤,编辑和作者一致认为应该将它纳入书中。这使得《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直到2004年才得以出版。有趣的是,埃尔曼在2001年率先出版了专著《文化创伤:奴隶制与非裔美国人身份的形成》,在交代理论视角时,他引用了尚未出版的《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这曾在学术史上造成过一些困惑。
文化创伤的概念是集体制作的,但是正如亚历山大(文化创伤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所说,在文化创伤成为研究范式的过程中,埃尔曼起到了重要作用。[1]v在文化创伤研究20 多年的发展中,埃尔曼一直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先后出版了《文化创伤:奴隶制与非裔美国人身份的形成》(2001)、《刺杀梵高:从社会戏剧到文化创伤》(2008)、《政治刺杀的文化社会学》(2011)、《这还是美国?——飓风卡特里娜作为文化创伤》(2015)、《记忆、创伤与认同》(2019等多种相关专著,其研究对象遍及奴隶制、政治刺杀、飓风灾害、卡廷惨案、越南战争、新冠大流行、大规模枪击等多种灾难形式。而在笔者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埃尔曼在案例研究中不断进行理论反思,形成了对文化创伤的独特思考。
如何在集体层面讨论创伤?在人文学界,有两条主要研究路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和实在主义(realist)。建构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创伤是一种社会建构,而非事件的内在性质。亚历山大等社会学家所倡导的文化创伤理论依循的是建构主义路径。比如,亚历山大认为,创伤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是“经由社会中介化的属性”,甚至认为“没有实际发生过的事件也有可能造成创伤”。[2]3,8斯梅尔瑟也认为,创伤是“历史生成的,而非天生的”[2]37。实在主义不是自觉的研究路径,而是亚历山大等人在搭建自身理论时构造出来的参照性他者。实在主义的核心主张与建构主义相反:创伤是事件的内在性质,而非社会建构的结果。亚历山大认为,精神分析取向的文学和史学理论走的是实在主义路径,他将这些理论通通斥为“自然主义谬误”。
虽然同在文化社会学阵营,都秉持建构主义路径,埃尔曼却逐渐进入了与亚历山大等人不同的理论方向。在做了丰富的案例研究后,埃尔曼对建构主义进行了强弱区分,并后退一步,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为“弱建构主义视角”[3]575。沿着埃尔曼的区分,笔者将他的文化创伤理论视为弱建构主义模型,将亚历山大的视为强建构主义模型。得益于陶东风等知名学者的引介和使用,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理论在国内已经有了较高的影响力。不过,埃尔曼是在亚历山大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理论的,为了凸显他的弱建构主义模型,还是有必要从亚历山大开始讲起。
亚历山大如此定义文化创伤:“当某个集体的成员们感觉到他们遭受了极为可怕的事件,它在群体意识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永久的记忆,并且以根本的、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了他们以后的身份认同时,文化创伤就发生了。”[2]1在这个定义中,群体成员只要“感觉”(不必真实经历到撼动其身份认同的可怕事件,文化创伤即可发生。后来,他更明确地说:“文化创伤不是个体痛苦的反映,不是实际事件的反映,而是重建和想象痛苦与事件的象征制品的反映。”[4]因此,文化创伤是群体成员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一种文化建构。亚历山大提出两个重要术语来概念化这种文化建构:创伤过程、承载群体。事件与其再现之间存在着一段距离,这段距离就是事件被建构为创伤的过程,亚历山大将其称为“创伤过程”。[2]11创伤过程是一个复杂曲折、依势而变、高度竞争的话语与意义斗争过程,最终,获得较多认可的叙事模式会成为主导叙事——当然,这不意味着其他叙事模式的彻底消失。承载群体是创伤过程中的行动者,他们为事件赋予叙事与意义外观,并寻求将叙事与意义传达到更大范围。承载群体包括亲历者、政治领袖、记者、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等。
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模型有以下两个要点:(1事件仅仅是指涉点,创伤是在创伤过程中建构出来的;(2创伤过程是一个竞争性的话语过程,各种承载群体出于不同需求和目的,形成各自的创伤叙事。因为这两点,亚历山大倡导的文化创伤理论,基本上只关注话语过程。比如,在有关纳粹屠犹的案例研究(收录在《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中,亚历山大只研究了纳粹屠犹从战争罪行(a war crime到大屠杀(Holocaust的话语过程。
埃尔曼的弱建构主义模型其实是在亚历山大的理论基础上后退一步。埃尔曼认可创伤是一种文化建构,但他既不认为事件仅仅是指涉点,也不认为创伤过程纯粹就是话语过程(这很容易导向权力/话语决定叙事模式的观点)。在案例研究的过程中,埃尔曼发现,对于文化创伤的建构而言,事件是“必要但不充分的”。[5]换言之,创伤性的事件未必能被建构为文化创伤,但是文化创伤的建构必定要以创伤性的事件为基础。在现代社会,创伤不能无中生有,因此我们很少看到“想象的创伤”“发明的创伤”之类的说法。在埃尔曼看来,与其悬置事件,不如追问:事件如何影响并参与创伤过程?当然,这种设问方式本身就意味着弱建构主义的视角,因为它预先承认事件影响并参与了文化创伤的建构。
那么,事件如何影响、如何参与文化创伤的建构?埃尔曼最终抓住了情感概念。埃尔曼发现,在所有案例中,事件必须具有创伤性(或者说创伤潜能即必须足够令人震惊、令人不安、令人痛苦,才有可能被建构为文化创伤。有趣的是,所谓事件的创伤性(令人震惊、令人不安、令人痛苦与人的情感(震惊、不安、痛苦是内在关联甚至可以说是一体两面的。换言之,创伤场景中强烈、强大的情感反应不能在外部与内部、事件与建构的二元区分中进行定位,相反,它是调解外部与内部、事件与建构的中介。也就是说,情感既与事件有关,也与群体成员的“感觉”有关。因此,群体成员的“感觉”不完全是话语建构,建构过程也不是在与事件无关的场域中进行的。
情感视角的引入,拓宽了文化创伤研究的范围,使得埃尔曼将亚历山大所谓创伤过程的之前和之后也纳入了考察视野。首先,情感是创伤过程的催化剂。强建构主义模型常常将现实需求和利益(尤其是政治需求和利益视为创伤过程的主要动因。埃尔曼则发现,在众多文化创伤的案例中,情感反应通常最先出现,并且催化或启动创伤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政治需求也可能卷入其中。因此,不仅是“我们”在塑造事件,事件也在(通过情感塑造“我们”。不妨以米尔克遇刺为例,略加说明。1978年11月27日,旧金山市长乔治·莫斯康尼与市政委员(第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政府人员哈维·米尔克在市政大厅被同僚丹·怀特枪杀。枪杀事件本身引起的情感反应算不上激烈。但是,随后法院的不公正判决(强调怀特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而非出于对同性恋群体的偏见和敌视,最后仅判了7年监禁引发了同性恋群体的极大不满,人们的情绪从局部的、可控的悲伤和哀悼变为激烈的、不可控的愤怒和悲伤,这种愤怒在同性恋群体(他们饱受歧视、偏见和压制中迅速升温、强化、扩散,引发了所谓的“怀特夜骚乱”(the White Night Riots)。随后,创伤过程才开始。最终,米尔克遇刺成为美国同性恋群体乃至整个美国的文化创伤。在强建构主义视角中,美国同性恋群体需要一个象征符号凝聚其身份认同,因此作为承载群体的同性恋群体才将米尔克遇刺建构为他们的文化创伤。而在埃尔曼的弱建构主义视角中,正是米尔克遇刺这个事件将旧金山乃至全美的同性恋群体置于一种情感共同体之中,才促使他们有了身份认同的需求,继而话语性的创伤过程才得以开启。换言之,正是事件的情感效应提供了创伤建构得以开启的条件。当然,要强调的是,情感反应能不能引燃创伤过程,与社会语境和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有时候,权力话语可以完全压制情感反应,使创伤过程无法启动。
情感反应也可以是间接的。人们对事件的情感反应,常常与大众媒介的传播行为密切相关。强建构主义强调“媒介即信息”,认为媒介起到的是框架化的作用,它左右或试图左右人们的认知。弱建构主义强调“媒介是人的延伸”,认为媒介在左右认知的同时,也促进情感生成。创伤事件发生后,媒介的传播可能是碎片的、矛盾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媒介的情感作用。比如,在9·11 事件后,媒体播放了海量的悲伤和哀悼画面。我们可以说这些媒介行为有两方面的作用:在认知层面,将9·11 事件建构为重大事件;在情感层面,将“美国人”联结在一个情感纽带或情感共同体之中。而在埃尔曼看来,这些信息量很少的画面的主要作用是将“我们”置于同一个情感纽带之中,借此形成一个临时的情感共同体,这个情感共同体确保了文化创伤的成功建构。大众媒介用写实的视听方式再现现场画面,其所促成的情感螺旋作用,是建构还是传递,可能不好判断,不过埃尔曼的确不用“建构”来形容大众媒介在这一场景中的作用。
再者,当文化创伤建构完成,以主导叙事的形式录入集体记忆后,其情感动员的潜力依然十分惊人——当然,不能将这里的情感动员潜力与“原初场景”中的情感反应等同起来,但两者的确有内在关联。埃尔曼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记忆踪迹”来描述作为集体记忆的文化创伤,在他看来,此种“记忆踪迹”不仅有着强大的情感动员潜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对之后事件的情感反应。这个观点很类似弗洛伊德的观点,即刻写在心灵中的早期创伤,决定着主体对后来事件的情感反应。在这里,集体记忆类似于个体心灵,而集体创伤也类似于个体的心灵创伤。事实似乎也的确如此,20世纪的文化创伤如战争、大屠杀、殖民主义依然可以轻易地引发强烈的情感反应,并左右当下的民族关系和民族事务。比如,提到“慰安妇”,中日韩都会有较为激烈的情感反应,而这种情感反应又必定深刻影响对当下民族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在美国,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奴隶制。奴隶制创伤记忆让非裔美国人对马丁·路德·金的遇刺(1968)、乔治·弗洛伊德的意外(2020反应异常激烈。当然,也正因为文化创伤所蕴含的巨大的情感能量,它们才不断地被政治话语征用,来为一些政治行为进行辩护。这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屡见不鲜。
情感更直接参与了创伤过程。亚历山大等人经常直接将文化创伤理解为创伤建构过程,而创伤建构过程主要是一种话语过程。埃尔曼认可这个论点,但同时强调,文化创伤也是一种情感过程。在他看来:“文化创伤是这样一种话语过程,在其中,由创伤事件点燃的情感被加以修通(work through),人们努力治疗集体创口(wound),但是,谁也不能保证治疗或修复的成功。”[3]571埃尔曼明确将创伤过程区分为“解释性回应”(an interpretative reaction)和“情感化经历”(an emotional experience两个维度。[6]解释性回应是话语性的叙事和意义建构过程,如果进展顺利,主导叙事(也是集体记忆会在话语过程中出现。情感化经历则是情感的反应、投注、聚集、扩散、重复、修通、修复过程,情感过程的目标是让集体创口结痂成疤(伤疤是治愈的标志)。因此,从情感维度来看:“文化创伤在对依然敞开的社会创口的识别、象征劳作和意义化表征中浮现出来。文化创伤继续作为文化过程而存在,这个文化过程倾向于将创口转变为伤疤(scar),伤疤是这样的,它意味着创口被治愈了,但依然作为充满意义的指涉点。”[1]125
当强调情感过程时,埃尔曼将被其他社会学家作为他者排除掉的精神分析又引入了文化创伤理论。亚历山大等人极为排斥精神分析视角,排斥用个体创伤类比集体创伤。同为社会学家的埃尔曼则不然。当他将文化创伤视为情感性的修通与修复过程时,埃尔曼就已经接受了精神分析的视角:因为事件在集体层面阻塞了某种通道,我们才需要进行修通;因为事件在集体层面造成了某种丧失,我们才需要进行修复。这明显参考了精神分析的理论模型。事实上,埃尔曼的著作直接吸纳了修通、原初场景、记忆踪迹等精神分析概念,这使得情感过程(他并没有详细描述情感过程及其运作机制很类似受创后的个体心灵过程或精神过程。甚至埃尔曼特别喜欢类比个体创伤与集体创伤。在精神分析语言中,个体创伤常被视为精神创口,而埃尔曼也频繁使用“社会创口”“集体创口”“民族创口”这样的表述。不过,埃尔曼并不是在二元关系中定位个体与集体,在他看来,在每一个文化创伤案例中,“出现的创口都既是集体性的、社会性的,同样也是个体性的”[1]42。换言之,大规模的个体性痛苦和苦难,本身也是集体性和社会性的。
在具体案例中,创伤过程的话语维度与情感维度通常是交织一体的。一方面,大规模的痛苦和苦难需要进行话语表达——心理学家发现,在大规模创伤事件中,亲历者常常会感觉到将经历“讲出来”(tell的内在律令[7]——并且,只有通过话语表达,这些痛苦和苦难才能进入集体记忆,才能超越时空限制被更多人共情和记住。另一方面,话语过程是一种交流和交往行动,本身就有情感性的述行维度(比如,见证)。如果考虑到幸存者这个特殊的承载群体,情况更是如此。比如,大屠杀幸存者策兰、莱维等作家虽然写作风格截然不同,但他们的书写都参与了将“奥斯维辛”建构为创伤的话语过程。但与此同时,策兰、莱维等作家的书写又是内在律令推动下做出的证词,因此有着明确的见证和哀悼维度。
不过,话语过程与情感过程并不总是对称的。埃尔曼在近著《记忆、创伤与认同》中重点分析的卡廷惨案便是一个典型案例。1940年4月到5月,苏联秘密警察在卡廷森林等地秘密枪决了约2.2 万波兰“俘虏”(按照国际法,他们不算俘虏,因为苏联并未正式对波兰宣战),他们大多是军官、知识分子、公职人员,总之,是波兰当时的精英阶层。1943年4月,已经占领波兰和苏联部分地区的纳粹德国发现了卡廷森林里的“万人坑”。此后,政治强力和权力所营造的一直都是反创伤话语。一开始,纳粹德国与苏联互相指责,将对方斥为凶手。之后,苏联主导的波共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官方坚持将纳粹德国指认为凶手,并极力打压受害者的家属和朋友,立法惩罚传播“不实信息”的知情者;1953年,斯大林去世,东欧迎来政治解冻,但卡廷依然是官方不允许提及的禁忌。直到苏联解体,卡廷创伤的话语过程在波兰才真正得以展开。但是,在波共期间,强烈的情感过程一直存在。这个时期,表达创伤体验的主要是受害者的妻子、母亲、姐妹和孩子,他们不断地向别人讲述高度情感化的个人惨剧。“成千上万空空等着丈夫、兄弟、儿子的妇女成为核心承载群体之一,她们缓慢但确定无疑地削弱着权力话语。”[1]126政治解冻后,她们则偷偷在城市公墓竖立卡廷纪念碑,虽然受到官方打压,但纪念活动依然不断,“这种要求认可的哭喊声,是一个活生生的秘密创伤的能指,表达的是一种被深深压制的‘我们’ ”[1]128。这个承载群体很像安提戈涅,凭着内在力量抵抗有着绝对权力与话语优势的权威一方。在埃尔曼看来,正是“安提戈涅们”的私下讨论和家庭传播,逐渐雕琢出一个重要的社会生态位。在其中,卡廷的创伤含义逐渐被公众感受到,公众对卡廷创伤的情感共鸣与情感螺旋逐渐扩大。此一时期,情感过程没有与之对应的话语过程。直到苏联解体后,强烈的情感过程才有了与之匹配的话语过程。
更进一步,在笔者看来,话语过程与情感过程有时候会处于一种张力关系中——虽然埃尔曼未必赞同笔者。事实上,埃尔曼想要调和社会学和精神分析,但是他的态度过于温和,过于让“弗洛伊德”服从于“涂尔干”。因此,他倾向于将叙事闭合视为话语过程与情感过程的共同结尾,比如,他认为,就卡廷惨案来说,国家纪念日的设立就是创伤过程的闭合。笔者认为,如果将埃尔曼的思路贯彻到底,就不能得出埃尔曼的结论。创伤过程是话语过程与情感过程的综合,但是话语与情感的性质是大不相同的。话语过程的完成标志是叙事闭合,即主导叙事的出现;而情感过程的完成标志是结疤,即创口的完全愈合。在这里,不能用身体创口来想象集体创口。因为免疫系统的存在,身体创口可以结疤并痊愈,但是没有精神机制像免疫系统那样修复精神创口,它甚至或隐或现地影响着受创者的一生。集体创口类似于精神创口(而非身体创口),情感过程可以努力促使其结痂,但这种结痂不可能像身体创口的结痂那样代表着痊愈。总而言之,叙事闭合易,创口结痂难。笔者认为,无论如何结痂,集体创口总是半敞的——当然,半敞的程度如何,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对于纳粹大屠杀而言,主导叙事(纳粹分子基于现代反犹主义思想,利用现代的组织形式和技术手段,对欧洲全体犹太人施行了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已然形成,但就情感过程而言,修通与修复工作至今尚未完成。再比如,国内的某场社会灾难已经由官方文件盖棺定论,认定它绝非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就话语过程而言,叙事闭合已经完成了。但是,这种由权力直接宣布的叙事闭合,无法代表情感过程的结束。而未经过有效情感过程的叙事闭合,反过来又引发了更混乱的话语争斗。因此,在笔者看来,经历过创伤过程之后,文化创伤也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相对稳定的集体记忆,一方面是半敞的集体创口。
总体来看,埃尔曼很激进,他将精神分析引入文化创伤理论,挑战了涂尔干、哈布瓦赫、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亚历山大等人所构成的强大的社会学传统。但是,埃尔曼又很保守,他对精神分析的引入只是权宜之计——为了解决他在案例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这使得他既无法斩钉截铁地站在建构主义的立场上,又无法将精神分析视角贯彻到底。埃尔曼的理论尝试很重要,他的文化创伤模型虽然平庸,但更切实际,他所重视的情感维度也的确有助于阻止文化创伤理论滑向“一切皆可”或“强者通吃”的激进建构主义。但是,埃尔曼的理论建构能力比不上他讲故事的能力,他的文化创伤理论始终不够体系化,并且留有很多问题和漏洞。当然,这些问题和漏洞也留在了本文中。
注释
[1] Ron Eyerman.Memory,Trauma,andIdentity.Springer,2019.
[2]Jeffrey C Alexander,et al.Cultural TraumaandCollectiveIdenti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参考了王志弘的译文《迈向文化创伤理论》[载于《文化研究(第11 辑)》]。
[3]Ron Eyerman.“Cultural Trauma:Emotion and Narration”,TheOxfordHandbook ofCulturalSociology,ed.J.C.Alexander,R.Jacobs,and P.Smi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4]Jeffrey C Alexander.Trauma:ASocialTheory.John Wiley &Sons,2012:4.
[5] Ron Eyerman.“Cultural Trauma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Traumatic Experience”,SocialResearch:AnInternational Quarterly,2020,87(3):679-680.
[6]Ron Eyerman.TheCulturalSociologyofPoliticalAssassination:FromMLKand RFKtoFortuynandVanGogh.Springer,2011:152.
[7]Shoshana Felman,Dori Laub.Testimony:CrisesofWitnessinginLiterature,Psychoanalysis,andHistory.Taylor &Francis,199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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