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和谐和社会，并非今日开始，远在300年前，回族学者马注通过“革兰袋事件”，痛定思痛，认为“革兰袋”之所以流毒云南，一度泛滥，在于回族大众愚昧无知，“贤少愚多，既不通儒(汉文化)，又不遵经(伊斯兰教规)，异端左道混杂其间，灭人伦之大典，坏朝廷之国法，将清真正道渐入邪途”，于是针对回回大众现实，制定《约束教条》十条，由云南按察使司颁布各地，虽说在于“约束”个人行为，实际内容则是以“乡规民约”形式，在各地回族社区重建精神文明，树立良风美俗，形成优良历史传统，至今仍不失借鉴与参考作用。
关键词：马注；清真指南；教条；教法；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K2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09)03-0115-06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流毒天下，乱我清真”的“革兰袋”自印度传人云南武定地区，导致伊斯兰教内部的一场轩然大波，一时间，疑云愁雾，人心惶惶，不知何所适从。
“革兰袋”系苏非神秘主义“阿萨辛”的一个分支，是一个以宗教为幌子进行恐怖活动的组织。《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这个组织的首领称“山老”，在东西交通的险峻山冈建立城堡，其中有华丽的宫苑、醇酒、美女、歌舞……山老选中的信徒，一旦服用大麻叶后，处于迷幻之中，就被送人宫苑，享受声色，为了长享“天园”之乐，疯狂地为“山老”献身，充当杀手、行刺山老的“猎物”——苏丹、教法官，持反对意见的教派首领、学者等。历来受到伊斯兰教正统派的强烈抵制，一些国家甚至严厉镇压。蒙古贵族旭烈兀西征亦予毁灭性的打击。阿萨辛残余转入地下活动，并流窜各地，以另一种方式出现。
据记载：“有迤西来武定一人姓沙名金，头戴道冠，身披百衲，腰系丝绦，足穿云履，先到西衬，后到古柏。投教者，具鸡二只，酒二壶，米面之类。外道往来、络驿不绝。男妇混杂，昼日则弹丝品竹，鱼鼓简板，畅饮林泉。夜则明灯传道，度气比脐，无论老妪少妇，闺女村姑留宿寺中，夜间学道，淫秽之声，遍满道路。”还有一人叫马少恭，其人亦“清真世家，名师之子侄。自陕西寻学回滇，不守本教祖训，学得一程妖法”。与沙金狼狈为奸，更助长了“革兰袋”的声势。当地掌教保某和一部分穆斯林拒绝入教，便被沙金将姓名生庚，用番字(阿拉伯文)书写于纸上，埋人古坟内，作法咒诅，扬言要将这些人置于死地，“恶疮怪症，殒命亡身”。因此，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被迫投身“革兰袋”。
最初，“革兰袋”仅在武定一带活动，不久即扩大到富民、广通、楚雄、大理、保山、姚安一带，继又由滇西蔓延至滇东南的嵩明、寻甸、曲靖、陆凉、宜良……甚至省城昆明也是“回汉男妇被其妖术，从者不可胜纪。亲识不敢举，旁人不便举，掌教头人混俗和光，养痈护毒”，大有席卷全滇之势。
云南伊斯兰教历来属于正统“逊尼派”，恪守《古兰经》与圣训。今“革兰袋”渗透而入，似将取而代之。自然为正统派穆斯林所不能容忍，于是在“圣裔”马注领导之下，发动穆斯林开展斗争，搜集“革兰袋”种种不法行为，联名向官府控告：“(革兰袋)流毒天下，乱我纪纲，伤我舆论，败我风化。紊我教条，乱我清真”，尤其“技工妖术，教仿白莲”，引起官府极大震动，下令取缔，侦骑四出，将以沙金为首的一小撮“革兰袋”分子逮捕严刑审讯，绳之以法。“革兰袋”在云南的恶性膨胀，终于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痛定思痛，马注认为，“革兰袋”之所以在云南泛滥，根本原因在于广大穆斯林愚昧无知。所谓“贤少愚多，既不通儒，又不遵经，异端左道混杂于其间，灭人伦之大典，坏朝廷之国法，将清真正道渐人邪途”。于是针对回族穆斯林的社会现实，制定了约束穆斯林行为规范的准则，即《戒律十条》，由云南按察使司颁布全省回族穆斯林聚居区，虽说目的在于“约束”个人行为，实际内容则是以“乡规民约”形式，在穆斯林社会内部重建精神文明。
《戒律》第一条是“端学习”，首先从抓教育人手，郑重指出：“天经云：寻学在一切男女穆民是天命。”既把学习提到“天命”的高度，而且活到老，学到老，不断进行知识更新。可见穆斯林掌握文化知识不可等闲视之，扫除文盲与提高穆斯林的文化水平，乃是建设精神文明的前提。
《戒律十条》列“端学习”于首位，表明旨在端正穆斯林大众对“求知”的正确认识与正确态度。通过学习文化知识，有助于提高穆斯林的整体素质，使得人人重视品德修养，与人为善，从而移风易俗，转变社会不良风气，共建和谐社区(教坊)。《古兰经》就郑重宣告，安拉绝不轻易地改变一个民族的落后面貌，只有依赖他们自己去拼搏。
由此可见，马注既娴熟教理，更善于汲取伊斯兰历史的经验教训，深知要改变回回民族“一穷二白”、既贫且愚的面貌，必须从抓文教人手，显示他在继胡登洲大师开创的一代经堂教育学风之后，又将教育面普及到穆斯林大众群体中去的深谋远虑。
伊斯兰教历来重视知识，视之为生命。《古兰经》作为“天启”，开宗明义揭示：“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名义而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
先知穆罕默德强调：“求知是每个男女穆斯林的主命!”求知被提到“主命”的高度，而且强调求学从摇篮直至进入坟墓，不可一日中断，充分表明伊斯兰教对文化知识的重视。先知还鼓励穆斯林不远万里到中国求学。当年的中国正当大唐盛世，朝野上下笃信佛教，趋之若狂。寺庙古刹林立，僧尼数以百万计，唐太宗钦命玄奘“西天取经”，传为佳话。可见先知穆罕默德并不排斥非伊斯兰文化。他说“知识是穆斯林走失的骆驼，不论在哪里发现(或在异教徒手中)都要把它牵回家”。
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大量汲取先进的希腊科技文化，充实与丰富自己。甚至战俘中的知识分子也受到优待，他们只要教会几个阿拉伯儿童学会读书写字，就可以恢复人身自由。如果他们皈信伊斯兰教，还可以量才录用，担任帝国的各级官员。
为此，先知穆罕默德对学者热情赞扬：学者的墨汁胜于“殉道者”的鲜血；学者比隐遁苦行的“修士”优越，犹如月亮胜过繁星的光明；历代先知没有遗留下一枚金币或银币，他们遗留下来的是学问，谁求得学问，便是继承了先知的事业……阿拉伯帝国历代哈里发、苏丹也都积极提倡和奖励学术文化，学者、诗人被奉为宫廷上宾，城市图书馆、天文台林立，掀起了“百年译经”热潮。
由于对学术文化的高度重视和兼收并蓄，迅速改变了阿拉伯人民愚昧无知状态，综合国力增强，文化经济发展，不断对外扩张，完成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称黑衣大食、白衣大食)在中世纪崛起。
中国穆斯林对待求知有足够认识，开创中国伊斯兰汉文译著一代文风的经学大师王岱舆特撰《正学章》，提出“夫立身之本，无过于学。若涉海之指南，大匠之准绳。无指南，无以辨南北东西；无准绳，何以定是非曲直”。马注《端学习》则结合中国穆斯林实际，立足于中国社会，强调学习的重要性。“经(古兰、圣训)书(中国文化)乃培养善脉之根源，超凡人
圣之舟楫，分别邪正之关头，须要精研究，审问慎思，说得一句，行得一件，内可以束身，外可以约人，方不致堕入邪途。”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穆斯林立身处世，既要学习伊斯兰教经训，也必须学习中国文化。“经不通儒，若苗而不秀；儒不通经，若秀而不实。”“我等生居东土，不习东土之文，天经安所传宣?”因为只单纯学习经训，就不懂得天下大事和经训以外的知识；光学书本不学经训，就不可能了解“生从何来，死归何处”的道理。显然是对当时穆斯林社会流行“读汉书是叛教”的有力批判，也是后来提倡“经书并授”的依据。
穆斯林构建和谐社区(教坊)，必须有一个称职的领导人(掌教)，因而《戒律十条》第二条提出“择教领”的要求。明清时期，清真寺“伊玛目”，统称“掌教”或“教领”，选聘“教领”时，还须呈请当地官府授职，授予印札、袍褂之类，以示庄重。“掌教，司风化之源，即为一方之官长，与众不同”，就是说在本社区(教坊)内，掌教的职责就是劝化穆斯林遵纪守法，艰苦创业，树立良风美俗。他要敢于抵制一切丑恶现象——吸毒、酗酒、赌博、偷盗、淫乱、萝卜卦算命、迷信风水、损人利己、造谣中伤、不务正业……因此，选择的“教领”必须是“品学俱优而无过犯者，方称此职”，只有这一类型的“教领”，才足以为穆斯林表率。所谓“品”，就是具有高尚情操，恪守经训，坚持原则，虔诚清廉，言行一致。“学”则是通晓伊斯兰教典，躬亲实践。
相反，“教领不择，譬延庸医，不唯旧病未除，更添新症，上连祖考，下及儿孙，一方之灾也”。“教领”不能以身作则，施行教化，青少年愚昧无知，既不能洁身自好，也不能造福于人，严重损害“教领”在广大穆斯林心目中的形象。
先知穆罕默德教导：“子女习学，可以搭救七辈先灵。”先知又警告：“两等人将我教道后辈斩绝：一乃有学无行之学者，若人效之，习为违背；一乃有行无学之清廉，有人效之，习为异端。”显然这是针对当时的“不正之风”，某些“教领”不学无术，品质卑劣，热衷于代人诵经，包办丧葬以谋财，损害了“教领”在穆斯林心目中的形象。清末，云南穆斯林有识之士制定《考试清(真)教穿衣节略章程》，提出一系列措施，就在于培养品学俱优的伊斯兰传人。
回族伊斯兰研究者曾提出为“教领”(阿訇)一词“正名”。“阿訇”一词一般辞书解释为“宗教职业者”，既不确切，也含有贬义，而确切的解释应为伊斯兰学者，从事教务活动，引导信教群众(穆斯林)履行宗教义务。
“敦礼让”列为《戒律十条》第三条。如果用当今社会流行术语解释，就是“建设精神文明”。《古兰经》、“圣训”在这方面有不少昭示和教导，《戒律十条》郑重提出，就在于要求每个穆斯林，尤其青少年一代要讲究礼貌，互敬互爱，互相关心，凡事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树立良风美俗，所谓“笃忠信，禁奸诡，助丧探病，释讼解争，和睦邻里，恤孤弱，悯贫困……”
“敦礼让”首先要求从日常生活做起，教坊子弟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途中，倘若遇到尊长或父母兄辈，要立即退于道旁，问候致敬，待尊长、父兄辈走过，然后再行。对于“守教典者”(奉行斋拜功修之人)，还必须高声敬致“色俩目”，表示亲切祝愿。“无教典者”或他教尊长，只一揖问候，不致色俩目。倘不遵守，“骑马竞过者，鸣掌教责罚”。即向掌教举报，给予一定责备，可见当年穆斯林社区对日常礼节的重视。
“敦礼让”在于掌教的“言传身教”。由于“掌教司一方之风化，系大众之升沉……存心半毫未净，作事虽公亦私。趋炎附势，见利忘义，外洁内污，包藏机械，此是掌教中的一件大病，须要究学精研，持身端洁，讲得一章，进得一步，说得一句，行得一事，则化行品越，人畏道崇。盖学不精，不可以立教；行不端，则难以劝人，学行俱兼，自然宾服”。教化人者，必先受教育，提高自我学识与操守，乃是必行之道。
《戒律十条》规定，每当“主麻”日，“母楂位”(寺里工友)传谕本坊所属穆斯林赴清真寺参加聚礼，正是宣讲“卧尔兹”进行教化大好时机，“三掌教中，或住持(掌教伊玛目)，或助理(海推布)，或赞教(穆安津)，有学者讲劝诫一段，或天言(古兰)，或圣语(圣训)，或故典，勿顺人情，勿执己见，翻译指拨，开其茅塞，日复一日，教化自行……教肃礼严，邪道何由而生”。
教化不行，后果必然是“风俗由兹日坏，是非由兹不辨，取舍由兹不明，心术由兹不正，行为由兹不端，教规礼体由兹不遵……”势必导致穆斯林异化，伊斯兰教没落。
中国漫长封建社会，实行君主专制，视民众如草芥，横征暴敛。各民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回族，备受歧视，灾难深重，沦于既贫且愚境地，生计艰难，导致不少“怨女旷夫，男大未婚，女长未嫁，饥寒困苦，度日如年……”，还有“出入无依的鳏寡孤独之家，此是人生一件大苦事”，倘遇“死丧紧迫，刻不容缓”，更是陷于绝境，求助无门。为此，《戒律十条》大声疾呼“古人解骖助麦，何况同宗同教”，因而建议各坊掌教对“婚丧不给”的穆斯林之家，从每年天课米谷丁银中补助，或成立“周急善会”代为料理，以达到“风俗所以日善，情义所以日亲”，增进教坊内部的安定与和谐。
教坊开展各项公益事业，更好地为穆斯林服务，必须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而“清常住”提上了议事日程。《戒律十条》所谓的“常住”，即指清真寺拥有的动产与不动产，来源于“或绝嗣无依，无可寄托，欲求永久功德；或因有余财，心存善念，希施济之回馈；或见事当行，减食减穿，辛苦所积，预净己身之恶孽；或慕想天堂，预避火狱，计家计之宽容，以一半存度终身，以一半存享后世”。乃是虔诚穆斯林的无私奉献，来之不易，统称“瓦格夫”(乐捐公积金)，历来其用途是“以寺养寺”，“一为清廉住持(掌教)作岁月之养廉。二为遵守学者(开学阿洪)作经常之使费。三为远来孤客及(所)在地穷人周济贫乏艰难”。由于某些豪势之家把持寺产，侵霸隐味，蚕食侵吞。因此，必须认真清理，公举“清廉无弊”人士主持经营，使用得当，捐献人既得真主无尽回赐，也避免“常住”流失。
穆斯林之间经常是一方有事，八方支援，全国大多数清真寺都是依赖各地穆斯林群众赞助集资兴建起来的。《戒律》制定者马注就非常赞赏穆斯林地区“助丧”与“助学”的高尚品质：“每慕燕鲁(河北、山东)之风，次及秦(陕西)晋(山西)，次及吴(江苏)蜀(四川)，(穆斯林)婚丧不振。互相资助；贸易乏资，众力相扶。子弟不能念经者，代为供膳。恩不求报，德不沽名。”至今“助丧”与“助学”在穆斯林中仍然盛行。按传统，居丧之家，三日不举炊，不宴客，由亲戚邻里馈送饮食，表示对丧主不幸的慰藉。一般穆斯林不论与丧家是否相识，都视参加“殡礼”为自己的职责，争相抬送“埋体”，体现友好互助的“穆民皆弟兄”情感。“助学”主要指助经学。穆斯林在旧中国素有“穷回回”之称，子弟入学不易。群众集资创办经堂教育培养接班人，凡是本地或远道而来的学子无不尽力资助，所谓“学者之成就，虽由明师之指授，亦赖经理
学务之乡耆”，解除生活的后顾之忧，每名学子由一家或几家充当“哈宛德”，供给衣食和学习费用，有人甚至不惜倾家供学。《经学系传谱》除了为名经师立传外，还辑入助学的《贤德乡耆纪事》，以资表彰，其中不少“助学”事迹非常感人。时至今日，某些退休的穆斯林职工仍节衣缩食，“供满拉(海里凡)念经”者，大有人在。
“好客”也是穆斯林文明行为之一。当一个穆斯林来到他乡异域，举目无亲，只要凭“色俩目”或“清真言”证实自己的身份，便会得到当地穆斯林力所能及的帮助，所以流传“回回千里不持粮”的俗谚。照顾旅客和孤儿原是穆斯林义不容辞的义务。
《戒律》第六条对“待远客”作了具体的规定。由于云南地区山路险峻，蛮烟瘴雨，城郭辽远，地旷人稀，非比中原“鸡鸣接壤，地密人稠，舟车可通”。远客离乡别井，外出奔波谋生，“饥欲食，渴欲饮，寒欲衣，劳欲息，病欲调理……说不尽苦楚”，接待远客自然是穆斯林的义务。因此，地方掌教应根据所属穆斯林的经济条件，依次排队登记，轮流供饭，“凡远客一至，母楂位(寺役)传谕值日乡老，有力者勿拘客人多寡，待本日之食一日。至次日，轮及夏秋炎热日长，添一人备午食。如宾客多，一家待一人，亦可如是周而复始……客以(接待)三日为限，恐后人复至，难以应酬”。远客离去时，要量力赠送“程仪”，关怀无微不至，这种风气一直沿袭下来。1949年初秋，社会学家江应梁教授在所撰《滇南沙甸回族农村社会调查》一文也提到，沙甸回族穆斯林人家好客，对于外来客不论是否相识，争相宴请，洋溢热情气氛，“我们在沙甸七日，差不多天天为应酬忙，甚至一天早吃三家，晚吃三家，好在回族宴客很简单，不备酒。鸡、鹅、牛肉，客到就摆出来，吃完了就走。早上八点钟，邀客的人已经候在室外”。
《戒律十》第七条“厚师礼”与第八条“慎蒙童”，又反复强调教育青少年一代的必要性，“弟子送入学堂，无拘清(念经)儒(读书)，若白练染缁，欲求复素，如移泰山”。青少年可塑性强，一旦被不良习气污染，就很难改变。因为“学明则为君子，学不明则为小人”，要培养子弟成才，取决于教师的循循诱导，通过学习，可以使人脱离愚昧无知状态，进入高尚的精神境界，超凡人圣。因此，《戒律》建议各地经常延师授徒，必须仿照儒学私塾，订立柬修制度，保证经师生活所需的米薪、油盐、日用之费不至匮乏，以解除其后顾之忧，致全力于教学。若对教师生活漠不关心，“寒毡冷席，卧月吟风，月无俸，岁无租，饥饱寒温，了不关心，出尔反尔，情所不至，安望期学业有成?出禽类而证人品，履贤关而跻圣域?”这种措施，无疑是在穆斯林中进一步树立“尊师重教”的成规。
穆斯林重视选择饮食，形成优良传统。《约束教条》第九条“洁饮食”强调先知穆罕默德的警告，“不明”或“不洁”食物入于腹腔，真主则四十日不接受他的功修和善行。“不明”指非法取得的食物，以及不凭真主尊名“妄杀”的牲禽。“不洁”则指《古兰经》明文严禁的“自死物，血液，猪，诵非真主尊名宰杀之物”。穆斯林对前三类避而远之，尤其对猪唯恐趋避不及。然而防不胜防的则是“近见教亲之开食店者，惟用外教(厨工)烹调，以不洁之庖(外教人)加无名之刀刃。无异悬羊市狗，掩耳盗铃”。就是说某些穆斯林开设“清真饭店”，雇用非穆斯林庖人烹调，屠宰牲禽不按教规，即“凭主而生，凭主而殁”，见利忘义，不顾一切，穆斯林若误食，尤其清廉长者受害匪浅。
穆斯林饮食，不仅讲求“卫生”，而且讲求“卫性”，穆斯林远在1400年前，通过《古兰经》认识到食物足以改变人的气质。食物之性善，则增我的善性；性恶，则滋长我的恶性；性污浊不洁，则滋生我污浊不洁之性。因此，穆斯林除奉行《古兰经》规定禁食者外，对于凶残、污浊、形态丑恶的一律不食。据《天方典礼·饮食》列举达130余种之多，中国穆斯林择食的严格，历来为国外穆斯林所不及。
《戒律十条》最后以较多文字反复议论“重丧礼”第十条，人生所谓“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之义大矣，岂不痛哉?”穆斯林与此相反，奉行“视死如归”的人生态度，认为生，寄也，托体于尘世；死，归也，回归于永恒，由表及里，返本还原。因而决定丧葬的基本原则是“葬唯从俭”，即速葬，葬不过三日。土葬，亡者入土为安，不用棺椁。薄葬，禁以他物陪葬，蔡修饰坟墓，禁为亡者树碑立传与歌功颂德。丧家对于前来悼念或送殡的尊长，亲友必须以礼接待，不可轻慢。
至于“助丧”更是穆斯林应尽义务，或助钱物，或助人力治丧，或深切慰问，消释亡属忧伤，或参加殡礼，为亡者向安拉求恕，祈主慈悯，并从他人亡故中接受经、训规劝，以明日将死迫切感预备死亡，复命归真。
居丧之家虽不允许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但要奉行教规“开经济贫，量家计丰歉，尽孝子仁人之实念，不唯报本，亦可述后，所谓生前之孝有尽，死后之孝无穷”。
《戒律十条》强调，亡者与世长辞，“北邙山里，冷雨凄风。九泉非舍，黄壤为家，生之报死者，此时；死之望生者，亦唯此时”。按照伊斯兰教“孝道”，善待父母应是“慎终追远”，生前“奉父母于无过之地，不陷于违逆之中，得以脱离还报日之苦”。父母亡故，继承其遗志，不坠家声。尤其每日五时拜末代亲求恕。施散财物，立意回赐父母。伊斯兰教不提倡“唯父母之命是从”的无原则“愚孝”，更严禁炫耀权势，为“显亲扬名”，不惜倾家荡产，“厚葬”父母，结庐守墓，哀毁骨立，博取“孝子”美称，纯是“欺世盗名”而已。
穆斯林“重丧礼”，在于严格遵守教规，防止异化，历史上一些回族达官贵人，豪族大姓丧葬，“从朱文公之礼，变其俗”，放弃伊斯兰教和传统生活常规，彻底“异化”，导致族与教消亡，前车可鉴，遗留下历史的沉痛教训。由于一系列“良风美俗”的陶冶，在穆斯林地区形成普遍的精神文明，约定俗成，深入人心，人人洁身自好，奉公守法，对外与兄弟民族和睦相处，友好往来，所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中国穆斯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艰苦创业，遵纪守法，以勤苦耐劳著称于时。沙甸是一个典型的穆斯林农村，朴实良好的社会风气深受社会有识之士的赞赏，“在这个近千户人家的大聚落，全村仅有一间茶铺，但顾客寥寥无几。饭馆虽有一二家。主要主顾也是过往的客人，酒店、烟馆都没有，聚众赌博这类事几乎见不到。这种现象，一部分原因是宗教信条限制了村民的非法活动，再则村中父老都能以身作则，对村民起模范作用，此不仅使这个农村在生活上减少许多不正确的消费，而且在生产上产生积极的影响——养成他们勇敢、勤苦、耐劳、清洁的习惯，减少了一般农村中常见的堕落习惯与不良嗜好，全村人民在一种合作、协调的气氛中度着岁月”。上世纪30年代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特别提到当时鸦片流毒全国，西北回民吸食者极少，一个个红光满面，白帽银须。庄稼长势喜人，村庄干干净净，一望就知道是回族居民点。最后范长江热情赞扬：“回回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穆斯林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改善，远非昔比，可是精神文明似乎跟不上去。某些穆斯林虽然通过手工业、贸易、采矿、运输、园艺先富了起来，但是很少关心本民族事业，赞助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培养青少年一代。甚至还有一小撮败类，为了达到致富目的，不择一切手段，置国法、教法于不顾，铤而走险。还有一些青少年不学文化，不求上进，游手好闲，甚至吸毒。毕生从事回族工作的老干部王连芳同志深为担忧，他认为倘不改变现状，回回民族将在舒舒服服中自我毁灭。
回顾过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自我剖析，不能与时代同步前进，更新与发展文化教育，树立现代化意识形态，乃是穆斯林式微原因之一。因此，全方位发展文化教育，提高民族素质，继承民族传统，与时俱进，重建精神文明对广大的中国穆斯林说，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责任编辑 和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