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达夫的抽屉里有盒名片,在他的名字后面有两行小字:“一级警督、副处级侦察员”。单位名称是“上海市闸北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当然，他早已经离开闸北刑侦支队了，1995年退休，脱下了警服，但他依然保留着名片，他非常怀念当刑警时的那些燃烧激情的日子。他当了四十年刑警，他说刑警这个职业让他痴迷沉醉，他参与的每个案子都会给他一种和犯罪嫌疑人过招的兴奋，每当破案后他都会有一种职业荣誉感，他觉得能和犯罪嫌疑人打心理战，就像一个走“诡道”的人（《孙子兵法计篇》：“兵者，诡道也。”），以智慧取胜，体现了他的人生价值。
冯达夫在上海滩打出名气是在1978年。
1978年，冯达夫从下放8年的上海机床厂调回闸北公安分局刑警队，并被派到机械厂强劳队工作。
强劳队是在当时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对重大作案嫌疑，同时有犯罪前科，在本市无固定工作人员的一种审查收容机构。强劳队把被审查人员分成若干小组，民警带队当组长。冯达夫的小组简称就是“冯达夫小组”。另外还有一个小组，叫“邱培基小组”。在邱培基小组里有个审查对象金某，是个25岁的知青。金某的下乡地点在黑龙江，属于私自返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对这类人有个称呼，叫“盲流”。
金某的家在宝山路派出所的辖区，宝山路派出所有个女民警叫夏阿妹。夏阿妹在工作中发现金某的家里有大量的高档物品，金某又讲不清这些物品的来路，十分可疑，于是报分局批准把金某送到强劳队，边劳动边接受审查。
这天邱培基找到冯达夫，说起金某。邱培基说金某身上的“油水”很足，但审不下来。他说：“老冯，干脆这个人送给你吧。”
在第一次审讯中，金某一口咬定家里这些高档物品都是他从市场上买回来的。
冯达夫不急，他给金某算账，说你从黑龙江跑回来，没有任何收入，怎么会有钱买这么许多高档物品？
金某说，是从自由市场上买的二手货，便宜。
冯达夫伸出手，在金某眼前晃了晃，说你可知道，无论你的手碰到什么地方都会留下指纹，在犯罪现场，如果发现了你的指纹，那你可就有大麻烦了。
金某的脸色有点变，但依然嘴硬。
冯达夫说你应该知道，你的那些所有高档物品上都有出厂号码，失主丢了东西在报案时会把号码留在公安机关，这样我把你的那些高档物品上的号码往各分局一发，很快就能找到真正的主人。
金某不说话，只是在不停地叹气。
冯达夫继续施加压力，他把这叫“拧螺丝”，他慢悠悠点燃一根烟，说你现在不说也没关系，把指纹对上，把失主找到，你就该来求我了。
就这样，冯达夫跟金某磨了三天，金某终于开口了。他是个大盗，把上海的大专院校几乎偷遍了。
一起系列盗窃案就这么让冯达夫给破了。
后来解放日报曾刊登了一篇给上海的侦探排名次的文章，冯达夫排在第三位，别人戏称他为“福尔摩斯第三”。
别看冯达夫头上顶着“福尔摩斯第三”的光环，但其中的甜酸苦辣只有他自己知道。名气出来了，来采访的记者自然不少，有一次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大实话：“探案其实是一件顶顶苦的差事……”
冯达夫在审讯中曾有三天两夜不睡觉的记录。
这是上海第一例抢劫出租车杀人案。
案子发生在1982年中秋节。这天凌晨，一个报案电话打到了闸北公安分局刑队，报案人说奎照路上有人开枪。
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冯达夫和他的伙伴用最短的时间赶到了现场。报案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他说他睡得迷迷糊糊时，听见外面街道中有枪声，他当过民兵，能分辨出枪声和鞭炮声的差别。
报案人出门，看见街道中停了一辆出租车，车内坐了两名男子，可能是驾驶技术不熟练，车刚起动就熄火。看见有人出来，开车的男子跳下车，用手枪指着报案人，不准他吱声。
报案人对警察说，我哪见过这阵势，吓坏了，赶紧退回到院子里，后来他悄悄把门打开一条缝，发现出租车仍然在街道中，但那两名男子不见了。
冯达夫打开停在路边的出租车门，发现在后座下有一具被枪杀的年轻男子尸体。事后查明，这名男子是市出租车公司的司机。
奎照路的地点位于闸北和宝山的交界处，是条比较偏僻的街道。市出租车公司值班员证实，在出租车后座下的男性尸体是他们公司的驾驶员，姓冯，结婚还不到两个月。这天早上有两名男子5点多的时候到公司要车，当时小冯正吃早餐，他的早餐是泡饭，边吃边对那两名要车的人讲：“侬等一等。”
出租车被拖回到分局，很快就在方向盘下边发现了一枚血指纹。从指纹库里一比对，很快就查明，这枚指纹是王慈忠的。王慈忠是虹口区一家工厂的车工，曾因打架被行政拘留过。
当天晚上王慈忠就归案了。
由于是上海第一起抢劫出租车案，市局和分局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决定市局和分局共同组成审讯组。审讯组一共4个人，闸北公安分局由冯达夫和刑警队的一名副队长参加。
审讯地点放在闸北公安分局的单身宿舍。审讯是从晚上10点钟开始的。用冯达夫的话说，是“难度很大”。
冯达夫问：“把你早上的活动说一下。”
王慈忠说：“早上到徐泾给老娘上坟去了。”
冯达夫问：“和谁？”
王慈忠说：“我一个人。”
王慈忠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早上去上坟，其他哪儿都没去。到最后，随你怎么说，他干脆一言不发了。
就这样，一直审到天亮，没任何结果。
王慈忠被送到羁押室，按说这个时候几个民警可以小憩片刻，但是不能，王慈忠不交代，他们的压力大呀。几个人凑在一起，重新研究王慈忠的档案，研究下一轮审讯的谋略。
冯达夫回忆，第二次审讯的时候他们给王慈忠讲政策，但这个人一口咬定，发案那天早上他请假给老娘上坟去了。
到晚上的时候，市局预审处来了个副处长参加了第三次审讯，仍无结果。第三天早上7点，这个副处长离开时说8点半派辆车子过来，把王慈忠带到预审处。
冯达夫心里窝火，他觉得就这么任何结果都没有的情况下把犯罪嫌疑人送走，他不甘心。再则，他也感到，王慈忠也快撑不住了。审讯就像是审讯员和犯罪嫌疑人的一场角力，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
最后一次较量开始。冯达夫慢条斯里地对王慈忠说，你住在虹口，为什么把你抓到闸北来，而且抓你去了那么多人，场面那么大，你都不想想是为什么。没有确切证据，我们能那么干吗？
王慈忠低着头，眯着眼睛，摆出了一副不管你说什么，都跟我没关系的样子。
冯达夫不急，他知道这个时候越急越要坏事，王慈忠虽然摆出了“油盐不进”的样子，实际上内心是很恐慌的，王慈忠想活命，还有幻想。最有利的条件是，王慈忠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那个出租车司机的死活。
冯达夫说：王慈忠，你已经闯了一次祸了，如果另外那个人在外面再作案，你的问题可就严重多了。
王慈忠猛抬头，睁开了眼睛，虽然没开口，但疑问写在了脸上：他作案，和我有什么关系？
冯达夫说：你至少还要加上一个包庇罪。
对王慈忠来说，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王慈忠提出了一个条件：“我说了以后，你可不能说是我说的。”接着他供出了同伙。
王慈忠的同伙叫佘安健，是崇明农场的知青。打死出租车司机那把手枪是王慈忠利用工作时间，在车间里按“左轮”手枪样式偷偷制作出来的，子弹也是他加工的。他和佘安健曾到长江边试过枪，近距离杀伤没有一点问题。
有了枪，他们决定干大事。王慈忠的作案目标定在虹口西江湾路的一家储蓄所。他发现，每月的15日早上，都有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到储蓄所取钱，数额在5万块钱，估计是一家工厂的出纳员把钱取回去给员工发工资。王慈忠计划，15日早上到出租车公司要车，让车开到偏僻处后动手把司机杀死，然后把车开到西江湾路储蓄所，抢女出纳，成功后随便把车和驾驶员尸体扔在什么地方。
发案这天早上，当出租车司机把车开到奎照路时，他们让司机停车，王慈忠装着付钞票，下车绕到司机旁边，冲司机开了一枪，然后把司机拖到后座，佘安健压住司机，王慈忠开车。由于惊惶，忘了松开手刹车，所以出租车连续熄火，还把附近居民惊动了，他们只好弃车逃走。在逃走的路上，把枪扔到一条小河里。
王慈忠说：那个出租车司机也够可怜的，死到临头了还吃泡饭。
当天下午，佘安健在吴淞码头被抓获。
上海第一例抢劫出租车案就这么破了。后来警校教师在预审教学中经常把此案拿出来给学员分析，成了一条经典案例。
冯达夫在闸北公安分局刑队的伙伴们对他的评价是，老冯破案能力强，对犯罪嫌疑人天生有一种感觉，但就是脾气太倔，说话不会拐弯，因此经常得罪人。
冯达夫说话不拐弯，最典型的一次是在美国驻沪总领事馆被盗案的案情分析会上。
冯达夫是作为刑侦专家参加市局刑侦处的案情分析会。
被盗现场在美国总领事馆的三楼，罪犯闯入总领事的房间，盗走了总领事夫人的一批名贵珠宝和一本空白支票本，然后到二楼的雇员办公室，撬开抽屉拿走香烟等物，但放在雇员办公室墙角的铁皮柜没动。
案发时正是新春佳节。当时专案组的意见是：作案人有两种可能，一是外地人，要回去过年，临离开上海时到领事馆捞一把；二是家在上海，但本人在外地工作，利用回来过年的机会对领事馆下手。无论是哪种，作案人对领事馆都比较熟悉，因此可能是在此居住过的中国雇员的亲戚。
根据这个思路，专案组划定了范围，开始摸排，并且对中国雇员进行政审。
冯达夫到现场，先绕着领事馆转了一圈，然后又到总领事住处和雇员办公室看了看，心里有数了。
在案情分析会上，冯达夫一开口就把大伙吓了一跳，他首先对着刑侦处长放了一炮，他说：“我劝你赶紧把政审停了，这对破案一点用处都没有。”冯达夫的意见，此案是普通的“夜窃”案，作案人对领事馆并不熟悉，因此不可能是知情人作案。
冯达夫对专案组划定的范围来了个全盘否定，处长的脸色不好看了。
会议室里静悄悄的，坐在冯达夫旁边的人悄悄扯他的衣角，提醒他说话注意。
冯达夫不以为然，案情分析会，就应让大家各抒己见，他不会为了讨人欢心而放弃自己观点的。
冯达夫继续陈述观点，他强调在雇员办公室放着一个很陈旧的铁皮柜，里面放着价值14万元人民币的兑换券。14万元，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字。试想一下，罪犯把打开封的香烟都拿走了，这么一笔巨款岂有不动之理，由此说明，罪犯对领事馆情况并不是很熟悉。根据现场情况判断，作案人是半夜时分由领事馆靠近乌鲁木齐路的围墙翻入，然后上楼，由于总领事的房门没锁，所以他很容易就进入，到卫生间打开领事夫人没上锁的珠宝盒，抓了一把珠宝。下楼后又进入雇员办公室，撬开抽屉偷走香烟等物。
冯达夫建议，作案人拿到珠宝，肯定要想办法变现，因此不妨通过各分局的治安科，到寄卖行和黑市上查一查。
专案组接受了冯达夫的建议，到下面一查，线索来了。徐汇分局治安科反映，有群众给他们送来了一个空白支票本，说是有人在市场以极低的价钱出售。
案子就这么破了，作案人的情况和冯达夫分析的基本一致。
丁启龙电击杀人案发案时间是在1987年1月10日。
闸北区靠近宝山的城乡结合部有一条小河，这天是星期天，下午两个小学生在河边玩，发现河里漂着一个人形的物体，以为是橡皮人，于是用石头砸，后来过来位老太太，仔细一瞅，这哪里是橡皮人，分明是真人嘛。
最先赶到现场的是闸北公安分局的刑警。
发现尸体的这条小河是闸北和宝山的分界线，等宝山县公安局的刑警赶到，尸体已经被闸北刑警打捞上来了。由于尸体是漂浮在靠近宝山的一侧，所以案子立在宝山。在市局刑侦处的协调下，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的人员组成是宝山出10名刑警，市局派10名刑警，另外要求闸北也出10名刑警。
冯达夫率9名刑警参加了专案组。
此时法医对尸体的鉴定报告也完成了，死者为男性，年龄在30岁左右，他杀，系电击死亡，死后被抛尸，死者的生殖器被割掉。
根据死者情况，很像是情杀。当然，到底是不是情杀，还是要先查清受害人身份。
冯达夫回忆，当时上海各家报纸都登出了协查通报，有人打电话，说死者是安徽一家供销社的采购员，和安徽警方联系，否定了这条线索。
1月18日，案子有了转机，一个叫胡礼成的浙江人反映，报纸上登的死者照片，很像他失去联系多日的哥哥胡礼兴。
送胡礼成到验尸所，胡礼成认定，死者就是他哥哥。胡礼成说，他哥哥老实巴交的，说他有婚外情，那可是匪夷所思的事。
那天正是大年三十，专案组只放了一天假，初二上海刑警就赶到浙江。
技术员找到胡礼兴的指纹，跟死者的核对，确认死者就是胡礼兴。
冯达夫说1987年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快10年了，但计划经济的痕迹还没有完全消除，在饭店吃饭和购买粮食产品依然要粮票。由于胡礼兴所居住的地方是山区，农田很少，当地一些头脑活络的人发现了一个新的赚钱门路，就是倒卖粮票。
胡礼兴也是“倒票”族的一员。他这次出门带了5000元钱，钱是向乡邻们借的，准备到上海倒卖粮票。
现在案子基本可以定性了，情杀被排除，是谋财害命。凶手割掉死者的生殖器，就是为了把水搅混。案子定性，对凶手的摸排范围也确定了下来。重点是上海的“黄牛”，也就是以倒票为生的一群人。
丁启龙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
丁启龙住在闸北北颜家宅，是城乡结合部。
查丁启龙的档案，他曾因倒卖香烟票和粮票被南市公安分局收审过。同时他妻子也因倒卖票证定为投机倒把罪被判了3年徒刑。
冯达夫说，当时上海的南市区十六铺一带是票证贩子的聚集地之一，在此地执勤的十六铺派出所的一名工纠队员对丁启龙这个人有印象。这名工纠队员说他曾看到丁启龙领着乡下人上了一辆公共汽车，而据知情者说，丁启龙在进行粮票交易时，常常把对方带到僻静的地方进行交易。
丁启龙的嫌疑增大。
专案组决定正面接触丁启龙。冯达夫把丁启龙叫到彭浦新村派出所，理由是询问他参与赌博的问题。冯达夫说，其实这次接触丁启龙只是投石问路。丁启龙刚到所里还挺紧张，后来听说是参赌问题，表情上就流露出松了一口气的样子。当然这点没逃过冯达夫的眼睛。
冯达夫不动声色说，只要你把事情讲清楚，就没事了。
丁启龙表现得很配合，说他确实参过赌，但赌资都很小，他保证以后不会再赌了。
丁启龙的表现使冯达夫坚信不疑，此人身上有大案的可能性在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此时，在外围调查的侦查员也得到一个重要情况：据丁启龙的邻居反映，不久前丁启龙的妻子刑满释放回到家里，曾对丁启龙讲过一句话，说：“这种事不好再做了，要枪毙的。”
冯达夫回忆，对丁启龙的抓捕是在那年3月份，按当时的分工是闸北警方负责抓人，把人抓到以后送到宝山，由宝山警方负责审讯。
冯达夫把丁启龙送到宝山县公安局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破了案，大家心里搬掉了一块石头，高兴，宝山县公安局食堂专门炒了几个菜，请闸北来的同志喝老酒。
晚上10点钟的时候，一直在审讯室隔壁房间通过录像观看审讯过程的市局刑侦处裘副处长找到冯达夫，说：老冯，你的老酒怕是要换个地方喝了。
冯达夫马上明白，审讯进行得不顺利。
果然是如此。裘副处长说，审了两个多小时，还没沾到边，如果不换个审法，就有可能夹生，后边就麻烦了。
事情至今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但冯达夫对那次审讯还是记忆犹新。他进了审讯室，丁启龙看见他就说：骗人，骗人，公安局骗人。
前面说过，在把丁启龙叫到彭浦新村派出所的时候，冯达夫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只要把事情讲清楚，就没事了。所以当丁启龙被抓进来，看到冯达夫的第一句话就是：骗人。
冯达夫不恼，他把椅子搬到丁启龙对面坐下，慢条斯里地说：公安局从来不骗人，我是说过你把事情讲清楚，就没事了。你讲清楚了赌博的事，我处理你了吗？
丁启龙说：你说你是闸北警察，现在又变成宝山警察，怎么不是骗人？
冯达夫掏出证件，说你可要看清楚，我到底是宝山还是闸北警察。
丁启龙默然。
冯达夫说：我是闸北警察，今天到宝山来干什么，你应该心里很清楚。冯达夫又说，你吃官司多少次了？整天到十六铺晃荡又是为什么？
丁启龙嘟囔：不过是倒卖点粮票、布票嘛，又敲不了脑袋。
丁启龙说话时眼睛滴溜溜转，观察着对面这个老警察的反应。
冯达夫心中暗喜，只要这个人承认在十六铺贩卖粮票，就有话说了。他取出死者胡礼兴的照片，问：你跟这个人做过多少生意？
丁启龙脸色变了。
冯达夫紧追不放，继续敲打：有两个人看见你把这个人带上了96路公交车，这个人在哪？你敢讲出这个人的下落吗？
丁启龙不说话了。
审讯告一段落。丁启龙被送到看守所后，给女儿写了一封信。信很短，就几句话：“女儿，爸爸对不起你，今后再也不干了。”
冯达夫判断，丁启龙快撑不住了。
再审。冯达夫进到审讯室，劈头盖脸就是一句话：丁启龙，好讲了吗？
丁启龙脸色苍白，放在膝盖上的手指不停地颤抖。过了片刻，他说：让我见女儿，见了女儿，什么都讲。
专案组马上派人开车到丁启龙家把他女儿接来。
丁启龙见过女儿，开始交代。
丁启龙用雨伞杀人，他把电线接到雨伞骨架上，这样雨伞骨就成了电击杀人的工具。他的目标是江浙两省到上海的粮票贩子，在这些人身上往往带有大宗现款，在上海无固定落脚点，就算失踪，家属也搞不清是在哪失踪的。
他的作案过程是这样的：先借口有大宗粮票要出手，但在街上不好清点，把受害者骗到家里，利用受害者低头清点粮票的时候，把通电的雨伞骨捅到受害人背部，导致对方触电身亡。
丁启龙用这种方法先后杀过两个人，胡礼兴是第二个。丁启龙杀死胡礼兴后，在半夜把死者用自行车运到小河边，扔到河里。他担心尸体漂浮起来被人发现，不顾天寒地冻，脱光衣服跳到河里，把尸体踩到泥里，他想这样总万无一失吧。有道是，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天附近村里的养猪户到河里拔水葫芦给猪当饲料，结果把尸体从泥里带了出来。
丁启龙电击杀人案就这么破了。
冯达夫立了三等功。
冯达夫1951年参加公安工作，到1995年退休，他穿着警服，度过了人生最美好时光。1951年，以优异成绩从上海立人中学高中毕业的冯达夫本来有多种选择，可他在大礼堂听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作报告时说，他办公室里放了粟裕将军送的十几箱勃朗宁手枪，有志于参加公安工作，愿意担负除暴安民神圣使命的青年，每人都会得到一把这样的手枪。
冯达夫说，就是勃朗宁手枪吸引着他参加了公安工作。
现在冯达夫已经是74岁的老人，当年英姿焕发的“小冯”现在已经变成了“老冯”。在采访中笔者曾问过老冯，说假如现在重新开始，你还会选择干公安吗？老冯的回答是：会！
老冯说，如果重新开始，他不但会选择到公安局工作，而且同样会选择当刑警，因为他的人生价值就是通过刑警体现了出来……
（题照为冯达夫）
发稿编辑/浦建明
篇名书法/刘小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