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体制转换模型为经济时间序列中的偶然、离散变化建模，有力地挑战了宏观经济分析中体制保持不变的暗含假设。学者们将体制转换模型用于财政和货币政策体制转换分析、GNP时间序列分析以及股票市场易变性分析的实践表明，体制转换模型可以合理解释宏观经济现实，并用于指导经济决策。因此，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现实经济背景下，应用体制转换模型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体制转换模型；时间序列分析；财政货币政策规则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7)02—0008—05
一、体制转换模型理论背景
自20世纪20年代Tinbergen和Frisch的开创性工作开始，使用数学表达经济内容的经济计量分析方法日益在经济科学中得到广泛应用。经济计量方法不仅被用于解释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和资源配置等复杂经济过程，而且用于制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和经济计划决策，比如，弗里希的经济计划决策模型和丁伯根的经济政策系统分别在挪威和荷兰得到应用。
进行经济计量分析时，将根据理论确定的经济变量包括在反映厂商、居民和政府行为的理论关系或方程中，继而，检验方程是否成立。若成立则估计系数，相反则重新确定经济变量和理论方程，直至用模型表达的理论达到满意程度。经济计量分析结果可以解释经济系统的复杂动态关系并验证理论的解释价值，而且，经济计量模型揭示的代表性行为人的行为模式及其相互影响关系的模型结构可被政策制定者用于指导制定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结构或政策性质发生变化时，经济计量分析的有效性受到强有力的挑战(Lucas，1976)。随着经济环境变化、博弈对手的博弈策略调整以及政府政策结构的改变，理性预期下，政府和居民会不断调整行为模式，这导致既定的经济计量参数发生变化；而且，程度不同的政府“相机抉择”政策变化，比如财政货币政策的操作方式和政策工具的变化，也使得企业和居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并改变用来反映企业和居民行为模式的参数结构。从用于经济计量分析的数据特征来看，很多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偶尔呈现剧烈的跳跃，且通常与金融危机或政府政策突然变化(Jeanne和Masson，2000：Cerra，2005；Hamilton，2005；Hamilton，1988；Sims和Zha，2004；Davig，2004)等事件相联系，尤其是金融数据的突然变化(Ang和Bekaert，2003；Garcia，Luger和Renault，2003；Dai，Singleton和Wei，2003)。
为正规地给时间序列数据中的偶然、离散变化建模，通过将自回归参数视为离散状态马尔科夫过程的结果，Hamilton(1989)提出为体制转换(regimeswitching)建模的方法，并进行美国经济周期分析，其中，美国GNP趋势函数的增长率根据一阶马尔科夫过程在两个不同状态间转换。Hamilton的文章激发了大量使用“马尔科夫转化”为结构变化建模的文献并被广泛引用。
二、体制转换模型的分析框架
首先考虑描述单个变量行为剧烈变化的结果。
三、体制转换模型的应用及最新进展
(一)财政和货币政策体制转换分析
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常见方法，假定简单的政策规则，并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刻画备选的政策识别。若政策体制是固定的，则泰勒规则文献所暗含的积极货币政策与消极财政政策组合产生常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影响的货币主义和李嘉图主义预测，而在与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fiscal theory ofthe price level)相联系的积极财政政策与消极货币政策组合中，货币和税收变化产生改变总需求的财富效应，而政策影响是非货币主义和非李嘉图主义的。固定的政策体制暗含着行为人总是预期当前政策体制持续到永远，但不断增加的大量实证证据发现政策体制是不断发生变化的。Taylor(1999a)、Clarida,Gali和Gertler(2000)以及Lubik和Schorfheide(2003b)等人发现，1960～1979年期间，联储遵循仅微弱地针对通货膨胀而反应的利率规则，所以不满足泰勒原则，但泰勒原则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被满足。相对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多样化的政治偏好变化更敏感。Davig，Leeper和Chung(2004)将美国的财政体制变化描述为两个财政规则的交替，一个以预算平衡为目标，另一个以宏观经济稳定却忽视政府债务变化为目标。Woodford(1998)则表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美国财政政策是积极的，而20世纪80～90年代，财政政策是消极的。实际上，纵观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财政政策操作的历史，可以发现，财政政策并非在所有时间都是消极的。1965～1967年期间，约翰逊政府为发动越南战争和解决贫穷问题导致了财政扩张，并于1968年增加税收。1974～1986年期间至少存在3个相机抉择的积极税收政策时期：紧随石油价格上涨后福特总统削减税收导致1975年财政扩张、开始于卡特总统并在里根总统任内加强的军备建设，以及1982年里根总统削减税收。20世纪9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政府重新追求财政稳定原则，但布什当局实施的税收削减(200l、2002和2003年)却意味着重视财政政策的反周期(相机抉择)职能，其结果是主要盈余的反转以及政府债务的稳定增加。
“卢卡斯批判”(Lucas，1976)表明宏观经济学家应该根据体制转换考虑政策变化，但是卢卡斯考虑的是一劳永逸的变化，而不是宏观经济序列描述的正在进行的过程。Cooley，LeRoy和Raymon(1982，1984)等人认为，将政策选择视为进行一劳永逸的选择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若政策当局可以预期正在变化的体制，则体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体制变动的历史，则私人行为人将把一个概率分布归于这些体制。因此，行为人的预期以及因此他们的决策规则将意味着政策变化不是一劳永逸的。
决定政策选择的规则是经济环境的函数且这些规则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利用体制转换的实证证据，有些经济学家尝试为宏观经济政策体制转换建模，并允许存在多个体制变化。明确地在他们的货币和税收政策规则估计中为体制转换建模，Favero和Monacelli(2005)使用马尔科夫转移回归方法来估计1960～2002期间的美国财政政策反应规则，并获得与战后美国财政政策体制在所有时间里都是消极的观点不一致的结论。首先，财政政策可以被刻画为，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是积极的，20世纪90年代初缓慢地转化为消极的，并在2001年初转换回为积极的；其次，与基于不变参数识别的规则
相比，体制转换财政规则能更好地追踪美国主要盈余的时间序列行为。这样的结论对最优宏观经济学模型框架内的恰当货币——财政组合识别提出挑战，值得注意的是，最优宏观经济学模型框架被认为是适合政策分析的。
Davig、M．Leeper和Chung(2004)研究了货币和财政体制根据马尔科夫过程而变化的环境如何改变政策冲击的影响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分析。他们考虑了货币政策的利率规则以及财政政策的税收规则，规则在两体制间随机转换。一个体制中，货币政策遵循Taylor(1993)原则，而税收强有力地随政府债务真实值增加；另一个体制中，泰勒原则不成立，而税收遵循外生随机过程。将计算模型获得的体制转换环境中货币和税收政策外生变化的影响与固定体制模型中获得的结论相比较，他们发现，体制转换时，行为人的决策规则嵌入未来政策将变化的概率，结果，货币和税收冲击总是产生财富效应；体制变化而税收可能针对债务反应迟钝的时候，一个体制中的积极货币政策不足以使经济与那个体制中的税收冲击隔离，并且可能具有税收冲击的扩张效应并传导总需求效应。进而，Davig和Leeper(2005)估计了美国战后时期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的体制转换规则，并将被估计的政策过程应用于名义刚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他们发现，与以政策体制为条件相比，更精确的定性推断可以在体制转换环境中从全部样本信息中获得。
(二)体制转换模型的经济周期分析
为刻画经济周期和产出中长期增长的本质，在真实GNP的增长率是线性静态过程的框架内，自回归综合移动平均模型(Beveridge，Nelson，1981；Nels-on，Plosser，1982；Mankiw，1987)、使用卡尔曼滤子将真实GNP建模为未被观测因素的和(Harvey，1985；Waston，1986；Clark，1987)以及宏观时间序列的共积关系(King，Plosser，Stock和Waston，1987)等技术被用于经济周期分析。但是经济扩张和收缩之间的非对称性证据(Neftci，1984；Stock，1987；Diebold和Rudebusch，1990以及Sichel，1987)以及宏观经济和金融时间序列中偏离线性的更一般证据强有力地挑战了线性静态模型。
在体制转换的非线性模型框架内，Hamilton(1989)假定经济计量学家在时间序列的被观测行为的基础上关于是否发生以及什么时候发生体制转换获得概率推断，并以非线性迭代形式给出概率推断的算法。其中，自回归参数被视为离散状态马尔科夫过程的结果，非静态序列的平均增长率可以受制于偶然的、离散变化。该技术应用到美国真实GNP的实证应用表明，从正增长率到负增长率的周期变化是美国经济周期中经常发生的特征，并确实可以用来定义并度量经济衰退的客观标准。被估计的参数值表明，典型的经济衰退与3％的GNP水平的持久下降相联系。
多变量框架下，马尔科夫转换模型在两个方面被扩展。Diebold和Rudebusch(1996)以常见的潜在因素方式被引入转换动态学，Krolzig(1997)考虑了参数取决于常见马尔科夫链的VAR模型(MSVAR)。通过允许每个VAR方程中存在特定的马尔科夫链(多变量马尔科夫转换VAR模型，MMSVAR)，J．Anas．M．Billio，L．Ferrara和M．Lo Duca等人扩展了MSVAR方法。他们使用MMS模型研究美国和欧元区工业生产周期状态之间的关系并探究欧洲区工业生产和欧洲行情指数(ESI)的工业组成之间的周期关系。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时间内，美国在经济和增长周期中引领欧洲区、两个地区间存在强有力的相互影响以及非因果关系的零假设在两个方向被拒绝。
(三)金融市场收益易变性(Volatility)的体制转换分析
由于两个原因，描述金融市场易变性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是重要的，即资产的风险是价格的重要决定因素，变量条件均值的有效计量经济推断要求正确识别其条件方差。为易变性建模的通常方法是Engle(1982)介绍的ARCH识别，但很多研究发现ARCH模型给出拙劣的预测和高度的伪持续性。Diebold(1986)以及Lamoureux和Lastrapes(1993)论证了持续性的高估计值可能是由于方差过程在样本期间发生了结构变化。Hamilton和Susmel(1994)使用2到4个体制估计美国股票周收益率的马尔科夫转换ARCH模型，允许ARCH过程的参数来自于几个不同体制的其中之一，体制间的转换由未被观测到的马尔科夫链控制。他们发现，SWARCH识别提供了数据的较好统计拟合和较好预测，并将股票价格易变性的绝大多数持续性归于低、适度和高易变性体制的持续性，典型地，他们持续了几年。也肯定了股票价格的杠杆效应，基本新息由来自低自由度的学生分布而不是正态分布描述更好，并且周股票收益是正向序列相关的。
此外，体制转换模型分析还广泛应用在利率期限结构分析、经济危机分析、通货膨胀的英国商业资产价值效应(Barber，Robertson和Scott，1997)、自然失业率(Bianchi和Zoega，1997)、石油价格的美国GDP增长效应(Raymond和Rich，1997)、Garcia和Perron(1996)分析通货膨胀和真实利率、Kim(1993)分析货币增长不确定性的决定因素等分析当中。
四、体制转换模型在我国的应用价值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政策的实施方式、操作工具、资源配置过程中居民的行为方式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为体制转换模型在我国的实证应用提供了客观应用条件。我们看到，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适应公共财政的要求在不断变化，而财政政策也根据“相机抉择”原则不断调整，比如1997年左右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2005年初以来的中性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消费、投资以及价格效应和产出乘数都可能发生系统变化；长期以来饱受批评的股票市场“政策市”对我国股票收益易变性的影响，居民在住房改革、医疗制度改革和教育产业化背景下预期方式变化的消费模式，以及我国货币政策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推进的政策规则的变化等问题，都可以在体制转换的框架中进行分析。
(责任编辑：赵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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