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因丹麦《日尔兰邮报》在2005年9月刊登有关侮辱穆罕默德的漫画而引发了全球范围穆斯林的抗议热潮，其余波似乎尚未完全平息，中国香港的穆斯林都上街游行示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也发表严正声明，愤怒谴责欧洲部分国家一些新闻媒介刊登这些侮辱伊斯兰教的漫画和向穆斯林寻衅的恶劣行径。
宗教信仰是信徒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和寄托，它能够对人们的心灵起到极大的慰藉作用；宗教本身的一切，更有着信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和地位，这也就是为什么前些年欧美上映描写诸如基督耶稣受到诱惑之类的电影，会遭到信仰虔敬的基督教徒们的反对和教会抵制的缘故。同样，在报章上公然登载侮辱穆圣的漫画，自然会激起穆斯林的满腔愤恨。其实，类似这样的侮教案和穆斯林作为回应而展开的护教斗争，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发生过。
1931年7月的《新亚细亚》侮教案
民国肇建后，孙中山先生提倡“五族共和”，但长期饱受清朝封建统治压迫的回族社会地位似乎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升，南京政府干脆否认回回是一个民族，认为它只是汉人的一个宗支，仅存在信仰上的相异而已。而有的国民党要人如戴季陶者，甚至还公开宣扬“回回”应该加上犬字偏旁!社会上的一些官僚和帮闲文人也常利用穆斯林不食用猪肉的宗教禁忌来做文章，借此恶意污蔑回民的习俗。戴季陶个人主编的《新亚细亚》在1931年7月第二卷四期上，就刊登魏觉钟写的《南洋回人不吃猪肉的故事》，其中多有污蔑伊斯兰教信仰的文字，如说“他们的祠堂(即回教堂)里面，都供养着‘猪头人身’的肖像”等，这种对伊斯兰教完全无知的描绘，是对绝对憎厌偶像的伊斯兰教的极大侮辱，此类胡诌令各地穆斯林十分愤怒，他们纷纷致函穆斯林在北平所办的刊物《月华》，委托《月华》杂志出面交涉此事。《月华》刊物的编者遂发函给戴季陶本人，敦促其让《新亚细亚》杂志社作正式更正声明，并保证以后不再登载这类亵渎伊斯兰教的文字。及至8月中旬，该杂志复函《月华》，承认编者审稿失察，对引起误会表示遗憾，并愿在二卷六期上作出更正云云。北平所发生的这个恶性事件，虽没再扩大影响，但次年又发生了民国期间波及面最广，并因此引发全国范围穆斯林护教斗争的两桩最大的侮教案，此乃1932年秋接踵发生在上海滩上的“南华文艺案”和“北新书局案”。
1932年9月的《南华文艺》侮教案
《南华文艺》为当时位于上海法租界内环龙路(即今南昌路)上的嘤嘤书屋所发行，其主编来头不小，是国民党政府的铁道部次长曾仲鸣。他当主编的这家刊物，在1932年9月出版发行的第一卷第十四期上，竟极其恶劣地登载了时居杭州的娄子匡撰写的《回教徒怎么不吃猪底肉》一文。该文内容对穆斯林的信仰及其习俗进行了肆意攻击，其中内容之污秽下作和作者的恶意，完全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当年积极参与穆斯林护教斗争的回族学者傅统先，在此后几年撰写《中国回教史》这本名著时，谈到这件侮教案，曾部分引用了约200多字的娄子匡文章内容，其中对伊斯兰教的教义，和宰牛杀羊时所念的“太思米叶”，以及相关的宗教禁忌、习俗等，都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诋毁、污蔑。2000年，当时中央民族大学的李松茂教授，以及宁夏人民出版社副编审王永亮，在将傅教授这本代表作编选纳入“回族学丛书”时，考虑到书中所引娄文的这两段文字，文义实在恶劣不堪，经与有关部门商榷，认为不宜扩散，遂作了删除处理。
是年9月，上海穆斯林王义、马天英等人发现这期杂志和所载的歪文。此事很快就在广大教胞中传开。22日，向来是上海回民礼拜、议事去处的福佑路清真寺(旧称穿心街礼拜堂，俗称“北寺”，始建于1870年，在民国年间是沪上穆斯林社区的活动中心)内，召开了回教代表大会以商讨对策。与会人士无不义愤填膺，当即就有不少人提出各种主张，如有的建议通报西北回民密集的诸省清真寺，希冀从西北各省人多势众的穆民中获得有力的奥援；也有的提出将此次侮教案直接电告土耳其的回教总部，期许能吁请到国际社会穆斯林兄弟的支持。更有反应过激者，如傅统先所称，“几欲以激烈手段对付之”。他们洗好大净，准备取舍希德(圣战中的牺牲者，即殉教者)，用殉教方式来和社会上的那些侮教者作殊死之斗争!当然，经过众议，时为上海回民领袖，且主持会议的哈少夫，被公推为翌日前往嘤嘤书屋南华文艺社进行交涉的领头人，作陪的有傅统先、王义、马达五等有为青年。
经激烈交涉后，双方一致通过四条决议，其中包括该刊向穆斯林正式道歉；回教全体大会由金世和、傅统先撰写反驳批斥之文，并限令其刊照登；该文艺社保障今后不再有这类污蔑性字眼、出现；命令该社须将所存第一卷第十四期刊物全部送交清真寺作当场焚毁。除与上海的侮教案肇祸单位交涉外，王义等人还受回教全体大会之托，被派往杭州直接找娄子匡当面抗议和交涉。结果，在穆斯林的抗争下，9月28日，娄子匡在上海的《申报》、《新闻报》上发表《向回教同胞郑重道歉》，而《南华文艺》主编曾仲鸣也登报，为开罪回教诸君而致歉意。此外如该刊第一卷第十八期上登载了上海清真董事会来函一篇等，但这些并非痛心疾首地悔过认罪，而多少有点口是心非的姿态，并未平息穆斯林的心头忿恨和怒火，该侮教案的相关消息及处理的初步结果传到全国其他地区，激发了各地，尤其是华北穆斯林的盛怒。如10月5日，北平的各回教团体一致认为，此案决非上海部分回民之事，而是对全中国穆斯林的极大侮辱。并同时全体否认了上海穆斯林解决该侮教案的方法。10月10日，中国回教俱进会本部及回民公会总会联衔召集全北平的50坊清真寺阿訇与回民代表数百人，在中山公园开会，当即组成以马振五等15人为具体干事的“华北回民护教团”。10月24日，由马子文(西北五省回民旅平同乡会会长)、王瑞兰(牛街礼拜寺代表)、刘柏石(成达师范学校教导主任)、王梦扬(西北公学教员)等四人为护教代表，启程南下，向国民政府请愿。在南京行政院受秘书长褚民谊、政务处长彭学沛两人接见。与官方交涉后，华北回民护教团原来提出的要求罢免曾仲鸣本兼各职，并科以其割裂民族，危害民国罪名，将其移交法办的首条要求，在官官相护的潜规则通行的社会中，显然不会得到满足。当局表示，曾某确系挂名主编，事前也未阅稿，且已数度在报章上道歉，也就不再议其罪责了。而那娄子匡，就没有如此幸运地有达官贵人在头上罩着了，护教团要求将其治罪的意见，得到南京当局的完全支持，他被杭县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南华文艺》也被政府勒令停刊。
1932年10月的北新书局侮教案
最使穆斯林感到恨火难消的是，还在“《南华文艺》案”尚处交涉办理的过程中，紧接着上海地区又发生了同样性质的侮教案，此即所谓的“北新书局案”。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2年10月20日，上海的穆斯
林小学生李福宽发现一本由林兰主编、朱善扬撰写的《小猪八戒》，它跻身于北新书局当时印行的所谓民间故事小丛书中，该书封面的图画带有侮辱穆斯林宗教习俗之意，而书中内容则大致和娄子匡的污蔑文章意思相同，当有位穆斯林前去书局质问时，该书局的工作人员表现出非常恶劣的态度，双方遂起冲突，该穆斯林还被逐出店门。肇事单位如此嚣张，让其他获悉此事的教胞难抑心头怒火，有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前去北新书局讨个说法，有的则用向该书局丢掷石块来宣泄愤怒情绪。上海另一位著名穆斯林乡老金子云(捐出家资兴建小桃园清真寺者，为前上海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金幼云的父亲)，还与其他乡老出面敦请中华书局的负责人转告尚执迷不悟的北新书局，希望该书局能够向穆斯林赔礼道歉，但未获结果。10月22日，上海清真董事会开会，议决成立上海十坊回教礼拜寺联合会，这样可以集聚沪上绝大多数穆斯林的力量，同时董事会还决定委托吴凯声律师为法律顾问，沪上穆斯林社区决策层的意向十分清晰：即以合法手续来谋求事件得到公正的解决。只是穆斯林的理性克制并没有得到肇祸方的响应，倚仗着租界当局的庇护，北新书局态度并没有软化，因此双方律师的谈判并没有进展。而北新书局方面，还要求四马路的巡捕房对其进行保护，这种行径对本来就很愤怒的穆斯林带来更大的刺激，积压的心火终有喷发之时。
10月26日中午，以马孝愉等家住杨浦、南市、黄浦等街区的原籍为山东、河南、安徽的普通穆斯林民众，到福州路上的北新书局营业部要求索购《小猪八戒》一书，并要求见到经理本人，言语争执后旋起肢体冲突，手持铁棍的群众将玻璃门窗及书柜等大多敲毁，当时沪上报称，该书局突有操北方口音之群众30余人前来，在嗣后的冲突中捣毁书店，致使该店暂行停业两天。有撰文者指称此系回教徒所为，然而当时回教礼拜寺联合会却予以否认，称此事正依法进行，不致发生越轨行为。事实上，当天在场进行“保护”书局的华人巡捕(旧上海有不少穆斯林从事巡捕职业)中，有部分是山东、河南籍的穆斯林，他们出自宗教和民族情感，自然对书局所干过的侮教行为十分愤恨，因此，他们表面上在维持秩序，但却保护那些前来砸店的教胞加老乡安全撤退。上海很多穆斯林还不解恨，还有20多个穆斯林洗了大净，身揣小刀，准备求得“舍希德”。回民领袖哈少夫并不同意教胞们准备采取的极端行止，他表示应该依循正当途径，进行合法的斗争。故请曾经担任《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编辑的金煦生、王义等人进行劝阻。
另一方面，南京政府的内政部在10月30日发电报给时任福佑路清真寺教长的达浦生阿訇，称北新书局发行《小猪八戒》一书之案，正在核办解决，要求回民方面静候解决，勿得暴动为要。针对当局对处理侮教案采取拖宕，并把穆斯林因受侮辱而采取的过激行动视为“暴动”，骨子里流露的是固有的宗教歧视和民族不平等偏见，上海穆斯林的对应措施还较平和冷静，他们公推达浦生、伍詠霞、马天英等人，由吴凯声律师陪同，于10月31日动身北上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坚决要求惩办其时在沪上接踵发生的两起侮教案中的肇事者。原来情绪激动的穆斯林们这才改变了意向，一场远比砸门窗玻璃严重得多的流血事端也由此得以消弭于无形。应该说，有社会威望的乡老和德行学识的教长的引导，在这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上海滩连续发生“南”、“北”相接侮教案的讯息，益发激怒了祖国各地的穆斯林，而由北平南下与从上海北上的两支穆斯林护教请愿代表团，在南京不期而遇。此外，凡穆斯林较为集中的省份当时都已成立了护教团，声势更比9月为盛。中国回教公会陕西省分会主席冯瑞生等召集群众开声讨大会，各地的回教公会也相继成立教案后援会，表示对上海穆斯林护教斗争的支持。这样的全国范围声势浩大的护教局面，显然让国民党政府要员如坐针毡，当时的行政院秘书长，后在抗日战争期间沦为大汉奸的褚民谊，曾赶到上海，在南京路哈同大楼事务所拜访吴凯声律师，他要吴帮忙将北新书局事态缩小。联系到达浦生教长等去南京前夕，当时担任上海市长的吴铁城在接见北上的护教穆民代表时，不仅态度倨傲，还奢谈什么言论、出版自由等，实质上语带包庇北新书局之意，这些都在在表明国民党官方对穆斯林护教斗争的真实心态和暧昧立场。当然，官样文章还是要做的，11月7日，褚民谊、邵元冲、陈果夫、何应钦等大员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谈话会”，讨论的议题就是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回教事件。会议结果是决定行政院明令颁布政府爱重回民，维护宗教之意，令《南华文艺》停刊，查封北新书局，惩办负责人等。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明令中还提到“以后各种刊物对于任何宗教不得稍存侮视”①。这表明出版业频频出现侮辱亵渎伊斯兰教的恶性事件，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引起当政者的高度警惕，尽量杜绝此类事件的出现，亦成为其重要的预行选项。
11月9日，南京政府又命令宁、沪两地查封南华文艺社与北新书局，但下面的具体执行似乎并未像官方明令中那样利落，《南华文艺》继续出版过一期，后来因别的缘故才停办；北新书局则是在哈少夫出面，请吴凯声律师同租界当局磋商后，才强制执行停业三天．，后更名百新书局，顶着与旧名号谐音相同的头衔照样营业，肇事的撰稿人和书刊发行人也都逍遥法外，并没有受到法律的惩处，一般的穆斯林也奈何不了他们。面对官方敷衍穆斯林的态度和包庇肇事者的立场，由著名阿訇哈德成为首的上海回教礼拜寺联合会，以总辞职来表示抗议。但不管如何，至少回民在官方明确颁布了相关法令这点上，用自己总体上和平与克制的护教斗争，赢得了高分。当时《申报》上还称“上海一隅，已不下回民十万之众”，穆斯林的合力共振效应，令外人对其作为整体的力量刮目相看，以致把两万不到的回民群体整整看多了5倍。各界人士对穆斯林的护教斗争也抱有同情和理解之心。一代文豪鲁迅正好在火车站邂逅上海穆斯林护教团，并与请愿代表们同车共行，他亲眼目睹了穆斯林群众为代表送行时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的精神面貌。鲁迅先生在其后所作的《教授杂咏四首》其三中写道：“鸡汤代猪肉，北新遂掩门”，②以此辛辣语句，针砭了当时学界中为追求生活上的享受而不顾事实地捞取稿费的现象。
民国时在1933年、1934年，还相继发生过如《香妃演义》、《年羹尧征西》等因出版物中含污蔑伊斯兰教，伤害穆斯林宗教感情的文字之事件，穆斯林都及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护教斗争，这也是他们历经上述几件较大规模的斗争后，积累了经验，有意对各种印刷出版物中涉及伊斯兰教的内容加以关注，发现有侮辱“教门”处，就立即予以反击，而在这样的护教斗争中，穆斯林民众也只会变得更加团结。
当今欧洲西方国家的部分媒体，在漫画事件上采取有意和穆斯林叫板作对的态度，甚至转发丹麦的肇事漫画，并用所谓的言论、新闻出版自由来做挡箭牌，这样做等于火上浇油，实在是很不明智的做法。犹如当年沪上北新书局出事后还死撑，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丝毫也无低头认错的态度，如此只会令被激怒的穆斯林情绪更加失控，导致破坏性很大的极端恶性事件发生。而反过来，从穆斯林的角度看，若采取温和而有节制的护教斗争，既可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亦能赢取教外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对主管政府的处理，也带来更方便操作的有利空间，这对穆斯林本身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而言，同样有益无害。民国时期发生的侮教案和相应发生的穆斯林护教斗争，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说明了这点。
①引自傅统先:《中国回教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192-193页。
②引自《鲁迅诗歌注》修订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9页。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