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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9·11”事件后，国际社会的一系列反恐努力并未取得預期效果，近年来反而陷入了“越反越恐”的战略困境。它不仅体现为全球范围内恐怖活动案发频率的上升、恐怖袭击所造成的伤亡和危害程度的增加，还包括各类恐怖组织的增多、恐怖活动区域的扩展，以及恐怖势力自身的升级和变异等。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无疑是多方面的，除了各国内在因素的差异之外，还包括“圣战”意识形态的全球扩散、以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深远影响、“9·11”后美国单边主义反恐政策的消极作用、全球化的负面后果、国际反恐合作机制的内在缺陷，以及国际格局转型所引发的动荡和不确定性，等等。只有充分认识到造成当前全球反恐战略困境的内在因素，未来全球反恐战争才能更加有的放矢，并有望摆脱当前面临的困境。
关键词：国际恐怖主义；全球反恐战争；反恐战略困境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9-0016-13
“9·11”事件后，小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在全球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恐战争。迄今为止，这场反恐战争并未取得预期成果，尽管世界各国在反恐领域的关注和投入始终居高不下，国际恐怖活动却并未因此而减弱，甚至在不少地方出现了愈演愈烈的势头。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并非某个单一因素可以解释。本文将尝试分别从意识形态、技术发展、霸权政治、世界经济、国际制度等不同维度进行分析，以探讨造成全球反恐战略困境的内在根源，以更好地理解我们当前面临的国际恐怖活动威胁与反恐形势。
一、全球反恐战略困境的含义
2001年“9·11”事件无疑是冷战后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直接引发了新世纪以来的两场重要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而且使恐怖主义问题从一个普通的非传统安全议题逐渐升级为大多数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大议题。为应对国际恐怖活动带来的威胁和挑战，不少国家在反恐领域的投入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然而，十几年来国际社会的反恐努力不仅未能有效消除恐怖活动带来的威胁，近年来国际恐怖活动反而出现了日渐猖獗的局面，成为当前全球反恐过程中面临的巨大悖论和困境，不少媒体和学者称其为“越反越恐”现象1。具体来说，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与“9·11”事件发生后初期相比，国际恐怖活动的案发频率和伤亡人数持续攀升。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年度报告，即便在发生“9·11”事件的2001年，全球范围内的恐怖袭击事件仅为348起，造成的全部伤亡人数为4655人2。由于国际社会的反恐努力，“9·11”事件发生次年，全球范围内的恐怖袭击数量还一度大幅下降。2002年全球恐怖袭击案件仅为199起，共造成725人死亡，2283人受伤3。然而，“9·11”事件发生10年之后，全球恐怖袭击数量却飙升到了10283起，因恐怖袭击而丧生的人数为12533人，受伤人数为25903人，被绑架者为5554人4。2015年，全球恐怖袭击案件进一步增至11774起，共造成28300人死亡，35300人受伤，另有12100人被绑架或劫持为人质5。换言之，2015年全球平均每月发生981起恐怖事件，案发频率和造成的伤亡程度都已大大超过了“9·11”事件之前。根据英国简氏恐怖主义与叛乱情报中心（JTIC）统计，包括恐怖活动在内的武装暴力事件在2016年增长了25%，从2015年的18987起增至24202起。其中，约18%的案件系“伊斯兰国”组织所为，全球45%以上的武装暴力事件发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6。
其次，全球各地的恐怖组织数量如雨后春笋般急剧增加，恐怖活动也开始在全球更大范围内进一步扩散。“9·11”事件之前，美国国务院共认定“外国恐怖组织（FTO）”29个，2001年这一数字上升为33个，2002年进一步增加到36个。2011年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已经达到49个，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51个和54个，2014年达到59个。2015年的新名单虽然移除了“11月17日革命组织”和“利比亚伊斯兰战斗集团”两个组织，但新增了伊拉克逊尼派复兴党武装“纳格什班底军（Jaysh Rijal Al-Tariq Al-Naqshabandi，JNTR）”1。事实上，由于国际社会在“恐怖主义”定义问题上存在很大争议，仍有许多恐怖组织并不在这一名单之上，或者并未被其他国家所认可2。即便如此，我们仍能透过这一名单看到恐怖组织不断增多和衍生的总体发展趋势。在“9·11”事件发生前后的2000年和2001年，全球每年遭遇恐怖袭击的国家大约为30-40个，2015年全球遭遇恐怖袭击的国家数量已达到92个。其中，中东、南亚、中亚、东南亚和非洲等“破碎地带”和许多所谓“失败国家”更是全球恐怖活动“重灾区”。
最后是国际恐怖活动在规模和形态方面的快速升级。除了恐怖活动“井喷式”爆发、伤亡程度急剧攀升，以及恐怖组织不断激增之外，近年来还出现了像“伊斯兰国”这样既有别于“基地”组织、“爱尔兰共和军”等传统恐怖组织，又不同于传统武装割据势力的“超级怪胎”。尽管大多数学者和媒体仍称其为“恐怖组织”，但是已有学者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美国学者奥黛丽·库尔特·克罗宁提出，尽管“伊斯兰国”使用了恐怖主义策略，但它不同于“基地”等传统恐怖组织，而是一个拥有常规军事力量的“伪国家（Pseudo-state）”3。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也认为，“伊斯兰国”不同于对控制领土毫无兴趣的“基地”组织，而是一个野心勃勃地试图开疆拓土的“革命国家（Revolutionary State）”4。美国中情局前副局长迈克尔·莫雷尔则指出，“伊斯兰国”组织是一个“我们从未遇到过的对手”，它“既是一个恐怖组织，又是一个准政权，同时还是一个革命性的政治运动”5。
从某种意义上说，“越反越恐”既是媒体和公众对于2001年以来全球反恐战争成效的一种直观认识和评价，也是当前我们所面临国际恐怖活动威胁的一个重要特征。面对日渐猖獗的国际恐怖活动，尤其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快速转型与升级，任何一位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都不能不思考：为什么在世界各国轰轰烈烈地开展反恐战争十几年之后，反而出现了“越反越恐”的战略困境？下文将尝试就此现象进行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