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媒介带我们进入了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在这里娱乐思维覆盖了一切公共话题和言论，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新闻也常以娱乐化形式呈现，人们在信息海洋中追逐娱乐快感。新媒介的娱乐化倾向是否必然是负面的，该如何看待这种社会趋势，重读波兹曼的名著《娱乐至死》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新媒介 娱乐化 《娱乐至死》
《娱乐至死》是作者尼尔波兹曼对美国文化的反思，那么今天的中国，阐释时代是否已让位于娱乐业时代？在《娱乐至死》一书中作者说“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形式决定内容，在当今新媒体时代，信息更加多元的情境下，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早已随着媒体呈现方式的变化而改变。在中国过去的舆论大环境中，印刷媒体时代事件的报道多是较深层的、经过验证确认的事实信息，可信度高，相比较而言严肃的硬新闻居多。“印刷时代培养了人们理性、逻辑性的思维方式，而电视技术带给人们的是即时的图像直观信息，把人们引向了文化的反面娱乐。”网络技术带给人们感官刺激的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动及时的画面信息常常冲击着人们敏感的神经，带来的往往是碎片化的信息。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言“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在笔者看来，所谓“娱乐”是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种类的，而不仅仅对等于浅薄、低端、无思考含量的八卦，正如维基百科对“娱乐”一词的解释：娱乐是一个设计来给予观众乐趣的项目、表演、或活动。良性的娱乐不仅能给予观者健康的精神放松和愉悦，还能引发人们启发性的活动，带来看待事物的乐观态度和幽默视角，而一个文明的社会对于这种程度的娱乐更应当是宽容的。反之，反面的娱乐则是对无聊细节的放大、断章取义，对人们理性思维的消解或对受众低级趣味的迎合，这样的娱乐是浮躁极端情绪的助燃剂，笔者认为这种娱乐才是尼尔波兹曼所谈论的“娱乐至死”命题中的“娱乐”。
“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网络代替了原来报纸电视话语方式。最近微博等网媒报道出的北大校长周其凤回乡为母贺寿新闻，本来就是校长自己的私人家事，多张不同角度照片的刊登，却将这件小事一时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人们开始议论校长跪拜在母亲膝下的作秀成分，开始讨论旁边衣着时髦背名牌包的女子，各种不言而喻的联想在网络弥散开，周校长仿佛不再作为一个名校校长、教育者身份出现，而变成一个带有娱乐色彩的公众名人，人们对北大的关注其实也早已偏离学术，任何有关于学术、教育的新闻也开始以非常态方式呈现，人们不遗余力挖掘其中的娱乐成分，严肃的议题在网络上也被娱乐消费。
“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他们靠的是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人们讨论的事物越来越来倾向于表层和视觉效果，早前微博上风靡一时的“杜甫很忙”“包大人很忙”看似是对经典人物的恶搞涂鸦，实则是网友发挥想象力对人物刻板形象的消解和以及创意的重塑，而网络上不断出现的“淘宝体”“凡客体”等语言形态则用适合于网络传播的形式表达着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北京大雨”造成的严重损失和伤亡在网络上则表现为对于死者的哀悼和对城市排水系统的反思，不同的求生技巧通过网络的传播普及了人们对于危机状况下自救呼救技能，“天津大雨”滋生出的搞笑图片更是幽默地展现了百姓的乐观精神。综上网络百态，笔者认为一定范围内的“娱乐”无伤大雅，网络在慢慢培养着理性的公民，网民也在娱乐中形成一种轻松自由化的舆论氛围，正如“意见的自由市场”，正是对一种信息不同的娱乐解读才让真知逐渐显现，糟粕逐渐滤去。
然而，技术的优势让人们看到了表达的便捷，这也助长了社会中浮躁与暴戾之气。处于现在这样的多媒体时代，娱乐信息充斥媒体，更可怕的是，任何事物都能被娱乐化，赫胥黎式的警告似乎成真：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文化精神枯萎。这从公众的审丑品味上可以观之，而更糟糕的是媒体对于严肃事件的娱乐化处理，煽情、恶搞等等违背了新闻伦理，更在观众面前展示了不该展示的部分，任何文化现象都能浓缩成简单的娱乐化表达，这种现象在台湾电视新闻中处处可见，政治新闻、社会新闻都可以被以戏谑的方式表现，市场竞争中不断迎合受众似乎成为最理所应当的选择，客观、中立几乎变成不切实际的新闻理想，其负面效果显而易见。
湖南卫视减压励志类节目《完美释放》录制中，请到“7·21”暴雨北京广渠门遇难者丁志健的妻子邱燕与主持人对话，这种追求即时的电视对话对于一个遇难者家属而言显得有些残酷，虽然是否消费苦难并未定性，但从此引发的争议证明了人们心中对娱乐底线的定义，不是所有的事件都能作为电视节目素材来编辑制作供人赏玩的，人文关怀比吸引眼球更重要。
波兹曼的忧虑在今天得到证实，新媒介成为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即信息被包装成娱乐。笔者认为上述现象是一种对于严肃话语和逻辑思考的解构。“一切公众话语都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波兹曼的悲观论点来自于对主要媒体平台变迁所引发社会性变迁的担忧。现在我们也正经历着新的媒介革命，网络媒体让传播变得简单，也让理性思考变得更难，在一系列的网络事件中，最先通过网络媒体报道出的信息往往时新性有余客观性不足，追求快速，却忽略深入的调查取证，并未全面还原真相。如在微博言论中，习惯性的对一些事件中当事人扣上各种帽子并盲目贴标签，动辄就是“富二代”“官二代”“公务人员”“欺压”百姓，以夸张的脸谱化语言扭曲事件真相，引起的是围观者的关注和一边倒的舆论浪潮，缺乏的是公正而冷静的分析，这样的话语暴力娱乐至死，这样的社会令人生忧。
整个文化就是一次会话，公众话语的方式是怎样规范乃至决定话语内容的？我们应当怎样利用好新媒介才能不处于被动地位而被娱乐？如何能避免赫胥黎的忧虑，不被淹没在新媒介带来的琐碎繁杂信息汪洋之中？先哲们所担心的是人们在信息大海里的麻木，担心人们最终不知道为什么笑和为什么思考。本书一直在探讨什么样的信息最有利于思维，这就牵涉到培养公民的媒介意识，也就是把最终的问题回归到人。波兹曼在书的末尾强调了学校教育的作用，即怎样用电视来控制教育，那么放在今天，新媒介带来的话语方式、思维方式的变迁谁都无法阻挡，可以做到的唯有提高自身媒介素养，具体说，就是学会主动使用新媒介去进行积极的信息传播，然后能够帮助公众学会规避新媒介对人们的不利影响，“学会疏远某些信息方式”，归根结底，还是要强调人的主体性，娱乐与否，娱乐到何种程度都是由人的自觉性和认知来决定的，人必须要摆脱机器制造图像的主宰，在纷繁的信息中维持自我思维，批判的选择信息，而不是被形形色色娱乐化的信息所淹没。
对于未来可能更加复杂的媒介格局，我们还是应该抱有信心与希望，加强国民媒介素养的培养，人们就不一定如波兹曼所言“娱乐至死”，新媒体带来的或许是暗含诱惑的天堂，除了大量外界固化的经验知识外，可贵的在于能够独立判断，我们虽然随时有沦陷的危险，但是带着警醒之心，对尺度内的娱乐一笑置之，合理摄取信息养分而不沉迷，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娱乐至死。□
（作者：均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