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礼拜、星期是标注一周七天的时间单位。近代以来，七日一礼拜、一星期作息制引入中国，并逐渐应用推广，到今天已融入民众日常生活纹理，成为一个不含疑问的常识。本文关注作为时间单位的礼拜、星期，探讨礼拜天、星期天休息的制度在近代中国是如何推行并成为定制乃至习俗的，并探寻它们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礼拜；星期；时间制；休息
星期、礼拜是标注一周七天的时间单位。近代以来，礼拜、星期的作息制逐渐在中国推广。笔者拟探讨礼拜、星期制在近代中国的变迁历程，观察有关礼拜和星期的诸多社会面相。
1 作为休息制的礼拜、星期制在近代中国的推行和普及
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来华传播基督教，马礼逊同中国教徒一起，在礼拜日做礼拜。鸦片战争后，西方人大量入华，他们依本国习俗在星期天休息。国人刚开始对此好奇，但并不认同，认为星期日休息是一种多余和浪费。但随着来华外国人的增多，耳闻目睹后国人开始了解星期日公休的意义，逐渐认为这是一种良风美俗。1872年6月13日，上海《申报》有社论称：西洋各国的星期日休息制度于人生有益，中国应该仿行。19世纪80年代，星期日休息制度从个别新式学堂开始浸入中国休假制度。
较早实行星期日休息制的是福州船政学堂。1883年，该学堂公布“每逢星房虚昴日停工休息，星房虚昴日即泰西礼拜日”的新章程，[1]照顾外国教习的生活习惯，给部分师生过星期天。洋务运动期间工业发展与雇工劳动时间制的确立，越来越与“礼拜”制联系。戊戌变法时期成立了许多学会，部分采用星期概念组织活动。维新变法后中国人的观念更为开放，认为礼拜天公休有劳有逸，逐渐认同了这种时间体系。[2]对于西来的风俗，经常接触易产生认同心理，但改变习俗还需要时间。当时国人只是从教会、洋行等外国在华机构的作息制及外侨的日常生活中知道星期天属于休息日，但是无人倡导推行，星期日对民众的影响主要还停留在认识阶段。
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新学制章程《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全国的中等、高等学堂“除年假暑假合计七十日外，每岁恭逢皇太后皇上万圣节，皇后千秋节，至圣先师诞日，仲春仲秋上丁释奠日，端午中秋节，暨房虚星昴日，各停课一日”，[3]以房虚星昴四日对应西人每月的四个礼拜天。这种混合新旧中西元素的休假制仿自西方的礼拜休息制，但披上了代表天象时间的中国化色彩，将礼拜称为“星期”，弱化了基督教色彩。这份章程是清廷在官方法规中首次公开承认并实行星期休息制度。一时间，按星期安排课程成了新式学堂区别于旧学堂的模式。1906年起，清政府中央各部相继在星期日放假公休，不过当时还很少用“星期日”的称呼，通常以房虚昴星四字代替。
随后其他社会团体和企事业机构也开始实行星期日休息制度。1907年，《北洋官报》称“山东省城邮政局由三月初一日起按各海口海关邮政章程礼拜日停办公事，近已拟定各条分行照办”。[4]一些维新人士办学会也以仿形西法改良风俗相号召，以星期天为聚会日期。1898年1月，在京师创立的关西学会会章规定，“每一星期聚会一次”，因“会友多习西文者”，故“必用星期，即礼拜日事也”。[5]1911年夏秋之交，被称为晚清衙门里最传统的吏部与礼部也顺应潮流，“星期日亦仿照其他各部之例，停止办公”。
自1902年至1911年，学堂、官署相继实行了星期休假制，学界、政界人士乃至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也随之以星期为周期，星期日逐渐在社会上流行开来。报刊广告与民众生活的接触最直接，当时报刊登载演出广告也开始使用星期，演出安排多在星期六和星期日。1899年11月22日，《中外日报》报道欧洲一魔术团在上海演出，开演日期为礼拜二。星期休息制的实行使人们有了休闲和社交时间，城市娱乐业随之发生了营业节奏和周期的变化。每到礼拜日，西方人开设的洋行、机构、学校等都关门，人们到教堂做礼拜及进行会友娱乐等休闲活动。由此影响到与外商相关的华人商家，不仅是一些进出口贸易的商家店号，甚至连聘任有洋员的海关、机器局等官办机构也在周日停工休息。在西人机构中做事的职员、仆役等皆受影响随之休息。时人说“七日一礼拜，为西人休息之期……华人之居停西商者，于先一日礼拜六夜，征歌命酒，问柳寻花，戏馆、倡寮愈觉宾朋满座”。[6]在休闲娱乐业发达的上海租界，到19世纪70年代之后，礼拜休息已成为商业以及人们休闲娱乐活动的主要节奏。每逢礼拜天人们都到商业繁华区的茶馆、餐馆、戏园、妓院等各休闲娱乐场所消遣。礼拜六晚上娱乐场最为热闹，有记：“礼拜日任人游玩焉，前一日曰礼拜六，是夜最为热闹。”[7]19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其他外国租界及西人聚集的地区，礼拜天休息成了商业和休闲生活的一种主要习俗。
1912年，国民政府通电全国改用阳历，以一种革故鼎新的姿态追赶西方现代文明，阳历的年月星期逐渐渗透到国民的日常生活。“星期”一词诞生后，“礼拜”在书面语、口语中依然广泛使用。但“星期”一词及其实践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普及，不仅在政府机关、工商业，在市民生活中也不断地被运用、强化。上海新新公司“为夥友谋幸福”计，在星期日完全休息，饱受赞誉。[8]北京古物陈列馆“以近几天风日丽，游人增多，特规定每逢星期日增加午间售票，即自本月三日起（星期日）即可实行”。[9]民国以来，星期休假制在城市里已经普遍实行。一位年过五旬，对民国及新事物态度历来保守的清朝旧宦，在民国以后的日记中也改用星期来记事了。[10]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星期制成为政府、教育部门的仪式时间。每周一上午国民政府要求全国各地都要举行各种纪念仪式，中小学每周一的第一节为纪念周课，师生在大礼堂集会，教育学生继承孙中山总理遗志。
2 晚清民国时期关于礼拜和星期休息制的讨论
当时也有反对星期休息制的声音。有人反对礼拜日存在，逐条批驳礼拜日存在的理由。[11]还有一些持保守人士对“大多数人把礼拜日作为放浪形骸至外面来大逛特逛地玩一下子的日子”很不满，呼吁人们“不要浪费礼拜日了，礼拜日是休息日不是狂欢日”。[12]也有人指出，因为全体人员于同一天休息的缘故，各种事业随之停止进行，产生诸多弊端，对星期日休假对于公众、生产、服务者、学生等带来不便的讨论也随之而来。[13]
对礼拜、星期的名称运用及其区别，基督徒和教外人士有不同的认识。基督徒认为“信主的人不应说星期日、星期一等，这是世人的说法，我们应当说礼拜一”，他们认为不说“礼拜”是违背基督教的，希望基督徒使用、推广包含更多宗教意义的“礼拜”一词。[14]但一些不信教的人提出“周日改革”，认为不信耶教的人不该使用宗教化了的“礼拜”的说法，主张以“勿忘国耻”为旨进行“周日”改革，在日常应用的周日名称上加以勉励警惕，把一星期的七日分别称同忧日、同学日、同进日、同心日、同力日、同德日、同乐日，随时提醒激励国人自勉。[15]虽然有不同的声音，礼拜天和星期天休息制经受了检验，保有其持久的生命力，成为人们普遍遵循的作息制，并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多重影响。
3 礼拜天、星期天休息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首先，过星期天使人们的休息娱乐时间得到了保证。在中国传统生活中，因生产水平低，生存艰难，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把尽量多的时间投入到劳作中，休闲时间比（下转第页）（上接第页）较少。实行星期休息制度后，人们可以每七天有一天的时间停止劳作，用于个人休息娱乐。公私时间领域也有明确的区分，个人支配的时间增多。
其次，星期休息制有利于日常活动的计划性。七日一星期在月和年之外提供了一种更短、更精细的记日单位。人们的多种活动逐渐形成以星期为单位的新的周期，为社会公共活动的增多提供了方便。例如，在学堂中按照星期做好课程安排有利于教学计划的完成。
最后，礼拜天、星期天休息制度的推行还促进了社会交往与公共活动。清末时期，城市中政界、学界人士兴起了办学会、集会演讲和开展各种社会活动的热潮，星期制度为开展跨行业大规模的公共活动提供了“共同的时间”。民国时期各种城市娱乐场所星期天举行规模化文娱休闲活动，按星期制到礼拜天休息成了商业生活的一种主要休息习俗。
4 结语
从礼拜、星期作息制在近代中国引进和推广的过程来看，星期制最初与基督教和国家机构的提倡和推行有密切关系，最终与商业、教育以及城市发生关联。然而星期制自清末开始实行到民国时城市日渐普及，只是在城市政界、学界、文化界、公共事业以及部分工商业中实行，享受这种作息制的主要是中上层人士，而诸多下层劳动者为谋生常年劳作，很少有星期休息。星期制的辐射面在城乡、地域、阶层上存在差异。在广大农村，除了学堂学生及少数公务人员外，几乎仍沿袭传统的作息方式。占据中国人数大多数的农村人还是使用阴历，他们也没有充足的使用星期制的社会环境。这些差异显示了时间与权力、知识、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从这方面看，星期制蕴含了国家权力意志、现代工业文明、城市价值取向的某种象征。1949年以后，新中国对城市和乡村进行改造，将星期作息制普及到民众中去。按星期作息制确立其生命力，成为规制人们日常工作和休息的普遍准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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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及其变化[J].史苑，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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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古物陈列所星期日增加午门售票[N].大公报（天津版），1932-4-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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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夏风.闲话“礼拜日”[N].礼拜日周报，1938.
[13] 罗如平.厌星期日议[N].中华全国电政同人公益会会报，1927.
[14] 礼拜与星期[J].灵音，1948（2）：25.
[15] 刘世尧.从社会教育想到“周日”名称的改革[N].民众教育周报，1932.
作者简介：乔洋敏（1989—），女，河南南阳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2013级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