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我国中部地区湖北官桥八组和东部地区上海张江镇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体育变迁的方式与路径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中东部地区农村体育变迁的方式与路径明显不同。官桥八组农村体育变迁的方式经历诱致性变迁、强制性变迁、诱致性与强制性变迁动态博弈共同推进3个阶段，其变迁的路径依赖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组办企业的快速崛起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相关权利部门的介入；而张江镇农村体育变迁的方式是由诱致性变迁过渡到政府的强制性变迁，其变迁的路径依赖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政府的积极主动组织管理。研究据此指出农村体育变迁受到城镇化水平、阶段、模式和政府权力部门的影响，并从加快城镇化进程、政府发挥合理有效作用、典型示范，借鉴发达地区经验等方面提出未来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建议。
关 键 词：体育管理；农村体育；变迁方式与路径；城镇化；官桥八组；张江镇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4）05-0048-05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ways and paths of rural sports transition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areas of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aking Guanqiao Group 8 in Hubei and Zhangjiang Town in Shanghai for example
PAN Lei
（Finance &Trade Department，Hubei Social Science Academy，Wuhan 430077，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carried ou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ways and paths of rural sports transition of Guanqiao Group 8 in Hubei and Zhangjiang Town in Shanghai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areas of China， and found that the ways and paths of rural sports transition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area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way of rural sports transition of Guanqiao Group 8 went through such 3 stages as inductive transition， compulsive transition， inductive and compulsive transition dynamically combined development， its transition path depend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the rapid rising of enterprises organized by groups， the developing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the involving of related interest departments； while the way of rural sports transition of Zhangjiang Town changed from inductive transition to compulsive transition mandated by the government， its transition path depended 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initiativ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 Accordingly， 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rural sports transition was affected by the level， stage and mode of urbanization as well as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or rural sports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future：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exert rational and effective government functions； establish model demonstration；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developed areas etc.
Key words： sports management；rural sports；way and path of transition；urbanization；Guanqiao Group 8；Zhangjiang Town
党的十八大把全民健身体系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可见群众体育的发展关系到能否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因素之一。我国农村人口较多，农村体育发展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没有农村体育的发展也就谈不上全民健身运动，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农民的身体素质，也将影响到小康社会的建成。随着我国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和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大力推进，农村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给农村体育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1]；而发展背景、环境等因素的不同使得我国各地区城镇化发展在水平、速度、格局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2]，这些差异会通过农村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农村体育的变迁。本研究通过对我国中东部地区不同城镇化水平和模式下的农村体育变迁进行比较，发现两地区在变迁的动因和内容方面趋于相同，而在变迁的方式与路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农村体育变迁的方式与路径决定了未来农村体育发展的方向，通过比较分析可以从中获得一些积极而有意义的启示。
农村体育的历史与现状是现阶段农村体育研究的主要内容，如刘志民[3]对我国16个小城镇的体育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重点讨论了小城镇体育对小城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最近几年，对农村体育发展的个案分析和经验总结等相关方面研究开始增多，但以具体镇、村等为个案的研究较少，而对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体育个案研究和经验总结就更少，在少数的研究文献之中，以王永等[1]的研究最为深入，他以上海市张江镇为例，重点对张江镇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迁以及农村体育发展的条件进行研究，分析了张江镇城镇化前后农村体育发展情况，探讨了城镇化对农村体育的影响，但王永等并没有对农村体育变迁的动因、方式与路径做分析，而这些方面对于全面认识农村体育变迁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选取我国中部地区的湖北官桥八组和东部地区的上海市张江镇为研究对象，都在城镇化进程中具有典型代表性且农村体育事业发展较好。湖北官桥八组经历4次历史性跨越，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得到较大幅度提高，已基本达到城镇化水平，被誉为“天下第一组”和新农村建设的样板；其体育事业开展有声有色，先后获得全国、市、县先进体育文明单位荣誉称号。随着1999年“聚焦张江”战略的启动，到2003年，上海张江镇在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和社会进步等各方面都已达到城镇化的标准；近些年，张江镇农村体育活动开展的轰轰烈烈，中国农民体育协会负责人对张江镇“人人运动”现象发出这样的感叹“张江镇开展群众体育的经验就是中国农村未来体育发展的方向。”[4]
1 湖北官桥八组与上海张江镇城镇化进程及农村体育发展历程
1.1 官桥八组与张江镇城镇化发展历程概述
官桥八组隶属于湖北嘉鱼县官桥镇官桥村，位于鄂东南长江中游南岸，京珠高速和武赤线贯穿全境；该组在组长周宝生的带领下，经过30多年的发展，开拓出了农村城镇化的新路，时至今日，该组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田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合金、神农制药等12家企业，2012年，官桥八组68户人家，249名村民，集体收入达12.5亿元，人均纯收入4.2万元[5]。自改革开放以来，官桥八组在新型城镇化道路上取得了巨大进步，经济社会经历了4次历史性跨越：即1979—1982年联产承包实现了由贫困向温饱的跨越；1983—1992年大办资源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实现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为主的跨越；1993—2003年创建高科技产业园，实现从资源型企业向高科技企业的跨越；2003年以后发展生态农业和旅游业，开始从第二产业向多元化产业发展的跨越。在整个城镇化进程中有3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农村工业化是推动农村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二是以点带面，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实现全面城镇化的重要因素；三是善于利用政府和政策资源，抢抓机遇和市场。
上海张江镇地处浦东腹地，区域面积42.1 km2，下辖36个居、村委（其中居委会27个、村和村改居9个），现有常住户籍人口71 310人、外来人口86 376人。其城镇化发展可以粗略分为3个阶段：第1个阶段是1999年之前，城镇化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城镇化进程是伴随着上海市城镇化进程一并发展并缓慢推进；第2个阶段是1999—2005年，这一时期在上海市政府“聚集张江”战略启动后，城镇化进程明显提速，张江镇经济和社会建设突飞猛进，到2003年底在经济发展水平、城镇环境和基础设施、人民生活及社会进步等方面基本达到城镇化水平；第3个阶段是2005年至今，这一时期城镇化发展主要体现在质量方面得到逐步提升，开始更注重城镇发展规划、市场体系、环境保护和居民生活幸福感等。
1.2 官桥八组与张江镇农村体育发展历程
官桥八组农村体育的发展是伴随着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发展而发展的，与城镇化进程基本保持一致，官桥八组农村体育发展大致经历4个阶段：第1阶段（1979—1982）起步阶段，这一阶段农村居民为解决温饱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体育活动大多在田间地头，如简单的插秧劳动竞赛、粮食获得丰收时跳秧歌舞等，其农村体育活动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且又能娱乐身心；第2阶段（1983—1992年）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随着八组组办企业的快速发展，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较前一阶段有显著提高，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农村居民的社会文化需求有所凸现，农民体育活动也开始“独立”于日常生产劳动，初具现代化体育活动的雏形。1984年，开始兴建灯光球场和滑冰场；1992年4月，投资70万元建成文化体育活动中心，文化中心主楼一、二层有8间活动室，其中3间台球室，两间乒乓球室、一间健身房和两间图书阅览室，健身房配有十余台（套）健身器材，可同时容纳20多人健身，这一阶段参加体育活动的人群开始增加，农民体育意识有所增强；第3阶段（1993—2006年）飞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随着八组乡村工业的快速腾飞和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快速发展和居民对健康意识的进一步提高，对体育的需求越来越高，农村体育得到快速发展，这一时期又增添和完善了健身器材、体育场地，开展的体育文化活动逐年增多，形式和内容也越来越贴近农村居民日常生活，且激励措施逐年完善，这一时期官桥八组农村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日常体育活动的组织开展为未来官桥八组农村体育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第4阶段（2007年至今）走向深层次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城镇化发展水平持续提高，体育场地设施进一步完善，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质量也有所提高，不仅贴近农村居民实际体育发展需要，而且还颇具现代化。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提出了《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根据这一意见，2007年官桥八组新建了标准篮球场和网球场以及全民健身路径与各类器材；此外，这一时期的农村体育活动开始“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一方面把都市居民所能享受的体育设施和项目引入（如网球运动，以及正在修建的高尔夫球场、聘请专业人员指导广场舞等），另一方面积极组队参加各级各类体育比赛活动（如组队参加湖北“电机杯”乒乓球邀请赛和中国象棋比赛等）。这一时期官桥八组农村体育活动迈向更高层次，农村居民对体育的需求不仅仅只是健身娱乐，开始上升到社会交往、心理需求等更高层次。
张江镇农村体育发展历程与城镇化进程相同，第1阶段（1999年之前）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该镇中心工作以发展经济为主，领导对体育工作和体育设施建设不够重视，农村体育基础设施较为简陋，只有简易的田径场、篮球场和乒乓球台，没有其他体育设施和健身点，居民体育健身娱乐活动凭兴趣爱好，自发组织“小团体”性质的体育健身活动，如跳绳、乒乓球、打篮球等，但根据王永调查，这一时期，居民闲暇时间的主要活动内容是看电视，进行体育锻炼的人数仅1/3。第2阶段（1999—2005年）飞速发展阶段，体育设施的数量有了显著增加，质量有明显提高，大多数行政村和居委会都有自己的篮球场，且公共健身点数量实现了从无到有，健身点场地总面积达到4 000 m2，其他一些体育设施也开始建设并投入使用，如室内健身房、灯光球场、游泳池、网球场等，两年一届的运动会项目在考虑各年龄层次的需求和贴近居民实际生活等基础上，内容也变得丰富多样。这一时期农村体育建设得益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得镇政府加大了对体育工作的投入与管理力度，政府工作职能已经开始转向营建良好的生活与和谐社会环境等工作上来，并重点加强了精神文化建设工作，体育成为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得到张江镇各级领导的共识。第3阶段（2006年至今）迈向高质量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城镇化发展方向更加注重满足居民对社会文化以及生活的实际需求，体育场地较为齐全，体育设施较为先进，能够满足各年龄段和不同居民的体育健身锻炼需求；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其目的也由原来单一的健身娱乐向社会交往、获得身份认同等方面发展；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方式由自发性“小团体”模式逐渐转变为以“政府搭台、各方支持、农民唱戏”为主的方式，镇政府在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组织各项体育比赛与交流活动的同时，还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让每个村和居委会负责一项赛事，利用节假日期间举行各种活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扩大影响，推动“人人运动”风气的形成。
2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中东部地区农村体育变迁方式的比较
根据变迁的主体即主要力量的不同，可以将变迁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这种划分依赖于变迁是由一（群）人的自发引起还是由政府法令强制推行。诱致性变迁是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变迁过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强制性变迁的主体是相关政府部门或权力部门，通过引入命令、法规来实现变迁。
从两地体育变迁的方式可以看出，不同时期，推动农村体育发展的主要力量不同。官桥八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推动体育变迁的主要力量也由农民自身演变为基层的权力组织部门，而在第2个阶段即权利组织部门作为主要推动力量是由于居民对体育的需求进一步提升，而面对体育物质环境的缺失，农村居民物质基础只能满足必要的和其他较为重要的开支，又无法支付体育物质环境改善所需的费用，这时就需要依赖权力组织部门提供必要的体育物质支持，与此同时，相关权力组织部门出于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始改善体育物质环境，并逐渐成为体育发展重要的推动力。在新时期，随着居民物质生活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和对体育需求的进一步提高，官桥八组体育的发展开始在农民自组织和基层权力组织部门之间的博弈中寻求平衡。
“聚集张江”战略的实施可以视为张江镇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这一时期，张江镇体育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张江镇人民政府，政府相关部门在农村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软件建设、组织管理等方面主导了体育发展的方向、内容与形式，尽管近些年群众自发的体育活动和民间体育团体开始增多，但政府在体育发展方面所表现出的功能、权限依然处于主导地位，未来一段时间其主要推动力量仍将是政府部门，但从农村体育发展的规律可以看出，农村体育自组织的不断演进是未来农村体育组织的必然选择[6]，而随着张江镇居民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体育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体育社会团体的增多将使得体育自组织的力量逐渐增强，政府主导性作用将会被削弱。
从两地农村体育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可以发现，官桥八组基层权力组织部门对农村居民文化体育活动的引导和主导明显弱于张江镇。张江镇政府在组织管理农村体育工作方面主要有3方面的特点：一是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有财政保障和具体工作内容；二是组织管理人员对农村体育的特点认识比较深刻；三是张江镇在农村体育管理工作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原则”。相比之下，官桥八组基层权力组织部门对体育的组织管理明显较弱，首先，八组将体育和其他文化需求作为一项总的工作内容，且工作中心偏向于农村居民文化意识和素质的提高，而没有专门具体的体育工作内容；其次，对农村体育发展的认识不够深刻，如体育赛事大都在企业内部举行，虽然八组绝大部分居民在企业工作，但忽视了在家的老年和儿童，且企业内部举行的赛事大都倾向于具有较高竞技性的项目，而传统体育项目和体育表演活动被忽视，这些传统体育项目和表演活动对于维系集体合作、增强居民互帮互助意识有重要作用。
3 城镇化进程我国中东部地区农村体育变迁路径的比较
通过对官桥八组农村体育发展的实地调查和张江镇农村体育发展的资料搜集发现，两地区农村体育变迁的路径也存在显著差异，但两地区体育变迁的路径都和其自身城镇化的进程密切相关，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3.1 官桥八组农村体育变迁的路径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八组农民的积极性，解除了计划经济对农民的禁锢，农民的主体性动力得到充分发挥，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空前发展，给农村社会生活也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有力地推动了农民的现代化主体性的塑造，也丰富了其内涵。随着农民主体性特征增强和农民社会文化生活需求不断提高，农村居民主动参与社会文化生活的意识增强，具体行为增多；此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使得农民有对社会文化生活（也包括体育）具体行为的自主权。
2）组办企业的崛起和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
20世纪80年代开始，乡镇企业在我国农村异军突起，官桥八组与江浙沿海一带农村企业快速发展成为当时区域农村发展的典范，乡村工业化的转变实现了农民职业身份的转变，极大冲击了传统的乡土文化，引起农村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现代生活理念进入农民家庭。小城镇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对农村体育生活有着重要的辐射作用，城镇化建设改善了农村体育基础设施，增加了农村体育在人力、经费方面的投入；城镇化的不断推进通过经济交易活动和商业化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各种传播媒介向农村各个角落更广泛的农民个体扩散，对农村的社会习惯、传统观念、行为方式产生很多的影响，引导农村生活方式开始现代化变迁，使得体育多元化的社会功能开始在农村凸现，农村体育组织网络开始形成并逐渐完善使之走向正规化，与农村居民的联系和新型城镇化推进更加紧密。
3）相关权力组织部门的介入。
相关权力组织部门是八组现存体制中既得利益集团的重要一部分，在实施农村工业化初期，为快速发展农村经济，力求巩固当期社会文化活动制度，在思想意识上阻碍由农村居民对文体活动的需求，以及自发形成的文体活动和组织引起的农村体育变迁；在政府强制性变迁阶段，这些权力组织部门会根据自身建设需要而推进农村文体活动发展，最重要的是采取措施巩固这一成果；在新时期，相关权力组织部门也会立足自己的定位和属性，根据自身建设发展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和巩固现存的路径模式。从中可以发现，官桥八组权力组织部门在农村体育变迁的第2和第3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期体育的发展深受相关政策、措施的影响。
3.2 张江镇农村体育变迁的路径
1）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农村体育的发展。
上海市政府推行“聚集张江”战略使得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开发迅速升温，并快速蔓延到整个张江镇；相关政策的实施使得一些国营、私营和外资企业也纷纷落户张江镇，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张江镇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根据王永等的调查分析，张江镇城镇化基本完成后，参加体育活动的人群由之前的24%增加到之后的87%，且经济条件的改善、闲暇时间的增多以及体育设施的改善是体育人群数量增多的最主要因素，这反映了城镇化其农村体育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
2）从张江镇农村体育自身发展历程来看，政府对体育的大量投入与积极主动管理快速而有效地推动了其变迁与发展。
一方面，政府为满足日益增长的体育运动需求，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镇政府的工作职能开始转向建设良好的生活环境上来，并重点加强了精神文化建设的工作力度，体育及其精神文化建设成为张江镇各级领导的共识和重要工作内容。张江镇政府对体育发展的主导性主要体现在体育组织管理工作上，通过“四管齐下”（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体育具体活动内容、组织机制、管理队伍等）的措施来积极管理和推动体育的发展。
本研究对我国中部湖北官桥八组和东部上海张江镇农村体育变迁的方式与路径进行了比较，两地区在变迁的方式和路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官桥八组体育变迁是渐进的，其主要方式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推动力量，从诱致性变迁逐渐过渡到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共同推进的阶段，体育变迁的路径依赖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组办企业的快速崛起和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以及政府部门的介入；而张江镇体育变迁是快速的，其主要方式是政府强制性变迁，是自上而下的，其路径依赖也表现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政府强有力的组织管理措施上。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几点启示：第一，城镇化是农村体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农村体育的变迁受到城镇化阶段和水平的制约；第二，农村体育的变迁与城镇化发展的模式有密切关系，不同主导力量推动的城镇化发展会直接影响到农村体育变迁的方式；第三、城镇化进程中政府部门对农村体育的变迁有着重要的影响，政府态度、组织管理措施会直接影响农村体育变迁的速度和质量。
因此，新时期加强农村体育工作，推动农村体育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提高农民收入，为农村体育发展奠定经济基础；二是应根据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水平和模式，政府应定位好自己的角色，积极主动地并合理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三是结合地区实际情况，积极学习与借鉴发达地区经验，也可通过典型示范推动农村体育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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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湖北嘉鱼有个“神州第一组”[N]. 楚天都市报，2013-02-06（A6）.
[6] 张红坚，段黔冰. 农村体育组织方式选择与农村体育组织建设[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32（2）：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