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哈桑·图拉比是近年来苏丹政坛的风云人物，其伊斯兰主义思想不仅使伊斯兰解放阵线成功执政，而且也使得苏丹迅速伊斯兰化，成为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继伊朗之后，又一个实行伊斯兰法的中东国家。尽管巴希尔后来选择与图拉比分道扬镳，但图拉比领导的人民大会党能否卷土重来，仍将是观察苏丹未来政局发展的重要指标。
关键词：哈桑·图拉比；巴希尔；伊斯兰主义；苏丹政治
作者简介：王联，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1)。
文章编号：1673－5161(2009)06－0065－06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场政治伊斯兰运动开始在苏丹蔓延。最初，它仅被看作是试图回到伊斯兰基本教义的宗教复兴运动，其目的是抗衡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技术革新。尽管伊斯兰主义者只占苏丹人口的很小部分，但是这些纪律严明、情绪高涨、经费充足的组织却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丹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经过1989年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巴希尔(Omar Hassan Ahmed Al-Bashir)政府在全国实行伊斯兰法，使得苏丹成为北非地区的伊朗。苏丹伊斯兰化的设计师和推动者哈桑·图拉比(Hassan Abudulla Turabi)因此也被称为“非洲的霍梅尼”。
与其他中东国家一样，苏丹自近代以来也遭到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苏丹各族人民历史上曾经在伊斯兰的旗号下，建立过马赫迪王国。尽管革命后来遭到英国殖民当局的镇压而失败，但伊斯兰教的影响早已深入人心。1956年1月1日，苏丹共和国独立，由于政局动荡、军事政变频仍，主政的北方阿拉伯人政权往往试图诉诸宗教的影响来凝聚人心、稳定社会，但却使原本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雪上加霜，国家两次陷入南北内战。
一、苏丹的伊斯兰化
苏丹现有人口41,087,825(2009年7月估计)，其中70％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主要生活在北方，以阿拉伯人居多，25％信仰土著原始宗教，5％信仰基督教，主要生活在南方和首都喀土穆。虽然信仰基督教的人在南方占少数，但他们的影响却不小。13世纪时，随着阿拉伯人的大量移入，伊斯兰教在苏丹北方迅速传播。但由于南方地区交通偏僻等自然地理上的阻隔，以及人种、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苏丹南方沦为北方阿拉伯人以及后来的西方殖民者进行奴隶贸易的贩卖对象。同时，阿拉伯人没有深入苏丹南方地区，从而使得当地居民保留了土著原始宗教，加上19世纪西方殖民者到来后开始大规模传播基督教，最终形成今天苏丹境内的穆斯林对非穆斯林(以基督徒为主)、阿拉伯人对土著非洲黑人的民族和宗教格局。而这种格局往往又代表了苏丹境内的富裕与贫穷、强大与弱小势力的对比，进而加深了问题的复杂性。
1969年5月25日，尼迈里(GaafarMohamed el-Nimeiri)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改国名为“苏丹民主共和国”。起初，他还能顺应南方非穆斯林群众要求自治和北方穆斯林要求国家安定发展的要求，中止了前政府企图在全国实施伊斯兰法的做法，采取措施缓和了南北紧张对立的民族、宗教关系，并于1972年与南方签署《亚的斯亚贝巴协议》，结束了长达17年的第一次南北内战。但是，北方大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不断膨胀，尼迈里本人也对南北和解摇摆不定，特别是自南方发现优质油田后，苏丹政府重新采取对南方人的高压、盘剥和歧视举措。1983年5月，尼迈里不顾多方反对，强行解散南方自治区，引发以约翰·加朗(John Garang)为首的军人兵变，苏丹战火重燃。尼迈里遂于同年9月颁布法令，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伊斯兰法。同年，苏丹《刑法典》不同程度地恢复了伊斯兰法有关饮酒、通奸和盗窃罪的规定；《司法判决渊源法》进一步规定，在缺少可适用的制定法时，法院应采用《古兰经》和圣训l中的伊斯兰法；在民商法和诉讼法等方面也恢复了伊斯兰法的一些原则。尼迈里的上述做法，一方面满足了北方大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政治要求，通过严格的伊斯兰法树立政府的权威：另一方面与南方叛军展开了军事、政治和宗教领域的争夺。然而，由于缺少有力的措施，苏丹的伊斯兰化进程未能如尼迈里预期的那样，成为稳定国家政局的中流砥柱，相反却成为挑动南北宗教矛盾、民族对立的助推剂。由于南方反叛势力坚决拒绝伊斯兰法，苏丹的南北矛盾进一步加大。1985年4月，国防部长达哈卜发动军事政变，导致尼迈里下台，伊斯兰化进程也因此受挫，伊斯兰法未能在苏丹得到有效推行，国家进入新一轮政治动荡期。
1989年6月30日，巴希尔将军通过发动政变上台，成立“救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张以联邦制和不在南方实行伊斯兰法换取南北和解并终结内战。但是，国家动荡的局面并未缓和，诸如南北对抗、经济凋敝、教派斗争等问题更加恶化。在北方，政治伊斯兰势力强烈要求军政府以伊斯兰道路来解决国家政治、经济危机，并缓和社会矛盾，从而实现社会公正。巴希尔于是转向寻求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政党的支持。为此，他释放了全国伊斯兰阵线(National Islamic Front，简称伊阵)主席哈桑·图拉比，并开始与伊阵联合，系统地实施伊斯兰化政策。
1991年1月，巴希尔宣布，除南方三省外，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伊斯兰法，以《古兰经》和圣训作为制定各项方针和政策的基本准则，并对苏丹法律和司法进行改革，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推行伊斯兰化，建立起稳定的伊斯兰政权。由于巴希尔政府中的许多成员都来自伊阵，因此，巴希尔政府实际上由图拉比左右，苏丹也就成为继伊朗之后的又一个自上而下、稳定且成功实施伊斯兰法的中东国家。
在政治方面，图拉比的伊斯兰主义思想成为苏丹的主流意识形态。1996年，图拉比担任议会议长，又出任全国大会党(National Congress，由伊阵演变而来)总书记，直接影响政府的内外政策。伊阵还在军队中进行整顿和清洗，在军中大力推行伊斯兰法，发展伊阵成员。苏丹甚至按照伊朗的模式，组建了类似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民防军(Popular Defense Forces)，与常规军队地位相当。苏丹政府称，民防军有10万人之多。
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建立伊斯兰市场经济，实施伊斯兰私有化政策，增设伊斯兰课程，强调教育的伊斯兰方向。伊斯兰主义者要达成的目标就是建立一种新的伊斯兰认同。他们采取措施，从教育入手，通过掌控来自阿拉伯产油国以及银行的资金，大力同化因战争和饥荒而流落到北方来的苏丹南部和西部人口。
在对外政策上，图拉比支持其他国家的穆斯林政治组织展开抵抗运动，但不像伊朗那样公开强调输出伊斯兰革命，而是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伊斯兰激进运动和原教旨主义者敞开国界。1990～1996年在“基地”组织以苏丹为基地展开圣战抵抗运动期间，图拉比给予本·拉登长期庇护。1991年本·拉登来到苏丹后，图拉比允许他在苏丹自由地指挥抵抗运动。作为回报，本·拉登同意帮助苏丹政府修建道路，支持苏丹政府与南方土著宗教和基督教分离主义作战。1991年4
月，图拉比在喀土穆召开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大会(Popular Arab and Islamic Conference，PAIC)，并担任该组织秘书长。来自三大洲55个国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出席了会议，中东各地的伊斯兰政治组织，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马斯、阿布·尼达尔组织、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运动、突尼斯伊斯兰反对运动、阿富汗伊斯兰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以及来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高级代表团都曾与会，其直接目标是反对美国介入海湾事务，呼吁阿拉伯一伊斯兰世界团结起来，以迫使外国“十字军”离开穆斯林的土地。在西方国家和主流媒体看来，上述组织都是从事反美、反以色列活动的恐怖组织，因而图拉比也被他们称为“恐怖主义的教皇”(The Pope of Terrorism)。该组织一直定期召开会议，直到2000年被苏丹政府取缔。
由于苏丹和伊朗分属两个对立的教派——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国伊斯兰革命的某些理论观点和具体做法有所不同，但是性质和基本目标是一致的。一方面，伊朗对苏丹伊斯兰革命给予充分肯定，全力支持，向苏丹提供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图拉比也一直试图弥合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历史恩怨，并积极主张与伊朗发展更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但遭到巴希尔的反对。后者担心苏丹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会因此受到损害，这也是后来两人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之一。
总之，巴希尔和图拉比在苏丹伊斯兰化问题上的结盟实际上是各取所需。在政变上台之初，巴希尔只是为了抓住政权、稳定国内局势，而图拉比则为了其一贯推行的伊斯兰主义复兴政策。在两人合作的10年里，巴希尔掌握军政大权，不兼任宗教首领，但遵照图拉比的思想治国：而图拉比则在幕后，起核心指导作用，成为精神领袖。巴希尔政权逐渐把图拉比的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想和主张奉为基本国策，把伊斯兰主义作为国家的政治指导思想，苏丹也就成了一个政教不分。的国家，其中图拉比的角色至关重要。
一、“危险的”图拉比
哈桑·图拉比1932年出生于苏丹东部毗邻厄立特里亚的边境城市卡萨拉(Kassala，也有人拼作Ksla)，从小就接受了完整的伊斯兰教育，成年后先后获得苏丹、英国以及法国大学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所学专业全部是法律。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图拉比回到苏丹，积极投入伊斯兰政党政治，鼓吹在苏丹实施伊斯兰法，多次遭到逮捕或流放。自1969年以来，图拉比有11年是在狱中度过的，这种经历非但没能让他沉默，反而使他更加致力于苏丹的伊斯兰化运动。正如喀土穆大学和平研究所所长阿提耶(Eltayeb Hag Ateya)描述的那样：“如果追溯往事，你都会发现图拉比的身影。他是个非常危险的人。”
图拉比危险吗?在一位采访他的美国记者眼中，很难想像他就是西方领导人谴责的热衷于恐怖主义的极端分子，因为他的外表很普通、甚至有点可爱。显然，作为一位70多岁的老人，图拉比对伊斯兰的推崇备至及其所鼓吹的伊斯兰主义思想才是令他的政治对手感到可怕和危险的：首先，他认为伊斯兰教对于人们形成个体认同以及帮助他们克服国家、民族和阶级的区分至关重要。觉醒的伊斯兰给予人民一种共同意识和生活的方向，特别是在非洲，伊斯兰给予人民一种共同的忠诚意识；其次，图拉比认为，伊斯兰教对于建立社会公正至关重要，当前社会出现的各种病症就是因为缺少伊斯兰法，而在沙里亚法之下，没有任何统治者能够压迫他的人民。个体因此得到保护、社会得到自治。人民会感觉到统治社会的法则就是他们自己的法则，因为它们是安拉的法律；最后，图拉比争辩说，拥有了伊斯兰教的人民将超越并最终挑战西方的霸权。他认为，如同清教主义在开垦美国的过程中以及新教伦理在发展欧洲经济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伊斯兰教也会促进伊斯兰世界的发展，因为宗教是发展的原动力。
西方总有舆论将图拉比喻为非洲的霍梅尼，但相比于霍梅尼激进的原教旨主义思想，图拉比的伊斯兰主义立场较为温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更注重实用。图拉比本人就比较过伊朗和苏丹的差异，他认为：“在伊朗发生了伊斯兰革命(revolution)，而我们则是伊斯兰演进(evolution)；我们与伊朗在国内外事务上都有很大不同。”在不少问题上，图拉比都与霍梅尼立场不同。例如有关在全世界追杀《撒旦诗篇》的作者拉什迪一事，图拉比虽公开表示赞同，但实际上他并不认可霍梅尼的做法。因为在他看来，拉什迪没有违反苏丹的法律，所以不会在苏丹被执行死刑。图拉比还主张妇女无需佩戴头巾，如果一位妇女很优秀的话，她也可以成为伊玛目来领导人们做礼拜，妇女也有权参加工作，穆斯林在家里饮酒不犯法。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希望妇女都出来参加工作和参与公共生活。”他甚至鼓吹将艺术、音乐和歌唱融入伊斯兰教，这些都与伊朗严格的伊斯兰法有较大区别。
南方问题是图拉比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它既涉及在南方实施伊斯兰法，又涉及苏丹国家的领土完整。自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图拉比在此问题上一直持有相对温和的立场，他不主张在南方实施沙里亚法，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南方基督徒聚居区积极传播伊斯兰教。1972年《亚的斯亚贝巴协议》签署后，苏丹实现了南北和解，与尼迈里政府关系密切的图拉比借机在南方大举渗透并宣传伊斯兰教。用科威特和海湾其他酋长国提供的资助，他在当地建立了南方穆斯林协会，创建了穆斯林学校和村落，伊阵也与当地的穆斯林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这种关系还为1986年伊阵参加全国大选赢得了选票。1987年，图拉比提出了他的南方政策，表示在一个联邦国家中，非穆斯林地区可以不执行伊斯兰法。一旦内战结束，南方将享有地方自治，采用世俗法律，饮酒也不会受到惩罚。正是由于图拉比的上述南方政策，导致他在与巴希尔闹翻后，于2001年2月，当苏丹还处在第二次内战之际，通过其所领导的人民全国大会党与加朗领导的南方反政府武装签署谅解备忘录，为结束南北内战展开合作。当时，苏丹的安全部门一度逮捕了图拉比。
因此，有学者指出：“就图拉比本人来讲，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宗教政治人士，在思想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实践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总是团结各国非主流的政治反对势力，将自身陷于孤立。他倡导宗教对话，主张宗教宽容，但又摆脱不了伊斯兰教排他性的特征。”的确，在图拉比权力巅峰的20世纪九十年代，其强硬的伊斯兰计划使苏丹陷入国际孤立，美国还将苏丹列入支持和发动恐怖主义的黑名单中。苏丹的东非邻国，包括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乌干达也都谴责他在这些国家掀起激进的伊斯兰运动。乌干达、埃塞俄比亚都公开支持苏丹南方的反政府武装，1995和1996年，厄立特里亚甚至在阿斯马拉公开召集苏丹所有反政府力量开会，商讨建立一个世俗、民主的苏丹政府。埃及也指责苏丹策划了1995年在埃塞俄比亚的针对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刺杀未遂事件。
总之，在外界看来，图拉比的确是一个很危险的人，尽管他总是强调人民的合法斗争：在国内，除参加议会选举外，图拉比尽力争取和影响执政当局，以便实现他的政治纲领；在国际上，
图拉比也主张各国的伊斯兰主义者以和平方式实现对各自政权的演变，达到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最高目的。目前，图拉比正筹组新的反对派联盟，以便投入下一次的苏丹大选。如同图拉比自己所言，对待一个很危险的人，“你要么与他合作，要么就摧毁他。”可以想像，只要图拉比还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苏丹的伊斯兰化进程就会继续下去。当问及他能为他的支持者带来一个怎样的未来时，图拉比微笑着说：“健康和智慧，因为我是正确的。”
三、巴希尔的政策转向
在巴希尔执政的前10年中，为稳固军政权，他利用伊斯兰主义思潮，既顶住了国内反对派的进攻，也顶住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但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并未好转。在经历了短暂的发展后，经济形势再度恶化，南方叛军得到周边国家的公开支持，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急剧增加，国外的反政府势力乘机推波助澜，美国也通过对苏丹全面经济制裁和支持苏丹反政府联盟等手段，企图压垮巴希尔政权或迫使其改变伊斯兰政策。加之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遭遇低谷，围绕伊斯兰在政治领域扮演怎样的角色，在苏丹穆斯林中也已经争论好多年了。尽管许多穆斯林都同意伊斯兰应该处于苏丹法律框架的中心位置，但是只有很少的人同意严格实施伊斯兰法——沙里亚法。这些新情况和新形势都迫使巴希尔重新审视过去的政策，逐步放弃伊斯兰主义，从而改善苏丹在国际社会中备受孤立的地位，同时也寄希望于宗教政策和其他国内政策的改变，促使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内战趋于平息。巴希尔的政策转向引发了他和图拉比之间的权力之争，最终在军方的强力支持下，图拉比及其支持势力被清除出巴希尔政府。
其实，巴希尔与图拉比之间的权力争斗早就存在，只不过前者旨在确保政变初期政权的稳定，后者为的是实现其伊斯兰复兴思想，二人各取所需，相互利用罢了。无论是坚持世俗政权，还是坚持伊斯兰法的统治，两人都离不开对权力的争夺。苏丹一家独立报纸《喀土穆论坛报》的编辑特尔索(Edward Ladu Terso)就曾说：“图拉比对权力入了迷。”而手握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大权的巴希尔也一直试图将图拉比担任的全国大会党总书记一职据为己有，从而实现国家、军队和政党领袖三位一体的目标，开创苏丹的一元化领导。因此，巴希尔不断扩大总统的权力，并修改限制总统任职年限的宪法规定，变成连选连任，同时限制宗教权力的无限扩大。而图拉比则认为，巴希尔被权力腐化了，他妄想成为“苏丹的神人”。于是，图拉比积极主张修改宪法，削弱总统的职权，两人的矛盾日渐加深。加之在对外政策和南方问题上双方早就存在的分歧，图拉比和巴希尔的关系越来越紧张。1999年底，图拉比不顾巴希尔的反对，打算在议会表决有关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修正案，巴希尔于是主动宣布解散议会，并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2000年5月，由于得到军方的支持，巴希尔进一步解除了图拉比的议长职务，并要图拉比辞去全国大会党总书记职务。同年6月27日，图拉比另建人民大会党(Popular Congress Party)，彻底与巴希尔分道扬镳。
2000年12月，苏丹举行第2届总统和议会选举，巴希尔获得连任，艾哈迈德·易卜拉欣·塔希尔(Ahmed Ibrahim Al-Tahir)当选议长。2004年，苏丹政府先后于3月和9月挫败由人民大会党策划的三次政变；同时继续奉行全国和解政策，积极寻求与北方反对派和解与对话、与南方反政府武装和谈。
近年来，苏丹政府与反对派和解进程有一定进展。1999年5月，长期流亡埃及的前总统尼迈里回国定居。2000年11月，反对派乌玛党领导人马赫迪在境外流亡5年后回国，与政府商讨联合执政等问题。2002年，巴希尔总统、塔哈副总统以及外长穆斯塔法等分别与流亡埃及的反政府联盟主席、民主联盟党主席米尔加尼进行接触和对话。苏丹执政的全国大会党也与乌玛党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与谈判。巴希尔总统还利用军方的支持、利用对国家和地方政权的控制以及执政的全国大会党的绝对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他的权势，逐步走向“非伊斯兰化”。
不过，虽然图拉比失去了往日的政治地位，但以巴希尔为代表的世俗军人势力和图拉比为代表的宗教势力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终结。计划于2008年举行的苏丹全国大选，先被推迟到2009年7月，后又被推迟到2010年4月，无不显示苏丹国内政局的飘摇动荡。所谓乱世出英雄，尽管伊斯兰复兴在苏丹的影响已经减弱，但图拉比人民大会党实力尚存，人们都相信“图拉比会卷土重来”。
(责任编辑：杨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