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块字遇到金庸
我出生的1955年，有个笔名为金庸的人开始写小说，每天大约写两千字，登载在第二天的香港报纸上。他写啊，写啊，竟连载了十七年，完成了十四部小说，大部分是长篇巨制。其中算不上最长的一部，叫《天龙八部》，1960年代在香港出版了单行本，黄色封面，三十五册，每册一百页。
《天龙八部》写的是一千年前的中国往事。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影响到最南端的一个皇室成员与一群民间豪杰的生活。书中的人物，各自在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阴炽盛等八种尘世悲苦中生存，没有谁感觉到真正的快乐。有一些佛教背景的人读起来，体会就更深一些，觉得这是一部从佛学思想出发、悲天悯人的深刻作品。
书中写到一个围棋棋局，流传很久，无人破解。
我不知道围棋棋局是怎样设计出来的，因为我没有学过围棋，它需要太多太严密的计算，需要太久的时间与耐心，相比起来，中国象棋的局面就容易控制，让我喜欢。这样一来，我只能猜想，金庸写到的围棋棋局，会与中国象棋的江湖残局相似，看似简单，却有无数种变化，隐藏着许多引诱你上当的陷阱。金庸写到的那局围棋，吸引了无数人前去较量，都败下阵来。只有小和尚虚竹胜了，胜在他心理上一片澄净，不痴迷不贪恋，不斤斤计较，敢于大面积地放弃。通过这个看穿世事得失、看透生死人生才能取胜的棋局，金庸讲述了古代东方文化中玄奥的人生哲理。
至于书中的角色，最让人喜欢的是乔峰。
对于乔峰那一类人，民间的称谓是侠。我的印象里，侠是一类特殊的人士，代替民众主持公道、除暴安良。当官府还能维持人间正义时，侠是与官府并行的第二执法系统，追杀官府无力打击的黑恶势力；当官府包庇黑恶势力、欺压良善百姓时，他们成了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重保障。这些具有武学修养的人，在中国社会几千年里发挥作用；直到二十世纪来临，官府的军队有了飞机大炮原子弹，侠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乔峰是侠，他是挺立于天地间的勇士，镇静自若、临危不惧、豪气干云、机智百变。他刚平息丐帮内乱，却引来自我身世的揭露——原来汉民族只是他的养育之邦，铁蹄践踏汉人的那个游牧民族，才是他的父母之邦。从此他背上大侠与公敌的两个身份，自己也不能挣脱民族和个人感情的双重纠缠。他误杀了自己的红颜知己，孤独寂寞，瞬间衰老。但作为绝世英雄，已经没有人能杀死他，他只有自己杀死自己，才能为天下之平民百姓消弭战祸。
在西方古典戏剧理论里，有人提出，大英雄只有大悲剧才能相称。但这种观点在实际生活中并无多少体现，只因古今中外，能称得上大英雄、大悲剧的，其实没有几人。
乔峰已死，天下再无英雄。
这句话不是金庸写的，是他的读者读出来的。
金庸开始写小说时，读者并不多，只有香港市民。那个地方的面积只有中国大陆的千分之一，人口与大陆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与香港相连的中国大陆，没有他的读者，几亿民众根本不知道还有金庸的小说存在。他们像关在一间没有门窗的屋子里，与外界完全隔绝。事实上，1949年后，中国古代与现代小说，以及外国小说的出版与阅读权，都已被严格控制，民众读到的只是按照狭隘要求获准出版的作品。
如果金庸小说在1976年以前来到中国大陆，必定会被当作反动小说。我这样说的根据之一，是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就把进入大陆不久的金庸小说当成精神污染，试图加以清除。我还记得，同一时段，我在大学编辑的学生校园刊物，由于发表北岛、顾城的诗歌、徐敬亚的诗歌评论，也被当成精神污染的典型。
与香港隔着一片苍茫的大海，台湾岛上也在搞书禁。书禁之中，就有金庸。他碰上了想不到的麻烦：大陆领袖毛泽东在诗词里写过“只识弯弓射大雕”，金庸的一部作品名为《射雕英雄传》，就被审查作品的警备总部视为“附匪文人”。1970年代初，台湾出现过盗版的金庸小说，却改变了作者和书名，悄悄流通于租书的店铺。比如，《射雕英雄传》在台湾有过几个作为遮掩的书名，《萍踪侠隐录》、《大漠英雄传》，等等，这也算是把汉语翻译成汉语的一个特例。
1970年代末，台湾撤销对金庸的书禁。稍晚一些，大陆正式出版了他的小说。一时间金庸作品几乎成了华人的必读书。这种情况在另一个时间段有类比。1030年代，柳永的词作到处流传，以至于“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而1980年代，金庸的小说风靡四方，“凡有饮水处，就有读金庸者”。
到了2001年，金庸小说的总印数超过了3亿册，如果加上盗版印数，还会更多。在新加坡，某次议员开会，一人指责另一人是岳不群——金庸小说中一个口是心非特别虚伪的人物，大家都笑了。他们都知道岳不群是谁。他们都是金庸小说的读者。
我也是金庸的读者，1986年就是了。那时他的小说已经全部在中国大陆出版，我的家里就有一套。那时我三十一岁，正是金庸开始写小说的年龄，于是更容易读懂他的小说。
我个人以为，当中国的方块字遇到金庸，才真正变成成熟、优秀、完整、富有魅力的小说文字。
读金庸小说时，我的第一个感叹，是他笔下的汉字：
在表现人物的情感时，可以温婉，可以含蓄，可以有你想不到的复杂和优美；
在表现人物的思想时，文笔典雅，学识广博，带着悟性，其深度也是恰到好处；
表现人的英雄气概时，那些汉字有了极强的力度，有了极强的节奏，有了极强的旋律，有了如同欧洲古典音乐般雄浑阔大的交响。
我的第一感觉，是他把中国方块字的表现能力提升到很高的高度。此后的汉字，与世界上最适合写作小说的优秀语种，可以平起平坐、相提并论了。
文字，是小说创作的唯一工具。一个民族能不能写出成熟、优秀、完整、富有魅力的小说，要看它有没有成熟、优秀、完整、富有魅力的小说文字。中国的现代小说，从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起步，学习欧洲小说的语言描述方式；如同那时的美术学习欧洲素描一样，它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变得顺畅，才能成熟起来。到了1949年后，大陆与台湾不约而同的文化管制，毁坏了小说文字成熟化的已有成果。
幸好有了香港的金庸。
从这一点来说，金庸在小说文字上的贡献，是了不起的、划时代的，在二十世纪无人能及。
到了1972年，在报纸上连载《鹿鼎记》之后，他停止了小说写作。
《鹿鼎记》是他字数最多的长篇，约160万字，但是可以一口气读完，并且在领略金庸描述历史与社会的深刻时，感到真正的轻松。那是以插科打诨、诙谐风趣的喜剧风格写成的一部悲剧史诗。
主人公韦小宝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流氓，出身于市井烟花柳巷，专会溜须拍马、投机钻营、见风使舵，却飞黄腾达、官运亨通，甚至还艳遇不断，娶了七个如花似玉的老婆。
可是，他那些荒唐滑稽、幽默机智的情节，串连起几百年前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几乎将当时中国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的人情世态一网打尽，“堪称为清代前期社会的一部形象化的活的历史”，有一篇评论这样写道。
接下来，我还读到关于这部小说文字功力的评价：“作者从现代汉语、明清白话和古代文言三个语言宝藏中适意开掘，各取所需，并将之熔于一炉，自创一格，其精确、典雅、蕴藉、活泼、流畅堪为汉语文学语言的典范。”
在我看来，这真是件让人遗憾的事情。
如果金庸这部小说写得差一些，表明他写小说的能力枯竭，我倒不觉得遗憾——这部小说超越了他先前所有的作品，突然就不写了，对得起他的读者，还是对得起中国小说？
我记住了1972年，金庸四十八岁那年，一部堪称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经典的《鹿鼎记》之后，中国失去了一位小说大师。
金庸还活着，直到我写这篇文字时，他还活着，八十九岁，身体硬朗，智慧仍在。但是在1972年以后的四十多年里，他已经不是作为小说大师的金庸了。
读过《鹿鼎记》，很多年后我才理解，金庸已经把他的小说写到了极致，像成熟了的水果，该从树上落下来了。
在我这篇忆旧的文字里，只说到金庸小说，没有提到武侠小说几个字，我觉得那个提法是不正确的。
那只是关于中国小说的一个不成熟的提法，至今没有收纳在世界文学的范围里。不信你去看一看世界文学，根本就没有武侠小说的归类。
与曼彻斯特也没有可比性
编辑部办公室朝向南面的窗台上，放着一册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我翻开这部关于美国1942年至1972年的叙述，看见上面的一些精彩句子，已经被临窗的同事画线和标注。
我就笑了，同事刚进入新闻界不久，年轻，健康，活跃，对人生未来雄心勃勃，需要有曼彻斯特掌握宏大局面的视野，以及从细小之处表现宏大事件的叙事能力。
同事问我，您读过的书多，对曼彻斯特有什么感觉？
曼彻斯特是一位有作家意识与历史学家意识的新闻记者，我说。
这样说吧，他的史家意识，体现在他选择的题材，都是历史中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并且充满了新闻般的细节。说他有作家意识，是他在非虚构的传记文本中，会适当加入少量的想象来补充细节，因而比一般新闻记者写得生动。
还有，你读他的书，会有一个鲜明的印象：当他描述的事件发生时，他恰巧就在现场。其实，这是美国新闻记者常用的叙述手法，营造了那种气氛，而曼彻斯特更加擅长。
相比起来，美国有一大批作家喜欢撰写非虚构作品，但不会像他那样刻意营造“我在场”的感觉。他们喜欢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不让读者在细节里走失，让他们的注意力始终指向人类精神上的意义。
你问，哪种方式更好一些？
不管哪种方式，仅仅是个工具，没有好与不好的区别，关键在于那个工具能做什么，而你又用它做了什么。比如一把很大的锯子，有人用它造宫殿，有人用它造监狱。当然还有一些人拿不动它，选择了一把很小的锯子。其中喜欢自由的，用它造一个搬来搬去的小板凳；喜欢专制的，造了一个结实耐用的笼子，把自由的动物关在里面。
说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迷茫。
我想举诺曼·梅勒为例，说一说作家的非虚构，与记者的非虚构有什么区别，但这种区别实际上很模糊。比如诺曼·梅勒更擅长写虚构的东西，他的《裸者与死者》纯属虚构，虚构的一个太平洋岛屿、一支军队和一次战役，读起来感觉却像他的亲身经历。而他非虚构的《刽子手之歌》，读起来感觉不到他在采访现场，实际上他用一年多时间采访了几百人，写了一个普通杀人犯的故事，也展现了真正的美国生活。与他同时代的一些美国作家，也有非虚构文学写得弱一些的，与新闻记者的非虚构，没有多大区别。
虽然想到了这些，我却没有说出来。我的同事是记者不是作家，不需要了解这些复杂的事物。而即便是写过传记文学的中国作家，对他们讲诺曼·梅勒都很困难。这也不全怪他们——我有一本美国人写的《非虚构文学的写作》，看了无数遍，封面都翻坏了，许多年后没留下多少印象，甚至里面有没有提到曼彻斯特，我都想不起来。
要不然就讲房龙，与曼彻斯特做一个比较？
我记得房龙去世于1944年，那一年曼彻斯特不过两三岁。
房龙的《宽容》，在并不很厚的一本书里描述了人类“不宽容的历史”，时间跨度二千五百年。曼彻斯特呢，用《光荣与梦想》描述1932年至1972年的美国历史，三十年间的事情，文字量是房龙那本书的五倍以上。
除此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可比性了。
这世界上有杰出的大师也有优秀的工匠。房龙所在的高度，曼彻斯特是攀爬不上去的。
我私下里以为，房龙所在的高度，高于半数左右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这是另一个话题，不会出现在我对1972年的回忆之中，这里不能细说。
1972年，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描述的美国历史到此为止。
我曾有个疑问，为什么他只写到1972年就停止了呢？他活到八十多岁，在2004年去世，比如说，为什么不写到2002年，把这部书的描述空间增加一倍？
想弄清这个问题，有我自己的原因。我正在写作的《自传与公传》，从我出生的那一年写起，可能写到1980年代末为止，因为那一年有一件相当重要的、按照眼下的意识形态我不可以描述的事情。我不会视而不见，或者绕过去向前走，所以我的回忆可能到那一年为止。
曼彻斯特遇到了什么情况，让《光荣与梦想》的时间停留在1972年？
等到弄清了这一点，我又笑了，笑我自己还是个中国人，把许多事情都爱往复杂里去想。他写到1972年为止的原因，其实再简单不过了，这部书在1973年出版，当然不会写到以后的事情。以后他也不会写这部书的续集，因为他写了五十多年，出了十八本书，《光荣与梦想》并不是其中最好和比较好的一部，没有必要写它的续集。
美国人喜欢他写的其他传记作品，没太把《光荣与梦想》当回事儿。只是在中国，他的所有著作中，只有这一部影响最大。
同事说，他那一代人里，在媒体工作的，差不多都读了《光荣与梦想》。
他还说，他们想不到美国的新闻是那样写出来的，与中国的新闻根本不同。
他还说了些关于新闻的事情，我微笑地听着，并不插话。中国的新闻是属于他们那一代的，或者是属于他们的下一代的，与我这一代无关。对此我无话可说，在媒体干的年头越多，越是不想谈新闻，不会谈新闻。
其实我和我同年龄段的同事，很少谈起曼彻斯特的这部书。我们进入新闻时，这部书已经有了中文译本，但是印的数量太少，内部发行，供批判用。我们即使读了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制造的消息或者通讯，专题或者特写，是根据需要而不是事实写出来的，根本就不是新闻。我们必须有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我们不能被所在的单位开除出去，我们讲真话还是说假话已经不是个问题，我们现在就不觉得光彩，未来会被钉在耻辱柱上。
即使学了曼彻斯特，即使我们比曼彻斯特聪明，我们也不会像他那样写，不会比他写得更好。
我们与曼彻斯特也没有可比性。
世界上有真正的记者也有虚假的记者。曼彻斯特的高度，我们是攀爬不上去的。
2004年曼彻斯特去世，那一年《光荣与梦想》再版，正式发行。我们这些在媒体工作多年的人，已经没有读它的兴致了。
我想对同事说，要了解和掌握他的写法，其实不必把那一百多万字统统读完，读了几万字或十几万字，就完全可以了。
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没说出来。
因为，突然之间我又想到：这部看起来很厚的书，读起来也很容易，可以从中了解那个年代的历史，那是人类走过的一段相当艰难的路程。知道那段历史，会有很大的好处。
或许我的同事读了之后，还有另外的收获，比如，让个人的思想完善，对事物的判断力增强。
有一双湿润的眼睛
我的书架上有一本《伯尔中短篇小说集》，1980年代买的，那时我从中文系毕业不久，在一家职业高中教语文课，虽然喜欢诗歌写作，但书架上的外国小说书远远多于诗集。
伯尔中短篇小说的中文译本，我到现在也没有看完。要么是翻译的语言差一些，要么是编选的篇目差一些，要么是伯尔本身的语言就是那样枯涩生硬，再或者是前面的几种可能性同时存在，让我没有读下去的兴致。许多年里，我在整理书架时偶尔把他的小说翻开几页，依然读不出味道，再插回书架上去。
世界上有一种仅仅为了内容去读小说的人，但我不是。我需要好的文学语言，把我带进小说。那一层书架上有茨威格、黑塞等德语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每个人还不止一部，我看了，很喜欢。
后来我读到伯尔两位同胞的文章，知道我读不下去这里面确实有伯尔的因素。
一位是汉学家顾彬。他说，伯尔的语言太差了。“语言没有自己的价值，语言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政治工具。通过他们的作品，他们想帮助西德进行改革或革命。所以他们主张内容，不主张风格，不主张文笔，不主张美。”
另一位是小说家格拉斯，他在接受诺贝尔奖的获奖演说中，说到二战以后成长起来的西德作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文学语言问题。“十分年轻的战后文学，用德语写作时备感困难，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下，这种语言遭到了腐蚀。”
他们说的话，都有道理，但我更倾向于格拉斯的说法。
以我生活与写作的经历，我体验到如果给了极权者足够长的统治时间，他们会把人类带回到亚当夏娃之前的时代，愚昧空虚，思维停滞，语言迟钝，容易被摆布，没有羞耻感。当然，如果给了极权者比较短的统治时间，他们也会把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全部抹杀掉，还会让个体的身份、个体的差异性、个人的判断能力完全消失，仿佛一个个人是一只只木偶。
当希特勒宣布他的党化教育成功，已经把德国少年儿童改变成国家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时，那一代人就成了政治机器的一部分，并且是容易磨损的部分。对于长大以后想写小说的一部分人来说，遭到腐蚀的，可不仅仅是词语和表达，还有性情和思维，以及他们的一切。
于是，二战之后的德国文学，像一个失语症患者，需要一段不确定的时间，才有可能恢复。
我们不会把伯尔排除在这一代人之外。他的作用，只能是用自己拼命写作的热情，使战后文学恢复的时间缩短一些。
出生在1917年的伯尔，童年记忆中最难忘的场景，是他两岁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败归来的军队从他的面前走过。“归家的队伍是一队队灰色的、整齐的、绝望的行列。我在母亲的怀里向大街上望去，那里有无尽的队伍从莱茵桥上齐步走去。”
到了1945年底，伯尔想不到的是，自己也成了战败归来的一个老兵。他的这段经历，我们知之甚少。据说，读大学一年级时他被征兵，几个星期后二战爆发，他随着德国军队到过波兰、法国、苏联、匈牙利等国家，1945年被美军俘虏，同年被遣送回来。让人惊讶的是他从头至尾参加了整个世界大战，只负过伤，没有送命。更幸运的是他没有成为苏联人的俘虏，很容易保住一条命，也没有被遣送到东德。
一个厌恶战争的人，又怎样熬过这场战争呢？我们仅仅知道，他从当工厂主的父亲那里学到了宽厚的包容心，甚至被人称为“科隆好人”，但那种心态只对一个作家发生作用，并不能支持他熬过血腥的战争岁月。
总之，他回到成了废墟的故乡科隆，除了插在口袋里的两只手以外，一无所有。那座城市，天空中出现过世界上最密集的轰炸机群，建筑物炸毁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战后人口大约是战前的百分之五。他回到大学，继续读他的日耳曼语文学，同时开始写战争中的故事，写战后的悲惨生活，写穷人和小人物。
废墟之上的德国，出现了废墟文学。加入这个流派的，不出我们所料，都是刚开始文学创造的年轻人。他们面对的是两个废墟，一个在眼前绵延，一个在心灵中崩颓。那些青年作家要把希特勒时代的社会思想与文学传统，统统砍尽伐光，从思想上开始探索，从语言上开始重建。
他们确实像顾彬说的那样，企图通过他们作品的内容，帮助西德进行改革或革命。比如伯尔，他的早期作品想让民众看到纳粹党徒的恐怖统治，看到邪恶的政治力量与战争一样，会给普通民众带来毫无意义的苦难。
伯尔喜欢写短篇小说，也许仅仅是因为这样可以写得快，写得多。战后两年里，他就写了六十多个短篇，抢占了废墟文学的制高点，成为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这一点在某些方面可能很重要，至少是在获得国内国外的声誉方面——假如出现了比他写得好的人，也只能排在他后面了——比如说吧，格拉斯1959年就写出了长篇小说《铁皮鼓》，成为西德1950年代小说艺术的高峰，二十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却要等到1999年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伯尔呢，1971年写出他最好的长篇小说《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1972年就登上了诺奖领奖台。
1972年，伯尔获得诺贝尔奖。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证书中写道：“由于伯尔在作品中将他那个时代的广阔前景和对人物性格描写的杰出技巧结合起来，因此他对德国文学的复兴作出了贡献。”
我想，这是在表彰以伯尔小说为代表的废墟文学。
伯尔面对的废墟，也是文学的废墟。从《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看得出他重建文学语言的努力已经有了成果。
小说写一个普通的女人莱尼，从少女时代一直到四十八岁经历的坎坷人生。但是莱尼几乎没有出场，有关她的一切，都由一位虚构的人采访形形色色的人物、搜集各种材料镶嵌与拼贴而成。那些被采访的人物具有个性，他们操着与各自性格和身份相符的语言。这样写小说，特别需要娴熟的叙事技巧，而伯尔对于场景和事件的穿插，已经很有经验。
战争已经结束，世界遭到破坏，家园成了废墟，人们应该思索。但在一段时间内，这只是一批青年作家的想法，不是民族的共识。伯尔有过犹豫，要不要把自己的风格坚持下去。他说：“用田园生活来诱骗同时代人似乎使我们觉得太残忍，而揭露这些又会使人惊诧不已，或许我们真的应该互相捉迷藏？”
让他坚定了继续揭露而非捉迷藏的，是一种可怕的现实：像一战以后军国主义复活一样，二战以后的德国，仍然有复活法西斯极权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潮流。处于这样的历史时刻，作为青年知识分子的小说家，真的没有办法后退。伯尔就挺立在那里，直视过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力量导致了废墟，是什么导致了民族灾难，以及如何防止它重新出现。
我欣赏伯尔对他的文学前辈狄更斯的一番描述。伯尔说：“他有一双很好的眼睛，一双人的眼睛，它通常不是完全干涸的，但也不是泪汪汪的，而是有一点湿润——湿润这个词在拉丁语中还有幽默的意思。而他的观察是如此敏锐，以致他能够描写他的眼睛所没有看到的事情。”
眼睛没有看到的，会是什么？在喜欢哲学思辨的德国作家那里，可能是指人类在现代社会中遭遇的本质处境。伯尔觉得：废墟存在的历史，绝非仅仅起自希特勒发动的战火，而是早已起自更加遥远而隐蔽的历史角落；它也绝对不是战后德国的经济重建奇迹所能结束的，而是有可能持续下去。
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
他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后，甚至有德国人说，伯尔为德国在世界赢得了它本不配得到的荣誉。
1985年伯尔去世，活了六十八岁。有国外的报纸评论他说：“他把德国人的灵魂从俾斯麦和希特勒的阴影里解救出来。”
我所在的国家，封闭了几十年以后，1977年开始允许读外国小说。那一年就出版了伯尔的一部小说，而接下来短短几年，伯尔的小说差不多都有了中文译本。我没有读完的那部《伯尔中短篇小说集》，在它出版的1982年，被评为中国青年中最受欢迎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
按照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那时候，中国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一片废墟之上，正需要中国的伯尔，需要一双湿润的眼睛。
北岛的眼睛曾经是湿润的。他在一篇小说里，对历史有过深入的观察：一位想自杀的知识分子，最终放弃了自杀。他原本打算容忍历史的残暴，把最后的审判交给时间，但陡然发现更可怕的是那残暴会自动生成历史叙述；“废墟”并不天然具有价值，而需要不断地被揭开、晾晒和质疑。
可是没有多久，阅读伯尔的青年读者几乎集体消失，借鉴伯尔的青年作家同样消失不见。按照我个人的观察和理解，那时候的情形，仿佛是二战结束前的科隆：人们纷纷从防空洞钻出来，想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可是空袭警报又响了，又有炸弹在地面爆炸，他们又钻回防空洞，以后也没见他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