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语言的理解问题在哲学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成为哲学家探索的对象。维特根斯坦从语言与行为相互交织的简单语言游戏发现语言的秘密，他所提出的在“语言游戏”中更好地理解语言，在特定的语言情境中语言的模糊性得以明析，使语言的理解问题在迷雾之中得以解脱出来。因而，我们只有在语言的使用中才能真正的把握语言。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解；语言；情境
自古希腊的柏拉图已经开始探讨理解问题，语言的理解问题一直成为众哲学家所要探究的对象，但语言的理解问题未能澄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语言交流、传达情感，通过理解语言做很多事。而在交流过程中总会产生理解的偏差。在语言的理解这个问题上，维特根斯坦将“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联系起来，他指出：语言的说出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由此，语言与生活密不可分，与语境密不可分，使语言的理解问题在如迷雾般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一、在迷雾之中的语言理解问题
在理解问题上，我们先从西方哲学的历史长河中追溯其根源。首先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他是最先将理解问题做为一个哲学问题来探究。古希腊哲学代表的本体论阶段，侧重于探究世界的本质和宇宙的本源，试图寻求传统的客观理性。柏拉图清楚地了解到那个时代的哲学中，知识问题的重要性。柏拉图强调知识做为理解的重要基础，他认为理解必须从知识的拥有开始，理解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最后他将理解与“善”结合起来。因而，在他认为，“理解”是人的最高认识能力和最高认识过程，真正的知识就是“理解”。在理解问题上，柏拉图哲学的这种影响广泛到以后的宗教，知识论，解释学等各个方面。
在接后的亚里士多德那里，总结了柏拉图和以前的所有哲学思考，他试图从人的灵魂能力从低到高的演化必然过程来进行说明，证明人的理解能力是自然演变的过程。他认为，最高的灵魂是人所独有的理性能力，理解能力也就是我们的最高能力。他将理解能力上升到理性能力，超越了柏拉图对理性的规定。
其次到了近代文艺复兴时期，引发了人们更多地关注人和自然，人类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方法成为认识世界首先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在看待人的最高能力——理解问题上，更是作为认识论问题的难题所在。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培根以新的方式重新考察人的理解力，他为“理解”寻求新的出路。培根剖析阻碍人们认识世界面目的“四假象”，提出归纳法作为得到新知识的途径。然而，他过多地看重于经验所得，阻碍了理性地发展，感官和心灵之间统一性的理解难以达到统一，使理解还是处于迷雾之中。
继培根之后，洛克再次明确地将理解问题提升为专门的哲学问题。洛克的《人类理解论》是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奠基性文献。洛克肯定柏拉图认为人理解功能的重要性的观点，反对笛卡尔的“天赋观念”出发来研究人的理解，反对抛开思辨和实践的理解。洛克首次对语言与理解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认为，在知识形成过程中，观念与语言之间的紧密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观念依赖语言得以表达和交流，知识形成于命题中，所以他花了大量篇幅讨论语言与理解，成为西方哲学史上在理解问题上从知识论角度专门讨论语言及语言意义的第一人。
最后理解问题成为专门的哲学探讨的对象是到了现代解释学的出现，将探究理解问题做为哲学解释学的主要任务，它颠覆了理解问题仅作为一个知识论的问题来讨论。解释学使语言变为一对象被充分的使用，而不仅仅是做为知识论被探讨。哲学解释学的理解最初是《圣经》里理解上帝的话语，最后发展成为语文文学里的理解。施莱尔马赫把理解问题与心理学之间的“亲缘关系”联系起来。他认为，解释学应表现理解过程的不同生命之间的活生生联系，并实现解释者与作者之间的内在的心灵沟通，从而强调了理解的主观性。他在理解问题上的最大贡献是发展了心理学的解释方法，因而，在他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理解文本不只是理解文本的原义，而且更重要的是理解文本作者的意图、个性和活动本身。狄尔泰在施莱尔马赫的基础上，超越了描述心理学作为精神科学中立基础的看法，他为理解植入了历史的生命框架和世界观的体验。在他看来，用生命本身解释自身，所以生命本身构成了精神科学的真实基础。生命的本质不是从返回个人的自我反思中发现的，而是从表现的历史联系中发现的。所以历史现象才是理解的基础。
继海德格尔将理解问题上升为本体论高度，伽达默尔传承了海德格的理解本体论学说。将理解问题视作他的整个哲学解释学的首要任务。语言就是理解得以完成的形式。世界的本身是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他否认了语言作为我们交流的工具，在他眼中，语言在我们的交流过程如同媒介一般贯穿于我们的生活。我们与陌生语言对话，当我们相互了解对方时，那就无需翻译，只需要对话，语言在此过程如生命般析出，而并非工具，并不是如同工具一般，用完即丢。伽达默尔力图通过解释学反思的普遍性，阐释理解作为人类与世界的语言关系的普遍性。理解问题在伽达默尔那里达到了超越一切科学问题的地位，他最终将语言的本体论问题转向了实践性问题。
众观理解问题哲学历史的变迁，理解已上升为语言问题和实际性问题。然而终究如何达到理解，依然是一个迷，语言的理解问题依然包围在迷雾之中。
二、维特根斯坦对理解的解救
在语言的理解问题上，维特根斯坦所关注的并不是语言本身，而是通过语言揭示有关世界的根本问题。他对语言与世界的分析与弗雷格和罗素相似，也就是通过逻辑分析、认识论和本体论达到的统一。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是理解世界的最好的通道，因为在所有呈现世界的表达方式中，语言是最充分发展的表达方式。他对理解问题的研究更侧重的是对语言意义的合理性探究。
我们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误解和不理解。维特根斯坦认为，解决的方法是在语言的使用中去理解语言。如果我们仅仅从单个语词去理解词的意义，而抛开语言的使用，那么这样就形成了包围着语言运用的迷雾，使我们无法看清语言运用的真相。在理解问题上，他追求的更多的是关注语言的用法，把词与使用联系起来，这样可以驱散这种迷雾，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字词的目标和功能。他认为语词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用法，而语言是人的言说和活动，它又是人的生活形式的一个重要部分。正如他所说的：“一种语言就叫做一种生活方式。”[1]P11他在所著的《哲学研究》这本书中提到的例子：建筑师傅和他的助手用语言进行交流，当师傅说“板石”之际意谓着“拿给我一块板石”。语言置于语境中，一个词或一个句子的含义在使用中得到更清晰地理解。
理解是说明和解释结合“结晶”，更为关键的是理解是一种实践活动。因此维特根斯坦说，想要追求理解首先就是参与语言游戏。在语言游戏中，他更注重于语言的使用性，用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阐释了造成误解的这一难题，同时他以新的立场和维度上解释了理解的可能性。
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里，“语言游戏”就是生活形式，我们所有的“语言游戏”都是在生活中展开的。正如他所说的“把语言和活动——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称作‘语言游戏’。”[2]P7在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的交融中，两者相互的一致性能促使我们们相互理解和沟通。“维特根斯坦说过，即使狮子能开口说话，我们也不能理解——因为这是生活形式的完全差别。只有公共的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才能生成真正意义上的理解。”[3]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出，在日常生活的语言应用和实际理解中，总会有一些固定的规则和家族相似的“亲缘关系”，才会有一些共同和一致的生活形式。不管语言是如何变化，我们总可以找到相似的地方，最终可以相互理解。比如说，我们可以相互学习各国的语言，说汉语的通过学习可以说英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因为我们总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和具有人类的共同的地方。如果狮子、大象等开口，我们也无法理解他们的话语。但是如果用动物这一总类去定义，我们人类又和动物具有“亲缘关系”，在某种形式上，我们又具有相似的地方。正如哈贝马斯说的：“理解是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统一起来的一个过程。”[4]P363正如德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所认为的，一种语言的完整意义不可能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虽然我们能讲好几种语言，但只有一种语言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讲的语言。因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为了全面掌握一种语言，必须全面掌握该语言表达的世界。但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同时属于两个世界。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充分肯定了语言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可以在他的“语言游戏”、“家族相似”、“生活形式”这些思想中找到。在理解问题上，从已有的生活形式出发，以“家族相似”综合地看事物的方式为基础，看到对方语言游戏的用法或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理解的过程。
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理解问题的解救在于用“语言游戏”解决语言问题。“以语言游戏作为理解语言意义的原初单位，为我们洞察使用者如何理解语言的意义提供了全新的视野。”[5]P175他认为真正学习语言的关键是参与到语言游戏中去，学会在各种生活形式中实际使用语言。因而在语言生活中，我们不必要去玩弄字眼，他在《哲学研究》里所举的例子，比如：“我的扫帚在墙角那里”那么，我们是否还须进一步分析，扫帚在那里，就意味着扫帚把和扫帚头也在那里。设想你对某人说“给我把扫帚把和插在扫帚把上的扫帚头拿来！”这样并不能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领会意思，有人会说，这个句子听起来反而更别扭，还绕了个弯。在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没必要去纠结于这些概念，在生活中够用就行，游戏的规则依然存在。我们在打网球的时候也没有规则限制你把球扔多高或一定要打多重，但是网球仍然是一个游戏，仍然是有规则的。逻辑和生活现实是有距离的，不一定要按严格的思维去做。
在“语言游戏”中，我们对语词使用总是一些习惯的重复。他用一个例子，把钢系在杠杆上，就是制成了制动闸。如果把它和机械连在一起，就变成了制动杠杆。含义所指向的对象，并不需要解释，而是训练。语言的规则不是一次所指向的东西，而是反复的习惯。比如他在《哲学研究》里所举的例子，一位师傅和他的徒弟之间的使用语言的情况。师傅指给徒弟看他用来造房子的各种石料：板石、方石、柱石等，并且告诉他这些石料的名称，徒弟记住这些名称和形态。当师傅喊：“板石”的时候，徒弟把石料递过去给他，因为他已经学过按这种喊声传递石料，而且在他里一听到“板石”的时候，脑子已经有板石的样子。“板石”就意谓着是“拿给我一块板石头”的省略形式。他向我们表达，一个词可以是一个省略的句子，把单个词放入使用中，词的理解得以达成一致。
三、使用语言是理解的解蔽过程
依照维特根斯坦认为，理解一词的意义在于用法，他非常重视在使用中理解语言。维特根斯坦超越以往哲学家，意识到我们语言的理解并不是像逻辑经验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完全靠经验所得。他认为，那样只能造成语言的混乱和蒙蔽，阻碍我们认识世界。因而，脱离了语言的实际使用只能使语言没有意义和价值。比如当一个人说到“红”，你总会想到“红”所对应的物体，比如说红花，红旗，红色的衣服，因为你脑海里已经把“红”这种代表颜色的词给予具体化到某一对应的物体，而仅仅一个“红”，你确定永远无法解释和理解，当然它也不具有意义和价值，因而，维特根斯坦对理解解蔽更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把理解和使用联系起来，把理解同生活形式联系起来，他排开了理解仅在文字中兜圈子，超越了以往的哲学家仅限在知识论上讨论理解问题。
维特根斯坦指出了我们在使用中或在特定的情境中更好地理解“红”、“黑”这些元素，我们却无法充分地去解释，也没必要去过分的解释。一个词或句子在使用中理解，称谓可用做名称，但是名称我们却没有必要过多的去解释。生活中，有些东西够用就行，正如他所说的“为一个事物命名，还什么都没有完成。除了在语言游戏里，事物甚至没有名称。”[6]P29
维特根斯坦把使用语言与“语言游戏”相联系，让语言的理解问题在使用中解救出来。当然，我们知道，他在解救语言问题不是一个最终结果，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他提出的“语言游戏”中，实际上也已包含着语言的应用。他肯定柏拉图所认为的理解能力是我们人类的最高能力，但他在理解问题上在别于柏拉图，他认为我们所想要达到理解，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应用所学到的东西，我们能够理解，那么说明我们已经能够掌握和应用。我们之所以能够应用在于我们对规则的特定方式的使用。理解一个词的意义，关键在于我们注意到它的使用规则，更进一步地说，我们要掌握它的使用规则，就是要把这个词参与到实践与日常生活中。比如，中国象棋中的“马”，单个看这个词“马”，可能我们无法理解也无法想象如何在象棋中运用，那么只有下一盘棋子，把“马”加以应用到真正的下象棋中去，我们才能明白“马”的使用规则和意义，“马”这个含义也就是它在游戏中所起的作用。由此看来，维特根斯坦在理解问题上的应用是与具体事物或具体某种活动相联系的，这对于我们更好的说明是有益的。如果我们不加联系地直接对某个词进行说明，反正对我们理解造成误解，这并不是很好的说明方式。“如果把这种说明方式当作惟一的说明方式，到处滥用，就会犯错误。重要的是，不要套用一种说明模式，而要进行仔细的观察，根据一定的语境，结合生活形式，在相关的语言游戏中对语词和语句的意义进行说明。”[7]P9当然，他也意识到我们在谈论理解问题上，某种特定的规则与具体事物总是存在距离的。正如他所说的，我们打球总是把规则定在那里，我们也明白了规则所指向的意义，但是实行起来，总是有人犯规。因而，他认为，语言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思想和内心情感，规则无外乎是我们自己定的，语言就是够用就行。生活的本源就是人与人，人与世界的语言和心灵的交流，“生活和世界只要是语言和概念的世界，就必定是人类共同的综观方式形成的世界，必然看到共同的‘面相’。看到共同的面相就是知道如何使用类似的语言游戏。也就是说，人类的语言游戏之间总有一定的家族相似性。”[8]P55因而，我们的理解不应当被狭隘地局限于对词义的判定。理解某个词的意义也不仅仅是某种出现于脑海之中的具体形象、形状，理解也不等于获得这样一种体验。他反对把理解看做一种体验或者想象。
维特根斯坦在语言的理解问题上，摆脱了语法规则的羁绊。他认为，我们没有必要费尽心思去找出语言的共同的本质上什么和内在的规则及规律性，我们只需要把语言放入实际的使用之中即可。在使用中，我们便发现，语言没有什么共同本质，有的只是家族相似罢了。合乎规则只能够确保语言不至混乱，日常语言的运用就能够体现规则的优越性。这些规则当真悬在空中的，因为缺少它们的用法机制，我们并不能够用语法的规则来解释词的含义，而我们通过练习或使用一个词，却能够更好地理解词的含义。“理解或理解的达成，其本身都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活动，活动的双方是我与他人。我在这之中变得无助，理解的达成需要我与他摆脱二者矛盾的一面，在遵守同一规则、立足于一致行动的基础上，统一于一致的生活形式”[9]P173维特根斯坦强调了这一点，人们为了相互理解，必须对词的意义取得一致认识。可是，这种一致认识的标准不只是在定义方面，更重要的是判断方面的一致认识，这一点对理解来说是很重要的。这正是他为语言理解问题劈开的一条新道。
简而言之，在语言的理解问题上，维特根斯坦在讨论语词的理解没有给予制定过多的规则，在他的“语言游戏”中也如此，他将使用论赋于语词之中，在特定的情境下，我们才得以正确的理解。在他的整个语言游戏中，他所强调的语言的实用和够用原则，在语言的理解问题上如迷雾中开辟一条道路。因为，他在理解问题上对于人类思想中广泛存在并导致混乱的理解及误解可以说具有根本性的解蔽作用，对人类思想的基础部分是一个重要完善。可以说，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语言行为理论的先驱。
参考文献：
[1]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2]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3]张中.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对理解的公共性与自主性难度的解决.[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10（3）.
[4]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M].洪佩郁，蔺青.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5]张学广.维特根斯坦与理解问题[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6]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7]张庆熊.维特根斯坦对“说明”和“理解”的重新思考.[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2）.
[8]焦卫华.理解的基础：生活形式和家族相似——维特根斯坦论理解的可能性.[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1）.
[9]任蕊，王大青.论语言理解的我与他.[J].东北大学学报，2009（2）.
作者简介：韦芳元（1986-），女，广西宜州人，现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外国哲学2011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德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