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殊的宗教民族观念是新疆重大突发事件的成因之一，基于宗教群体传播形成的“外在认同”文化性格，使得新疆建立突发事件预防、预警尤为重要。一旦预防、预警失效，无论信息管制还是信息公开，都需参照宗教主导下群体传播的特殊性进行。
［关键词］新疆；突发事件；群体传播；宗教关系
［中图分类号］B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4-0055-04
新疆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多民族、多宗教边疆地区，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特殊性，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往往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相交织，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相胶着，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相掺杂，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相交错，物质匮乏与精神贫困相伴生。本文撷取一点，简论新疆重大突发事件群体传播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新疆重大突发事件的特殊性由此可见一斑。
一、地域的特殊性：宗教、民族与政权
在社会学经典著作《狂热分子》一书中，美国学者埃里克•霍弗指出，宗教、少数民族和贫困是诱发“群体狂热”的重要催化剂。如果说“少数民族”、“穷人”等属于群体狂热“潜在皈依者”的行列，宗教则是激发这种“潜在皈依”的“发电厂”之一。
著名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对新疆的宗教与政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在古代，亚欧大陆腹地被沙漠所分散的绿洲居民在种族、语言、文化上虽成一体，彼此却完全漠不相关。绿洲土地难成规模，也阻碍了政治权力的扩张。因为，“某个绿洲中所产生的剩余人口、粮食、器具及财富使它偶尔可以攻击并占领单一、两个其他的绿洲，但没有任何机制可以把他们结合起来，也不能混合成一个新的较大的国家，所以它仍然会分裂，恢复其原有的状态。事实上，对绿洲的有效控制，只能来自绿洲以外的势力”。[1]
从宗教方面看，这些“绿洲以外的势力”至少包含了佛教、袄教、摩尼教、景教、道教、伊斯兰教等。经过数百年征战，伊斯兰教最终确立了在新疆各类宗教中的主导地位。拉铁摩尔认为，伊斯兰教虽然没有能够把所有分散在各地的绿洲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机构，但却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西域各民族的共有观念——民族观念。[2]在现代化过程中，诸多因素导致维吾尔族群众生活质量下降，只能依靠宗教“抱团取暖”，这进一步滋生了民族失衡心理。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的制度安排使得这种心理愈加强化与蔓延。[3]
这种经由宗教安排塑造的民族观念（或曰宗教民族观）与世俗政权保持着微妙的关系。拉铁摩尔有过这样的表述：“他们虽然可以控制，却永远不能使这些地区与汉地合为一体，因为典型式的中国广大地区中彼此相连的地方细胞组织，在这儿却被距离、交通，尤其是中间干旱的‘非汉族’地区所破坏，使其不能把绿洲类的‘细胞’本身团结起来，或与汉地结成一体。”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今天在表面上虽被中国文化同化，但其内部还多少保留着一些地域、社会及政治分离主义的强烈特征……这些区域可以控制、同化，而不能完全结为一体的事实，使中华帝国的这一翼不能完全稳定”。[4]
与政权力量不同的是，在高山环绕、绿洲孤立的几近封闭的地理单元内，这种独特的宗教文化一经形成，就以极强的传承性、统一性和规范性长期并全方位地影响着维吾尔族穆斯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传播的特殊性：宗教主导下的群体传播
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薛理泰认为，“维族文化的核心就是伊斯兰教”。[5]据上海大学王琴琴考察，“在实际生活中，维吾尔族的群体传播……很大程度上受到宗教信仰的牵引”。[6]而这种“牵引”基本是在穆斯林举行宗教功课、举办宗教教育和宣教等活动的中心场所——清真寺里完成的。
新疆不少民族地区基层宗教场所林立，宗教氛围浓厚。新疆穆斯林拥有的清真寺数量大大高于全国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地方。据统计，全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有1800多万人，拥有清真寺33581座，教职人员（伊玛目、阿訇）4万余人。仅仅在新疆，穆斯林群众就有约1100万，占新疆总人口的50%，其中，大多是维吾尔族，拥有清真寺2.4万座，教职人员近3万人。[7]新疆穆斯林人均占有清真寺的数量是世界上最高的。
清真寺的密集分布适应了人们的双重需要：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它影响着维吾尔族人的思想；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俗文化，它渗透在维吾尔族人的生活中，成为他们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个清真寺都将周围的维吾尔族群众自然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个封闭区域内的宗教和社区活动场所。每逢星期五的“主麻日”，众多穆斯林前往清真寺做礼拜，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在特定时间与空间的群体传播态势。在具有这种特质的群体传播中，每个参与者都会受到本民族群体传播状态的显著影响，并自觉地依循群体形成的规范调节与制约自我，使自己尽可能地与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行为目标保持一致。[8]对于类似现象，诺贝尔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提认为：“一旦人们在他们的教堂或庙堂中习惯于这种精确重复、严格限制的体验，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再缺少这种体验。他们对这种体验的需要就如同对食物或他们的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其他一切东西的需要。”[9]这种长期、固定的宗教性群体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外在认同”文化性格，即在与其他族群的交往过程中，遵循“内群体的德”与“外群体的恶”、同一性（一视同仁）与差异性（区别对待）的双重道德和行为逻辑。与内群体间的差异被无限缩小，形成“想象的共同体”；与外群体间的差异被夸张放大，“多米诺骨牌”效应成为内群体对外群体的行为反应机制，行为自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退居次要位置。
借用传播学“沉默的螺旋”理论分析，在具有争议性的议题上，人们会试图判断自己的意见是否与大多数人一致，如果觉得自己是站在少数人这边，他们会倾向于保持沉默。他们越保持沉默，则其他人便越是觉得某种特定的看法不具代表性，而他们便越是继续保持沉默。[10]该理论虽侧重内在心理的“意见”层面，却与“外在认同”文化性格有着相似之处。如果说前者是“压力—沉默（—服从）”的过程，那么后者便是“压力—沉默—服从—同化—内化—行为”的过程，到一定（历史）阶段后，进一步演化为“服从（认同）—行为”模式。在众多重大突发事件中，参与者往往通过直接外在行为表示对经由宗教塑造而来的民族认同。突发事件常常伴随着群体暗示、群体感染或群体模仿等行为，这些机制在长期宗教主导下的群体传播中，有可能已经成为群体心理中较为容易激活的显性因素。
依据上述观点，不难解释新疆一些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原因。譬如，这些事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起因很小—基层（或有关部门）反应迟钝—事态升级爆发—基层无法控制—迅速处理—平息事态”。起因作为其中的关键环节，基本是一些原本发生在公民之间的一般性刑事案件或民事纠纷，仅仅因为当事人属于不同民族，便会刺激出强烈的民族情绪，从而引发出“个体事件、集体参与”的群体性事件。[11]“外在认同”文化性格在“群体参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三、信息传播需遵循其特殊性
在新疆，健全、完善的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尤为重要。诸多事实证明，如果政府没有及时处理，不采取果断措施，不进行妥善处理，那么事态就会因更多群体的不断涌入而迅速扩大，甚至会酿成大规模的冲突或骚乱，产生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
一旦预防、预警因诸多因素而失效，随即进入突发事件反应控制阶段。在突发事件信息公开日渐成为主流声音时，为何新疆却往往采取“对外公开，对内管制”的做法？如在2009年的“7•5”事件中，一方面允许逾百家境外媒体赴当地采访，一面方对互联网、手机短信、国际长途等实施大规模管制。北京于7月7日发布的部分“7•5”事件现场图片也只是对境外媒体发放，境内媒体和网站均未刊载。时任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这样解释说：“有消息表明，境外分裂势力与国内分裂分子通过互联网沟通。为了切断他们的联系，而采取了网络管制，直到事态进一步稳定、平息。”[12]
从基于宗教群体传播形成的“外在认同”文化性格出发可以得出更为深层的解释。王琴琴在对南疆阿克苏地区维吾尔族考察后，认为基于宗教的群体传播往往能够形成一种群体规范与群体压力，激发参与者之间的心理与行为的同化反应，最终形成能够影响民族全体的社会力量。[13]古斯塔夫•勒庞在其《大众心理研究》中特别指出宗教群体传播的强大力量，他指出，宗教的形式即能够把危险地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从传播学角度言之，在群体传播中，往往通过群体规范机制，偏离性的意见被排除，群体的意见与争论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以保证群体决策和群体活动的效率。[14]
信息公开的目的之一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平等对话、民主协商，最终促进问题的解决。在缺乏“平等对话、民主协商”的环境里，信息公开效果未必理想。参照勒庞的解释，在群体传播处于较强态势下，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由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群体并不认为真理（尤其是“社会真理”）是只能“在讨论中成长”的，它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15]
在“外在认同”文化性格的支配下，突发事件中一切外来信息或者遭遇对抗式解读，或者被视为“绝对谬论”。群体所接受的是与原有信念相同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经由可以自己支配的媒体继而传播给群体中的其他参与者，这样，同类信息在一个封闭的群体中不断被传播与强化，最终形成一个由“绝对真理”组建的“回音室”。
宗教本身在“回音室”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强烈的宗教关怀，“伊斯兰教在任何国家中都是一个诉求激进的宗教组织，因为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组织结构都支持不妥协的集体行动。当集体行动的诉求表现为强烈激进化时，集体行动的手法往往与暴力分不开……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发起的恐怖主义行动，都说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16]
奥巴马政府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凯斯•R•桑斯坦在考察了网络传播与社会分裂之间的问题后指出，新科技，包括网络，让人们更容易听到志同道合的言论，却也让自己更孤立，听不到相反的意见，这就种下了极端化的因子，处理不善便成为社会潜在的危险。这种危险的“引爆点”很容易产生，网络串联是其最好的温床。更大的危险是，通过虚拟串联所散布的不实信息，再加上分裂的环境，使得真实的信息无法广为散布。[17]“当社会走向分裂，不同的群体会渐渐极端化，进而产生极端主义、仇恨和暴力。新的科技，特别是网络，会增强人们听到自己回音的能力……虚拟社群将会产生，在信息交换的过程中，某些事实或观点将广泛流传，只因很多人愿意相信它”。[18]这样，“回音室”通过不断自我增殖，实现了迅速扩大，在群体极化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外来信息对“回音室”的消解是极为有限的。这时，消解“回音室”的最佳方式就是切断“回音”，即对其传播渠道实施管制。
依据奥尔波特的相关理论推理，[19]在“回音室”得到消解的同时，由于部分信息渠道的管制使得权威信息传播量亦随之减少，造成事件的证据不确定性或暧昧性加大，致使谣言迅速滋生蔓延。这就意味着，在实施通信管制的同时，需利用一切可控媒体加大权威信息传播量，以降低事件本身的暧昧性，减少流言的流通量，实现舆论引导，转为危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疆，传统媒体由于各种因素限制，突发事件中其传播有效性受到很大限制。报纸方面，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地处南疆偏远地区，据第三次人口普查结果，其乡村人口占维吾尔族总人口的80.79%，文化水平偏低，报纸零购率极低，在突发事件第一时间报道方面，报纸作用极为有限。广播电视方面，因为语言编译等问题也带来了较大的滞后性。另外，因为“宗教问题无小事”的常性思维，传统媒体在面对涉及民族宗教等重大突发事件时，因有关部门的严格管控与自身对事件基调把握不足等因素，在事发第一时间往往陷入“无章可循、无据可依”的尴尬境地。退而言之，即使保证渠道畅通，基于“一种文化、一种民族，对于信息的……选择性……其功能之强大，足以决定传播效果”[20]考虑，受众做出何种解读尚未可知。
如桑斯坦所言，在关系密切的群体中，谣言的传播非常顽固，其接受者对常规性辟谣很可能无动于衷，甚至会出现因纠正而导致强化既有错误观点的后果。“人们开始相信一则谣言且不信任任何辟谣的人时，对虚假的谣言的纠正便难以奏效。如果想让纠正起作用，辟谣者必须是人们信赖的人。”[21]有学者建议说，话语运作如果要得到有效改进，就需在起用民族干部或民间力量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22]在新疆，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基层林立的清真寺与众多的教职人员在穆斯林群众中具有先在的权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厉声曾指出，在当前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工作中，宗教是一种可变的因素，极可能被分裂势力利用，作为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的掩护；也可以通过引导，使之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因此，“如何有效地揭穿分裂势力利用宗教作掩护的实质，如何通过疏导、教育，使宗教群众摆脱分裂宣传的束缚，是团结广大穆斯林群众积极投身维护新疆社会稳定斗争的关键”。[23]
据此观之，对具有“外在认同”文化性格的群体而言，伊玛目、阿訇是天然的舆论领袖。重大突发事件爆发时，除政权力量及其管控下的大众媒体之外，（合法）宗教无疑亦是迅速平息事态的重要要素之一。“7•5”事件发生后，在这种舆论领袖与传统媒体的适度结合方面，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事实信息公开和正面舆论引导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在新疆，宗教以及经由宗教塑造的民族同政权力量之间的关系微妙，一定程度上，前者可能会对后者造成不利影响，这已经成为引发重大突发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突发事件与在宗教群体传播基础上形成的“外在认同”文化性格密切相关，这就使得建立健全相关预防、预警机制尤为重要。预防、预警机制可能因诸多因素而失效。在传统媒体暂时失语的情况下，对内实行自媒体通信管制、通过宗教舆论领袖与传统媒体的适度结合进行的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都可能是迅速化解事态的重要传播途径。
［注释］
[1][2][4]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与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潘志平：《突破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的困局》，《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5]薛理泰：《新疆乱象何以益炽》，《联合早报》，2009年7月22日。
[6][8][13][20]王琴琴：《大众媒介对维吾尔族文化观念的影响研究——阿克苏农村的调研报告》，上海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7][11]曾和平：《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9]德•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10]美•赛佛林、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2007年版。
[12]杨刚、呙中校、张洁平：《西方媒体涉嫌误导读者》，《香港亚洲周刊》，2009年7月9日。
[1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5]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16]谢岳：《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威权主义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7][18]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輧?輯?訛英•约翰•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19]美•奥尔波特：《谣言心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1]美•凯斯•桑斯坦：《谣言》，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22]美•孙雁：《如何改善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领导者》，2009年第10期。
[23]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