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宗教史》不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学的发展，而且对中俄文化对话的进展均做出了重要贡献。了解《俄国宗教史》对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思想理论问题、社会科学发展以及关心当代中国俄罗斯学的人来说，大有助益。对当代俄罗斯宗教形势的评价牵扯到今日中国的一些棘手问题。作者们在俄罗斯“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根本变革”、“宗教教育取代无神论教育”和出现“信仰危机”等转轨语境下分析问题。他们强调，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中国出现上述情况”，向党和国家机构提供有关俄罗斯现状的科学的和论据充分的数据。
重点考察自古及今的政教关系问题是《俄国宗教史》的一大特色。作者们认为，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政权在宗教和教会方面推行的“左的”政策是由“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所决定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政府和宣传部门逐渐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无神论的观点，不分时间、地点和条件，不顾苏联的具体国情，任意向宗教宣战”(上卷，第143页)。作者们指出了苏联领导人在宗教政策中的矛盾性。他们一直讲信仰自由和国家与教会分离，但国家却压制教会和迫害宗教。按照中国学者的观点，苏联没有真正关心过教徒。教徒跟其他人一样，受到的是无神论教育，当权者并不想把他们变成与社会主义的无神论建设者权利平等的人(上卷，第214页)。在评价苏联的过去时所使用的这些表述与当代中国的政治词汇相吻合，它能够间接地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现行政策的优越性。在谈到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为建立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作斗争的“全国统一战线”而“调整”宗教政策时，文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表述。
该书的作者们对俄国政教关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对此问题专辟一章进行阐述(上卷，第434－484页)。书中有一节专门叙述“俄国国家元首普京的宗教观”(上卷，第205－212页)，这里汇集了俄国前总统关于宗教的言论，列举了他光顾东正教教堂的事实，考察了他执政时期出台的宗教法规。通过国家及其领导人的政策来审视俄国的宗教形势，这符合本书为作者们提出的任务。不能不承认，国家领导人的决定能够对俄国的宗教形势产生重要影响。2009年7月，俄国公布了德·阿·梅德韦杰夫总统的两项决定：支持在俄国各级学校讲授宗教文化基础和世俗伦理基础课计划，支持在武装力量中建立俄国各传统宗教神职人员常设工作组织计划。这些决定的影响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这部对中国社会科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著缺少对教会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毫无疑问，《俄国宗教史》能够找到自己的读者，并且经过一段时间会提出再版问题。希望未来该书的扩充内容之一是专列一章阐述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社会概貌，该章能够使读者对俄罗斯东正教会内部状况产生更深刻的印象。作者们指出了教会中大俄罗斯主义趋势加强的危险，东正教变成国家宗教的危险以及俄国保皇派企图恢复往日沙皇制度与东正教联盟的危险。然而，在考察这些问题时，需要关注教会本身的立场。要知道教会的代表们强调，教会没有参与政治的图谋，尽管它在努力扩大自己在社会中的影响。尤其是在《俄国宗教史》的新版本中，最好能够仔细关注俄罗斯东正教会2000年初通过的社会学说以及俄罗斯东正教会关于尊严、自由和人权的学说。
东正教神学一章按照专题原则很好地组织结构，作者们能够简明扼要地阐述主要论题。未来这一章可以进一步扩展，以便更加深刻地向读者介绍东正教神学的历史、东正教神学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一章以概括的形式将自《伊戈尔远征记》至果戈理和列斯科夫、勃洛克和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和奥库德扎瓦等一大批文学素材吸收进来。其中，对俄国启示录文学的评价和对东正教建筑艺术特征的评价颇具代表性。
“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一章详细考察了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在中国的历史，揭示出传教士在中国文学翻译、词典编撰和俄罗斯汉学形成中所做的贡献。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在中俄两国外交和经贸关系中的中介功能作为一个单独题目被划分出来。本章的写作使用了当代俄罗斯出版的相关资料。整体来看，该章论述得客观而中肯。
关于俄罗斯其他宗教的那几编(第三编一第九编)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比如，在天主教编中，除了天主教的历史，还考察了合并教会产生的根源以及合并教会的现状。19世纪俄国天主教徒及其西欧主义探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彼·亚·恰达耶夫和伊·谢·加加林的观点)一节体现出极大的文化学和宗教学兴趣。文中使用了关于俄国天主教现状、结构与组织的大量丰富信息，作者指出了东正教会对天主教在东正教徒中广泛吸收新人教者的担心。
“俄国的新教”一编考察了新教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专辟章节对路德派、浸礼派、五旬节派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进行了探讨。作者指出了俄国东正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争论，宣称，“他们之间的论战还有一个领域，那就是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问题”。按照作者的说法，许多东正教徒认为，“民主政治不是对俄国而言的”，它是一种“撒旦势力”，“有一个东正教教士公开说”，基督教和民主是互不相容的(下卷，第789页)。作者承认，并非所有的东正教会理论家都持这样的观点。但是，毕竟东正教中主张改革的势力微弱，而教会内部自由民主改革的要求遭到保守派的抵制。因此，整体来说，新教徒们“悲观地”评价改革力量在东正教会中的胜利。况且，在威胁俄国新教发展前景的可能性中，作者提及某些“俄国右翼”不仅梦想全世界东正教徒的合一，甚至还希望东正教与伊斯兰教联合，共同进行反对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下卷，第794页)。
“俄国的伊斯兰教”一编也同样不会被读者疏漏。该编向人们提供了关于伊斯兰教在沙俄和苏维埃时期的历史和现状等信息。书中侧重研究俄罗斯联邦各民族共和国境内伊斯兰教的发展以及俄国伊斯兰教组织的领导机构形式，还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俄罗斯出现带伊斯兰教色彩的政党派别语境下考察了“伊斯兰教复兴的政治化”问题。“从车臣‘革命’到车臣战争”一节有关军事和政治事件的事实材料丰富，这些信息资料主要引自大众传媒的报道。未来如果能够深刻分析境外激进和极端主义思想向俄罗斯伊斯兰教组织的渗透，分析这一过程对分立主义情绪发展的影响，这一编的内容将会得到扩充。
还需关注“佛教在俄国”一编。该编考察了佛教在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图瓦传播的历史，佛教在20世纪革新的经验以及该宗教在苏维埃政权时期的地位。文中以相当笔墨探讨了20世纪初圣彼得堡建立佛教寺庙的历史，还专辟一章介绍了上个世纪俄国两位佛教活动家——圣彼得堡佛教寺庙的奠基人阿旺·德尔智和1972年因创立“佛教教派组织”而遭到审判的比·丹·丹达隆，详细审视了佛教在当代俄罗斯的复兴，关于俄罗斯学者的佛教研究一章在信息性和研究问题的深度方面都很有特色。
《俄国宗教史》一书未来有望成为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工具书。这样，它就不仅能够满足中国读者的需要，而且能够满足外国读者的需要。如果本书未来能够配上俄汉对照的专有名词(神职人员的名字、相关学者的名字、膜拜建筑物的名称和作品名称)索引，该书的学术价值将会明显提升。重视俄国学者在每一个被考察的宗教派别中取得的研究成果——这是本书的一大优点。希望再做一些扩充工作，具体办法是：增加一编详细的史学编撰学内容，专门探讨20世纪初以来中国学者对俄国宗教的研究情况。这无疑有助于人们对中国宗教学的俄罗斯分支的发展产生宏观印象，有助于人们详细考察中国学者研究问题的学术兴趣和方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