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纪之交以来的回族小说，以伊斯兰文化为价值底色，构建着“保守主义”倾向的宗教性叙事伦理，主要表现为以“清洁精神”伦理拯救世俗诱惑和道德沦陷困境中的人性之真与心灵之净，以“彼岸意识”伦理探寻生死相通和现世苦难追问中的轮回运转与超越解脱，以“神圣体验”伦理参悟万物有灵和宗教神祗领域中的幽冥哲思与神秘图景，以“母族皈依”伦理重觅精神漂泊和文化无根突围中的身份归属与本土诗意，伊斯兰文化孕育的叙事伦理，蕴含着对以“现代性”为价值主导小说叙事的宗教式反思与审美式批判。
关键词：伊斯兰文化；世纪之交；回族小说；叙事伦理
中图分类号：I247.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3〢180〢6
进入21世纪以来，网络技术与传媒手段的极度扩张，将上世纪末的“全球化”浪潮推向了极致的强势。按照爱德华萨义德的说法，全球已经进入了“后殖民主义时代”，即西方国家试图在全球建立文化霸权格局，从文化话语权方面推行其价值观、文化观，迎应抑或抗拒如此情状的文化霸权和价值同化趋势，是摆在世纪之交以来中国作家面前的一个难题。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间接证明了东方民族的本土化和全球话语的世界性之间融合与调和的可行与成功。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发掘本民族宗教文化的优秀质素，激活本民族宗教文化体系的当代活力，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与弘扬，在“现代化演进”与“民族性自守”之间定位好叙事指向的平衡点，是少数民族作家立足本土资源而走向普世观照的必由之路。世纪之交以来，一部分中青年回族作家，如张承志、石舒清、李进祥、查舜、马金莲等，逐步“放弃”对现代性话语的疲惫追随，反而以“退守”的姿态回归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宗教。在纷扰复杂的现代化和市场化的世俗现实情境下，构建着一种“用灵魂说话，用生命发言，用良知面对世界，超越世俗道德判断”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叙事伦理[1]。回族作家“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叙事伦理，并非是本质上对现代性的抗拒与排斥，而是充当着“资产阶级文明现代性”的制衡之器，是对理性、实用等线性现代性发展中诸多现实弊端和文化误区进行的矫正、反思、批判与拯救，因而其创作呈现出鲜明的“普世情怀”和“终极关怀”的“宗教性”伦理指向。
一、宗教仪式与道德自律：
净化精神的隐喻
中国西部地区的回族文化聚居形式均是以社区或村落为单位，文化体系和组织结构相对统一。但世纪之交以来，回族民众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以金钱、权力、欲望为核心的“感性”现代性的诱惑。与中东部地区的汉族作家对因世俗引诱而丧失本我的文学叙事景观截然不同，回族作家并非将伦理之矛指向“外在”的现代文明，而是依托伊斯兰文化(《古兰经》)，将伦理叙事对象指向“内在”的主体自律，并将日常宗教“净礼”仪式隐喻化为一种以道德自律和人性矫正为要义的“净化精神”。“净礼”所包含的“外清内洁”的宗教理念，不仅是一种寻求精神拯救和心灵救赎之径的外在仪式，还是一种应对多元文化侵袭下人性本真错乱迷失的有效规约，成为身处感性欲魔肆虐生存困境之下，回族民众普遍的一种特定的心理定势与价值取向，具备了形而上学的哲思命题意味。
首先，“净化精神”是对因世俗引诱而污浊的人性
收稿日期：2014〢2ㄢ；修回日期：2014〢3㈢8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ZHB007)；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2010ZDIXM047)；山西财经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QN-2014019)
作者简介：金春平(1983)，男，山西太原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
和心灵的净化。“净化”不仅要求教徒对信仰要“洁净”地忠诚，还要保持对人性“洁净”地守护。这种“清洁”的内心，体现在回族人的生活姿态中，就是他们追求一种安详与静谧的生活姿态。表现在小说的叙事伦理当中，就是常作为一种道德价值准则，当人性中不同层面的要素，如贪婪、虚荣和性欲等人性之“恶”与本真之人的“善”发生冲突时，充当道德净化和伦理叙事的人生航标，并随时在人的精神领域对人的生存选择和心理震荡起着导向与净化作用。因此，回族小说的“净化精神”作为回族民众深层的价值理念和伦理取向，在当下人性沉溺于世俗纷扰而日益堕落的境况下，显示出难得可贵的对生命状态的本真指向和超越期盼。石舒清《果院》当中的“剪树”与“净心”形成了绝妙的暗喻。修剪果树是人性和心灵“净化”的象征，而耶尔古拜媳妇对剪树男人所涌起的“性欲”就成了人性当中需要去除的“杂质”，从修剪果树到心灵净化，“净化精神”引申出了“心灵自守”与“道德节制”的文化含义。《盗骨》中村人即使在多次折损青年性命的危险下，也要将葬于别处的柳老阿訇的尸骨迁回本村，因为村里有阿訇，大家就会不由自主地约束和检点各自的言行。李进祥同样将“清洁精神”融入文本的叙事伦理中，“我信奉伊斯兰教，我的血液中就积淀有伊斯兰文化精神。所以我观察社会的眼光，感悟人生的心理，表达出来的文本中或浓或淡地渗透着伊斯兰文化精神。”[2](238)在他的“清水河”系列小说中，人性的“清洁”成为其小说的一大主题，尤其是在面对城乡抉择的两难困境时，主人公往往都在“清洁精神”的召唤之下，踏上了返乡的归程。在他们看来，清洁的乡土世界才是他们漂泊心灵的归宿，清洁的心境才是疗治游子创伤的精神抚慰。回族作家在伊斯兰宗教“清洁”精神的感召之下，对回族人在当代社会的心灵状态和精神境遇给予了深切关注，并集体性地表现出对乡土生活的坚忍与诗意心灵的皈依。“现代都市是感性欲望泛滥的罪恶渊薮，唯有乡村保持着人类原始的精神家园，而这恰恰是现代性进程所遗失和缺漏的‘神性’之所，因此，乡村就成为了都市精神创伤者的温馨伊甸园，”[3]他们将“清洁精神”作为小说叙事的重要伦理维度，以此构建着穆斯林民族应对现世苦难的精神态度与心灵辩驳的道德指向。
其次，“净化精神”表现在对世俗道德缺陷的宗教式解脱和超越。伊斯兰教认为，人天生有许多缺陷，而皈依真主就成为完善自我和健全人格的唯一途径。“净化精神”的世俗道德拯救，就要求信徒通过“反省”和“宽恕”，对人性的诸如嫉妒、贪婪、绝望等缺陷进行矫正与化解。了一容《蓝色的钻戒》中的伊斯哈尔在盗窃钻戒之后却无法抚平内心的自责和愧疚，在退还赃物之后终于获得了内心的清净。绝望也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生命体验，但回族小说却高扬着一种与命运抗争的充满了“反抗绝望”的希望力量，并在生存的困境下追求着精神的洁净和纯粹。了一容《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中的老母亲以常人难以忍受的生命毅力服侍残疾的儿子到去世，深重的苦难并没有让她陷入绝望的深渊，却让她从宗教信仰中获得了一份清洁而执着的内心来对抗命运的绝望和不幸。“清洁精神”在这里已经成为进行生命价值判断与生存超脱姿态的一种叙事伦理。仇恨同样是人性之恶的一种本质存在，在阿维斯汗的《自不量力》中，大娘以真诚和阔达的胸怀救助了落难浪子热合曼，但“文革”期间，热合曼却忘恩负义，残害大娘和村民。“文革”结束之后，当受到惩罚的热合曼再次登门时，大娘却原谅了他曾经的罪恶，“清洁精神”不仅是消除仇恨的伦理观念，也是维持人间温情的重要准则，“清洁”化解的是世俗的敌视，换来的是灵魂的自守。
世纪之交以来的回族作家，一方面，因为长期生活在宗教文化的滋养之中，同时又不断接受着现代文明的洗礼，参照之下，使他们形成了对本民族宗教的独到理解和感悟；另一方面，面对“满目疮痍”的世俗社会，他们试图从宗教的道德自律中汲取“净化精神”，并“主张敬畏真主，弃恶扬善，崇德向善，注重修身养性，从而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保持宁静的心灵，实现身心和谐”，[4]以此来宣扬一种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伦理价值，这种带有“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价值取向，恰是对现代化发展的一种警策，同时作为一种精神高洁之境的标杆，显示出在当下文化混乱局势下，作家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所做出的一种道德与精神的选择姿态。
二、生死轮回与人生运转：彼岸意识的守望
20世纪的左翼文学侧重对人所承受的“政治性苦难”的抒写，其拯救之径定位为“人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启蒙文学侧重对人所承受的“文化苦难”进行描摹，并提出了“国民性”批判和“传统文化”批判等主题作为苦难解脱之径；民间文学则侧重对人所承担的“人性苦难”进行展示，并从人性的自由发展、人性的本真召唤、人性的自然回归等多角度提出警策和疗救之径。与上述创作主体对苦难解脱的“现世”路径不同，回族作家则从伊斯兰教的“两世观”出发，通过抒写“彼岸意识”来完成对现实苦难的解脱，由此形成了回族作家普遍性地将“隐忍”“承受”“企盼”“坚守”与“信仰”等道德准则作为叙事伦理指向。
“两世观”通常被认为是佛教的基本生命观，其实，伊斯兰教同样也认同“吉庆两世观”：“将今世的现实生活视为人生的旅途、生活的必经之路，将后世生活视为人生的必然归宿，是今世生活追求的目 的。”[5](228)今世苦难的修行能让彼世“下临诸河的乐园”[6](11ㄢ6)，而今世享乐之人“在后世只得享受火狱的报酬”[6](11ㄢ6)。穆斯林的两世观并非佛教的“今生”与“来生”，而是此岸的“世俗世界”与彼岸的“神圣世界”。从哲学角度看，彼岸世界是“生活的一种超越，即超越生活的‘日常性’，而赋予其‘非日常性’。”[7](63)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伊斯兰教是借助于奖善惩恶的心理设想，来约束穆斯林们的现实行为规范，让穆斯林们将那个美好的彼岸乐园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通过今世不断的身心净化和行为修养，来达到后世进入“乐园”的资格，这是伊斯兰“彼岸意识”审美心理的功利性动力。这种彼岸意识体现在回族小说中，主要是通过“死亡书写”和“苦难书写”，来传达回族人对待人生磨难的泰然心理和超脱情怀。
首先，“彼岸意识”表现在对“生”与“死”的“相通性”的思索与参悟。传统文化观认为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死亡也必然与悲苦、哀痛等情感体验相关。但回族小说的死亡叙事并不压抑与惨烈，相反，死亡是一种“生存”的参悟与解脱，是生命的休憩与再生。穆斯林认为从“生”到“死”不是人生的对立风景，而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发展过程，此世的“死”则意味着彼世的“新生”，或者说此世的“死”是为了彼世更好的“活”。对于现世之人来说，死的意义在于能使活着的人观照自身的现世存在，让人从现世的人生悲苦中获取对生命的完整观照，将生与死看做一个自然轮回而不必身陷绝望与痛苦的深渊。所以，生存与死亡都是人生的归宿，而现世的“生活”就是到达彼岸进而获得“新生”的必经环节，回族小说叙事伦理当中对死亡的超然姿态，也因此负载着特定民族对人类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石舒清《上坟》中的尔里妈，历经丧夫之痛与失子之悲，但在坟院中顿悟到了生与死都是人生的必然，并通过直面死亡，荡涤了她灵魂的痛楚，获得了生活的信念；《疙瘩山》中的阿訇小姚，在对安拉的虔诚信仰中摆脱了对死亡的恐惧与痛苦，在自若与镇定中升华了生命，“生”与“死”也成为了亲切的依存；《清水里的刀子》中的马子善老人对死亡的心态已经转化为一种生活观，内化为一种对待现实生存的生命态度，成为他彻悟生命、坚实信念的启悟。在“彼岸意识”的导引下，“死亡”与“新生”形成新的轮回，死亡是检验现世所为的人生之镜，它不再是恐怖与惨烈的人生体验，相反却具备了浑厚与深沉的生命美感，成为通达生命永恒的必经之途。
其次，“彼岸意识”表现为对现世苦难的精神拯救。西部地区自然生存条件艰苦而酷烈，生存是民众的首要目标。但在与天斗与地斗的过程中，无可更改的恶劣条件也使他们随时与绝望和失落相伴，苦难注定是人现世生活和生命体验的一个枷锁。面对苦难的现实，回族民众选择了宗教作为灵魂栖居的寓所，尤其是他们坚信 “两世说”，并以此信仰来慰藉心灵伤害和寻求苦难解脱。因此，面对生存的苦难与磨砺，回族信徒并不是绝望或自弃，而是坚忍与坦然地面对，这也形成回族作家所普遍秉持的一种叙事伦理。石舒清《旱年》里的萨利哈婆姨对乡民慷慨解囊，就在于她坚信：此岸行善施舍之为，能消除彼岸之灾。这种“彼岸意识”，不仅是单纯的捐赠与济贫的义举，而是渗透和饱含着“两世观”的宗教伦理准则，从而制衡和矫正着世俗社会的丑恶与冷漠。马玉梅《苦心》里的马五十在凄凉的晚年生活中离开了人世，但他却把生前辛辛苦苦淘垃圾存下的“干净”钱捐给乡民修路，清洁地离开人世，而他如此隐忍的原因，就在于深信伊斯兰民族的“两世”幸福说，坚信只有经历今生的磨难才能获得彼世的解脱。
三、幽冥之思与神秘敬畏：
万物体验的神圣
从产生的本源来说，宗教源于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不可把握，而不可把握所引发的恐惧又导引出人类对万物有灵的敬畏和崇拜，因此，宗教与神秘主义在本质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神秘主义话语的中心化所指都是宗教神秘主义。”[8]伊斯兰教认为，真主是无处不在的，他可以俯视芸芸众生。但是与基督教和佛教不同，伊斯兰教的安拉是个无法具象的存在，对真主的这种禁忌，就传达出真主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感和神秘感。伊斯兰教的这种神秘感，使回族民众与宗教和世界之间也相应地建立起了某种神秘的本质的生命关系，“穆斯林对安拉的敬拜只能在绝对神秘和诡异的氛围中进行，这种氛围所形成的仪式效应使敬拜者只能从心灵上也仅仅是从心灵上与安拉沟通、相遇”[8]。这种对真主、对宗教的神性体验，既是对人生存状态的一种文学表达，也是民众的内在生命本色。
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通过对牛与死亡之间关系的神秘化书写，来传达马子善老人对生存和死亡之间、人与动物之间、世俗与宗教之间神秘而神奇的体验转换与哲理思索；《赶山》当中，每当七十儿爷喊出邦克，周围那些谈笑风生的人总是会被这种肃穆的宗教氛围所熏染，体会到宗教的神圣与真主的神示；《残片童年 初的神圣》里，作者饱含着对万物的神圣感恩与神性体验，感受着万物的神奇，神圣的体验在“我”的童年已经成为拥入生活、感受神祗的敬畏；《残片童年两棵树》中，两棵大榆树因在饥荒年代救过全村人的命而具有了神性色彩，“谁的树？谁的都不是。树是真主的”[9](23)。在幼小的“我”的心里，这两棵树已经成为童年最为神圣和尊贵的“神”，人与树之间的温情，不仅是借以慰藉心灵的力量源泉，而且也让身处苦难中的人，享受到真主的福祉与恩赐，万物与生灵让作者触摸到的是关于日常生活所蕴含的神圣体验；《小青驴》中，“我”看到临终前姑太太的脸竟像一张马脸的奇怪场景，在充满童真的“我”的认知中，这是一次生命即将逝去的前兆，也是触摸神秘世界和死亡空间的一次心理探险。
西方现代性在世纪之交中国边地的蔓延，带来的不仅是对民族文化自足性系统的入侵，同时蕴藏着工具理性所带来的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神性关系的放逐。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情感的价值、精神的价值、灵魂的价值，都让位于世俗的功力与实用思维，并在后现代的浪潮中，走向了“群魔乱舞”与“众生喧哗”的“无名”境况，解构偶像、消解崇高与放逐神圣的同时，人也完全沦为世俗之物与物质之奴。而回族作家由于深厚的伊斯兰宗教文化情结，让他们寻得了灵魂的虔诚皈依，并将这种宗教道德准则运用于日常生活。在他们看来，与日常生活相伴随的还有一个看不到的神秘世界，这个世界犹如真主俯视般萦绕于回族信徒周围。他们不仅作为超自然的力量，以神秘的方式不断给伊斯兰教的信徒以某种神性启示，而且还逐渐形成了信徒们的“万物有灵”的价值观与认知观。因此，日常生活、宗教神秘、生命神性就通过心灵的感悟融合在了一起，以此成为超越世俗的心灵力量，并使小说中的宗教命题演绎与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成为彼此的精神相通。马丽华对藏传佛教的精神功能做出过的判断同样适用于对伊斯兰教的价值功能判断：“西藏人臆想并架构了一个庞大繁复的神灵系统，他们需要它的存在并相信了它的存在。世世代代的人就生活在魔幻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或许，对于一个地道的西藏人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神灵系统来参与生活，该会感到不自由，不安全，不宁静。”[10](15)
四、文化漂泊与精神漫游：
母族皈依的自觉
现代性是以开放性和进取性的姿态介入社会、征服自然，现代性高扬着“人”在万物中的主体性地位，但是，在现代性的线性发展过程中，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也在不经意间被忽略，最后，造成的是工具理性的发达与精神归宿的丧失。特别是进入世纪之交以来，科技的飞跃、物质的丰富、GDP的增长，却并没有带来人们幸福感的普遍增强，相反，整个社会心理陷入一种“无根”与“漂泊”的姿态，“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文化共时并存，经典祛魅、权威消解，文化资源的占据几乎是‘众神狂欢’”[11]，无论是乡下人进城，还是都市异乡人，或是新城市白领，普遍性地将“寻找幸福”作为自己强烈的精神诉求。在重建精神家园的文化诉求语境中，许多少数民族作家选择了回归本土文化的价值立场，以退守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的姿态，来抵挡现代化所带来的人性迷失、道德滑坡、文化失落的趋势，并集体性地将目光转向了本民族悠久的历史、深邃的文化之中，试图从对民族精神的深入开掘中，反思民族生存，实现民族复兴，重铸民族精神。
将张承志的作品按照时间顺利罗列，可以看到主人公序列普遍经历了从“红卫兵—知青—恋母—寻父—皈依宗教”的生命历程。皈依伊斯兰教母族的生命冲动在其早期作品中并不显著，但在文化困境的孤独抗争中，他感到了个体围困的艰难与寂寥，他在不断地寻找可以作战的伙伴，悲壮而决绝地走着属于他的理想主义的梦想天堑，但最后他“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12](700)。”强烈的归宿诉求中，1984年大西北的一次意外旅行让他终于找到了寻觅已久的情感家园——黄土高原和伊斯兰宗教文化。尤其是哲合忍耶穆斯林在苦难生存境遇下对信仰的坚守，与他在苦难文化困境中对理想主义的坚守实现了天然的暗合。而他的族属身份，也让他意识到了自己一直所拥有但却遗忘的宝贵文化资源。他如同一个多年在外流浪而晚年归乡的游子，在黄土高原和宗教信仰当中，认同了伊斯兰教和母族身份。此后，他以一个黄土地儿子的责任感和穆斯林信徒的使命感，在其一系列作品如《黄泥小屋》等中，探讨着宗教、苦难、信仰等形而上的哲学命题。
查舜同样表现出对伊斯兰文化的深刻认同。他的代表作《穆斯林的儿女们》最初定名为《归真》，后又命名为《墓地与摇篮》，最后才取名为《穆斯林的儿女们》。书名的更改似乎是作家对作品的修改，其实，从“归真”——“墓地”——“摇篮”——“穆斯林的儿女们”的线索中，可以深刻体会到作者的艺术用心，那就是作者试图将作品的文化指向转入对本民族生存现实和文化选择的深入思考。小说主人公海文接受过现代文化，但是随着生活体验的加深，尤其是在马存惠的影响下，他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母族文化表现出了亲近的姿态，最后他从一个没有宗教意识的民族“逆子”回归到了本民族文化的博大宽厚的怀抱中，成为了穆斯林母亲的一个“孝子”。在以后创作的《月照梨花湾》《青春绝版》《月亮是夜晚的一点明白》等作品中，查舜同样体现出强烈的对母族回归与认同的取向。《青春绝版》中不仅有着丰富的有关本民族宗教常识的展览，而且还有着对本民族的发展演变和历史命运的深刻透视，这些都是源于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族属认同的艺术展示；《月亮是夜晚的一点明白》当中，查舜投入了更大的热情，打捞民族历史，塑造民族性格，弘扬民族精神。查舜通过强化小说主题，表现出作家在深厚的伊斯兰宗教情怀的自觉下，对母族归依和宗教认同的心路历程。石舒清的《旱年》当中，世俗的贫富差距在共同的母族信仰面前不仅变得没有鸿沟，而且还出现了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互为颠倒的状态。而这一切就在于她们对伊斯兰教、在对母族的共同认知中所坚持的精神平等性。
回族作家对母族寻根的主题书写，彰显出的是一种从“流浪”到“回归”、从“反叛”到“皈依”的叙事模式，因此，“归”与“皈”所饱含的对母族文化的敬畏、景仰与认同的“内向性”和“自守性”成为新世纪回族小说的普遍叙事伦理，并与主流文学现代性的“外向性”和“扩张性”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伦理叙事面貌：一方面，源于他们深刻的宗教文化印痕和母族意识的复苏，使他们在当下较为宽松的文化语境中为本民族代言，宣扬热土上生活着的民族群众真实的心灵状态和精神风貌，并将这一主题作为他们介入现实的一个文化契机和审美情结；另一方面，在当下满目疮痍的文化突围中，回族作家母族意识的复苏，也代表了他们试图寻求某种价值体系来应对现世处境的文化诉求，“尽管很多人对文学中的道德担当意识嗤之以鼻，但是，在这个被认为并不缺乏道德的社会，重提此话题，进而建构人类的精神家园，或许才能躲避平庸，超越现实”而回归宗教又代表了他们在立足本民族资源的基础上[13]，在深刻领悟宗教文化精神和民族传统内涵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一种文化判断和价值选择。这种选择，不仅是他们安身立命的精神高地，也实现了民族文学品质与境界的升华。
五、结语
世纪之交以来，回族作家依托伊斯兰文化，在文学的叙事伦理方面，构建着独属的宗教文化系统和宗教价值理念，并以潜隐的力量支配着作家的文化价值取向，支配着作品中的人物行动与心灵状态，并影响着阅读者的认知态度和阅读体验；另一方面，回族作家的伊斯兰文化情怀，也会驱使他们以更为深入和沉潜的思考，超越世俗表象层面而进入到本族民众群体的灵魂深处，不断挖掘着宗教信徒对宗教精神的追求和对宗教信仰的理解，并将之转化为文学叙事，在创作主体和阅读主体之间分享着伦理经验，正如谢有顺所说：“叙事不仅是一种讲故事的方法，同时也是一个人的在世方式，能够把我们已经经历、即将经历与可能经历的生活变成一个伦理事件。我们分享这种叙事，看起来是在为叙事中的‘这一个’个人而感动，其实是通过语言分享了一种伦理力量。那一刻，阅读者的命运被叙事所决定，也被一种伦理所关怀。”[1]回族小说因回族作家彻悟宗教内蕴与宗教思想之后而呈现出鲜明的价值立场和道德体系，构建出了具有民族文化特点的主体叙事伦理，并在伦理力量的感召下，让文学本身以及文学主客体双方都获得了一种境界的提升与飞跃，获得一种生命态度的启示与生存态度的观照，这正是宗教文化在民族小说中的独特功能和深层影响。
参考文献：
[1]谢有顺. 重构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J]. 文艺争鸣,2013(2):98.
[2]郎伟. 写作是为时代作证[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3]金春平. 现代性的多维向度与底层文学的叙事形态[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14(2): 141.
[4]丁俊. “中庸之道”与“真忠正道”——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中的和谐之道[J]. 西北民族研究, 2014(1): 158.
[5]何建平, 张志诚编著. 殡葬与宗教文化[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0.
[6]古兰经[M]. 马坚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7]高长江. 宗教的阐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8]杨经建. 神秘主义文化与神秘主义文学[J]. 天津社会科学, 2002(3): 9697.
[9]石舒清. 暗处的力量[M].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
[10]马丽华. 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11]金春平. 传媒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审美思潮嬗变[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13(3): 122.
[12]杨春时.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3]李静. 反思文本创作中的消费空间书写[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3): 184.
Islamic culture and the narrative ethics of Hui novels after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JIN Chunping
(School of Lit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Shanxi 03003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ir fundamental values originated from Islamic culture, the Hui novels since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end to construct a religious narrative ethics of “conservatism”: by the “clean spirit”, saving the true humanity and clean Soul against profane temptation and moral corruption; by the “awareness of the other shore”, pursuing the communion of life and death, and the transmigration and relief from secular suffering, by “sacred experience”, understanding the animism and mysterious vision in religion and deities; an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converting to maternal family”, seeking the identity affiliation and native poetry from the spirit vagrancy and cultural rootlessness. Hence the narrative ethics bred by the Islamic culture implicate certain religious reflection and aesthetic criticism against the novel narrations which take “Modernity” as their dominant values.
Key Words: Islamic Culture; Turn of the Century; Hui Novels; Narrative Ethics
[编辑: 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