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是民国时期的大教育家，享有“南开之父”的美誉，对民族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却有过一次糊涂的“爱国”。事情是这样的：1948年6月，蒋介石先斩后奏致电张伯苓的学生、时任天津市长的杜建时，请他转告请张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张伯苓以“年老体衰，素乏行政经验”等原因婉拒了，而国民党中常会则通过了任命。杜建时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于是发动老校长的契友和他所器重的南开校友，对张伯苓进行了狂轰滥炸式的劝说，最后张不得不让步了。条件是：只任3个月，仍兼南开校长，蒋介石满口答应。7月6日，张伯苓由天津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围绕着张伯苓的这次出山，自始至终都被冠以“国家”的名义：杜建时“以国家为重，并为钧座分劳”相劝老校长。张伯苓在婉拒的电报中也说：“承告国家前途光明，自己本应效劳，为总统分忧……”拒绝未成后又在公开场合表示：“介公为救国者，我为爱国者，救国者之命，爱国者不敢亦不忍不从。”不难看出，这里包涵着一个错误的概念：蒋介石代表国家，为他分忧，就是为国家分忧；让他丢面子，就是不顾党国利益。很快，蒋介石政权崩溃，张伯苓的“爱国”遭到了“报应”。1950年9月，他终于回到了故乡。南开举行校庆，他准备去参加但被拒绝了。南开校园内视他如“瘟疫”，各院系开展了对他的批判，甚至认为应该将他列为战犯。张伯苓在孤独无援、神情颓丧中病逝。现在看，当时这样做，对张伯苓实在有欠公允和厚道。到了上世纪80年代，民间才开始给张伯苓平反，央视还拍了20集电视剧，恢复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尊严。
但是，“桥归桥，路归路”，虽然张伯苓最后两年受了很大委曲，但并不能说明他的那次“爱国”是正确的。张伯苓错在了哪里呢？错在了他把爱国置换成了爱蒋介石。殊不知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完全背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思想，大搞特务统治，完全成了一个独裁者，此时的国民政府，已经沦为掠夺人民财富和民主的工具，贪官污吏遍于府中。“介公为救国者”云云，介公救的，实乃蒋家王朝之“国”，四大家族之“国”，特权集团之“国”，根本不是人民之“国”。假如张伯苓能反其道而行之，站在民主进步力量一边，为早日结束国民党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而贡献力量，那才是真正的救国和爱国。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概念，什么叫爱国？窃以为，爱国的本质是爱人民。爱土地、爱江河、爱家乡、爱文化、爱历史，都可称为爱国。但是，这样的爱国还没有达及终端，或者说，这样的爱国归根结底是为“爱人民”服务的。如果没有人民，这样的“爱”就没有载体，也没有任何意义。爱国的这种本质属性，是区别真爱国还是假爱国、爱国还是害国的试金石。只有当领袖所为与人民的利益一致时，他们才具备被人拥护的资格，爱之才算爱国。一辈子以教育救国为己任的张伯苓，在这个问题上竟也一时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