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全国“两会”，无疑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召开的：她承载着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开局的使命，也是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最后一个五年“倒计时”的开始 。
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环境，在今年的“两会”上，有哪些经济“热词”备受关注？对这些关键词进行细致解读，我们不难窥见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关键词一：经济新常态
要点：“新常态”的核心是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目前创新驱动遭遇体制阻扰
解读：李凌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济新常态的核心不是增速下降，而是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
2016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指出，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7万亿元，增长6.9%。这一增速基本延续了2012年以来年度增速7.7%、7.7%、7.3%的缓降趋势，下行压力凸显，引发对长期增长的忧虑。
目前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经济新常态的核心是增速下降，判定标准是7%或者8%。经济增速一旦低于这个标准，就意味着进入了新常态。
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对新常态的内涵也存在诸多争议，它指的是经济向低于7%的状态继续下滑的过程，还是对增速在7%附近震荡状态的刻画？如果是前者，那么反映的仍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而不是一种恒定的常态，因此只能算作“非常态”，而不是“新常态”。
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一篇严肃的经济学学术研究证明，中国经济必须保持7%或者8%以上的增速，才算是正常的增速，也不存在所谓的经济增长的底线问题。如果一定要说增长率的底线，那就是确保就业增长稳定的增长率，将实际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使之尽可能地接近自然失业率，因为在经济运行中，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总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对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两个基本点必须澄清：第一，增速下降并不等于GDP增长量的下降，更不是经济规模的下降。中国目前以接近70万亿的经济总量稳居世界排名第二，基数变大了，现在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的增量，就相当于5年前1.5个百分点、10年前2.5个百分点的增量。单就同比价格的GDP增长量来看，2015年6.9%增速产生的绝对量，已经大于2006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前）12.7%增速产生的绝对量。第二，强调中国经济增速变化的意义，不在于中国经济能否实现长期高速增长，而在于同世界其他经济体的比较。尤其是作为最大的赶超型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一片低迷之时，中国经济列车独领风骚，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增强，现在正是中国经济奋起赶超的绝佳时机。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增速下滑及其原因和可能蕴藏的宏观风险，也要看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面，以及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国优势所在。
然而，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也的确进入了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核心不是增速下滑，而是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充沛、资金稀缺，但随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廉价劳动力优势已消失殆尽，目前是越南劳动力工资的5-6倍，同时，资金变得愈发充裕。这意味着以往价格低廉的要素，成本上升了；价格昂贵的要素，成本却下降了。劳动与资本价格的相对变化，是一个国家富裕起来的必然结果，也符合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但凡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就是未能正确捕捉和有效运用要素价格变化释放出来的信号，误以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永恒不变、一劳永逸的，导致新旧发展动力切换出现青黄不接，进而引发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
经济“滞涨”风险加大，创新驱动遭遇体制阻扰
新动力、新优势的培育，必须符合要素相对价格变动的客观规律，顺势而为。201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左右，要素相对价格变化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
按照经济长期增长的内在逻辑，当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时，技术进步势必沿着用价格相对下降的要素去替代价格相对抬升的要素的方向演进。比如，当劳动力价格相对上升、资本的价格相对下降时，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企业就会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发明新的机器、工艺和流水线，来替代人力生产，由此减少劳动力投入量，提高资本投入量，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也将随之上升，新的竞争优势就蕴含在技术进步之中，创新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是要素相对价格变化的产物，是经济运行内生化的结果。但是，这个逻辑在中国运作得并不顺利。
首先，劳动力成本即工资上升快，但物价上升得更快，部分抵消了收入增长带来的获得感。
其次，资金成本在下降，但是投资回报率下降得更低，缺乏可投资项目，资金离开实体经济空转。后金融危机时期，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张皮的现象愈发严重，2015年年中股市的快速涨跌，以及2016年年初深圳上海等地楼市的异常火爆，足见空转之力度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投资效率也在迅速下降。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ICOR（增量资本产出率）从此前的3-4，陡然攀升到8-10，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重规模轻质量的传统投资拉动方式难以为继。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企业在要素相对价格变化时，未能做出相应调整，实现技术进步呢？我们认为，根源在于体制性障碍造成要素价格扭曲和资源错配。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劳动力资源错配。比如，劳动力市场碎片化，不同户籍身份的劳动者，不仅同工不同酬不同福利、而且在行业准入方面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二是资金错配。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企业资金使用成本截然不同，体制外企业的资金可得性也不及体制内企业，由此影响到不同类型企业的边际产出价值。此外，体制性保护还造就了大量的僵尸企业，在经济下行期，这些企业应该被淘汰，却没被淘汰。简而言之，劳动力资源错配和资金错配，阻碍了要素相对价格的调整，共同拉低了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如果没有资源错配，我们认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劳动力和资金成本应该保持一致，而且劳动力的价格应该更高，而资金的价格应该更低。
关键词二：供给侧改革
要点：供给侧改革意在调整资源错配，关键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解读：李凌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6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就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关键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要推进简政放权，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探索新的政府管理体制”。
为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议题，就是要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发挥经济转型的价格信号，合理配置资源，缓解资源错配现象，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方面，需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不能让改革空转。
一是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弥补投资回报率的下降趋势。推动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结构调整，通过“关停并转”或剥离重组等方式，下决心清理僵尸企业刻不容缓。同时做好下岗人员的再就业培训，优化民营企业与小微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促使不同所有制资本能够平等地享有公平竞争的市场权利。
二是提升劳动生产效率，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大创新型人才引进力度，倡导“书香社会”风尚和终身学习理念，提高劳动者素质。同时以深化社保、医疗、养老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改革为抓手，衔接、协调与扩大现有政策的执行力和受益面，使发展成果更加广泛、更加均衡地惠及普通劳动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
三是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倡导绿色发展的环保理念。探索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优化城市空间发展布局；适度提高各类产业园区开发强度，积极探索土地弹性年期出让制度；通过促进低效土地的二次开发，形成对土地资源的合理规划、综合开发、集约化利用和整体性保护。
四是发挥科技活动效率，营造鼓励创新的氛围与体制机制。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自主创新能力；培育企业家精神，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局面，构建有助于科技创新活动的政策体系，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提供智力支撑与制度保障。
五是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平台，破除新兴业态发展的体制障碍。加快信息产业尤其是信息服务业自身的发展，协同智慧城市建设提高城市创新服务体系与信息化应用水平；借助互联网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与改造，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互联网设计等，形成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一批新型业态、商业模式的技术与效率支撑，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六是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加快推进服务型政府转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主动适应和服务新常态，遵循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内在规律，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同时，找准政府在经济转型中“守夜人”角色的核心定位：开源节流、节俭持政、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开支效率，把政府管理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现在的20%左右压缩到10%以下，用政府的“紧日子”，换老百姓的“好日子”。
关键词三：去杠杆
要点：中国“高杠杆率”特征明显，需要针对高杠杆的领域、部门实行“去杠杆”
解读：徐美芳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正式提出经济“去杠杆化”，是2015年，代表性的政府报告或文件主要有以下三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降低杠杆率；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16年经济五大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2016年重点工作之一是“去杠杆”。
我国当前面临的宏观形势是经济下行压力与“去产能”“去库存”并存。首先，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十二五”起，中国积极推动经济战略性转型。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首次低于10%，2012年—2015年，则进一步放缓到7%左右。为保证中国经济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发展，“新常态”无疑仍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因此，中国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其次，“去产能”“去库存”任重道远。资料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多个季度的产能利用率不足80%。重要原因之一是投资主导型粗放式增长方式以及政府代替市场配置资源导致的体制性弊端。为此，“去产能”“去库存”同样成为2016年经济工作重要任务。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目前的“去产能”“去库存”面临的是经济发展速度放缓。通常情况下，经济过热、增长速度相对较快，会更加重视过剩产能压缩。反之，则会强调稳增长、保就业。总之，当前“去杠杆”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相对比较复杂，必须有深刻认识。
必须承认，理论界和实务界目前并没有统一的高杠杆率统计口径。常见的衡量指标有：（1）私人部门信贷/GDP的比重；（2）M2/GDP；（3）负债率。如彭博社和摩根士丹利分别使用中国企业和家庭的未偿还贷款占GDP的比例和负债率这两个指标并公布中国杠杆率；国内经济学家还使用M2/GDP衡量。使用不同的衡量指标，会得到不同的统计结果。
尽管“杠杆率”统计结果有所不同，但整体而言，有两个明显特征：
第一，中国存在“高杠杆率”现象。例如从M2/GDP比重来看，受2008年起的“4万亿计划”政策刺激影响，2015年底M2/GDP飚升到2.06，远高于1.25的世界平均水平。
第二，高杠杆率存在结构性。如，负债率可分企业负债率和政府负债率两类，其中，政府负债率又分为中央政府负债率和地主政府负债率两大类。有研究显示，中国目前总体负债率并不高，但中国企业的负债率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过高。资料显示，中国企业的负债率高达115%左右，而OECD国家平均约为90%；2000-2014年地方政府债务年均增长1.9万亿元。
从上可见，中国“高杠杆率”特征明显，不能一概而论。针对高杠杆的领域、部门实行“去杠杆”，才能实现经济平稳发展。可以断定，中国经济未来并非全面去杠杆，更不会重回全面加杠杆模式。
2008年金融危机后，高杠杆的风险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但与高杠杆相比，“去杠杆”引起人们直观注意的，更多的则是风险。如人们通常认为，“去杠杆”必须使资产价格受到冲击，导致资产（货币、黄金、房产）整体价格都会下降。如果投资者意识到风险并解除投资杠杆时，其他投资产品如债券、持有这些债券的其他投资者，以及他们持有的其他品种，都将遭受影响，最终影响实体经济。
不可否认，“去杠杆”必然面对风险。中国经济“去杠杆”面临的挑战至少包括：第一，“去杠杆”是一个长期过程。“去杠杆”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其中，公共部门去杠杆阶段，周期最长，长者可达10年左右。而世界经济发展之快、社会政治变化莫测，中国必须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保持“去杠杆”的初心不变。第二，没有国际经验可鉴。去杠杆是个全球性难题，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并没有太多的成功经验可鉴。相反，世界上许多国家例如日本，在去杠杆过程中，走了许多弯路。因此，中国“去杠杆”只有依靠中国自己智慧、审时度势，才能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去杠杆”面临的机遇：第一，“去杠杆”成为一种普遍认识。金融危机之后，“去杠杆”尽管是艰难痛苦，但已逐渐被人们认识、接受。从中国的现实看，理论界、实务界乃至普通老百姓，都意识到去杠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性。这种上下一致的认识，有利于推动“去杠杆”。第二，结构性“去杠杆”带来的缓冲效应。理论上认为杠杆是不会去除但可以转移的，即通过债务替代或转移，从过度关注债务端转向关注资产端，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实现整体杠杆率下降，并逐步加速高杠杆领域或部门的去杠杆化。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的高杠杆率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这也给我们转移或替代债务带来时间和空间可能。第三，“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历史机遇。避免“去杠杆”带来的触发债务大量紧缩的风险，从外部寻找增量需求显然成为一种较好选择。2015年起，中国大力布局“一带一路”战略，无疑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大国方略，有利于中国成功实现“去杠杆”。有资料显示，“一带一路”战略将推动中国企业1.8万亿美元直接投入，带来沿带各国几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无疑，“一带一路”战略实现与合作伙伴合作共赢的同时，将有助力国内经济转型和增长、缓解债务紧缩压力、推动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成功实现“去杠杆”。
（本文选自：检察风云 2016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