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三年级的第二个学期，就是二十岁的时候，开始旷课，包括以前特别喜欢的经济学专业的课。我孤零零地住在校园外的小公寓，跟同学和老师几乎没有来往。除了偶尔参加黑人运动的示威游行以外，我在空闲时只是独自去看电影，抽大麻，在公寓里看小说。从六岁到十八岁，这十多年曾让我特别迷恋的身体运动和体育比赛的生活已经再也不能满足我，可我又没找到新的生活方式替代它。我脑子里总是充满着不能控制的性欲幻想。奇怪的是，在行动上我却特别害怕和吸引我的女同学谈恋爱，担心她们会拒绝我。我总是闷闷不乐，生气和挫折，好像掉在一个深邃的洞中，不能自拔。
在第二个学期临近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已经两个月没上课了，没做作业，更没有精神补习。为了逃避名落孙山的窘境，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得退学。学校的主任不同意这个“极端”的决定。他说服我去看学校的心理顾问，还建议把考试的时间推迟到秋天。我虽然用了几天的时间考虑他的意见，但是因为情绪已经低落到受不了的程度，我终于决定退学，回到纽约长岛的家跟母亲住。
父母也坚决反对我退学，可是他们的话是徒劳的。父亲在年轻时犯了比我更多的所谓不检点的错误。他在高中时曾因两次打坏了学校的窗户被开除，在大学一年级退了学，然后做了两年火车上的流浪汉。父亲“回头是岸”以后，就变成了非常保守的商人，还一再批评我，“如果你听了我的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你总是别出心裁，放任自己，这都是让你母亲惯坏了。”其实，结婚三十年的父母刚刚离了婚，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管我，他们连离婚这个特别重要的决定都没有跟我说，去年圣诞节我回家度假，父亲只是轻描淡写地跟我说：“我和你母亲的婚姻一直不幸福，所以决定离婚。我会搬到长岛的另外一个地方住。”我长大后已经感觉到他们婚姻的危机，所以父亲的话没有出乎我的意料。更何况这四五年以来，他们在吃晚饭的时候常常吵架，没有共同的兴趣和想法，而且很少跟亲戚和朋友来往。父亲也早就有一些女朋友，每年几次独自或跟他的朋友去加勒比海度假。
开始我以为他们离婚不会影响我，因为进入青春期以后，我跟父母，尤其跟父亲的关系并不亲近。可是母亲不同意：“你情绪低落可能跟我们离婚有关，退学只不过是一种逃避，我跟你父亲的婚姻结束你没有责任，也不会影响我们对你的感情。可惜你姐姐在两岁时患白血病去世了，你没有兄弟姐妹与你分担，要靠你自己。”
回家以后，我的生活情况改变了很多。白天我打一些杂工，比如开出租车，担任旅馆的接待员，替在大学里新的哥们做枪手。晚上，尤其是周末的晚上，我和朋友去格林威治村——纽约城市里的艺术，爵士乐和咖啡馆的中心——物色勾引女人或者躲在朋友家黑暗的地下室里听爵士乐和鲍勃迪伦（Ｂｏｂ Ｄｙｌａｎ）的民歌，抽大麻，吃迷幻药。我特别喜欢抽大麻以后失去时间和地点的感觉。第一次体会这种感觉是我开车回家，这条路我已经走过几千次，但那次在离家只有两条街距离的时候，我忽然迷了路，不知道我在哪儿。开始我有一点儿害怕，但过了一段时间，恐惧就变成快乐和兴奋。我觉得这个现象特别妙。当我认出那条街时，就后悔回到了现实世界。
我新交了一批哥们，他们跟以前高中的朋友不同。我以前的朋友多是最有能力的运动员，许多考上了美国的头等大学，而这些新的哥们要么没有上大学，要么只是上社区次等大学。我在高中时虽然跟他们不熟，但还是佩服他们自由自在的行为。他们常常旷课，打扑克牌，喝啤酒，有的已经与女朋友有了性关系。尽管他们的学习成绩不好，但都特别聪明，非常喜欢下国际象棋。
母亲对我这样的生活很不满意，一直跟我唠叨，“你如果继续过这种无拘无束，放荡不羁的日子，将来一定没有出路。你为什么不回大学得到学士学位，或者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如果你的情绪那么低落，就应该考虑看一个心理大夫。”我对母亲和她的教诲一直很矛盾。我了解她的忧虑，也有些同情她。她的婚姻失败了，没有心思发展新的社交生活；当了三十年的家庭主妇，没有自己的职业，加上她的宝贝儿子又没有出息。她一直太过分地溺爱和保护我。在我三岁的时候，姑姑曾劝告她，应该让我独立跟小朋友玩，不必在街上经常拉着我的手。相反，在我长大以后，常常故意地和母亲保持距离，不听她的话，不愿意让朋友看见我和母亲在一起，还特别恨亲戚说我的长相和性格像母亲。
我混了几个月这样的日子以后，母亲就建议我去看望雷本伯伯，一位我特别喜欢的亲戚，父亲的堂哥。妈妈说：“雷本伯伯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你应该去安慰安慰他。残疾是残疾了，可是他对感情的理解比一般人深得多。我跟你父亲离婚以后，几次向他发泄生气的情绪，是他在精神上帮了我的忙。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他还可以教你国际象棋。”
所有亲戚都听过雷本伯伯非常感人的故事。他是一个特别聪明好学的人，十九岁从大学毕业，然后被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录取，并且获得了全额奖学金。他学医的第四年已经成为同年级中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纽约几家最著名的医院都请他担任实习医生。他当时还跟一个特别漂亮、聪明而且是有钱人家的女儿订了婚。人人都说他们是才子佳人，门当户对。不过，正在看起来前途似锦的时候，灾祸突然降临，雷本伯伯患了非洲脑炎。非洲脑炎是世界上可怕的流行病，这个病的症状包括剧烈的头痛，高烧和昏睡，严重的病人甚至昏迷或死亡。据报道，三分之一患非洲脑炎的病人最终导致帕金森病（震颤性麻痹）。美国电影“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ｓ”真实生动地描写了疾病发展的过程。像许多非洲脑炎的病人一样，雷本伯伯也患了帕金森病。他身体常常颤抖，尤其手、脚和嘴，说话结结巴巴，行动也十分缓慢。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退学，而且跟他未婚妻取消了婚约。他在家待了几年以后，就开始替我父亲和他弟弟经营的一家房地产公司跑腿，把公司的文件传送给银行、法院，等等。他这样干了二十五年多。退休以后，靠社会福利和微薄的退休金过日子。
雷本伯伯的故事特别悲惨。一个开朗、宽容和聪明的人失去了他应该得到的前途。这个损失没有道德或社会的原因，只是一个偶然的灾难毁了他。幸亏，伯伯的帕金森病的后果并不像电影中描写的那么严重，他的感情和智力都没受到很大的影响，脑子还保存了逻辑思维的能力。家人在美国中部终于给他找了一位善良，比他大两岁的女人。他们结了婚。虽然他的妻子不那么漂亮，家里并不富有，也没有高层的社会地位，但她聪明、热情、诚实，而且是有经验的护士。实际上，伯伯和伯母的婚姻很成功，家庭美满幸福。他们养育了一个有才智的女儿，女儿从一个很好的大学毕业以后，就担任了纽约一家著名出版社的编辑，跟一个稳定和负责任的医生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为了加强与刺激伯伯的脑力和增加社交的机会，伯伯和伯母常常跟朋友们打桥牌。我母亲曾经跟我说，“雷本伯伯的家特别和谐温馨，我和一些朋友很喜欢去那儿打牌。”雷本伯伯不但常常打桥牌，而且还学习了国际象棋。在他开始学的时候，一些亲戚反对，怕他脑力不足，学不好受到挫折。伯伯却执意坚持，出人意料的是，学了一两年之后，他的棋艺超过了一般人，包括所有会下棋的亲戚。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成了一个纽约国际象棋俱乐部的成员，有时参加俱乐部的比赛，包括与国际高手十二岁的鲍勃费希尔（Ｂｏｂｂｙ Ｆｉｓｃｈｅｒ）比赛。
我对母亲看望雷本伯伯的建议模棱两可。那时候我对亲戚抱有成见。他们要不就像父亲一样，指手画脚地批评我；要不就像母亲的姐姐，在我面前炫耀她在常春藤大学读研究生的女儿。我虽然喜欢伯伯，但还觉得他的生活和我的相差太远，此外我对国际象棋没有太多的兴趣，认为它是书呆子们的爱好，跟我的生活方式风马牛不相及。
一些朋友几次试着教我国际象棋，但都是对牛弹琴，我没有耐心学，所学的也很快就忘了。最后一次是我十八岁的时候，同意父亲的请求，利用上大学前的暑假，教他朋友的一个有严重哮喘病的男孩儿举重。我很快就发现那个十一岁的男孩儿不是运动员的胚子，但他十分伶俐，有幽默感，而且特别喜欢国际象棋。我们每次上完举重课，他就本着“相互帮助”的原则，缠着教我下棋。夏天结束的时候，这个男孩儿的成绩不错，不但精通了举重，而且加了几磅的肌肉。男孩儿的父亲向我表示感谢，特意送给了我一套特别漂亮的大理石棋盘和棋子。我虽然非常感激，但因为对国际象棋仍没有兴趣也不开窍，就把那件礼物放在壁橱里，不久就把它忘在脑后了。
拖延了几个星期以后，我才给雷本伯伯打电话，安排去看他和伯母。几天以后，一个星期一的晚上，八点半钟左右，我来到了伯伯和伯母比较小的装饰漂亮的公寓。一进门我马上就感觉到一种无法解释的温情，公寓客厅的墙壁上挂了一些欧洲风格的油画复制品，包括一幅凡高印象派的农田和一幅毕加索立体派的女人和吉他，在两张客厅里的小桌子上分别放了一对东方式的台灯。伯母给我端来了一盘饼干和一杯饮料，然后伯伯和伯母就关切地问我一些学校和生活的情况。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跟伯伯聊天特别舒服。是不是因为他曾有过退学的经历才能体会到我心里的冲突？但我马上就后悔不该这么想。我没有任何身体方面的残疾，怎么能跟伯伯的处境相提并论呢？
我们聊了一个小时以后，伯母说了一声对不起，就走进了他们的卧房，然后伯伯请我在客厅里小桌子旁边坐下。我发现伯伯已经在桌子上摆好了国际象棋的棋盘和木头做的棋子，“你要不要我教、教你国际象棋？”伯伯的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他那大大的闪闪发亮的蓝灰色的眼睛凝视着我，好像强调他对教我下象棋的渴望。
虽然母亲提到了下棋的可能性，但伯伯的建议还是使我惊讶。我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不知道怎么回答，脑子中浮现出纽约城市里的咖啡馆儿，里面留着胡子的左派作家，他们一边儿写书一边儿下棋。那个时候，我对国际象棋存有矛盾的心理，表面上我是不屑一顾，但内心深处总有一种畏惧感，怕学不好。我知道我的智力不低。我在大学的数学包括微积分课的成绩比一般学生好，但还是担心无法和纽约的知识分子相比，掌握复杂的棋谱。
“你、你要不要学，学国际象棋？”伯伯再一次询问，把我从遥远的地方拉回来，我竟不加思索地点头了，与其说我同意了，不如说我是下意识地强迫自己同意。
雷本伯伯对教国际象棋很有经验，他首先教我棋子的走法，他每走一个棋子就让我跟着他走，还给我解释棋子的用处。在他循循善诱的指导下，没想到在一个小时之内我就掌握了所有棋子的走法，包括以前使我糊涂的后和马。我明白了这些走法以后，伯伯就指着棋盘的中心说：“今天晚上就到、就到这里。我下次给你解释棋盘中、中心的重要性。如果你要、要大胜，你必须控制中、中心。”
他的声音好像在“中心”那个词的上面盘旋了一段时间，如果他故意地用这个双关语提醒我，是恰如其分的。我那个时候的生活完全没有中心，也不知道我的目标在哪儿，使我更苦恼的是，找不到情绪低落的根源，不知道是性格懦弱，父母的离婚，还是退学的后果。为了摆脱这种迷乱的日子，从退学以后，我一度放纵自己，想借此逃避焦虑的心情，但无济于事。
下一个星期天我给伯伯和伯母打电话，再去看望他们。跟上次一样，我跟他们聊了一个小时以后，伯母就离开了客厅，伯伯又请我坐在象棋桌旁边，“你、你要不要复习？”我真高兴伯伯猜到了我的心思。前一个星期学的内容，我差不多都忘了。在周末时我跟哥们儿抽了两三根绝妙的大麻烟以后，就去了格林威治村（Ｇｒｅｅｎｗｉｃｈ Ｖｉｌｌａｇｅ）的华盛顿广场公园里找女人。那次我的性欲特别强，只想得到肉体上的满足。真巧我很快就碰到了一个性感、金发碧眼、体态丰满的女嬉皮士，半个小时的甜言蜜语以后，她就请我去了她的公寓，在她的床上我们放纵地厮混了两个晚上。结果我根本没有时间和兴趣去想国际象棋。
伯伯帮助我复习了几分钟，就开始给我解释如何在棋盘的中心集结所有棋子的力量，“你首、首先应该走中心的卒，然后才、才能布阵象和马，最后车和后，发挥每一个棋、棋子的潜力，好像一个人一样，要使、使出浑身解数。如果你让对手控、控制了中心，他就能阻、阻碍你的发展。”伯伯说了这些话以后，就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好像让我知道他用的又是双关语。不过我不知道阻碍我发展的对手是谁，是别人，还是我自己。
不知道是因为伯伯的耐心还是他特有的教授方法，跟他学了几个晚上的国际象棋我就开窍了。我的棋艺突飞猛进，很快就能战胜会下棋的朋友，包括高中的棋队长。我非常喜欢在朋友的地下室跟哥们一边儿抽大麻，一边儿下棋。在那间迷漫大麻烟的浓香和爵士乐的小窝里，我在棋盘上能全神贯注地拚杀到三更半夜。大麻使我腾云驾雾，恍恍忽忽，我的手指和棋子好像合成了一体，棋子在我眼里变来变去，像一个万花筒：刚才还是军队的将士，刹那间就变成了疯狂的怪人，天堂的天使，地狱的幽灵。与其说我下棋，不如说我是那游戏的一个部分，“快一点儿，下下下，你的动作太慢了。”朋友的叫声在我耳中一会儿是音乐的旋律，一会儿是警察的警告。
奇怪的是，我一进入伯伯公寓的栎木重门，抽大麻的欲望就消失了。他们的家好像变成一个庇护所，客厅内柔和的光线沐浴了我的身体，使我忘掉了精神上的焦虑、痛苦和诱惑，体会到了很长时间不曾有的感情上的满足。
我跟伯伯学了一年左右的国际象棋以后，就发生了一件令我料想不及的事情，我第一次打败了伯伯。那天晚上在开车到伯伯公寓的路上，我有一个大胜的预感。我们开始下棋时，我精神特别集中，从第十步棋以后，我慢慢地控制了棋盘的中心，在周围气氛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我继续改进棋盘的阵地，形势对我越发有利。我的心好像要从嗓子眼跳出来，拿棋子的手都是汗，我怕坚持不住，半途而废。这种感觉我在高中几次重要的橄榄球和田径比赛中也出现过，当时因为太紧张，发挥得不好所以大多失利了。
这次我却没有功亏一篑。在棋局终结时，除了王以外，我有两个卒，伯伯只有一个。伯伯已经几次强调了棋局终结的关键和战略：“棋局终结时只是靠数、数学。你、你应该清楚地算、算棋步，王、王的位置非常重要。如果你能、能逼退对手的王，把它与剩、剩余的棋子孤立，你大胜、胜的机会就多得多。”
从我开始跟伯伯学国际象棋，一直认为棋局终结比较无聊，没有太大的创造性，但我偶尔在家还是练习王跟卒的配合。现在我比伯伯多一卒，就知道如果王和卒能配合默契，我就会大胜。我稳定了自己的情绪，把他的王慢慢地逼退回去，然后吃了他的最后一个卒，伯伯没有别的路，就认输了。
伯伯对我的胜利非常高兴，我能体会到他发自内心的一种父亲对儿子，老师对学生才有的自豪感。如果是我，我一定对大胜我的小伙子怀有妒意。我以前非常恨被对手打败，而对打败的对手却幸灾乐祸。伯伯却马上兴奋地把伯母叫到客厅，向她笑着，称赞地说：“内森把我第、第一次打败了。他下得特、特别好，没有犯错误，给他来、来一杯香槟酒。”
那个晚上棋盘上的胜利使我兴奋不已，一股暖流从脖子流过肩膀直到脊背，令我得意洋洋。我真的会下国际象棋了，我比所有朋友，也许比许多纽约的知识分子都下得好。我向天空，向父母和朋友高兴地大喊：我聪明，我能成功，我有前途!
我大胜了伯伯以后，在周末时就经常去华盛顿广场公园找更有本事的下棋对手。在６０年代那所公园热闹得不得了。尤其在春、夏、秋季的时候，公园里活跃着许多弹吉他、吹口琴的音乐家和非洲拉丁美洲的鼓手，还有许多走来走去，穿紧身牛仔裤，不戴胸罩、性感的姑娘。那里还常常举行支持黑人运动、性革命和反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许多激进分子集结一起辩论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的改革。在激烈沸腾的音乐和喧哗中整个公园好像在摇曳跳舞。
不过，这所公园还有一个非常保守，与世隔绝的小角落。在那个安安静静的旮旯，好像６０年代所有的喧闹都不存在了。公园的设计师在那儿放了许多水泥做的国际象棋桌和凳子。白天，尤其周末，下棋的人特别多。不同种族、教育，和贫富差异悬殊的人有机会聚在一起对弈。我很快就成了这个国际象棋角的常客，在那高手云集之地，不断寻找一个又一个新的对手。
华盛顿广场公园逐渐地代替了雷本伯伯的小公寓。最初我每一个星期去看望伯伯，后来就间隔两三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最后一次，是接到伯母特意打来的电话，“我知道你很忙，但是你伯伯几次告诉我，他很想你。如果你有空的话，请下个星期来我们家。”在这之前，我可能有两三个月没有去看他们了。
当我进入他们公寓，就发现伯伯帕金森的症状恶化了许多。他需要伯母扶着走路，手和脚比以前颤抖得更厉害，说话磕磕巴巴，十分费力。我向他道歉，那么长的时间没来看望他。他只是笑眯眯的，好似开玩笑地回答。“你、你特别想跟我比赛，可是你、你大胜以后，就好像没有兴趣跟我继续竞争。你、你是不是非得找、找新的对手比、比赛不可？现在我、我的身体不好了，不、不能跟你下了，但还想看、看你，跟你聊、聊天。”他的声音和态度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可是他的话却使我心如刀割。他不是下棋的机器人，我怎么能大胜他以后就忽略了他？
我是不是以前也这样对待父亲和朋友？从五岁开始，我非常喜欢跟父亲在邻里的运动公园打棒球。一听到他从办公室回家，把汽车开进车库的声音，我就好像一条等待主人的小狗， 立刻拿着棒球和手套跑到他面前，央求他去公园教我打棒球。到十二岁时，我打棒球的能力超过了他，就不想再继续跟他练习，宁可在公园里跟更好的棒球手打。对我的朋友也一样，如果他们不能跟我比赛，或者他们的社交行为不够成熟，我就放弃他们，找更有本事的运动员或者更成熟的男孩交朋友，好像他们都是树上我应该攀越的更高的树枝。
“你，你……”伯伯还想说几句话，但他的声音越来越无力，终于低下头开始睡觉。我不知所措，在无声中坐了一两分钟。伯母好像已经习以为常，走进了客厅，把伯伯轻轻地叫醒，帮助他站起来，扶他到卧房里。然后她回到客厅告诉我，这几个星期以来伯伯的身体衰弱了许多，常常睡觉，没有脑力打桥牌或下棋。我与伯母吻别时，面颊触到了她流下的热泪，“医生说雷本的情况随时会恶化，我们尽管有了准备，但还是受不了。你伯伯真是一位特别温柔和善解人意的人。”
几天以后我给伯伯打了电话，不过太迟了。他的病情愈加恶化，不能跟任何人说话，第二天就去世了。正像伯母说的，尽管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伯伯去世的消息还是让我觉得十分突然，心里像针扎似的疼痛。我一直想感谢他对我的了解、宽慰和关心，可是现在机会已经没有了。我母亲两年以前建议我去安慰伯伯，但实际上伯伯却安慰了我。他一定知道我爱他，也理解我还要和他竞争，在棋盘上用他所教我的棋艺把他打得一败涂地。我十分感激伯伯能接受我这些矛盾的心理和行为。
我陪母亲参加了伯伯的葬礼。出乎我的意料，来的亲戚朋友特别多，一百五十多人左右。使我感动的是，参加的人中包括一些不经常相互往来的亲戚，其中也有我的父母。显然他们对雷本伯伯的爱和尊敬超过了他们彼此的怨恨。
在葬礼上，我跟父亲打了招呼，但没跟他说话。最后一次我们见面是在飞机场，我特意为他和他的女朋友去加勒比海度假送行。不想，他不但没有领我的情，反而指着我穿的牛仔裤和时髦的摩托车茄克责骂我：“你怎么能跟那些留马克思长胡子，共产党的兔崽子们一起捣乱社会？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经常跟那些嬉皮士鬼混吸毒！”
我在初中一年级时曾跟一个朋友闲聊，比较我们各自的父母。我们俩都同意他的母亲比我母亲更会了解和照顾男孩，但我父亲大男子汉的气质超过了他的父亲。实际上，一直到十二岁的时候，我特别爱我父亲，经常寻求他的称赞。他一叫我“大人”（他给我的绰号），我就感到兴奋与快乐。不过，彼一时，此一时，我现在真讨厌父亲摆他男子汉的架子，对我横加指责。我突然想到，如果雷本伯伯是我的父亲，我的生活会怎么样。虽然伯伯的工作地位和赚的钱都低于父亲，但伯伯的性格比父亲好多了。他对生活给他不公平的待遇没有抱怨，一直保持着乐观和热情的态度，而父亲呢？他的身体特别健康，在事业上也是一个成功的人，但他的抱怨太多了。如果我是伯伯的儿子，我会得到他的支持、关心和鼓励，他会了解我心理的冲突并帮助我解决。在他的照顾下，我会变成一个快乐、开朗和自信的“大人”。
正在我脑子里浮想联翩的时候，伯母向我走过来，温柔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这是雷本伯伯留给你的一封信。几个星期以前，他让我执笔帮他写的。”我走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慢慢地把信撕开，
亲爱的内森：
这两年以来，我非常高兴与你聊天，教你国际象棋。没想到你会那么快掌握下棋的技巧，但使我最满意的是看到你长大的样子。像你这么聪明敏感的年青人，一定是大有作为的。
内森，我恐怕将不久于人世，觉得应该向你说一些你可能还没有听到的故事。实际上，大多数的亲戚也不知道这些事。我在学医的时候，得了非洲脑炎和帕金森病，离开了医学院，跟未婚妻取消了婚约。有一两年的时间，我十分痛苦忧郁，只是把自己关在家里，几次想自杀，甚至有一次割了自己的动脉，幸亏母亲及时发现，把我送到医院。为了治疗疾病和解脱精神上的痛苦，我吸过可卡因，抽过大麻，也看过精神分析医生。这些毒品没有长久的效用，所以我最终放弃了它们。是心理治疗和时间恢复了我的生命力和希望，帮助我面对现实，接受身体的现状。从那个时候起，我享有了一种非常幸福和满足的生活。当然这个生活范围不大，可是它充满着爱和乐趣。
我不想让你和我作比较，不过你现在的心理状况好像跟我那个时候很类似，走投无路，非常失望。然而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你感情方面的冲突不是来自身体方面的，而主要是由于你和你父母之间的关系造成的。你姐姐的去世，对你母亲打击很大，使她变得非常脆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她对你的过分保护，使你不容易独立。你父亲虽然正直也帮了我许多忙，但他的脾气太坏，对你粗暴，独断。你可能觉得他不爱你，导致你在想像中一直追求寻找你不能得到的父爱。
我知道你目前离开学校没有稳定工作的窘况，但服从父母的意见马上回到大学或者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我以为不是那么重要的。对你来说最有效的办法是一边慢慢地面对和解决心理上的障碍，一边寻找满意的生活方式。
对不起，我虽然还想给你多写一些，但实在太累了，希望你能成功地面对目前和将来的挑战。
你的雷本伯伯
伯伯的信使我惊呆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习惯了听他磕磕巴巴，轻轻地说话，没想到他信中的声音会那么有力量。我更没想到他曾经自杀，还吸过毒。我觉得伯伯对我与父母关系的分析有道理，但还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以前是橄榄球队中身强力壮的队员，也参加了一些支持黑人运动有危险性的示威游行，我怎么可能是受母亲保护的乖儿子？对我来说父亲的爱早就是可望不可求了，自从在飞机场发生的冲突以后，我就不想跟他再有来往。
在伯伯的葬礼上我没有流泪，碰到许多长时间没有见面的亲戚，加上跟父亲感情上的纠葛使我分心，阻碍了感情的发泄。读了伯伯的信以后，我却禁不住地哭起来，哭伯伯的去世和他坎坷的一生，哭我跟父母的疏远和没有出息的现状。
葬礼后的几个星期，我在格林威治东村租了一间小而便宜的公寓。这样做能一举两得，既减少了母亲对我生活的打扰又可以离华盛顿广场公园更近。虽然公寓有些毛病，比如屋子特别窄，街上的噪音偶尔使我心烦，但从第一天搬进去以后，我的情绪就轻松了许多，好像进入了生活中更成熟的阶段。为了支付房租和简单的日常消费，我白天还是打杂工。空闲时大多是在公园里下棋。
我的棋艺突飞猛进，一年之内我就成了国际象棋的地方高手，打败了绝大多数的对手，曾经有一二位国际象棋的大师也请我跟他们比赛。我每次开始下棋的时候，许多观众就围在我桌子的旁边，有的安安静静，全神贯注，有的吵吵闹闹，品头论足，观看我跟对手的棋步。我还经常跟不知天高地厚的挑战者赌博，用赢得的钱买所有需要的食品。我棋桌的周围，连整个公园里下棋的旮旯，都变得特别热闹。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惹人注目，在运动场上听观众替我加油喝彩，在课堂里开一个风趣的玩笑，听同学哈哈大笑，都使我特别兴奋和得意。进入大学以后，我就没有机会再享受这样的待遇。现在下棋的旮旯又恢复了我久违的感觉，它就像一块有力量的磁石吸引着我。
逐渐地我与政治和社会运动保持了一些距离，我也终于放弃了抽大麻、吃迷幻药和跟哥们勾引女人的嗜好，我渐渐发现吸毒常常使我闷闷不乐和忧郁。抽大麻以后，有时我的自信超过大海，有时却又感觉我比蚂蚁还渺小，沉陷于内心的羞愧和犯罪感。并且从初中以来，我一直无法和女朋友保持持久的关系，尽管我能短时间的热恋，但一二个月以后，就嫌她们不够漂亮，没有社交的本事，不够聪明等等，失去了热情，不得不与她们分手。我害怕继续这样下去，只是把女人当作性的对象，可能一辈子不能建立亲切和稳定的关系。
我虽然知道国际象棋不会成为我一生的职业，这样的生活方式太单调了，可是目前我还想把所有的精力和兴趣都投入进去。下棋能给我提供空间与时间，让我安安静静地修身养性，增强我的自信和独立感。关于将来的生活，我虽然应该考虑，但是我不想为了父母的压力或者屈于时代的诱惑做出终身后悔的决定。我可以等，等到内心最深处的欲望和呼唤出现。选择传统的生活可以，走标新立异的路也可以，关键的是那条路是属于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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