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烈士”指的是1946年4月8日叶挺、王若飞等从重庆飞延安时的遇难烈士。同机遇难的还有一位67岁的老人，他就是近代大名鼎鼎的爱国教育家黄齐生。他的一生漂泊坎坷，充满传奇。为此，特连载已故知名作家王鸿儒先生的《黄齐生传》。本刊略作精简。
第十章 乡村教育
1.到晓庄去
1926年，陶行知在南京郊区的晓庄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立下宏愿：“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与此同时，晏阳初也选取河北省定县作为实验研究中心，举办农民教育，以谋求改造整个中国农村的道路。在上海，多年从事职业教育的黄炎培，则在他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内设立了“农村教育研究会”，并在江苏昆山徐公桥办了乡村教育实验区，推进乡村教育及改造事业。而一向主张“乡治”的梁漱溟，则在山东建立了“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一时之际，乡村教育的倡导与实践，蔚然成风。陶行知们提倡乡村教育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教育，他们在当时就已看到中国革命要靠农民，他在《锄头歌》里便喊出了“唤醒锄头来革命呀”、“革命成功靠锄头呀”的口号。
了解以上的背景，就会明白黄齐生为什么在“土皇帝”周西成倒台、达德复校之后，不再急于返回贵州；为什么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决定献身于乡村的教育。
有趣的是，黄齐生从广西考察“新政”返回上海之后，即受聘在上海交通大学担任训育主任一职。时经济宽裕，他不仅将妻子王守瑜接来团聚，且以电报邀请兄长黄干夫率侄儿女们从北京南下，来到上海与他们住在一起。在漂泊半生之后，好不容易才合家欢聚，可是未到一年，他又辞去了交大训育主任职务，应聘去了晓庄。
去晓庄之前，黄齐生曾不只一次参观过晓庄学校，与陶行知促膝交谈，他了解了陶行知乡村教育的真谛及其“生活教育”的学说，由此看到了普及教育的希望。他特别钦佩陶行知那种躬行实践，“自讨苦吃”的精神。为办晓庄学校，陶行知辞谢了北洋军阀政府让他担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金陵大学校长的任命，来到晓庄，脱下长袍马褂，换掉西装皮鞋，穿上草鞋布衣，领着学校师生开荒种地，挑粪灌田，由“洋博士”一变而成“挑粪校长”。黄齐生在晓庄看到了师生们艰苦创业的卓绝精神，也看到了学校以“健康的体魄，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为五大培养目标。校园里处处响彻着陶行知创作的《自立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做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这里的学生不仅要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还要自己扫地、做饭、打草鞋、缝洗衣服；为乡下孩子种牛痘、医秃头疮；养鸡、喂猪……从1927年3月15日创办晓庄学校起，到黄齐生来此参观时，他们硬是在一片荒地上建起了厕所、浴室、厨房、教室、乡村医院、礼堂和图书馆……黄齐生认为陶行知就是他一向推崇的那种“活着就要奋斗”的人物。陶行知告诉他：要想做一流的教育家，第一必须敢于探索前人没有发现的新理论，不怕辛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第二必须敢于闯入未开化的禁区，放开胆量，大刀阔斧，做一名开辟边疆的教育先锋。黄齐生以此明白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由来：当年他在北京的时候，通过胡适得见杜威，知道这位著名的美国教育家倡导“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思想。杜威将教育与社会联系起来，他表赞同。但他的联系方式却与黄齐生一向在达德的教育实践相矛盾，因此他持怀疑态度。现在，陶行知却将杜威的理论翻了一个筋斗，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一下子解开了他存于心中多年的死结，与他的教学实践、他的社会大学的主张完全一致，这都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形出发的，因此才显示出它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操作方法上，黄齐生最感兴趣的是陶行知提出的“教学做合一”的原则，提出用“教学法”代替中国传统“讲经”的“教授法”。
1929年春天，黄齐生携着老妻和袁咨桐，毅然离开上海，来到了晓庄。
黄齐生来到晓庄，正好赶上学校建校二周年纪念。3月15日这天，学校在礼堂举行庆祝大会。陶行知为礼堂题名为“犁宫”，门前贴了他自撰的一副对联：
和马牛羊鸡犬豕作朋友
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
黄齐生从这幅对联中看见了晓庄师生二年来一边劳动一边读书的艰苦而有意义的生活。在这里，他见到了来自贵州的戴自俺、孙铭勋等同学，他们原在贵阳师范就读，1928年春天，怀着献身乡村教育的心愿，来到了晓庄师范学校，继续他们的学业。黄齐生带着袁咨桐，和他们一起参加了庆祝活动。
晓庄学校的庆祝活动别具特色，来宾中有不少是附近村庄的农友，也有来自南京城内和上海等地的名流。陶行知校长在会上致辞，谈起刚开办学校时，他们没有一间教室，更没有礼堂，他们露天举行第一次开学典礼。那时他曾对仅有的十余名同学说，他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他们要以宇宙为学校，奉万物为宗师，在这样的学校里，同学们可以得到丰富的教育……如今二年过去了，学校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师范壮大了，还办起了附属小学、中学，以至有了万寿宫学院、吉祥庵学院和和平门学院。同学们学到了许多活的知识，并且帮助附近的农民建立了农村小学、开办了农民夜校、建立了农民医院，与农民合作开民众茶园、农村木工厂、农村合作社等等。他最后说晓庄师生还将继续奋斗，以期实现乡村教育的最后目标……黄齐生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倾吐了他一年多来的观感，表达了对陶行知先生的敬佩和对晓庄师生的热爱之情，并且表示了自己献身乡村教育事业的决心。临了，他又撰写了一副对联，以示祝贺：
斩棘披荆，万丈高楼平地起。
知难行易，一声长啸破天荒。
对陶行知及晓庄师生的事业，作了高度的评价。
学校开学之后，黄齐生担任了国文指导员。他与王守瑜在王家庄租了两间农民的房屋，又将屋侧的一间旧马房打扫干净，用作厨房，住了下来。晓庄“学校的环境相当自由，不讲究正规上课，让学生自己学习”。黄齐生的工作主要是对学生进行辅导，有时也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夏天到了，学校在佘儿冈与当地农民合作，开办了一个中心茶园，“白天让过路的农民喝茶休息，晚上便在这里开展文娱活动，由晓庄师生说书、讲故事、放唱机、报告时事、教农民识字”。黄齐生经常到这里来参加活动，并为茶园写了一幅对联：
中途切莫匆匆去
心事还须细细谈
联中嵌入“中心”二字，道出茶园的功用，颇令师生和农民喜欢。
2.袁咨桐的成长
黄齐生一直视咨桐为义子，非常喜欢这孩子活泼、倔强的性格，打上一次离开贵州后就一直带在身边。只可惜自出奔以来，一直未有安静的学习环境和条件，所以来到晓庄之后，虽已15岁，仍未完成小学学业。
他让袁咨桐进了晓庄附设的小学。咨桐学习很勤奋。因为在校过集体生活，而王家庄离小学又有相当一段距离，黄齐生便特意委托贵州老乡戴自俺照料他。
戴自俺读晓庄师范之后，由于贵州连年灾荒歉收，家中生活困难，经济来源已经断绝。黄齐生得知他连伙食费也已经交纳不起，便让他来家中与他们一起吃饭，以继续在晓庄的学业。戴自俺心里十分感谢，对袁咨桐的学习照料也格外关心。他每星期都要检查咨桐的日记，为他改正错别字，疏通语句，认真批改，事后再向黄齐生汇报。以下便是袁咨桐交给戴自俺的一篇日记：
五月十二日（一九二九）
战 争
今天是五月十二日了。光阴过得真快，记得前两天才是“五九”，今天却是五月十二日了，但是，汪（达之）先生还抖着精神对我们讲《二十一条》。
我不知是疲倦呢？还是不愿听？会不自主地睡下去了。他们把我由周公那儿叫回来时，只听得汪先生说：“人类是以战争求幸福的，你们……”刚说到“你们”，便被我打断他的话头了：
“……不，有少数人是以战争去求幸福，但是，大多数人是不以战争去求他的幸福啊！……”
我觉得战争之所以会发生，因大家不相爱；因不相爱，所以发生了战争。
我们从这则日记中可以看出，袁咨桐已经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有相当见解的孩子了，并且敢于表达他的见解，决不盲从。这正是黄齐生一贯倡导的学风，也是晓庄学校的校风。而且他的文字表达能力，也超过了一个小学六年级学生的水平。这还只是在袁咨桐入学不久写的一则日记。我们从中不难看出黄齐生给予了他多么大的影响。
第二年袁咨桐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晓庄中学。那时候，晓庄学校已经有了地下党、团组织。党支部书记石俊及团支部书记徐一冰都是袁咨桐的老师。他们对他的进步格外关心，经常与他谈话，引导他阅读进步书籍，让他参加一些党团组织发起的活动。他的进步更快了，“咨桐的思想愈来愈活跃，但说话并不多。什么时候遇到他，总是拿着书在读。最初，看到他读夏丐尊翻译的《爱的教育》《续爱的教育》以及谢冰心的《寄小读者》，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后来，见到他也读《拓荒者》这样的厚册杂志以及翻译小说《屠场》，还有鲁迅的《呐喊》《彷徨》《热风》《野草》等”。不久他入了团，接着又担任了团支部书记。如同王若飞一样，黄齐生将他领出闭塞的贵州，送他到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听从时代的召唤，在革命的道路上迅跑了。
1930年3月，新学期开学之后，南京市发生了和记洋行工人与英国资本家的斗争，地下党决定组织群众声援洋行的工人。在4月5日这天举行了游行示威，同时抗议日本军舰停泊于下关。袁咨桐与100多名晓庄同学参加了这次行动。他们高呼口号，先游行到下关，再转赴洋行。沿途人山人海，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南京市民，大大震惊了南京国民党当局。
“四五”事件引起了蒋介石对晓庄学校、对陶行知特别的仇恨。此前，蒋介石与宋美龄曾经视察过晓庄。他们到达时，陶行知正在犁宫中为学生作报告，得到消息，他仅仅派了一个值日学生去为蒋介石夫妇介绍情况，然后继续他的讲话。这件事让蒋介石心里老大不快。更早一些，晓庄因为附近有土匪搔扰，曾得到冯玉祥的支持，从他那里得到百来支旧枪，组织了“联村自卫团”。而此时正值冯玉祥与两次反蒋战争结束，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间的大战即将爆发之际，晓庄学生参加示威游行，使蒋介石误认为是陶行知发起的响应冯玉祥的一次反蒋活动，于是立即下令封闭晓庄学校，通缉陶行知。
黄齐生完全没有料到，他与达德学校在贵州的遭遇，竟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重演了！
3.救 援
那是“四五”之后的一个夜晚，山村的空气，依旧温馨而静谧。黄齐生夫妇为一阵阵犬吠声惊醒，随之便听见学校那面有杂乱的奔跑声、呼叫声。几天来，自得知晓庄学生参加游行之后，他心下一直惴惴。凭着过去的经验，他总感到会有什么事要发生。袁咨桐也参加了那一天的游行，并且一直未回到家里，更让他分外担心。
天明之后，黄齐生赶去学校，才发现学校已经戒严。原来，黎明时分，数百名宪警和士兵突然包围了晓庄学校，他们封闭了犁宫和图书馆，将联村自卫团的百余支破枪收缴，然后留下一连士兵，长驻晓庄。
黄齐生看到一批批学生被赶出了学校，却仍然没有袁咨桐的消息，连戴自俺、孙铭勋的身影也不见。
黄齐生回到王家庄，王守瑜告诉他：适才有一位老师前来告诉他们，说是陶校长事先得到通缉他的消息，已经逃往上海，请黄先生也趁早离开晓庄……
学校既被封闭，留也无益，教职员们纷纷散去。黄齐生夫妇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回到了上海。
他们不时打听南京方面的消息。一天，戴自俺匆匆来到黄齐生家中，说：自晓庄学校被封后，他们在南京城内即展开了护校运动，散发传单，向各界呼吁，集队往教育部责问……国民党当局却蛮不讲理，开始捕人，孙铭勋和一些护校积极分子被捕之后，押进了监狱。他是特意从南京赶来，请黄先生、陶先生设法营救孙铭勋和其他同学的。
黄齐生询问袁咨桐的情况，戴自俺说咨桐与石俊老师在一起，不必忧虑。黄齐生稍觉放心，忙坐下来给南京卫戍司令谷正伦写信。在信上高度赞扬了陶行知及晓庄学校，表达了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愤慨之情：“……陶君行知之为人，仆素所深知；其办学也公，其育人也全；其治学也深，其持事也勤；其事亲也孝，其爱众也泛；其待人也仁，其交友也忠……仆实敬之佩之，未敢忘也。……仆多年从事教育，深感大多因循守旧，未能据国力民情以造就兴国济世之才，今忝为晓庄学校指导之一，一年有余矣，以仆观之，晓庄学校之设施，陶君行知之举措，均足以发聋振聩，使顽廉而懦立……”
写完信，黄齐生告诉戴自俺，谷正伦夫人刘谨原是达德学校女子部一期毕业生，谷正伦看了他的信，或者能释放孙铭勋。戴自俺告辞出来，又根据黄齐生提供的地址，找到了陶行知。陶先生也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找他的同乡、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将军。
戴自俺去后，黄齐生即应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江问渔之聘，担任了昆山徐公桥农村改进实验区总干事兼农村改进讲习所主任。又过了一些日子，戴自俺领着获释的孙铭勋来到黄齐生家里，黄齐生高兴之余，却得到一个更不幸的消息：袁咨桐和他的老师，原晓庄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石俊等同志在组织“红五月行动”，即全市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的活动中，又当场被捕。
黄齐生闻讯大惊。他根本不知袁咨桐入了团，而且已任团支部书记。原以为他们在南京搞护校运动至多也像王若飞他们当年在巴黎一般，游行、请愿而已，哪里料到他们还会有更大的行动？他更料不到国民党会逮捕一个17岁的孩子。他问孙铭勋：“你们想在蒋介石眼皮底下搞‘五罢’？能行吗？”
孙铭勋叹了口气，说：“石俊同志原也以为条件很不成熟，基础太差，可这是上面的布置，只能硬着头皮拼命去干……”
黄齐生默然。他留下孙铭勋、戴自俺暂住他家，思谋着亲往南京去营救袁咨桐的办法。正在此时，他得到陶行知托人送来的通知，请他出席在孟渊旅馆召开的晓庄师友的会议。
关于黄齐生在晓庄学校被封闭前后的情况，特别是对“四五”及其以后一系列事件的态度，我们在有关黄齐生的各种回忆录中均极少发现这方面的记载，他本人留下来的诗文中更未见有片言只字提及。应当特别感谢戴伯滔同志，他在1947年出版、1982年再版的《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一书中，作为亲历者之一，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孟渊旅馆会议上的情况。他说，黄齐生在会上批评了晓庄学校党组织犯了左倾幼稚病，但在当时他竟然受到左倾青年的反驳和批判。他只得默默上路，为了将年轻的咨桐解救出来，他顶着炎夏的烈日，从上海来到了南京。
他在谷正伦的官邸里见到了这位安顺的同乡——原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的部下、如今南京政府中握有实权的人物。提到袁咨桐，谷正伦说：“这个小共党分子至今不认罪，不悔过，军事法庭已将他与其余案犯一起判处死刑。”黄齐生大吃一惊，说：“学生们爱国有心，虽然行动过激，也不至于犯了死罪；袁咨桐仅只17岁，尚在学校念书，更不该如此判决。我特来请求释放。”
谷正伦说：“黄先生，我怎么敢将他放掉？如今共党正在煽动南京暴动，蒋公明令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这件事实不好办哪！在下倒是想提醒先生一句：如今人心唯危，千万不要被共党利用啊！”
黄齐生怒火中烧，正色道：“我黄齐生是个办教育的人。真理在谁的手里，我就同情和支持谁，从不问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什么利用不利用！”
告辞谷正伦出来，回到旅馆，他又给谷正伦夫人陈谨写了一信，要她在谷正伦面前进言，千万不要杀害袁咨桐和其他爱国青年。信件发出之后，他等候了几天，得不到陈谨的回信，黄齐生才明白，陈谨，已不再是当年达德学校那个天真聪明的女学生了！
这时候，他的另一个学生，原来在达德留校任教的青年画家谢仲谋已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学习，黄齐生去看望了他，并托他经常留心袁咨桐们的消息，然后失望地回到了上海。
秋天到了，他接到了仲谋的信，报告了袁咨桐与石俊等10余人被国民党枪杀在南京雨花台的消息。黄齐生与王守瑜为这孩子的不幸而痛哭，他连夜起程，赶到南京。
第二日清晨，他约了谢仲谋，来到雨花台，在乱草丛中寻找咨桐的遗体，遍寻不见。
秋风凉了，他眺望着苍白的浮云，欲哭无声，心中只有无限的悲愤。
责任编辑：姚胜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