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若雨，李晓哲，林元彪
(1.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41；
2.上海大学，上海 200444)
经过近10年酝酿，美西方国家内部民粹主义和多元化政治力量的对外经济政策日趋成熟，以政治正确、形象正确和环境正确[1]为中心的国际竞争手段比以往更具有隐蔽性、破坏性。较之容易受到反制裁的关税等传统手段，近年来美西方国家更倾向于使用他们所掌握的多种认证体系，构筑抵制我国原材料出口国际产业链的阵地，使我国处于反制难度大、迂回路径有限的被打击地位。这些美西方国家把持的认证机构托名非技术因素，针对中国原材料生产的劳动密集这一特点展开围攻。劳动密集型产业涉及与人有关的因素较多，容易遭遇蓝色壁垒[2]，而西方的认证体系以权利为标杆，使得蓝色壁垒越来越高。目前，已有研究主要着重单一原材料的技术因素贸易壁垒：大量研究关于棉花贸易的发展变化，影响棉花国际贸易的技术因素以及世界棉花生产、消费的情况[3-5]；
木材产业市场集中度过高、产品结构不合理等国际贸易现状[6-7]；
水产品贸易技术性壁垒、贸易结构、经济政策等研究成果十分丰富[8]。随着蓝色壁垒、人权政策等贸易风险的增大，美西方国家把持的认证机构托名非技术因素针对我国原材料生产(包括海鲜水产、果蔬园艺)的“劳动密集”特点展开围攻。本研究立足我国棉花原材料、木材、海鲜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分析相关竞争国家及其与原材料认证机构的利益关系，研判相应的风险隐患，并尝试提出对应措施。
棉花原本是土地密集型经济作物，其主导因素是种植面积和种植技术。棉花消费量的影响因素则有赖于劳动密集型的下游加工业以及人口规模。而在国际贸易方面，棉花出口的主导因素是可输出产能，但近年来地缘政治因素对棉花进出口的影响日渐显著。
1.1 国际棉花竞争关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于2020年7月16日共同发布的《2020—2029年农业展望报告》(简称《报告》)显示，棉花生产国中产量排名前几位由高到低依次是印度、中国、美国、巴西等，此4国棉花产量占世界棉花产量的70%～75%，其中印度和中国约占45%～50%，美国是全球第三大棉花生产国。印度和巴西的产量未来预计将保持上升势头。棉花出口国排名依次是美国、巴西、印度、澳大利亚。美国是全球第一棉花出口国[9]。尽管随着新型棉花育种和种植技术在世界范围推广，美国棉花出口量有所下降，但其仍然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棉花出口国。中国和印度是使用棉花最多的国家。《报告》显示，近3年中国在原棉纤维加工成纺织品和服装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占全球棉纺厂使用量的 1/3。印度的棉花消费量位居全球第二，约占总量的20%，巴基斯坦的消费量占9%。近年，孟加拉国和越南的棉花使用量呈上升趋势。中国实施棉花储备管理制度，是全球第一大棉花进口国。2021年前4个月主要进口来源国按进口量排名依次为美国、巴西、印度。国际上，由于纺织业与服装制造业的转移，孟加拉国、越南、土耳其等国家对棉花进口需求量逐年扩大(图1)。
1.2 美西方国家对国际主要涉棉认证体系的操控
国际主要的涉棉认证体系本质上都可视作美国体系，其操控方式包括提供政治资助、占据关键人事职位、扶持非政府机构、利用龙头企业优势等。各种认证体系的话语权关键不在技术，而是地缘政治、绿色政治和形象政治。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etter Cotton Initiative，BCI)于2009年注册，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伦敦设有4个代表处。2019年BCI认证的棉花约600万t，接近全球总储量的1/4，主要来自巴西、中国、印度，其认证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花约50万t。BCI官方表示从2020年3月起，停止认证中国棉花。BCI认证虽标榜的是通过“透明”促进可持续目标、生产者的社会和经济责任，但其实际上是概念的、政治的认证。与一般的产品认证不同，BCI本身没有技术和产能，主要资金来源于美国政治资助而非产业界。2019年美国Supima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Marc Lewkowitz担任BCI新任理事会主席，而美国Supima公司正是美国皮玛棉农的促销和营销组织。其次，它接受美国实施对外民主渗透的核心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的长期资助。
全球有机纺织品标准(Global Organic Textile Standard，GOTS)，由国际天然纺织品协会(IVN)、日本有机棉协会(JOCA)、美国有机贸易协会(OTA)、英国土壤协会(SA)共同开发。GOTS通过产品的生产管理、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三方面建立全球广泛认可的标准，从原料收获到产品加工、销售都有涉及。但GOTS是一个从人员到技术完全由美西方把持的认证机构。所有成员全部来自美西方国家(包括日本)，无中国籍或中国背景的委员。现任营运主管Rahul Bhajekar是印度籍美国移民，首席专家Elizabeth Bennett是美国路易克拉克大学专攻国际关系和人权研究的学者，标准委员会成员Jan Furstenborg是芬兰籍的“社会责任”专家，与H&M、Inditex(印地纺)、家乐福集团公司关系极密切。中国标准虽然在技术层面上被GOTS吸纳，但在“政治正确”“环境正确”“形象正确”方面没有话语权。2020年3月，GOTS 5.0及其实施手册发布，更新内容中明确中国有机标准(GB/T 19630—2019《有机产品 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但 GB/T 19630—2019《有机产品 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只是常规的有机纺织产品技术标准，不是“全生命周期”的标准，更不涉及生产以外的“社会”要素，事实上属于被支配的地位。
有机含量标准、纺织服装全球回收标准、人道负责任羽绒标准等其他被美西方操控的认证体系也占据要位。有机含量标准(The Organic Content Standard)是由美国非营利组织“纺织品交易所(Textile Exchange)”推出的有机认证标准，简称OCS认证，在全球的影响力极其重要。同时，纺织品交易所还牵头纺织服装全球回收标准认证(Global Recycled Standard，GRS)。此外，美国威富公司旗下著名服装品牌The North Face牵头的人道负责任羽绒标准认证(Responsible Down Standard，RDS)也有重要地位(图2)。
我国的木材加工产业链与棉花产业高度相似，原材料进口和制成品出口均面临欧美认证打压的巨大风险，并已经开始表露迹象。截至2020年底，全国保有胶合板类产品生产企业15 200余家[10]，是典型的小企业为主的劳动密集行业。全国产能分布在26个省(市、区)，其中山东省临沂市，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宿迁市沭阳县和泗阳县，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福建省漳州市是当前我国新的胶合板“四大基地”，而浙江省嘉善市、河北省邢台市作为曾经的两大基地，也保有可观的生产能力。总年生产能力约2.56亿m2，近5年围绕3亿m2波动，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约80万人。
2021年5月31日，英国《卫报》——也就是炒作我国新疆人权问题的始作俑者，再次挑起事端，连续发表专门报道，指责我国在太平洋地区“过度攫取自然资源”。在可见的未来，我国的相关产业将面临巨大的地缘政治、绿色政治[11]和形象政治压力。
2.1 我国木材加工在全球的地位及面临的风险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木材加工出口国，同时又是最大的原木进口国。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之前，以用途最广的胶合板(plywood)为例，我国的出口比重占到全球27%以上。同时，我国的带皮原木(rough wood)进口份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51%，进口依赖程度极高[12]。
当下，欧美对中国木材加工意图实施产品输出和原材料输入双向夹击。产品输出方面，2017年美国认定我国胶合板对美国“倾销”[13]，2018年欧盟对中国家具板材发出环保新要求[14]，两方面合力对我国企业造成很大的影响，不少企业甚至只能通过第三国中转出口欧美，规避相应的惩罚措施。未来很有可能对我国原木进口施加“环境保障”和“劳动条件”压力，从而提升我国木材加工业的成本，减少国际竞争优势。
2.2 国际主要木材加工认证体系
国际森林产业标准滥觞于欧洲(特别是北欧)，相关技术标准一直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成为借环境问题实施贸易保护的“绿色壁垒”；
而美国则是非技术因素标准的倡导者，特别是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体系(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International Standard，SA8000) 被认为是借劳工权利实施贸易保护的“蓝色壁垒”。
在中国开展认证最多的是森林管理委员会体系(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FSC)，主要形式有2种，一是森林经营认证(Forest Management，FM认证)，涉及森林规划、造林、采伐等；
二是产销监管链认证(chain of custody，CoC认证)，涉及从原木运输、加工、流通直至最终消费者的整个产品链认证。FSC地缘政治、绿色政治和形象政治色彩浓厚。中国虽是FSC成员(2016年)，但在FSC政策层面没有话语权。FSC董事会12名成员无一中国籍或中国背景成员，美西方国家成员6人(其中欧洲3人)，拉美国家成员5人，南亚国家成员1人。总干事Kim Carstensen为丹麦籍生物与社会专家。FSC官方表示遵循10项原则，第1条为“遵守国际法规”，第2条为“工人权利和劳动条件”，第3条为“土著人口权利”。这表现出明显的地缘政治、绿色政治和形象政治色彩。
SA8000强调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要承担保护劳工人权的社会责任，是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1997年由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组织(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简称SAI)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组织制定。近年来，美国有感于制造业的竞争力不足，在全球高举“蓝色旗帜”。这套标准是我国产品国际认证道路上的一道巨大障碍。SA8000颁布后，在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很快获得广泛支持，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有力工具。贸易保护主义者与人权组织联手，以SA8000的名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及皮制品、小家电、家具等行业的出口进行全方位限制。未来，SA8000将会进一步深入美西方各种认证体系，并与政治正确、环境正确和形象正确等势力相结合，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普遍重视的标准。
欧盟和美国还各自拥有相关的非技术或技术标准。2013年《欧盟木材法规》实施，重点是打击非法采伐的木材。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实力的大公司可以通过FSC等认证获得豁免，事实上是在强制推行他们所掌握的国际产业标准。而在技术层面，欧盟的产品安全认证——CE认证(CE代表Conformite Europeenne，欧洲统一)在国内产业界是公认的“绿色壁垒”，中国家具出口欧盟屡遭CE标准阻挡[15]。美国在强力推行SA8000体系的同时，还拥有世界排名第三的森林认证体系——可持续林业倡议(SFI)，这是完全由美国把持的认证体系。此外，木材制品方面，美国环境保护局EPA认证以及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CARB)认证也是业界公认最难通过的林木产品认证。从2009年开始，进入美国市场的复合木制品和含有复合木制品的成品必须通过CARB认证。近来，英国《卫报》大肆炒作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原木进口和采伐，我国木材国际出口的认证风险陡增。
目前食品领域的海鲜和水产品已出现风险信号。无论是市场竞争关系还是地缘政治关系，我国的海鲜和水产品均最有可能成为遭受欧美认证打击的对象。2021年5月11日，美国国会批准《非法渔业及强迫劳动预防法案》，而推动这项法案的就有美国国家渔业研究所[National Fisheries Institute (USA)，NFI]，它也是美国最大的渔业贸易集团。
3.1 国际水产品生产国情况
FAO织统计数据库数据显示，我国水产品出口量世界第一，占全世界水产品出口的14.5%；
美国第二，占比为8.31%；
德国第三，占比为7.22%。然而欧盟各国的渔业政策统一，从竞争关系看应当视为一个市场主体，因此在事实上是中国旗鼓相当的对手。再从主要出口国的地缘关系来看，我国也最容易遭受欧美日认证体系的联合打击。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远洋渔业船队，国内则形成了以辽宁省大连市、山东省青岛市、浙江省舟山市、广东省湛江市等为中心的水产品来料加工基地。然而，我国水产品产业的劳动力问题较突出，尤其是在远洋捕捞方面依赖大量外籍劳动力，使得该部分因素难以掌控。因此，相关领域不仅会存在SA8000体系问题，更甚者会被指责涉嫌IUU渔业[16]。
3.2 美国制定新法打击“IUU渔业”，剑指中国
“强迫劳动”在美国最先就应用于海鲜及水产品领域。2005年一些人权组织发现部分东南亚国家的海鲜产业存在使用贩卖人口作业、劳动条件恶劣等情况，但当时(共和党执政)并未引起重视。2015—2016年，《纽约时报》《卫报》、美联社以及一批重要非政府组织相继报道强迫移民从事海鲜产业的情况。此后，美国政府(民主党执政)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并使得“IUU Fishing(非法、无举报、无监管渔业)”成为一个专门的概念。2021年5月美国通过《非法渔业及强迫劳动预防法案》，以法律形式全面加强进口水产品的全产品链劳工权利审查。
美国新法案将彻底改变国际渔业对美国出口的认证规则。《非法捕渔及强迫劳动预防法案》指定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采用《关税法》作为执法的准据法，同时授权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制定审查程序。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新法以“国别”为处罚对象。美国国会将在NOAA的数据建议下，对涉嫌IUU渔业的国家——不只是涉事的具体船只实施制裁，包括全产品链的产品禁令、禁止停靠美国口岸港等。
NOAA目前没有公开数据，更没有“议程表”，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在任何时间——或“时机”宣布对另一国的认证结果。对于出口国而言，相应的政策风险则是随时可能落地的靴子。美国国内舆论认为，美国市场60%的水产品涉嫌IUU渔业，多数与中国供应链有关。美国新法显然剑指中国水产品出口。
3.3 美欧水产品认证技术标准
美国是我国水产品的第一大市场，欧盟作为全球最大的水产品出口目的地，则是我国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欧洲联盟(简称EU)实行“进口来源控制”，即首先为出口国认定并指派“主管当局”，继而与该国的主管部门商谈、制定符合要求的出口条件并达成协议。其中，最重要的管控标准是《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同样执行HACCP标准。FDA要求所有近岸水产品(包括境外进口)在进入美国零售之前全流程检测有害物质并实施控制措施。
HACCP要求相当严格，不少企业动辄触禁。从现有的数据(2018年)来看，欧盟与美国对我国的水产品查扣通报批次分别达到57、236个批次。可见，我国对美国和欧洲的水产品出口均或多或少遭受到技术性贸易壁垒[17]。
我国原材料生产具有“劳动密集”的特点，涉及到“人”的因素较多，在国际认证当中特别容易在政治正确、环境正确和形象正确等非技术层面遭遇攻击。同时，非技术因素的认证指控涟漪效应明显，向其他原材料生产领域的扩散风险较大(如最近的中美海鲜风波)。另外，原材料生产所需要的规模效应往往需要政策扶持或引导，又会导致相应经济政策(如扶贫产业)遭受国际舆论在政治体制上的攻击(图3)。
4.1 打击我国原材料产业优势
首先，托名与“劳动者”有关的非技术因素，构筑精准打击我国原材料产业优势的“反斜面阵地”(图3)。美西方认证“抹黑”中国棉花、海鲜的借口，均直接针对我国农业的“劳动密集”优势[18]。这些捕风捉影的指控就我国原材料生产中涉及到的“劳动者”因素借题发挥，目的在于精确打击、削弱乃至消灭我国原材料产业因人口红利而带来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又因这些认证指控完全基于非技术因素，对我国而言往往构成反证无力、反制无门的棘手难题。其次，伏击我国原材料产业形成规模的有效政策成因，歪曲“中国模式”的根本性质。美西方国家的认证体系基于发达国家原材料产业模式的“政策形象”，瞄准我国产业存在基础薄弱、需要政策扶持等特点，歪曲我国各级政府旨在摆脱贫困、发展经济的有效政策作为，企图通过否定有效政策成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模式”。再次，阻止广大发达国家借鉴中国经验发展原材料产业，巩固美西方国家对国际原材料供应链的垄断地位。对中国原材料的认证否决，可以视作是美西方国家对全世界有意学习中国经验者的恐吓。美西方国家利用认证体系抵制我国原材料，在世界范围内狙击中国模式的推广(参考“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脱贫工作坊)，扼杀未来更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竞争力量，从而巩固美西方国家在国际原材料供应链上的垄断地位。最后，利用“认证”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作为伪装更具有迷惑性和杀伤力。相较于政府直接制裁，美西方国家通过认证否决，能够在更大范围误导大众对中国原材料、中国模式的理解。美西方惯于利用英语媒体行业的优势操控国际舆论，当代国际政治三人成虎的案例数不胜数。这些歪曲事实的反面言论，经传导可能会误导国内社会舆情致使部分群体出现“人心向外”，对事实和中国模式作出错误判断。
4.2 破坏我国重点原材料产区(新疆)社会经济
首先，否定我国新疆地区的农业政策。新疆棉本来是中国讲好“民族亲”“民族富”的典范。新疆的棉花种植规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与新疆农业政策的引导和帮扶密不可分。新疆棉花开启规模发展之路是198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建制后直接推动的结果。“八五”“九五”期间，新疆棉花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到1993年新疆棉花种植规模位居全国第一。美西方认证“抹黑”新疆棉是对我国新疆地区农业政策的否定和诽谤。其次，破坏新疆的社会经济成果。新疆棉是当地种植业的支柱，被认证体系阻拦之后，我国的自产棉将因不能进入国际产业链而丧失其大宗经济作物的价值。同时，棉农对政策的信心将受到直接的影响，并传导到未来的棉花种植面积。进而对新疆居民的收入、就业、社会保障产生巨大影响。棉花产值占全疆种植业的65%，全疆有50%的农户(其中70%以上是少数民族)从事棉花生产，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5%来自棉花，在阿克苏、喀什等主产区则高达60%(占少数民族集中地区棉农收入的80%左右)。如果再波及园艺农业，新疆的基础农业将会面临系统性风险。最后，可能波及新疆的番茄、苹果等具有原材料属性的重要园艺农业产品。相比属于土地密集型的棉花，新疆的苹果、番茄以及“园艺农业”产品更直接属于劳动密集型作物，极易在美西方把持的认证体系当中遭遇类似问题。而新疆的苹果(果汁加工)、番茄(酱料加工)，又在国际产业链当中融入较深，原材料国际市场份额占比大(新疆番茄酱产品占欧洲市场的70%)，均是具有较高价值的打击目标。
4.3 危及更多新疆少数民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认证
首先，波及葡萄叶、食用菌、馕产品、黑蜂产品、食葵等直接面向欧美市场的民族特色食品加工业。这些产品从原料到工艺往往均具有民族特色，以少数民族为生产主力，同时机械化程度低。面对欧洲繁琐苛刻的食品认证体系，这些民族特色食品加工行业在接受认证时很容易受到非技术层面劳动力因素的影响。未来食品加工领域需要高度重视原材料和产品的认证风险。其次，涉及鲜果(苹果、香梨、葡萄、杏等)、浆果(沙棘、枸杞等)、特色养殖等因技术条件目前只能依靠人工采收的产业。这些产品的劳动力密集特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鲜果和浆果的机械化采摘对地形要求很高，必须在果林植苗时即按照相应采收设备的标准设置果树间距。可以预见，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劳动力因素的风险仍将突出。相应地，还包括新疆“一村一品”工程下的乡镇产业。作为新疆发展农村和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举措，“一村一品”工程以葡萄、核桃等特色种植和肉牛、肉羊等特色养殖业为主。由于农村本身的生产生活条件有限，其中的政策因素和劳动力因素在国际认证方面的非技术因素风险不容小觑。最后，新疆的跨境电商和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新疆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条件和地理环境。作为亚欧入口，阿拉山口口岸、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对跨境电商和物流业务至关重要，涉及的从业人员广泛，小微企业较多，且直接面对欧盟物流认证(ELA)。相关中国企业应高度重视ELA各方面的认证准则。
4.4 削弱我国来之不易的(棉花)国际定价权竞争力，加大我国的原棉进口依赖
首先，通过否定中国(棉花)产能的国际产业链合法性，打击甚至夺取我国来之不易的(棉花)国际定价权竞争力。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首先依靠的是面向国际产业链的“可输出产能”，美西方国家停止认证中国棉花，实质上是在否决我国棉花产能的“可输出性”。纽约商品交易所是棉花贸易定价中心，正是因为美国的可输出棉产能全球第一。2017年郑州商品交易所将棉花期货基准地调整至新疆，依托的也是新疆的棉花产能。从全球范围内看，能够与美国争夺国际棉花定价权的只有中国。BCI停止认证中国棉花本质上是排斥中国供应链。在国际贸易体系当中，原材料认证否决是对其国际产业链价值的根本性否定，这就意味着中国棉花不能对接国际市场，丧失国际“可输出”属性，不再具有大宗经济作物的价值。因此，被美西方把持的国际认证是我国夺取国际棉花定价权路上的“拦路虎”。其次，加大我国的原棉进口依赖，增加下游行业风险。我国自产棉被美西方认证体系阻拦之后，国内“认证棉”的需求缺口大增，而这种情况下的国家储备棉作用机制尚需理顺，这必然会导致进口依赖程度增加。与之相应地，棉油、棉粕、棉籽等下游行业如需对接国际市场，将面临服装行业同样的供应链问题。
4.5 制造地缘政治风险，扰乱我国重大地缘战略布局
首先，美西方国家通过“人权”挑拨中国与全球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为“一带一路”倡议制造地缘政治风险。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对我国地缘战略布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总共17亿左右，其中75%左右生活在“一带一路”区域。2021年5月28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对我国某渔业企业实施进口禁令，理由是指责该企业的印尼籍员工“被强迫劳动”——印尼正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其次，通过“环境”挑拨中国与重点原材料进/出口国的贸易关系。英国《卫报》发长文《The $3bn Bargain：How China Dominates Pacific Mining，Logging and Fishing》批评中国“攫取”亚太的木材和渔业资源，称中国几乎接受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全部出口木材，并称其中70%均为非法采伐——对FSC森林认证的直接违反。而美国在审议《非法渔业及强迫劳动预防法案》时也称美国市场60%的水产品涉嫌IUU渔业，多数与中国供应链有关。两国的舆论对中国与亚太国家的资源贸易造成负面影响。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待中国的态度完全不同于以往。当今应对美西方认证打压的关键在于争夺国际原材料认证的话语权，化被动为主动，建设立足中国优势的非技术层面的关键话语，走出美西方国家设置的无形陷阱。中国优势在非技术层面的关键话语可以包括鼓励“减贫原料”保障人权、呼吁“包容原料”保障民族发展权，倡导“进步政府”推进发展中国家原材料产业政策国际合作。通过这3个大的方面，为中国原材料产业链修筑立足中国优势的政治正确、环境正确和形象正确高地。
5.1 效仿美西方国家以立法形式保护我国的“关键原材料”进出口的弹性
首先，效仿美西方国家，以本国的原材料保护法防御相应产业链的国际风险。近年来，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日本等出于地缘的不信任，相继制定或调整“关键原材料(critical raw materials，CRW)”行动计划，又以美国最全面、彻底。各国CRW的具体清单各有差异，但主要考量要素均有2点：一是材料的经济重要性，二是该种材料面临的供应风险。其中，供应链风险又以地缘政治为中心。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关键原材料、关键零部件供应链的安全目前缺少法律保护依据，这是亟须解决的问题。美西方国家的CRW机制是近年的新举措，我国正可同步针对性地展开布局，国际舆论上也不会处于被动。其次，发挥法律“透明性”的特点形成战略威慑，并为未来可能的保护措施和反制措施奠定法律基础。当前，全球各大国的国际治理均趋向以国内法作为准据法，而法律具有透明性、强制性，容易形成战略威慑力。再次，美西方把持的国际“认证”，既然不适用传统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我国与之相应的保护措施和反制措施就需要国内法作为法律基础，从而保护我国走出“反斜面阵地”的被动处境。最后，依法设置并完善我国自有的认证体系，特别要专门补充“非技术认证要素”。传统上，我国学界、技术领域、标准体系对国际主要的“非技术认证要素”的重视程度不够。若干国家标准体系在技术层面上日臻完善，但非技术要素涉及较少，亟需重点加强。
5.2 倡导“包容原料”，发起全球“原材料减贫指数”，并呼吁全球认证机构吸纳
首先，抢占“包容性经济”的先机，在国际产业链中倡导“包容原料”，修筑原材料生产的地缘和形象高地。最近1～2年，特别是COVID-19疫情之后，美西方发达国家为解决国内日益严峻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开始重视以直接的政策干预扶持国内少数民族企业主，称作“包容性经济”(inclusive economy)。我国更具有实施包容性经济的政治优势，应当抢占“形象先机”。鼓励国内(外)大型企业优先采购(中国和海外)欠发达地区的原材料，在国内外产业链倡导使用“包容原料”，并实行税收(关税)等优惠政策。其次，深挖我国扶贫数据，发起全球“原材料减贫指数”。立足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优势积累，定期公开发布各地区重点原材料的减贫指数(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种植业、园艺业、水产业)，并逐步要求国际对华出口企业主动披露相关数据。同时，利用“原材料减贫指数”为我国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开展全球倡权。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的地缘分布，相应倡权行动不仅能够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更可以收获地缘效益，进一步强化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关系。最后，在中国进口/出口博览会开设专门展区，展示国内国际产业界使用“包容原料”以及“原材料减贫指数”的实效。这也是应对美西方国家“人权挑战”“绿色挑战”的有力武器。
5.3 倡导“进步政府”，加强发展中国家原材料政策合作，向国际认证机构发起倡权行动
首先，倡导“进步政府”，鼓励全球各国共同实施“原料减贫”战略，并协调各国政策。借力美西方国家标榜的“负责任的经济(responsible economy)”社会责任，积极呼吁“贫穷不是人权”，妨碍脱贫是对人权的侵犯，充分开发全球各国(包括中国)消除绝对贫困过程中的政策作为效果，作为发展中国家推动人权发展的典型。其次，向国际认证机构发起倡权行动，对美西方国家把持的认证机构施加国际舆论压力。组织发展中国家定期向全球主要认证体系发布公开呼吁，要求将“包容原料”和“原材料减贫指数”纳入认证体系。对于标榜“政治正确”和“形象正确”的美西方国家而言，这是揭穿他们虚伪面具的有力举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这些认证机构引入非技术因素的“反斜面阵地”。
美西方国家在认证领域的经验积累较多，许多国际认证体系甚至可以视为美国体系，重点人事职务、核心运作均与中国无缘，此局面亟须改变。因此，国内学术界、产业界尚需加强相关研究，提高参与意识和参与度。加强国内“走出去”和“走进去”2种意识，一方面让我国的体系、产品、标准走出去，同时还要走进国际现有的主要体系，享有平等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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