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逐渐建立和发展起了一整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在此过程中,对回族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重点回顾了延安时期的《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和《回回民族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政策及民族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回回民族问题》
中图分类号:D691.7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586(2006)04-0135-03
1937年至1949年的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前期中共中央所在地,边区政府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一个红色政权｡由于边区西邻甘宁青等回族聚居区,北接内蒙古,边区内又存在多种民族和宗教,因而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民族宗教问题｡特别是当时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企图炮制伪蒙古国和伪回回国,以达到分裂和统治中华民族的目的,这使中国共产党争取各少数民族团结抗日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为此必须开展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都设置了专门机构,重点对回族和蒙古族进行了研究,为开展民族工作提供了资料｡193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下设有回民工作部｡1941年5月把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下设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政府也设立了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时期(延安时期)是中国民族理论和政策学科的萌芽时期｡
回族是陕甘宁边区最主要的少数民族,边区西面是我国回族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宁夏､甘肃;而在全国各地回族也是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尤其华北更是如此｡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主要在北方开展工作｡所以回族自然成为民族工作的重要对象,对回族的重视程度和研究程度更深入了,对回族的纲领政策更加全面､系统而准确了｡这种政策上的发展在1940年《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中得以充分体现,标志中国共产党对回族政策的趋于成熟｡1941年4月延安出版了《回回民族问题》一书,则是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的研究和对回族政策不断发展的结晶｡
一､回族研究的开展与《回回民族问题提纲》
对回族的研究始于长征后期｡早在1936年9月,时任中共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的李一氓就发表了《回民工作中的几个问题》,指出“回民是一个民族”[1](P518)｡1939年西工委成立后首先开展了对回族的研究｡1940年2月罗宵发表《抗战建国中的回回民族问题》[1](P810),指出回族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大汉族主义者之所以硬说回族不是一个民族,其实质就是不愿意对回回民族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1940年4月西工委拟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1](P648),分析了回族的基本特征和历史遭遇;指出“伊斯兰教对回回民族不只是简单的宗教信仰”,“成了回回民族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1](P649);认为当时回族政策的出发点是争取回族成为坚决抗日的力量,因而“首先必须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去解消回汉矛盾,同时要给回族广大民众以最低限度的民主权利,并适当改善他们的生活”[1](P653)｡并依据中共六中全会精神制定了十一条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启发并提高全国回族坚决抗日的认识和信心;这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
2.回族在政治上应与汉族享有平等权利;具体包括回族自己管理本民族事务之权,参政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居住迁徙的自由等内容｡
3.尊重回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等｡
4.帮助回族强大武装力量,回族军队与其他国民革命军同等待遇等｡
5.帮助回族改善人民生活,扶助发展回族农业手工业生产,举办工业等｡
6.发扬回族的文化教育,培养回族人才,具体提出学校应有“适合于回族人生活习惯的设备”,及回族的语言文字政策的具体内容等｡
7.改善回汉等各民族间的关系,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回族主义,回汉等各民族在民族平等原则之下共同联合等｡
另外在对回族工作的方针中提出重视伊斯兰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策略问题”;要争取回族上层和宗教上层,特别提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便是搜集训练回族干部和适宜于回族工作的汉族干部”[1](P656)｡
这些政策涉及政治地位､武装､经济､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核心是民族平等､团结｡这个提纲和同年7月《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一起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成为指导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基础｡1940年4—6月,李维汉又先后发表了《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1](P829)和《回回民族问题研究》[1](P841),进一步探讨了回族的来源和历史､伊斯兰教的起源和历史､回族的现状等,这些研究奠定了后来《回回民族问题》一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
二､延安时期民族政策的光辉文献——《回回民族问题》
1941年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了以“延安民族问题研究会”名义编写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共九章9万字,“是几个热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同志经年努力的结果”[2]｡“主要是由长期从事民族问题研究和从事民族工作的老前辈刘春同志执笔”[2]｡1946年和1947年分别由鲁南､渤海解放区翻印｡1958年和1980年又由民族出版社两次再版发行｡这本书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研究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问题的代表性著作,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光辉文献,直至今天仍具重要参考价值｡
《回回民族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研究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全书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六章是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正确而系统地研究回族的一般状况,包括回族的来源､族称､人口､分布,回族的历史,伊斯兰教及其与回族的关系,抗战时期回族的现状､危机和出路,等等｡后三章是回族问题的理论总结和具体政策及其在解放区的实施｡
就前六章的内容来看,对回族的研究取得了丰富而有价值的成果,许多重要提法在今天的回族研究中仍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成绩的取得首先是因为在研究中运用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书的序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承认回回是民族,主张以民族平等的原则,团结回回民族共同抗日”[2]｡正是本着民族平等､团结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对回族的历史和现实才有可能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正确地考证了回族的来源,驳斥“回纥､回鹘”说和“汉回同源”说｡指出“中国的回回,原来是元时波斯等地的回回人迁移到中国来的”[2](P1)｡
2.考证了“回回”一词的出现及使用情况｡“最初见于周密的《癸辛杂事》”[2](P13),用于自称､他称及对伊斯兰教徒的通称｡
3.比较正确地估算了当时回族的总人口约为3 725 000人[2](P16),以及在各省的回族人口,“主要的居住在西北甘､宁､青等地区,其次是云南”[2](P17)｡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回族人口为355.93万人,证明当时的估算比较接近事实｡
4.扼要考证了回族历史上的处境和地位｡指出“中国回回民族的发展历史应该从元朝开始”[2](P18);认为回族是一个“富有斗争传统”,“有坚强的民族意识”,并与伊斯兰教“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民族,“回族的解放同中华民族的解放不可分离”[2](P35)｡
5.介绍了伊斯兰教的起源､基本教义;阐明了伊斯兰教与回族的关系,以及回族中的伊斯兰教派,历史上教派斗争的性质等｡指出“回教与回族的关系密切联系,一方面团结了回族(由于社会的分化与教派的对立,这种团结力逐渐减弱),但另一方面又严重的束缚了回族,阻碍了回族的发展与进步”[2](P66)｡
6.研究了当时回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状况,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大汉族主义政策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大汉族主义者的民族压迫政策,不仅在于他对回族实施野蛮的压迫,而更在于基本上就否认回族的存在”[2](P68)｡“只要回､汉间存在着民族压迫,存在着民族地位不平等,……回､汉间的成见和冲突甚至于仇视的现象,就成为不可避免的｡”[2](P82)
7.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分化中华各民族以图各个击破的阴谋,指出“回族解放运动是中国革命总潮流的组成部分,回族的解放运动是和中国革命运动不可分离的”[2](P93)｡
在具体而深入地分析之后,该书的第七章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作了总结,并提出了解决回回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文中指出:
“关于回回是民族,回回问题是民族问题的论争,表现着中国民族问题中的两条战线斗争:他表现着日寇分裂回回民族的阴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斗争;而在抗战阵营中则又表现着民族平等政策与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的斗争｡”[2](P96)
文中以较长篇幅驳斥了大汉族主义者“回回汉化”､“回回问题是宗教问题”等错误观点,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宣扬“回教民族”的险恶用心｡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实行民族平等,就是现时解决回回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2](P110)｡同时提出“肃清大汉族主义传统,纠正狭隘回族主义倾向,这是今天促进回､汉民族联合,坚持共同抗战的关键”[2](P113)｡
第八章提出了针对回族的十一条具体政策,也就是1940年《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中依据中共六中全会精神制定的政策｡从这些内容里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的政策是全面而具体的,不但适合于当时的社会条件,而且直到现在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书的结尾以简短结论的形式总结提炼了全书的内容,从民族理论的角度对回回民族问题作了界定｡指明了回族的社会性质､发展程度､其内部与外部的社会矛盾,回族问题与中国革命总问题的关系,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政策,等等｡
结语
《回回民族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光辉文献,其重要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回回民族问题》是第一部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分析中国少数民族的比较系统的文献｡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1](P6)｡在民族工作上也是如此｡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摆脱了机械照搬苏联民族理论的时期,日益把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的实际状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回回民族问题》是体现这种转变的最初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著作之一｡
2.在对回回民族的研究中,没有硬套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第七章指出,虽然回回不完全具备斯大林定义的四个基本特征,但回回确是一个民族｡指出中国的国情与苏联､东欧不同｡这同样反映了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趋势;而且这种灵活运用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做法也正是解放后进行民族识别的重要原则之一｡因此可以说《回回民族问题》开了新中国民族识别的先河｡
3.《回回民族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前文论及《回回民族问题》中对回族的十一条政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民族平等､团结,反对两种民族主义｡这些政策和基本原则不仅是针对回族的,同时也适用于其他各少数民族,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体系的基本格局的反映｡
4.《回回民族问题》是中国民族理论和政策学科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
综上所述,此书对中国民族理论和政策学科史来说自然具有重要意义,它反映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学科的萌芽时期｡随着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国情的日益相结合,最终诞生了新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这样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1949)[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2]民族问题研究会.回回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马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