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38年11月离开延安到晋东南，在十八集团军政治部锄奸部受训后，于1939年秋分配到一二九师政治部锄奸部工作，一直到1952年从西南军区政治部办理转业手续正式到地方工作为止。这期间部队虽几经改编，我自己也曾因工作需要几次奉派到地方公安部门短期工作过，但都没有调离过政治部的保卫部。记得我刚到政治部的时候，组织部张南生部长给我们讲，政治部的工作要为部队服务，政治委员抓部队工作是要靠政治部办事，政治部也是政治委员的办公室。岁月沧桑，我在刘、邓部队政治部工作了十三年，这期间我们不知聆听了邓小平政委多少次报告、讲话，在他的直接教诲具体指点下成长和学会工作，邓政委的教诲至今言犹在耳，音容笑貌，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智慧与勇气
邓政委作风平易近人，说话幽默诙谐，生活简朴，早晨和大家一起到河边洗脸作操，晚饭后常到政治部和大家一起打牌娱乐，1942年春夏起，机关开始学习整风文件，一天晚饭后师首长在蔡树藩主任的院子里打扑克，人称“独臂将军”的蔡主任，面前放着一个装满河沙的香炉用来插牌，刘师长坐在一旁观战，李达参谋长着装整齐，站在一旁，背着一个他常不离身的皮包，邓政委笑着说：“你们猜猜看，李参谋长的皮包里装的是什么?”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准是地图”。邓政委说：“猜的不对，装的一定是整风文件，参谋长做到了整风文件不离身，给大家做个好榜样。”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邓政委贯彻党的干部政策，一贯重视对知识分子干部的提拔和大胆任用。 1940年下半年住温村时，一天保卫部的卜盛光部长对我们说，邓政委讲啦，说你们保卫部门的干部，大都是些红军干部，农工分子，现在要给你们调派一个知识分子干部进来。不久就调来了一个细高个子的年轻人，他就是刘复之，当了我们副科长，我们都很高兴。当然对这件事，也有不同的反应，我就听到个别工农老干部讲什么现在工农分子吃不开了。
1947年8月6日，贯彻毛主席的战略决策，邓政委命令：勇往直前，不要后方，不向后看，千里跃进大别山!刘师长振臂一呼：狭路相逢勇者胜!记得在抢渡汝河那天，司政机关在距离汝河约有5里的小村子里，奉命再轻装，处理掉各种非必需携带的物品，集结待命，这时听到河边的机枪扫射声像刮风一般呼呼作响，我们立刻意识到前面定是一场恶战，这时保卫部刘秉琳部长突然传达邓政委的命令，要机关把一切机要文件，立即全部烧掉。我们当即照办，气氛更加紧张起来，经过担任掩护野直部队的六纵一场肉搏血战，终于把汝河南岸的敌人压退两个村庄，撕开了一个突破口，野直非战斗部队就插进了这个突破口里，不顾空中七架敌机的反复扫射投弹，和地面敌人两面阵地上的炮火、机枪的阻击，跑步前进了25里到达彭店镇。
这时我们实在疲惫不堪，很想休息一会，不想遇到了在彭店街上站着的指挥参谋，高声传达刘邓首长的命令：继续前进，不许停留!我们一直赶到淮河边上的息县城，当晚就在息县城关宿营。
第二天黎明，司政机关人员在淮河边的河滩上集合，看见河边上只有几条小渔船，这时邓政委已果断作出决定，让刘司令员先行坐船渡河，要李参谋长在渡口指挥和组织大部队渡河，他自己留在后面指挥部队顶住国民党兼程赶来的追击大军，他大声说：“直属队团以上干部先跟上司令员坐船过河，多过去一个就是多一分胜利!”于是科长以上干部就遵照命令依次上了那些小船。当刘司令员在船上亲自用竹竿一步步测探宽达数里的淮河水深度时，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饲养员牵着一匹马竟然徒步抵达了淮河的南岸，他立即指示随行参谋，去告诉李参谋长，不要再派人去找船了，说河水深度可以徒步趟过，就这样大部队人拉着人结成链条一般徒涉渡过了淮河。
当我军大部队刚刚渡河完毕，就巧逢上游大雨造成河水陡涨，国民党的追击部队赶到河边时，已无法徒步过河了，敌兵团副司令员吴绍周只能站在河边，望着滔滔河水，连声哀叹：“天不灭共，奈何!奈何！”当地老百姓中，则传说着解放军有神相助的神话。
野直部队8月27日渡过淮河驻北相店，第二天上午在北相店小学的院坝里，邓政委站在一张课桌的后面，向直属队干部做当前敌我战略态势的报告，他宣布说，我们四个纵队和独立旅，现在都已经全部完整地渡过了淮河，到达了目的地大别山区，即将作战略的展开，要在这里重建我们的根据地。当天晚饭后便又开始了向东南方向的继续行军，走了30里到了经扶县浒湾镇。
部队停下大休息时，我接到通知说邓政委找我，当我来到正街的拐弯处，看到刘邓首长都坐在警卫员的背包上休息，民运部穰明德部长在旁边站着，杨白冰和我到跟前站住后，邓政委开始谈话，他先问我们这次抢渡汝河遭遇到这么严重的困难，有些什么教训，没等到我们回答，他就自问自答地说：“教训之一就在于我们的直属部队过于庞大，几千人的非战斗人员，在战场上运动，是不能适应战争环境的，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要组织大批干部下地方工作，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展开土地改革，现决定由厨直部队包一个县，就是这个经扶县，由你们带队下去，从警卫团抽五个连给你们带去，你们有什么意见？”我们都表示没意见，他又简单交待了一些有关工作上的问题。
我们返回单位，接收和编组从各处抽调来的人员，离开司政机关，跟随穰部长向经扶县出发了。9月1日，在经扶县城简单地组建了县委、县政府，穰明德为书记兼县长，杨白冰为常委、组织部长，我为常委、社会部长、公安局长，贴出了安民布告，不久又同在当地长期搞武装斗争的刘名榜、邱进敏(以后先后出任县长)及他们带领的游击队会师，建立了区级党政机构，展开了工作。
一个月之后，邓政委和李先念副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带着中野前方指挥所和一个营的警卫部队，来到经扶县检查我们的工作，在箭厂河听取了县委的汇报，当他看到我们工作局面打开较快，群众发动的情况较好时，鼓励我们说：“开始像一个根据地的样子了。”对一些政策上和工作上的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并经过他的批准，把以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刘峙的字命名的经扶县改名为新县；当时我们从急于把根据地快点重建起来的主观愿望出发，不顾新区的具体条件和实际情况，也犯有不少急躁冒进的错误，正是由于邓政委的关怀和指示，才使得我们犯的错误比较少一些，纠正得快一些，这样我们能在敌我反复拉锯，敌情严重的情况下，仍能保有沙城区一片小区，可以寄养伤病员和女同志，收留零星失散人员，取得可靠情报，敌人始终没能摧毁我们这片根据地。邓政委主持中原局工作时，对要求新解放区同老解放区一样进行土改的方针政策，曾多次电报中央，建议新区暂由土改变为双减(减租减息)，并亲自起草了“六六”措示，获得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批准和赞扬；毛主席曾对“六六”指示批示称“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这体现了邓政委敢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这样做，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
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
进军西南到达重庆后，我奉派参加重庆市的公安接管工作，在新的条件下，聆听邓政委在各种大小会议上的讲话、指示的机会，比战争年代还要更多一些。由于重庆曾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属于解放较晚的地区，国民党的各类残渣余孽、军警宪特分子，大量逃窜麇集于此，加之从1949年初开始，国民党特务机关就有计划地布置潜伏和游击组织，敌情是十分严重的，为了有效地打击敌特和反革命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打击欺压群众罪大恶极的“东霸天”、“南霸天”，发动群众同反革命作斗争，邓政委对公安工作曾多次作过及时的指示和具体的指导，1950年6月3日，邓政委为内部刊物《西南公安通讯》题词：“加强隐蔽斗争，肃清匪特，是今后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不但需要我们公安工作同志的机智和有办法，更重要的还在于依靠群众和掌握政策。”
1951年元旦，邓政委为公开发刊的《西南公安画报》创刊号题词：“1951年，我们应在清除美国毒素的思想战线上，在土地改革的斗争中，在经济建设的事业中，在肃清匪特，特别是在反对隐蔽敌人的斗争中，进一步地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爱国分子，做出更多的成绩。”1951年元月24日，邓政委在西南区第一届公安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讲实事求是，“成绩要看到，但不能过高，才是实事求是”。公安工作要有群众墓础，“我们在群众中有了耳目手足，群众能自动起来反对反革命了，我们才可以放心一点”。
根据中央、西南局关于镇反肃特工作的指示精神，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了1950年1月18日、5月19日和1951年3月13日三次大逮捕行动。在1950年1月18日大逮捕前夕，西南公安部周兴部长和赵苍璧副部长都曾到老街“慈居”市局政保处住处具体指导，周兴部长传达了邓政委关于在大逮捕行动中一定要贯彻落实“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精神的指示。这次大逮捕行动共逮捕特务、反革命分子等1315人，在大逮捕的震慑下，在十一天里就有1736名特务分子前来自首登记，同时根据立功表现情况，从宽处理了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李修凯等150名自首特务，达到了打击敌特器张气焰，分化瓦解敌人扩大战果，发现更多敌特线索的目的。
1950年10月的一天，邓政委把西南公安部的周兴、刘秉琳、赵苍璧三位部长和市公安局的正副局长刘明辉、段大明和我找到他的住处的客厅里，研究贯彻执行中央“双十指示”开展镇反运动的有关问题，特别强调了要掌握政策。
在这段时间里，邓政委对一些大要案件和事关统战对象的事，他都亲自过问。如保密局西南特区中校专员冉益智，解放前曾是地下党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主管学运。1948年4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即叛变，供出了市委的领导班子和沙磁区、北碚、南岸和城区学运特支书记和党员20多人，并带领特务到下川东万县等地，指认逮捕了江竹筠(江娟)等11人。重庆解放后，冉冒充“脱险同志”到临江路介中公寓的“脱险同志登记处”登记，当场被人揭穿后，才被迫到市公安局十九分局(北碚)登记自首。这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9月1日邓政委在关于冉益智的处理报告上作了指示，10月27日市公安局将冉逮捕押审，11月的一天，西康省委书记廖志高同志(抗战初期曾任川东特委书记)来重庆参加西南局的会议，得知冉益智还没有处决，便到邓政委处提出意见，23日，西南局电话传达邓政委关于处决冉益智的口头指示，24日西南公安部赵苍壁副部长批示“以反革命杀人罪，不以叛徒罪处决”，1951年1月19日人民法院判处冉益智等4名叛徒、特务死刑。
又如在“三·一三”大逮捕中，由于第五分局对举报材料核查不认真，误将李杜(曾任东北抗日联军司令)以“一贯道首领”上报市局，造成错捕，关人石板坡监狱。第二天接到邓政委的秘书打来电话，指示我们立即纠正并作好善后工作，当即由西南公安部情报处长于炳然(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的政治部副主任)带领政保处科长郝涌昌专程赶往监狱向李杜道歉，后将其接出送回到南岸清水溪家中，有关责任人作了书面检查。
1951年11月23日，西南公安展览在大田湾广场展出，展出的前一天作为预展，请邓政委、贺龙司令员来审查展览内容，邓、贺首长看得很仔细认真，当看到一块展板上的照片说明词中，写有“龙云部x x反水叛乱”的语句时，邓政委当即严肃指出，龙云先生是爱国民主人士，旧部反水叛乱，同他没有什么关系，要将这种有严重错误的词句立即改正。
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民生轮船公司实业家卢作孚先生于1952年2月8日晚在新华路家中卧室内突然死去，邓政委接到报告后十分震惊，当即指示西南公安部周兴部长彻查，周部长指定由西南公安部经保处长李俊成和我具体负责，抽调得力干部组织专门力量进行彻查工作，经过一段工作将情况弄清：在镇反运动中，派到民生公司的负责干部，对政策掌握不当，搞出了一个失实的“地下”青年党案件，株连公司不少高级职员，造成混乱情况，问题虽未直接弄到卢先生头上，对他却造成压力，他对此很有意见，但又不便提出。以后又开始了“五反”运动，随着这个运动的日益升温，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形成十分紧张的气氛，鉴于当时重庆已有工商业者由于对运动不理解发生自杀现象，邓政委批示了对西南地区工商业者的保护对象有 200多人，其中重庆市的有38人，此时民生公司的“五反”运动已在逐步展开，一天军代表室要卢先生参加第二天的公司职工大会，却没有向他交底说明情况，造成错觉，卢平时家里备有安眠药阿米妥钠，以便失眠时使用，当晚就吞服了过量的安眠药去世。我们将这一调查结果报告周兴部长转报邓政委，并得到认可。
重庆解放开头三年的公安工作中，邓政委的教诲，我们将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