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是削弱认同的力量，也是增强认同的动力。其在冲击和弱化爱国主义认同基础的同时，又在彰显和强化着爱国主义认同的坚实根基，使爱国主义认同问题的意义更为凸显。民族国家界限和国家利益差异的客观存在，决定了爱国主义仍然是当今世界各国凝聚国民力量、捍卫国家利益、实现繁荣富强的基本精神动力。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双重浪潮冲击下，国家与人民利益的休戚相关，是当代中国大力倡导爱国主义认同的客观基础;实现中国梦的使命担当，是当代中国大力倡导爱国主义认同的现实需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是当代中国大力倡导爱国主义认同的国际视野。
关键词：全球化挑战;爱国主义认同;基本精神动力
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8-0009-07
爱国主义作为凝聚国民力量的基本精神动力，具有强大的政治引领、民心感召、组织动员等功能，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中发挥着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利益、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认同是人类行为与动力的持久源泉，是“更稳固的意义来源”①。爱国主义只有得到了广泛认同，其功能性作用的发挥才具有内在动力和现实效应。然而，在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当下，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交往全球化的叠加效应，冲击着爱国主义的认同环境和基础，加剧了爱国主义认同的困惑和分化。于是，“爱国主义过时论”“爱国主义等同于狭隘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就是民粹主义”等错误思潮开始泛滥，模糊了很多人对爱国主义的认知。基于此，本文着重分析全球化对爱国主义认同的影响，探讨全球化背景下爱国主义认同的内在逻辑以及当代中国大力倡导爱国主义认同的必要性。同时，对几种错误观点进行剖析。
一、全球化对爱国主义认同基础的冲击
爱国主义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认同、热爱和忠诚自己祖国及关心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感情和行为的统一，反映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和国家对公民的政治与道德原则要求。人们对其民族国家的认知、对民族历史文化和奋斗发展道路的理解、对国家与自我关系的感受以及对国家的认同，构成了爱国主义存在发展的基础和内核。全球化的“去除边界化”趋势，使世界各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主权时空愈来愈变为超越一切主权地域的世界时空”②。其中，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对公众身份认同和国家意识的弱化最为凸显，使爱国主义认同原有的稳定性基础发生了变化。
其一，超国家权威的政府间组织影响的扩大，国家自主权运作空间的受限，驱使民族国家主权部分让渡，削弱了爱国主义认同的政治基础。民族国家及其主权是爱国主义的政治基础。经济全球化“创造了一个不再是由国家主导经济力量的世界，而是一个由超越国家的经济力量主导国家政策的世界”③，驱使生产要素突破国家的传统界限而在全球范围流动和配置。在此过程中，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边界更加模糊，国家间的经济依存关系不断加强，国际市场的变动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由于“全球化体系不能容忍一切由地理界线、民族界线，甚至伦理界线所构成的屏障和限制”④，跨国公司、区域经济组织随之产生且不断壮大。这些跨国界的国际性经济组织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活动当中，分享着一部分国家职能，而且“分流了传统民族国家的部分权威和权力资源”⑤，影响甚至有时左右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化解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复杂问题，如国家间经济摩擦、生态环境保护、国际犯罪与恐怖主义、毒品泛滥、核武器管制等，更是亟须国家间的协同合作。于是，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国家权威的国际组织相继产生，并通过制定国际性的公约、决策、规则等方式直接规范和约束成员国，且成员国只能遵守并承接这些国际性法律的直接法律效力。这意味着民族国家某些方面的主权职能让渡给了国际组织，使得国际组织作为主权国家授权形成的超国家主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拥有了限制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影响和制约特定民族国家对内外部事务处理的影响力，且此影响力不断扩大。在此客观情势下，“民族国家的执行力确确实实受到了核心經济活动的全球化、媒体和电子通信的全球化、犯罪的全球化、社会抗议的全球化以及以跨界恐怖主义为主要形式的骚乱的全球化的损害”⑥。由此，民族国家所拥有的对内最高决断权威和不受外部干涉的自治性权威发生深刻变化，削弱了爱国主义认同的国家主权基础。
其二，人口的全球流动拓展和延伸了人类的角色选择空间和对于自身、国家及世界的认知，身份认同的多重性、流动性、模糊性以及认同选择的张力随之产生，侵蚀了爱国主义的国民心理基础。覆盖全球的交通、传播和通信网络的迅速发展，将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打破人类交往的时空限制，促进了人口的全球流动。在全球人口资源流动地域范围的不断扩展中，“以政界、商界和文化精英为主导，同时也包括移民、外籍劳工、难民等的‘跨国性的社会空间’正在形成”⑦。在此空间中，传统社会中个体稳定单一的身份认同被瓦解，易变性、多重性的主体身份成为现实。在频繁辗转奔波于不同的国家、地区或城市的过程中，人们体验和分享着他国的观念、文化和价值的同时，其自身的认知和观念也受到多元文化和价值的渗透和影响，人们身份认同的原有“意义空间”被打破且发生了变化。受人们跨国空间角色扮演多样性、流动性的制约和影响，身份认同建构的原有机制（如自然地域、历史经验、社会关系网络、国家权力等）的影响逐渐弱化，并使身份认同的“去疆界化”“流动演变”趋势越发明显，进而“形成一种‘很少确定性和统一性的’多样性的及复合化的认同”⑧。而跨国工作或生活的选择体验、多元身份的流动转换、身份归属的无根焦虑等交织并存，进一步加剧了人们身份认知的模糊性和多元身份认同的紊乱与张力。在自我建构、利益需求和寻求精神归属的本能驱使下，不同的个体和群体常常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而自主选择和调整自己身份认同的需求和序列，国民身份认同的传统逻辑和序列构成被冲击，民族国家不再是人们身份认同的唯一选择和首要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