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寰
(哈尔滨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
笔者对汉源术语(term of Chinese source)的关注始于2012年赴莫斯科参加第三届“术语与知识”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期间，笔者就题目《汉语术语研究溯源》①做交流发言，俄罗斯术语学家列依奇克(W. M. Letchik)到会并垂听了笔者的发言，后与笔者做短暂交流。列依奇克对中国古代科技术语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使笔者深有感触，认识到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取得的辉煌成就通过汉源术语研究可以得到彰显。后来，笔者又有幸拜读了《文汇报》对郑述谱②的专访，题为《讲中国故事，要从国家层面重视术语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这其实就是要打造中国思想与中国理论的术语。”[1]而这就需要术语学理论的支撑，特别是基于汉语语言基质的术语学理论体系。一般术语学理论是以印欧语为对象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对其吸收和消化，并考虑到汉语的实际情况，创建汉语术语学理论体系。当然，汉语术语研究既要与世界术语学很好地结合，同时，也要呈现出自身特色。
术语是专业领域科学概念的语言指称，其自身是一种语言符号，用来表达或指称概念。从这一意义上讲，术语是折射人类思维进化的一面镜子。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呈阶段性特征——从古代科学时期(前科学时期)，到近代科学时期(公元15—16世纪后至新中国成立)，再到现代科学时期，每个时期的术语状况都有所不同。中国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孕育了独特的科学技术思想，这些科技思想通过汉源术语研究可以得到彰显。有学者指出，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发明创造，迄至15世纪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充分说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近代科学以来，外源汉语术语日益增多。至现代科学时期，某一国家学术共同体在学科领域中做出的贡献，可以通过术语的语言来源充分展现出来。汉语学术共同体的显性标志是汉源术语。我们致力于创建中国特色的话语理论体系，就需要我们自己创建的术语，即基于汉语词汇单位构成的术语成为学术通用语。如果说“陈-西蒙斯定理(Chern-Simons Theory)”意味着我们尚处于汉源术语创建的初级阶段，那么术语“籼(Xian)”和“粳(Geng)”则表明，我们已经开始创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真正表达中国思想、中国理论的汉源术语[2]。
因此，古代科学时期的汉源术语研究对当代汉语术语创建以及汉语术语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人对世界的认知大致经历了“幼稚型”思维—“匠艺型”思维—“科学型”思维三种类型。通常，在知识发展的某一阶段，某一思维类型占主导地位，决定该阶段认识发展的特性。最古老的思维类型是“幼稚型”思维，用普通词汇反映日常的表象认识，而这些表象认识相当模糊。中世纪晚期至近代，主要是“匠艺型”思维类型，借助健全理智与专业认识进行思维活动。在有些至今还没有形成科学的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仍是这种思维方式。现代科学时期的思维类型则是“科学型”思维，用科学元语言即术语表达概念及其所在的概念系统，创建通过术语系统(terminological system)呈现的理论体系[3]。
中国古代专业知识体系的发展过程从原始的“幼稚型”思维模式逐渐过渡到“匠艺型”思维模式。中国哲学的思想渊源和名辩逻辑的出现使古代中国人走向一条独特的科技文化发展道路，创建了独具特色的实用型科技体系，呈现出独特的专业语言世界图景。“天人合一”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达到的最高哲学境界，也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以天应人，以人合天”这一思想源于农业社会对自然节律的认识，是一种质朴的自然观念，是人类获得的最初关于自然的知识，即人事活动要顺应自然规律[4]。此外，“阴阳五行学说”“气论”也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自然观，它们渗透到各具体学科中，形成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独特范式。
中国古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基本遵循“实际问题―概念方法―一般原理―实际问题”，如此循环往复。中国古人偏重工艺技术和经验，较少思考与物质生产、实际生活无关的抽象问题。因此，中国古代科学知识大多是内容广泛、参差不齐的，有时肤浅，有时神秘，很多时候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事实”的总和，颇有“博物学”的味道[5]。专业知识体系以形象思维方式为主，重实用、重技术、重整体、重政治伦理[6]。例如，天文学高度发达，是因为中国历代帝王认为天象与其统治命运休戚相关。农学著作如《齐民要术》以及科学著作《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主要记述生产经验，较少规律性的认识，类似于百科全书。中国古代许多数学应用的方法，是为解决天文历法计算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医学发展也是如此。总的说，中国古代科学对抽象的理论研究较少关注，因而向高级思维形态发展较为缓慢[7]。
2.1 专业语言
古代中西文化的差异使中西方科学不但在学科领域方面，而且在知识体系的建构、研究方法上也有很大不同。形式逻辑方法和实验科学是西方科学的重要特征，技术型和经验型则是中国古代科学的主要特点。我们知道，没有语言文字的记载，就不可能有确定下来的知识，也就不会出现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当然，这里的“语言”，更多指“专业语言”(language for special purposes，LSP)或“科学语言”(scientific language)。认知图景不同，研究范式自然也不同，其语言表述也就有很大差异。即便我们说现代科学是国际性、无国界的，但语言是民族性的，各民族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面孔，更何况是古代中西方科学在研究范式上本就存在很大不同。
专业语言的研究范围要大于术语的研究范围，因为术语仅是专业语言的词汇部分，但却是其关键部分。抽象性、概括性和逻辑性特征，在具有高度抽象意义的术语自身体现得最为明显。换言之，专业词汇(特别是术语)是专业语言篇章中专门表达科学思想的形式手段。
对某一民族语言中某一具体领域的术语形式、内容和功能以及术语在专业文本中的使用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多采用共时的方法。目前，随着认知理论的发展和对国家科学思想发展历程的关注，研究术语及其构词手段的发展历史，直至专业词汇及其整理工作的发展趋向，使术语的历时研究变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因为研究术语的发展历史是术语整理工作的必要前提，它能够揭示出术语发展的一般趋势及决定性因素，成为促进认识的历史发展的最有效手段。鉴于此，汉语术语研究应置身于中国科学思想发展史背景下，以历时研究为主线，就像一棵大树，从树根到顶部是历史研究思路，如果取其中一个横断面中的术语进行分析，则多采用共时研究方法(如图1所示)。
图1 汉语术语研究
2.2 汉语专业词汇
虽然缺少远古历史文献考证，但一些研究者还是划分出知识发展的前科学时期，也就是说，一些专业化的观念在前科学时期已经形成。从古老的历史文献中可以发现，当时的人们曾力求将获得的知识按系统组织起来。例如，战国末期的《尔雅》是中国最早的有关自然科学知识的百科全书，就其自然科学知识的广泛性和系统性而言，在先秦文献中是唯一的，在其后2000多年的古籍文献中也是不多见的，所记载的自然科学知识具有相当的深度和科学性。《尔雅》中的“尔”意为“近”，“雅”意为“正”，“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标准”之意。《尔雅·释宫》篇记载了先秦诸子居住的宫室，如图2所示，与20世纪70年代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的周王宫殿大致相符。可以说，《释宫》反映了上古时期中国宫室的高超建筑水平[8]。这种系统的分类、定名有一定的逻辑性和哲理性，相关词汇单位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与思维水平，其中，一些词汇单位保留在今天的手工业词汇和日常词汇中，因为从那时起，许多专业概念便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随着科学的发展，表达或指称手工制作领域及某些其他类型活动具体概念的词汇单位，有些通过理论思考，经现代科学提炼、筛选后成为学科术语后进入学科的概念系统，有的作为“民间术语”与科学词汇一同使用，但它们往往带有中国古代科学的特质。可以说，《尔雅》以今释古、以雅释俗、以通释专，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人克服语言(主要是方言)障碍所做的努力。
图2 《释宫》篇知识体系
鉴于此，可以认为，专业词汇的最早出现与前科学知识的产生基本处于同一时期，比科学史开始得早。有学者认为，在前科学时期，手工制作、渔猎、宗教等专业知识领域的词汇就是术语，至少是原初术语，它们所指称的概念与日常词汇是有区别的。原始文明时期，人们对专业词汇有着独特的态度，当时的思维系统是神话，神话如同现实生活一样处于本体层次。名称与事物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但被赋予神秘的色彩。古代人的语言有具体化、形象化特征，对所认识的事物概括性、系统性程度不高，他们相信名称是事物本质的组成部分，而且名称一旦产生就一成不变。可以想象，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整理专业词汇的意识。实际上，在中国商周时期(公元前1600—前256年)农业、手工业已有了很大发展，农业在商代占支配地位，天文历法、算学也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公元3—13世纪，进入农耕文明时期的古代中国，其专业知识发展水平远超同时代的欧洲。这一时期，人们通过生产实践经验、观察和日常生活经验获取对自然的认识，大多涉及的是经验和技术层面，实用性是其主要特点之一。但尽管如此，也充分说明当时各种领域已存在专业知识。伴随着专业概念的出现，表达这些概念的词汇单位也相继产生，这些专业词汇反映了当时科学知识的发展水平。与普通词汇不同的是，专业词汇的使用受限于交际的条件、形式和目的。不同行业领域，使用的词汇也各有特点。通常认为专业词汇是词或词组的集合，用来称谓不同领域人的职业活动的对象和概念，属于非通用词汇。专业词汇的类型包括术语、名称(nomen)③、行业用语(professonalism)和行话(jargon)等。就其重要性而言，术语是第一位的。
术语的本质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术语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术语学历经了若干发展阶段后，就“术语”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达成了以下基本共识。首先，术语是专业领域使用的词汇单位，术语是有“专门用途的”，并具有严格的逻辑语义特征。其次，术语的内容准确。术语所表达的概念因定义而具有明确的界限。与普通词不同，术语是一种科学思维活动。但术语和普通词的界限非常不稳定，具有功能性质。在形成概念的过程中，常有互相转换的现象发生。再次，术语称名概念，独立于上下文、单义且修辞中立。称名性并非术语的典型特征，但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专业的词汇单位，术语在专业领域准确称名概念。但实际上，具体篇章中的术语是非常矛盾的词汇单位，具有双重性。术语在篇章中力求单义，但实际上它却是多义的，还可能会有同义现象；
术语应独立于语境，但它又与语境中的其他词汇单位具有情境联系或派生联系；
术语应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信息性，但源于普通词汇的大量术语在语义上具有模糊性和歧义性。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术语的矛盾性、不确定性等特点源于职业交际情境的多重性质及其历时特征，这或许能够为我们打开汉源术语研究的大门。
汉源术语研究理论基于汉语言文字，其“逻辑顶层”是中国哲学和逻辑学，与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这也导致了印欧语和汉语术语研究在研究范式上的差异。也可以说，这一差异是置于东西方文化差异这一大背景之下，但也同时说明，目前术语本体研究更加多元化。上述对术语本质的一些认识在汉源术语自身也是有所体现的，只不过在中国古代，科学尚未从文化中分化出来，科学与文化交融在一起。周代的《诗经》中反映了当时的物候知识、动植物知识、天文知识、农业科技知识以及手工知识等。《豳风·七月》被认为是一首物候诗，其中有很多词汇在当时是为记录专门知识(周部落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衣食住行等)而创建或从日常词汇借用的：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七月大火向西落，九月妇女缝寒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二月/春天阳光暖融融，黄鹂婉转唱着歌)。“四月秀葽，五月鸣蜩” (四月远志结了籽，五月知了阵阵叫)。“六月食郁及薁”( 六月食李和葡萄)。“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九月修筑打谷场，十月庄稼收进仓)。“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十二月凿冰冲冲，正月搬进冰窖中)。[9]
我们知道，术语和普通词有相互转换的机制，这与术语基于自然语言有很大关联，也与人类认识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劳作分工推动这些词汇向更加专门化的方向发展，科学也逐渐从文化中分离出来。当事物和现象为人们所熟知，一些专用词汇会进入日常词汇范畴。从日常词汇到专用词汇又到日常词汇的过程实际上代表人的一种认识过程，蕴含术语生成的一种语义机制。对汉源术语的语义识别常会模糊不清或各抒己见，这源于其背后的概念界限不清晰，说明当时人的思维能力不发达，常以一种形象性的思维模式对世界做出解释。严格讲，“春日载阳”“七月流火”“二之日凿冰冲冲”并不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术语，但它们具有语义完整性，是领域词汇(vocabulary of the subject area)，类似于行业用语或者说是一种原初术语。这些专业词汇单位使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审视术语及其本质，其研究不能脱离民族语言文化视域。实际上，前科学时期的印欧语术语研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们做汉源术语研究，术语学普遍理论是一定要遵循的，但还要与汉语术语的实际状况相结合，以确定其本质属性。虽然现代术语学理论是以印欧语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但基本“原理”是相通的。
有人说，术语是思想的标记，表达创建者的思想和价值取向。术语具有多重特征，例如，语言特征、逻辑特征和功能特征。这些特征叠加在作为符号的术语上，使其成为专业领域科学思维的工具，但同时又是科学思维的结果。鉴此，汉源术语同样是一个多层级的复杂的结构。汉源术语的语言基质是汉字。汉字的结构中凝聚着中国古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充满了汉字创造者的情感和智慧，文字的构形及其体系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世界的一种认识，它居于术语的“底层”，逻辑特征从“上层”叠加到汉源术语上，映射出中国古代的哲思渊源和名辩逻辑思想，而核心部分，即中间层是术语的实质，包括术语的内容、形式与功能[10]。蕴含着科学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则是阐释汉源术语实质的重要元素，展现了中国古代科学独特的认知图景，如图3所示。
图3 汉源术语的认知图景
术语学理论认为，术语学有两大基本问题，一是概念和概念系统的形成，二是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人们对所认识的事物归类命名、相继形成概念并创建术语的过程都要基于一定的文化语境。东西方文化语境的差异对术语研究会有一定的影响，这可能会在人文科学术语中更加凸显，但也并不排除对自然科学术语的影响。认知术语学认为，术语是一个认知单位，在术语的内容中反映了人类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关于特定现实片段的知识界限[11]。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认为，术语史实际上就是知识史。不同民族对世界的认知方式是不同的，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知识的呈现方式也有所差异，我们所说的俗术语、类术语、初术语只不过是反映了人类获取知识的一般过程中的某一阶段④。表达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汉源术语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语境的感性特质，是折射中国古人科学思维进化的一面镜子。
汉源术语的特征是汉语术语研究关注的话题之一。一方面，汉源术语深受中华多元文化传统和中国古代哲学、逻辑学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汉源术语的创建基于汉语言文字和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发展史，因而，研究视角可多维，从中国哲学、中国逻辑学、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发展史、汉语词汇学及词汇史、认知科学等角度展开，逐步形成汉源术语研究的独特范式。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对以下问题做出回答，即术语的一般特性在汉源术语中表现程度如何，同时又有哪些术语的个性特征凸显出来？下文将主要围绕这两个问题阐释汉源术语的特征。
4.1 汉源术语的民族文化性
术语因与专业领域的科学概念密切相关而应具有严谨的科学性。但是，如前文所述，概念的形成受制于文化语境和民族思维方式。此外，学科特点不同，如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就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对概念的形成也会有很大影响。此外，概念也不是即刻产生于认识的初始阶段，而是需要经历一个认识过程。以上种种因素会对术语指称概念的方式产生影响，有些术语也许并不总是那么“科学”和“理性”，离开了民族文化背景，很难理解其内涵。例如，中医药学在发展过程中汲取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如老庄学派、阴阳家、儒家等)，其理论体系通过中医药学术语呈现出来。然而，对中医药学术语的阐释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母体。中医药学术语的独特性在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交融并保留至今。当然，中医药学术语的创建与发展也要遵循汉语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有学者指出，中医药学兼有科学性与人文性特征，因而其术语体系独立于现代医学之外。从学科属性来讲，中医药学属于自然科学中的应用科学——医学范畴，但它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条件下经历漫长的过程发展形成的，具有浓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底蕴和内涵。中医药学核心术语“医教”“医统”的创建则是基于儒家学说、佛教和佛统、道统，而“滋补”相关的系列术语如“食疗”“食补”“食治”“食忌”“食医”与中国传统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国有药食同源的说法，《神农本草经》就有“补”的观念，唐代更是有食治、食疗的风气，此后滋补之风盛行。
因此，厘清中医药学术语的内涵，关键在于厘清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这时要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即使专业语言也不例外。我们强调术语的科学性和现代性，但同样不能忽视术语的民族性和传统性。中国古代农学、算学、天文学等学科的术语体系同样体现出这一关联，即在科学理性方面有所缺失，人文感性特征凸显。例如，古代农学术语指称的是中国古人朴实的自然观念，是关于自然的初始认识。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术语本身，则更具有鲜明的历史文化传承性[12]。
4.2 汉源术语的自然性和经验性
恩格斯说：“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且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3]西方科学以抽象思维为特征，在分析过程中找出若干最简单的规定，再运用归纳或演绎，构建出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而中国古代科学由于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以整体思维为特征的较为独特的思维结构，确切说，是整体思维与经验技能两维互补的思维结构，例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属于技术工艺领域的科学，不是基于逻辑理论框架的理论自然科学。
当然，前科学时代出现的汉源术语尚处于人类认知的初级阶段，很多认识还只是零星火花或某种直观领悟，属于“幼稚型”或“匠艺型”思维模式，对自然现象和规律的认知、描述往往表现为原始、质朴的思想萌芽，话语体系也并非现代科学语言，其科学表述的严密性、系统性都还不高，专业词汇单位多为俗术语、行业用语甚至行话，其背后的理论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有很大距离。例如，公元6世纪贾思勰编撰的《齐民要术》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具有实用科学性质的农学著作。这部著作在农业生产经验、农学理论、研创农事技艺和农学方法等领域提出很多重要的术语。这些术语基于中国古代朴素的宇宙观，即一切自然事物有其自然本性，是自然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切自然的或人为的事物彼此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如各种农作物是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它们的自然属性。因而，很多农学术语的创建源于日常生活，源于人的农耕经验，这些术语指称朴素的自然概念，具有形象性、情感性等言语特征，这都与中国人喜欢直观、形象地看待事物有关。《齐民要术》中常会见到以农谚形式体现的理论性术语或经验性术语,如：
《齐民要术·种谷第三》：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14]81
“顺天时，量地利”是播种技术术语，其背后的理念是，“要顺应天时，水旱冰雹等因素为天时；
要量度地利，对土壤的认识则为地利”，这是贯穿《齐民要术》的主旨术语。上古时期出现的汉源术语多以俗语、谚语、短句等形式出现，这说明当时的思维方式属于“幼稚型”或“匠艺型”模式，术语的显性特征集中体现为自然性、经验性，感性多于理性，还达不到现代术语的智力水平。尽管如此，此类术语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世界的自然、原始、朴素的认知，这种认知对后世仍然具有启智作用(heuristic function)。2018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阐释了这一重要概念，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中华民族向来与自然和谐相处，按照大自然的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15]。
《齐民要术》中还有很多农业技术方面的经验性术语，如：
《齐民要术·杂说》：一切但依此法，除虫灾外，小小旱不至全损。何者？缘盖磨数多故也。又锄耨以时。谚曰：“锄头三寸泽”，此之谓也。尧汤旱涝之年，则不敢保。虽然，此乃例程。古人云：“耕锄不以水旱息功，必获丰年之收。”[14]30⑤
这里的“小小旱”(小小的干旱)、“尧汤旱涝”(尧时的洪水和汤时的大旱)、“锄头三寸泽”(锄头上有三寸雨)、“耕锄不以水旱息功，必获丰年之收”(不因为水灾旱灾，就停止耕田锄地，必定可以得到丰年的收成)等专业词汇单位，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人丰富的农业耕种经验。
此外，中医药学术语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即凭经验、感知而创建，有些远古时期的术语随意性大，缺乏逻辑性和科学性，稳定性比较差，很多术语至今仍处于“民间术语”的地位，但它们是对那个时期中医药学发展水平的重要记载。中医药学在中古时期比较关注烈性传染病，认为是鬼神肆虐所致，创建“恶疠”“鬼疠”“毒疠”“温疠”等一系列带有民间术语性质的词汇单位，指称传染性很强的一类疾病，反映了古人由于时代所限，在对疾病的认识中存在局限性，人们出于对疾病的恐惧，很容易认为是鬼神作祟[16]。但也有诸如“伤食”这样的原初术语进入中医药学术语系统，至今仍然在使用。
4.3 汉源术语的非单质性和混杂性
汉源术语的非单质性和混杂性特征多受语言因素制约。中国古代科学各学科术语的非单质性、非一致性或不均衡性特征比较突出。现代术语学理论认为，术语要内容准确，即术语的意义(术语的定义)要明确、清晰，不受语境制约，术语所指称的专业概念要借助科学定义加以确定，这是术语与普通词的本质区别。另外，术语最好是单义的，术语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是单参照性，至少理想的术语应该是这样的。在同一术语系统内，任何一个术语应该与一个且只与一个概念相对应，这也是对术语标准化的要求。
我们知道，科学的发展和人的认知能力逐渐加深会使概念的范畴或内容发生变化，而用作指称概念的术语却依旧沿用，这就会导致新旧术语之间的关系不对应甚至混乱，术语的单义性规则被违反[17]。例如，在中国古代农学术语中，非单质性和混杂性特征比较突出，如：
《齐民要术·耕田第一》：春耕，寻手劳；
古曰：“耰”，今曰“劳”。《说文》曰：“耰，摩田器。”今人亦名“劳”曰“摩”。鄙语曰：“耕田摩劳也。”秋耕待白背劳。春既多风，若不寻劳，地必虚燥。秋田塌实，湿劳令地硬。谚曰：“耕而不劳，不如作暴。”盖言泽难遇，喜天时故也。桓宽《盐铁论》曰：“茂木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14]40⑤
我们将这段文字中的术语提取出来，创建以“劳”为主题的术语集(terminology)，如图4所示。
图4 “劳”主题术语集
在该术语集内，术语“劳”是核心术语，围绕“劳”的专业词汇单位形式多样，有字、词、词组、俗语、谚语；
术语及其派生术语。从语义角度看，有术语及其曾称；
术语及其同义术语。此外，术语“劳”具有范畴多义性：既表示工具(一种用于弄碎土块、平整土地的农具)，也表示行为(用耢摩平)，包括“寻手劳”(随即用耢摩平)和“白背劳”(等地面发白再摩)两种方式。“寻手劳”和“白背劳”各有与之相联系的若干词汇单位。有意思的是，文本中还出现了“劳”在历时层面的古称“耰”和共时层面的同义术语“摩”。由此可见古代农学术语在具体文本中表现出的复杂性，同时也说明古代农学术语偏重经验和直观感受，如农谚比较常见，呈现出古人对生产活动的生动总结。
中医药学领域也有很多术语具有言语性特征。例如，术语“心主血脉”“心藏神”⑥属于短句形式术语。再如，“回光返照”“姜桂之性”“霜露之病”⑦则是带有熟语性质的词汇单位。实际上，上述术语已失去术语的功能，进入了日常语言，在日常语言中还可能会产生引申义，而其背后的医学概念则成为典故，这就是发生了所谓的非术语化(determinologization)。
4.4 汉源术语的意象性和情境性
源于远古时期的汉源术语是各行业领域的专业词汇，确切地说，是基于古汉语词汇单位，以单音词为主，通常一个字就是一个词。汉字属于意音文字，可以借助字形的分析而推知字的本义，由本义再产生出多种引申义[18]。字在中国古代语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中国古人的心里，语言是神创的，对文字充满敬意。正因为中国古代语文把“字”看作语法的基本单位，所以汉语形式松弛而容许有丰富的语义解释[19]。有学者指出，印欧语是从意义到语音再到文字，语音作中介，走的是曲径，而汉语是从意义直接到文字，走的是直径，语音是伴生的附属性成分。从文字直接联系的对象讲，印欧语直接联系的是语音，而汉语则是语义。造词之初，一个字就是一个概念[20]。字的灵活组合体现了汉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具有直觉性特点，重感受、重意合，具有意象思维特征，反而对形式不太关注，是以自身“形象”直观表“意”的视觉符号。例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晨”的阐释：
四时所见有早晚，至辰时四时毕见，故“日”加“辰”为“晨”，谓日始出之时也。[21]
《梦溪笔谈》中，与天有关的词汇单位多以“辰”为名，一日为“一辰”，日、月、星为“三辰”等。四季中日、月、星同时出现的时间有早晚，到了辰时则无论四季都能见到，所以“日”+“辰”为“晨”，意为“太阳刚出现的时候”。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汉字所带来的画面观感，从某种意义上讲，汉字的独立表意切断了与现实的联系，产生了理解上的距离和多义性，是一种意象思维，汉字需要看“字”而不是闻“音”。
另外，汉源术语的创建多依赖于语感、经验和语境，这种主体性思维模式使汉源术语基本上不受形态制约，形式上“多姿多彩”。无论是在百科或专科词典中的语言术语还是中国古代科技典籍中的言语术语，不仅体现为字、词或词组形式，还有大量的短语短句、熟语谚语、民间术语甚至行话。前文曾提及《齐民要术》中就有大量的民间术语、行业用语和农谚，具有鲜明的言语化特征，稳定性也不强。
但正如俄国术语学家沃洛季娜(M. N. Volodina)所言，术语本身凝结了普通语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信息，它既是语言单位，又是知识单位[22]。作为语言单位，术语要受语言内外因素的影响，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水平会影响到术语的科学程度，而对概念的命名与各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特点密切相关。术语与科学语言中单纯的符号不同，术语是语言的代码，将术语的意义完全公式化是不可能的。作为知识单位，作为一种表达概念的符号，术语是程式化的、抽象的，以此不同于自然语言的词汇单位，但即便如此，大部分术语还无法脱离语言符号。所以，术语既突出形式化、抽象化的特点，又兼有语言符号的所有特征。古希腊数学家认为，数学是人们头脑思辨的产物，是一种理性思维方式，数学术语最为抽象化和程式化。但是，在中国古典数学领域，数学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数学所解决的问题基本围绕人们日常生活、生产的实际问题。研读中国古代科技名著《九章筭术》(刘徽注)，会发现其中的数学术语受中国哲学——逻辑学思想影响颇深，“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23]5，此句中的术语“阴阳”⑨思想贯穿整部著述。例如，数学上互相对立又联系的概念“法与实”“数的大与小”“整数与分数”“正数与负数”“盈与不足”“图形的表与里”“方与矩”等，都分属阴阳。刘徽考察了数学中阴阳的对立、消长，才找到数学的根源。他最推崇墨家，割圆术中的“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思想就源于《墨经》。
另外，很多中国古典数学术语因源于日常生活而具有情境性特征，如：
以景差为法，表高乘表间为实，实如法而一。[23]9
此处术语“实”指被除数，在中国古典数学中被分割的东西，即被除数，都是实际存在的东西，故称为“实”。可见，理解这一术语的内涵是需要考虑情境因素的。但这也说明，科学语言同样具有语言的交际功能，只是用于“窄”(专业)范围的学术交流，术语的创建也要受制于社会环境。中国古典数学术语恰好可以说明这一点。
严格讲，上述四个方面的特征也许并不足以概括汉源术语特征的全貌，且这四个特征也并非处于同一平面。其中，民族文化特征是最主要、最具特质且具有决定性的。自然性和经验性特征与思维模式相关联，会衍生出非单质性和混杂性、意象性和情境性特征，但这些特征同时又受到民族文化因素的制约。
综上，汉源术语是中国古代科技文化思想的语言表述单位，其所有层级都要置身于中国文化语境之中。汉源术语及其背后的概念，呈现出中国古代各具体学科的发展脉络，有助于了解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发展状况及其动因，揭示中国古人对世界的独特认知。无论是对科学的领悟、技术的掌握还是法律、道德标准的规范，在所有这些领域，汉源术语关于现实的知识组织与分类都彰显其科学认知的本质。
黑格尔说，只要一提到希腊，就有一种“家园之感”。那么大的欧洲把那么小的希腊当作自己的家园，这话不是偶然的，但是我们要了解的这个“欧洲的家园”，它还有它的根，它还有它的源，就像我们中国追求自己的古代历史一样。研究汉语专业语言，研究汉语术语，其实，也是要寻这个“根”的。
注释
② 郑述谱曾任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与黑龙江大学共建的术语学研究所所长。
③ 此处名称相关理论是俄国术语学理论观点。在专业词汇中，名称的地位仅次于术语。广义上，名称泛指所有概念的名称。一般概念的名称是术语，个别概念的名称则近似于专有名词。此处名称为狭义理解，是称谓个别概念的专业词汇单位。关于术语和名称的划分，参见《术语学》(格里尼奥夫，郑述谱等译，2011)，41-48页。
④ 根据术语指称概念的特征，即从称谓朴素概念到科学概念的认识过程中相应产生一系列的专业词汇类别，如俗术语、类术语、初术语等，其详细释义参见《术语学》(格里尼奥夫，2011)，49页。
⑤ 此处引用例句中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所标注的词汇单位视为语义完整的专业词汇单位。
⑥ 心主血脉，指心气推动血液运行于脉中，流注全身，循环不休，发挥营养和濡润作用；
心藏神，指心具有主宰五脏六腑、形体官窍的一切生理活动和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功能。参见术语在线，https://www.termonline.cn，术语条目“心主血脉”和“心藏神”。
⑦ 回光返照，中医望诊术语，指病人重病不起，百治不愈，忽然间神志清醒或兴奋，这是人体应激反应的一种表现，是神态反应的假象，出自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姜桂之性，指生姜越老水分越少，油脂越多，因此越老越辣；
桂皮干燥加工成肉桂，越老味越辛烈，出自《宋史》。霜露之病，指因感受风寒而引起之病，出自《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参见《汉语中医词汇史研究》(陈增岳，2017)，85-86页。
⑧ 阴阳，指中国古代思想家用以解释自然界和宇宙万物中两种既对立又互相联系、消长的气或物质势力的术语。参见《九章筭术》(郭书春译注，20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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