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公兴学”是晚清廉州知府王乃宾（1843-1907）提出并大力推行的爱国启蒙教育运动。它改革封建教育旧制，让平民子弟入学读书，赢得了国民的认同和支持，成效卓著，获得朝廷表彰，在我国近代史有一定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相关的事迹和文物几乎湮灭无闻，深感遗憾。笔者挖掘相关材料，整理成本文，以抛砖引玉，希冀“急公兴学”当事人的后裔和知情者补充修正，欢迎批评赐教。
“急公兴学”的缘起和发展
清光绪十年（1884年）底，法国侵略军进犯我国边境镇南关（今友谊关）。次年二月，朝廷起用冯子材（钦州人）为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此时的王乃宾为冯子材的随军幕僚。
王乃宾，合浦人。清光绪年间廉州备用知府，在中法战争中随军协助冯子材大败法军，其后大力推行兴学运动有功获朝廷嘉奖，升广西候补道，1907年卒，诰封一品光禄大
冯子材（字南干，号萃亭）宏才大略，军纪严明，亲率子侄冲锋陷阵，亲兵萃军忠勇无畏，令王乃宾十分佩服：而王乃宾熟悉地理民情，深谋远虑，亦为冯子材赏识。二人因战事相知相惜，战后冯子材把长女许配给王乃宾长子，不幸冯女未婚先逝，王家仍迎其灵柩接回：冯子材继把小女许配王乃宾次子，两家结为秦晋之好。此为后话。
話说谅山大捷虽以清军取胜，但士兵伤亡数倍于敌人。因士兵大多目不识丁，所操方言混杂难懂，士兵的陈述和记忆舛误太多，致使战后抚恤往往找不到阵亡士卒的家人。王乃宾由此深感文化教育落后之痛，于是向冯子材提出实施“普及读书强人，文化兴邦御侮”的建议。此时，已敕封为飞虎将军、太子少保的冯子材欣然赞同，便知会两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同意冯子材所请，认为“普及教育，民之所望，国之所倚”，并指定王乃宾全权执行。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王乃宾强令停办私塾，征召教师和读书人到农村，在宗族祠堂或晒谷场、榕树下开办农民平民识字班和小学，讲授读书强人、兴邦强国的道理。还组织书院教师白编教材，派人往广州学习算术（数学）等现代课程，开办师范班，在廉州府属四县（合浦、钦州、灵山和防城）兴办小学，招收农民平民子弟读书。兴学运动发展迅猛，据《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廉州府部之六的民国《合浦县志》记载：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仅合浦一县就共开办小学22间（其中高小8间），还改海门书院为廉州府中学堂。（图1）冯子材在钦州、防城所办的讲武堂改为少年军校，向平民开放。
据民国《合浦县志》记载，王乃宾捐献自己毕生俸禄作为专款用于改办廉州府海门书院为新制中学、开办示范小学，以带动府属四县普及小学教育继续提高。其子王少寅、王筱秋（均任清资政大夫）遵照父嘱参照广州顶尖学校的标准把海门书院扩办为廉州中学堂，作为县办中学示范。
廉州中学堂首任校长刘润纲（举人）在校门两侧照壁分别题写“承先启后”和“继往开来”，在校务处一楼横额题书“纪念王少寅、王筱秋先生”。在操场旁建“三总学会”楼，由三总区四乡父老捐款建造，专供边远地区穷困学生住宿。
该校聘请一批廉州府籍大学毕业生任教，很快进入省市名校之列，升格为省立第十一中学（校长由省任命），成为广东南路四府的最高学府。后来，王乃宾之孙王崇周、王广轩兄弟遵照祖父遗嘱，建成以王乃宾之号为校名的雁秋小学（廉州二小前身）。该校的校园、设施、师资、免费教育等均具有示范作用。至此，廉州府四县初步实现由封建教育体制向现代中小学体制的转变。
廉州府首创的“文化兴邦”兴学运动及其成功（其后曾国藩、李鸿章有组织少年留美学习西方科技之举），获得了朝廷的嘉奖，但正值维新失败，未及表彰。宣统继位后，清廷风雨飘摇，欲以“文化兴邦”扭转危局，于是旧案重议。宣统三年（1911年），诰封王乃宾为正一品光禄大夫。王乃宾是地道的合浦人（出生于廉州城南簸箕屯），被称“正宗麻（马）佬”即“麻（马）留”（传说合浦先人乃东汉名将马援留驻合浦的部属），是广东（其时合浦属广东管辖）有史以来唯一获此最高文官职位之人。
清廷又赐建“急公兴学”牌坊，于宣统三年（1911年）建成。清廷还拟令颁布全国嘉奖，时逢宣统逊位而未行。牌坊伫立于廉州至乾体的路旁。牌坊为城门式，不同于以往的石柱、石板简架结构，坊顶坊面半立体雕饰，4个大立柱由4个葫芦墙加固，3个拱门形状有如城门，巍峨高大，浑厚庄严。牌坊建成后成为合浦的历史地标之一。建成之日，廉州府及所属四县官员均来晋谒。其后廉州府籍民国将领20多人及海外华侨回国也慕名纷纷前来参拜。抗日战争期间牌坊受兵燹损毁，殊为可惜。
“急公兴学”的性质和特点
“急公兴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彰显了一定的历史价值和历史功用，在廉州府近代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00多年后的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和看待“急公兴学”这一运动？
我们认为：“急公兴学”是改封建教育体制为现代中小学体制的爱国启蒙教育运动，它引领廉州及其府属四县走向现代社会，其特点是公办民助，成效显著，影响深远，在我国近代史应有一定的地位。
首先，它是爱国启蒙教育运动。兴学提出之时，正值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危机四伏，国家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兴学运动其旨在“文化（教育）兴邦”，御赐“急公兴学”牌坊，首先一个“急”字就是指挽救国家危难，迫在眉睫;唤醒民众，兴邦御侮，刻不容缓。它的对象是广大平民阶层，因此深得民众欢迎。一经推行，有如星火燎原。通过近10年的努力，仅合浦县就开办小学20多间（其中高小8间），可见已覆盖到乡镇一级，相当广泛。学生在“读书自强、兴邦御侮”精神陶冶下，刻苦自励，爱国救亡。在其影响下，廉州府地区防城和钦廉就先后发生辛亥革命暴动，其后涌现出一批推翻满清王朝的民国将领（其中师团长以上人数之多在两广地区为最，全国也少见）。他们听说有“急功兴学”牌坊，纷纷前往晋谒。同时，兴学运动又孵育了一批掌握现代科学知识人才，为廉州府属地区走向现代化做出贡献。
其次，它改革县级封建教育旧制为现代中小学体制。传统封建教育旧制是科举制：少年读私塾，继而读县级学府成为“秀才”，通过乡试考取“举人”（省级），再进京考取“进士”（头名为状元）。可见科举制度以私塾为起点，然后步步走上“读书做官”的道路。鸦片战争后，清廷对外作战屡战屡败，朝野有识之士深刻认识到：西方船坚炮利，科技先进，我国要兴邦御侮，必须废除封建科举制度，唤醒广大民众。“急公兴学”下令停办私塾，开办平民识字班和小学，改书院为中学堂，过去以教学八股文应试为中心，此后即以现代科学知识为教学内容，其实质是把以科举应试为中心的封建科举教育旧制转变为现代中小学体制，意义重大。
第三，它采取公办民助的方式。办学多以宗族祠堂为依托：课堂设在祠堂、会所，穷困学生由宗族支付学费，或由家乡父老和社会贤达解囊支持。如廉州中学建校时，三总地区父老捐建楼房专供边远地区穷困学生住宿。王乃宾也率先垂范，立遗嘱捐赠毕生俸禄以办示范性中小学。其子孙王崇周等发扬家风，大力助学协助香翰屏募款购置广州合浦学会，热心扶持穷困学生，为人称颂。受兴学恩泽的民国将领及其部属也继承这一精神，踊跃捐款助学。廉州府地区由此形成民间助学之风，代代传承发扬。
那么，廉州府四县推行“急公兴学”为什么会获得成功呢？
第一，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急公兴学”首先推行于1897年，比光绪皇帝1898年颁布维新变法政令还早一年。鸦片战争打开了满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局面，“西学东渐”浪潮兴起，来势更猛，其内容更广泛。这里所说的“西学”包括西方工业社会的整个文明：既包括科学技艺的物质器用文明，也包括思想意识、政治经济思想以及与之相应的教育体制和科学、民主等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先是清廷推行“洋务运动”，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企图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苟延残喘。甲午战争中方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其后列强不断发动侵华战争，清廷不断战败割地赔款，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列强则是虎视眈眈，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在此形势下，光绪皇帝欲效法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维新，推行变法，颁布“除旧布新”政令。其中就有“废八股，改试策论，办学堂，首先办京师大学堂，各省书院祠庙改设学堂”等内容。3个月后，慈禧太后回朝亲政，冈禁光绪，废除变法。远在边陲的廉州府兴学运动竟然与维新变法改革教育旧制不谋而合，而且获得成功，可见是大势所趋。
第二，推行“急公兴学”的廉州远在岭南，远离政权中心，保守势力比较薄弱，其变革没有立即触及当权者的地位和权力（但日后却动摇其统治根基），且有地方实力派冯子材和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更是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故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保守派囚禁光绪，控制京都，但远在岭南的廉州府推行兴学运动势不可挡，获得成功。
第三，“急公兴学”顺应民心，结束了数千年封建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满足了广大平民的教育需求。这也是获得成功的关键之一。
“急公兴学”的历史意义
我们认为，廉州府“急公兴学”运动具有如下的历史意义：
一是初步实现由封建教育旧制向现代中小学体制的转变，唤醒民众，使钦廉地区逐步迈向现代社会。它改革教育旧制，停办私塾改办小学，令平民子弟破天荒进入学堂读书，唤醒民众。觉醒起来的民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纷纷投身爱国救亡，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钦廉和镇南关辛亥革命起义。失败后，他们继续投身革命，驰骋沙场，前赴后继，终于推翻满清王朝。其中涌现一批民国爱国将领，民国初年他们欢聚广州，听说有“急功兴学”牌坊，陈济堂带领20多人纷纷前往参拜。足见他们受兴学运动恩泽之深。同时，兴学运动孵育了一批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如清华大学毕业的王通远、石伟;北京大学毕业的赖振声：中山大学毕业的“岑家三祥”（麟祥、麒祥和酵祥，麒祥為全国著名语言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教授）、王普远、罗伉烈（原名罗慷烈，香港中文大学著名教授），以及大学毕业后回乡服务的四大才子：陈瑞征（合浦医院首任院长）、庞家瑰（张黄农校校长）、孙伯余（农科研究专家）和王宗炎（翻译家、中山大学教授），等等。
2005年，原国家司法部长周瑜参加廉州中学百年校庆时说：廉中办学先人一步，历史悠久，素质高。我是慕名而来的外省学生之一，就读廉州中学改变了我的一生。又如著名法学家、合浦籍的龙大钧，出生贫寒，受惠于兴学运动而得以入渎小学，后考入廉州中学，得王崇周的扶持后渎大学和留学，成为合浦第一位留洋博士，被选为民国第一届国家立法院立法委员（当时广东南路仅有一个名额）。
二是启蒙教育，驱除愚昧，唤醒民众，造就了大批仁人志士和社会精英，客观上造就了一批满清封建王朝的掘墓人，引领廉州府地区走向现代社会。
据笔者曾日洪听其舅父王崇周（王乃宾之孙）回忆：出身贫寒的民国广东省长兼省市（广州）警备司令的香翰屏（合浦浦北人）听说在穗合浦籍学生居住条件恶劣（有的因此得病退学），十分痛心，不辞辛劳募款购置楼房解决。他在返回廉州的募款会上动情地说：粤军将士父辈多不识字，兴学运动使他们先人一步有知识，早觉醒，更优秀，才有今天的前程，（我们）应慷慨捐款助学，才对得起先人之大德，才是对后代的大仁，对国家的大义！他自己当场认捐1000银元（其实为募款而往返家乡及有关活动的花费均香翰屏自掏腰包，远超此数）。北伐名将、积极支持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曾任民国京沪卫戍司令的陈铭枢（合浦公馆人）亦赞此乃“好事”，“得先贤（指王乃宾）润泽，给后人雨露，我等责无旁贷！”认捐2000银元。陈济堂（防城人）自称虽非合浦人，但“受合浦先贤（指王乃宾）大恩”，故应支持。香翰屏称捐款已够，只收他500银元。原来，陈济堂出身贫穷的亦耕亦读家庭，因逢兴学运动得入渎冯子材的少年军校，受教官的赏识并介绍加入同盟会，投军辛亥革命由排长升至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原是广东水师提督陈均义的马弁（警卫员），因是其中唯一入读小学的，故被选人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早年参加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武昌保卫战（参加中央军敢死队），北伐中率“铁军”攻坚克难，支持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抗击日军侵略。二人白称受兴学之恩泽。民国初年，合浦籍将领纷纷参拜兴学牌坊，说明正是兴学运动唤醒了他们投身革命、加入到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为民国建立做出贡献。这也正是新时代的开始。正是他们，引领廉州府地区由封建时代走向现代社会。兴学运动的初衷是唤醒民众，兴邦御外，说到底是为了挽救满清封建王朝。但令王乃宾们始料不及的是，唤醒民众的结果，同时培育和造就了满清封建王朝的掘墓人。
三是促成钦廉地区民间慷慨助学的优良传统。王乃宾祖孙三代殚精竭虑，以身作则，为兴学办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王乃宾捐献其一生俸禄（约10万银元）办示范中小学校，其子孙谨遵遗训先后完成。其孙王崇周发扬家风，大力助学，积极支持穷困学生完成学业（如前文所说的龙大钧）。特别难得的是，他与香翰屏不辞辛劳共同努力发动家乡父老捐款购置楼房供在穗合浦籍学生住宿（广州合浦学会会址）。此后20多年，在穗合浦籍学生再也没有因居住条件恶劣得病而退学。他们更加勤奋，不少学成毅然返乡任职教师，或从事科学研究、医疗服务等，促进家乡的现代化进程。
当年受惠的合浦籍学生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受惠学生、香港中文大学著名教授罗伉烈回忆说：广州合浦学会底蕴厚重，全省独有。每年秋季开学前夕，大家把几十种土产、干果摆出来，还有腌制的青红榄、萝卜、禾虫及虾蟹鱼汁等等，简直是绝配，几种方言融汇笑话满堂，俨然是欢乐的大家庭。
此外，民间助学例子不胜枚举。如：前述廉州中学建校时边远地区父老捐款建“三总学会”楼解决该地区贫穷学生住宿：陈铭枢为原合浦一中（北海中学前身）捐建图书馆（至今仍存）;香翰屏麾下师长黄质文独资捐建廉州中学礼堂“质文堂” （抗战时被日机炸毁）：解放初北海中学仍保存题有诸多捐建者姓名的多座课室（今多已不存），等等。
香翰屏、王崇周募捐所购置的广州合浦学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作为中共地下工作联络据点：解放后经一段时期恢复活动，一直积极筹措资金资助在穗合浦籍学生求学，发放奖学和助学金。近年来，学会倡议在穗合浦企业家和各方人士捐款助学，受到热烈响应，已筹得奖学助学基金数十万元。
“急公兴学”肇启的助学传统，到如今发扬光大，造福乡梓，惠泽学生，意义重大。
几则逸闻轶事
曾日洪的母亲是王乃宾的孙女，舅父王崇周为王乃宾的长孙。1960年代至1980年代，王崇周以“国大代表”身份随台湾“国大代表团”走访了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地，王崇周就会拜访原廉州府四县华侨。退休定居香港后，亦有廉州的老乡和华侨登门来访。1993年，曾日洪赴港探望舅父，有幸见闻王崇周和老华侨和乡亲谈及兴学运动的趣闻轶事，或眉飞色舞，或顿足叹息：
——嘉奖兴学运动和敕建牌坊。冯子材马弁（警卫员）之子，跟随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泰国裴姓钦州籍老侨胞说到：其父曾听冯子材讲武堂首席教师说，冯子材在百日维新前就知道朝廷打算表彰廉州府的兴学运动，因光绪被冈而未行。清宣统三年（1911年），朝廷旧事重提准备颁令全国嘉奖，又因清帝退位而未行。以致此事未能名扬全国。
牌坊揭幕仪式时，廉州府属四县的知县都来朝拜。牌坊建成后，不但有20多位民国将领晋谒，钦廉、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投奔南洋华侨亲友的革命党人及四县侨胞的后人也前来参拜，并有照片留念。据参拜必经之地的廉州沙街尾杂货店老板谭义和与曾鸿飞（曾日洪读书时的童子军教练）一起回忆谈及，当年晋谒牌坊的廉州府民国将领有：陈济堂、香翰屏、黄质文、林翼中、邓世增、张国元、张瑞贵、蔡振伟、王定华、张梅新、巫剑雄、张君嵩、廖湘、曾传坦、王宗萼、李扬敬、卜鹤亭、沈载和、刘树南、范德新、黄星堂。其中陈济堂为民国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民国政府1935年首批授予的8名陆军一级上将之一;香翰屏（合浦浦北人）是陈济堂麾下的军长，曾任广东省长和广州市警备司令：黄质文为香翰屏麾下的师长：陈铭枢（合浦公馆人）为北伐名将，曾任广东省省长：林翼中（合浦白沙人），人称陈济堂的“文胆”（秘书），曾任广东省民政厅长：邓世增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参谋长和民国时期钦廉专员：张国元曾任军长和民国钦廉地区专员，等等。
——有关金鸡岭的传说。官员晋谒牌坊不准乘轿，只能骑马，唯有经沙街尾一条路。有次，一阵踏着花岩石路的清脆马蹄声过后，约半小时又一阵马蹄声返回，事后街坊打听才知是王广轩（冯子材外孙）陪陈济棠晋谒牌坊，十分后悔未能好好看清。此后只要听到马蹄声经过街边，街坊就等候观看。可每次都是事后打听才得知将军大名。此后沙街尾杂货店老板谭义和、理发店李老师傅把每次经过的将军名字牢记在心，然后绘声绘色讲述将军的风采，为此炫耀一辈子：一次，张瑞贵将军参拜牌坊返回，正逢闹市（当时廉州只有沙街尾一个肉菜市场），只得下马步行，碰巧遇见豆腐档有一少女唤母回家吃饭，便借机与之交谈。张瑞贵听到少女莺声燕语，见其靓影，便一见倾心，半年后娶她为妻。豆腐婆一下变成豆腐太妈，此后原来要卖一天的豆腐只花两小时就卖完收摊。又如沙街尾市场旁有一小间皮鞋作坊，挂有“承做皮鞋”牌子，鞋匠外号大菠萝（上瑶曾屋人）。当年曾有位老农来定做皮鞋，大菠蘿好奇问起，原来是将军按父亲量脚长度买回的名牌皮鞋无一合脚，路过见此店，便让从小到老未穿过鞋的太公来定做。虽然做此鞋要改鞋模，花很多工，但他不敢多收钱。太公有情，来取鞋时高兴地送他花生。他煮给邻居吃，说是为太公做鞋得的赏，引以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