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带来了宗教与社会政治问题联系的复杂化和多样化，也使宗教对社会政治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文章探讨了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两者间联系的主要形式、特点，以及我国在现阶段处理宗教问题时应当注意的基本问题。
[关键词]全球化；宗教复兴；粘合剂；宗教政党：宗教与政治
[作者简介]李东清，枣庄学院政法与历史学系讲师，法学硕士，山东枣庄，277160
[中图分类号]B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6)11一0055—05
全球化推动了宗教的全球性复兴，带来了宗教与社会政治联系的更加错综复杂化，宗教现已成为影响民族团结、制约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等社会问题的粘合剂，这种影响对存在多民族、多宗教的我国也不例外，特别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阶段。因此，今天探讨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宗教与社会政治问题紧密联系的原因
尽管“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但作为人类认识自身和把握世界的一种异己力量，宗教始终以“精神补偿”的独特方式影响着人类社会，这种影响在今天是更加的紧密和强大。这种现象的形成，是与以下因素的影响分不开的：
第一，宗教依旧具有政治性，是现阶段两者之间联系更加紧密的主要原因。由于得群众者得天下的原因，“自从人类进入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阶段以后，政治与宗教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宗教成了各种政治力量争取群众的工具，到今天也不例外。剥削阶级在历史上除把宗教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外，也把宗教当成了对外侵略的工具，从“十字军”的东征，到“哈立法”进行的地区扩张，直到近代西方列强对亚非拉的抢劫屠杀，无处不弥漫着宗教的影子。利用宗教问题干预他国事务，是当代资产阶级赋予宗教的新使命。“1982年6月，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秘密结成了旨在推翻波兰等国共产党政权的当代‘神圣同盟’，基督教成了进攻社会主义的急先锋”，进一步加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进程。“国内外敌对势力一直把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作为他们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企图通过“福音化”的方式“和平演变”中国。被剥削阶级在历史上除把宗教作为精神慰藉和推翻反动统治的旗帜外，在近现代也把宗教当作了抵御外来侵略的精神旗帜，如19世纪中叶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伊朗的民族革命，20世纪初的中国义和团运动，1981年阿富汗游击队发动的反苏“圣战”。在现阶段，许多暴力或恐怖组织，如本·拉丹的“基地”组织、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武装、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祈祷团”等，也以宗教为幌子进行着各种活动，使宗教的角色更加复杂化。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宗教的复杂多变性，江泽民指出：“宗教问题的特殊复杂性，说明要了解当今世界必须了解宗教，对宗教问题在当今世界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绝不可低估。无论做好国内各项工作，还是开展对外工作，都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宗教问题。”
第二，宗教的多功能性，是现阶段两者之间联系更加紧密的现实原因。虽然宗教具有欺骗性、狭隘性和迷惑性，是“人民的鸦片”，但其多元的社会功能更不容忽视，特别在现时代。首先，宗教能够提升民众的凝聚力。“宗教信仰首先能使接受了它的各种群体、个人与社会集团，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意识的宗教共同体并进而产生组织上的整合；宗教组织则通过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神职人员的传教把具有同一信仰的宗教徒组织起来；宗教礼仪则通过强化宗教意识规范民族行为。”尽管犹太人从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人掳到巴比伦城起，就开始了“名亡实存”的流亡历程，散居世界各地后也遭到了无穷尽的迫害、杀戮，尤其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德国法西斯的大屠杀，但正是犹太教造就的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才使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始终以独特的魅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用“儒教”医治被西方“普世文明”吹皱的中华民族精神也未尝没有出路。其次，宗教能使人们更好地遵守社会规范。“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行为的获利性往往导致行动的违法性和不道德性，这仅依靠道德自律和法律威严来规范依旧包含野蛮和自私性的人的行为是不够的。神的“威严”和宗教的“劝善”相结合，就会产生神奇效果，这就是宗教存在的依据。在理想主义普遍失落、功利主义泛滥的16世纪的欧洲，正是新教伦理支撑并恢复了西欧的社会文明。在现代西方，基督教依旧是人们净化心灵和医治各种信仰危机的有效药方，是“文明生机的源泉”。再次，宗教对文化有重要影响。“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宗教的历史就是人类文化史。”宗教不仅仅以神的形式影响社会，还以哲学、道德、艺术、习俗等多姿多彩的形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欧美国家、阿拉伯世界和我国的部分地区莫不如此。宗教对科学发展也有重要作用。尽管“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它不得超越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不是科学”，但宗教可以给科学的发展提供幻想力和抽象力。爱因斯坦曾指出：“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宗教还具有调控社会、慈善社会、陶冶情操等功能，这一切都使得社会政治对宗教难以割舍。
第三，宗教的民族性．是现阶段两者之间联系更加紧密的客观原因。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已证明，民族是宗教的载体，宗教是民族的意识。全世界现有民族约2000个，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有些民族信仰单一宗教，绝大多数信仰多种宗教，到今天也没发现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信教的人数更是逐年上升：“1990年《大英百科年鉴》统计，全世界宗教徒人数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78．8％。——到1997年，全世界宗教信徒约为47．8亿，占世界总人口的81％。”在现阶段，两者联系更加紧密是因为：首先，宗教与民族矛盾密不可分。民族矛盾从根本上讲，是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如领土主权之争、市场财富之争、控制与被控制之争等等。民族矛盾的历史性和长期性，造成了解决的复杂性，但与宗教问题挂钩后，更增加了解决的难度。如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佛教)与泰米尔人(印度教)的矛盾，塞浦路斯的希族(东正教)与土族(伊斯兰教)的矛盾。其次，宗教与民族冲突、国家冲突密不可分。民族性包含着特定的宗教信仰性。当民族之间能够和平相处的时候，即使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同，也大致能互相宽容，互相协调；但当民族之间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之间就出现了摩擦，即使同一宗教，也会由于教派不同、理解不同，会因民族的利益问题而出现严重的对立化。所以，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伴有宗教的影子并以宗教形态出现就不足为怪了。在历史上，罗马教皇以“援助东方的兄弟”、“向蛮族(指穆斯林)作战”、“登上赴圣墓(耶路撒冷)的征途”等口号发动了“十字军”对欧洲东部及西亚、北非的“圣战”，但真实动因则是西欧封建领主垂涎东部的土地和
财富。教皇乌尔班二世当时向法国人的演说则是极好的证明：“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土地肥沃，如同天堂，它等待你们去拯救……而且将得到天国永远不朽的荣耀。”在当代社会，由于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精神的传布，虽再没有发生过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流血战争，也很少发生宗教间的直接冲突，更难见到一个民族以本族宗教对抗异族宗教的现象，但在民族冲突或民族抵抗运动中，一个民族用宗教凝聚本族民众，以对抗外族力量，是常见到的现象，如今天的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关于耶路撒冷之争就是这样。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宗教问题就是民族矛盾、民族冲突和国家冲突的导火线和有效工具。
二、宗教与社会政治问题联系的形式
作为观念上的和体制上的社会上层建筑，尽管宗教既可以思想形式影响群众，也可以社会组织形式去统辖群众，但与社会政治问题紧密联系更能有效地影响社会；所以，“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宗教的领域”。在现阶段，两者联系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宗教与国家政权相结合。是两者联系的主要形式。国家政权是社会政治问题的核心。尽管“国家是能够而且也一定会达到废除宗教、消灭宗教的地步的”，但宗教给政权镀上神秘的灵光后，更增加了神圣感和权威感。借助国家政权，宗教也能对社会施加更大的影响。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民族和历史，及宗教社会影响的不同，两者的结合主要有三种形式：(1)大体上服从于国家政权的国教制度。在这样的国家里，国家把认为合适的宗教奉为国教，国家政权依靠宗教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但该宗教不能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并控制政权，而是通过满足政权的需要获得支持而实现发展。国家以宗教信仰上的意志来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国家政权则赋予该宗教特殊的社会地位并限制其他宗教发展。目前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有以基督教(新教)为国教的挪威、瑞典、英国；以天主教为国教的西班牙、葡萄牙、哥伦比亚；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巴基斯坦、埃及、利比亚；以佛教为国教的泰国等。(2)国家政权与宗教组织合一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君权与神权、政权与教权合二为一。国家元首和宗教领袖同为一人，政权和教权由一人执掌；国家法律以宗教教义为依据，宗教教义是处理一切民间事务的准则。”作为宗教与政权结合的最密切形式，这种制度在历史上的欧洲、亚洲的一些基督教国家或伊斯兰教国家都实行过，今天的伊朗最为典型。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已成为以《古兰经》为基础，什叶派教义为信仰，霍梅尼为最高统治者的国家。(3)政教分离制度，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教分离是指国家政权与宗教组织彻底分开，宗教不再参与和干预政府事务，政府也不对宗教进行任何的干预与影响。但实际上，宗教组织仍在不同程度地干预着社会政治问题。如在“政教分离”的美国，宗教的影响依旧强大，不仅历届总统几乎无一不是基督教徒，而且在演说中，他们也言必称“上帝”。在参众两院中，更是存在宗教组织的影子。
第二，宗教与政党相结合，是二战后兴起的政治和宗教相结合的新形式。尽管现代政党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建立的，但社会的复杂性限制了其目的的顺利实现，这样借助宗教就成了其理想的选择；为更大程度地影响社会，也给宗教与政党的合作提供了可能性，一些宗教组织还组织了自己的政党，如印度佛教徒于1957年组建了印度共产党。作为“政教合一”的新形式和宗教与政党结合的最高形式，“宗教政党既是一个政治组织，又是一个特殊的宗教实体，它既追求宗教目的也追求政治目的”。宗教政党主要分布在战后的欧洲和第三世界以及剧变后的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全世界现有50多个宗教政党，主要分布在40多个国家，而欧洲大陆和南美大陆属于基督教政党，伊斯兰教政党多集中在亚非这两洲的伊斯兰教国家。各宗教政党的政治目标与社会主张是不同的：荷兰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秘鲁的基督教人民党以及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党在政治上都具有右翼倾向，它们竭力维护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代表大企业和大农场主的利益；瑞士的人民福音党、瑞典的基督教民主联合党，既反对社会主义又反对资本主义，自称要在集体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在西欧政治舞台上，基督教民主党(包括基督教社会党、基督教人民党、天主教人民党、天主教民主党)已成为同社会党相抗衡的一支带有宗教色彩的重要政治力量。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了东正教君主立宪党、基督教民主党、基督教爱国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伊斯兰复兴党等宗教政党，它们大都持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立场，有的还公开提出要复辟沙皇俄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和恢复东正教的特权地位，要将沙皇后裔接回国，并宣扬东正教在复兴俄国的伟大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中亚国家出现的伊斯兰复兴党则同民族分裂势力结合在一起，在促使前苏联的解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这些国家的一些伊斯兰教复兴党正在进一步鼓动极端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扬言要用伊斯兰教改造国家。这些主张不仅在信教的选民中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就是对一些不信教的中产阶级，特别是新的中间阶层和部分企业工人也具有广泛的吸引力。目前，有些国家的宗教政党已成了执政党。
第三。宗教与社会事务相结合，是两者联系的最广泛形式。把宗教的影响扩展到社会的角角落落，一直是宗教的梦想，而社会的多领域性给它们提供了机会：(1)兴办学校。尽管这可以传播文化知识，但其背后多掩盖着罪恶阴谋，特别在侵略别国的时候。“我们也不否认，在传教士中，有一些真才实学、真心诚意地来帮助我国的文化教育工作者”，但他们的大多数则是各国列强侵略中国的帮凶。外国教会从民国初年就在中国开始了办学活动，先后兴办了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也举办了一些中小学。到1914年时，外国教会所办的学校一共有12087所，学生245684人。跟中国公立的学校相比，在数目上诚然小得多，可是它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这一传统到现在依旧不改：苏联解体后，当地东正教组织于1993年在莫斯科尼古拉大街兴办了东正教大学；乌克兰则由国防部资助兴建了第一座军人教堂，准备夏天接待第一批军人，第一批随军牧师已进入军队。(2)开办医疗机构。医疗行为是医生与病人之间最密切的接触，容易建立彼此间的良好关系，所以，医疗事业也成了教会传播福音的婢女。早在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医生哥利支就呼吁：“为了改善中国人俗世的和社会的状况，——请医务界的善士们前来行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为——基督教铺平道路。”1842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利用医病的机会公开传教。“他的办法是在为病人施行手术前把基督教传教的小册子送给患者，向他传教，动完手术之后继续向病人说教。”“医院每星期举行礼拜，向与会病人散发传教小册子，要病人下跪祈祷，感谢外国医生为他们免费治疗，要他们入教。”“到1937年为止，英美教会在中国办的医院共有300所，病床21000
张，小型诊所600处。”借助于医疗事业的粉饰，基督教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秘密武器。(3)开办慈善事业。慈善救济工作也是一种理想的传教手段。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从1876到1884年在山西、山东等地从事救荒事业时，“他一面手持‘祈求真神’牌到处向灾民传教，一面发放赈款，在一年之内就招收了二千名教徒。同时，李提摩太还通过救济工作认识了山东省不少大小官员”。宗教还通过办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事业对社会施加影响。(4)开办现代媒体节目。这在美国比较显著。“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宗教权利运动’以来，宗教组织不仅兴办了一些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系统，电子教会也应运而生，到处都有宗教的声音。最著名的J·法维尔创立了‘昔日福音时刻’节目来宣传自己的主张。现在这样的节目更是越来越多了。”
另外，宗教还通过出版刊物、资助文体与娱乐事业、开办工厂、组织社会团体和游行示威等活动对社会施加影响。
三、宗教与社会政治问题联系的特点
尽管全球化给宗教与社会政治的联系提供了广阔舞台，造就了二者之间联系形式的广泛化和多样化，宗教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并对社会政治施加了多方面的影响，但通过对以上形式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现时代下两者的联系具有下列基本特点：
第一，社会政治问题的宗教化，就是社会政治力量借助宗教的形式或力量来实现社会政治目标，这是两者联系的最突出特点。由于宗教可以凝聚信教者的力量的缘故，这一特点在历史上就已经很明显了：“北宋方腊的起义利用了‘明教’；元朝末年刘福通起义利用了‘白莲教’；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太平天国开始的时候则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在欧洲历史上，农民起义对宗教的利用最突出的代表就是16世纪的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德国农民战争。”上世纪80年代，帝国主义和罗马教廷勾结在一起后，天主教成了唤起波兰人民自由觉醒的秘密武器，不仅把“团结工会”从地下拉回到了地上，使其成了执政党，促进了波兰的资本主义化，而且其他东欧国家和苏联的演变、解体，也无不与宗教有关。在现阶段，社会政治问题宗教化的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就是政治组织与宗教相结合通过制造暴力活动或恐怖事件的形式以达到政治目的)，是这一特点的新变化。方金英在《浅析宗教恐怖主义》中指出：“据兰德公司1995年《恐怖主义年鉴》统计，1992年全球宗教恐怖组织从2个增加到11个。1994年49个恐怖组织中16个为宗教组织，1995年56个恐怖组织中26个为宗教组织。到1998年，在世界上最危险的30个恐怖组织中，带有宗教极端主义色彩的组织已过半，其中既有犹太人的，也由穆斯林和佛教徒的。如果将美国境内许多基督教准军事组织算在内，宗教恐怖组织数目惊人。”“1983年4月，当时尚不出名的黎巴嫩真主党第一次攻击美大使馆，——掀开了宗教恐怖活动的新序幕。之后，各类原教旨主义宗教组织在不少国家相继兴起，重大宗教恐怖活动接踵而至。”金宜久指出：“当前从事暴力恐怖活动和民族分裂活动并对社会构成现实威胁的，恰恰就是那些具有政治图谋的宗教极端势力及其追随者。”进入2l世纪以来，宗教恐怖主义制造的悲剧更是巨大的：继美国“9·11"事件之后，相继又发生了印尼“巴厘岛爆炸案”(2002年10月12日)、摩洛哥卡萨布兰卡连环爆炸案(2003年5月16日)、西班牙“地铁爆炸案”(2004年3月11日)、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2004年9月1日)、“伦敦地铁爆炸案”(2005年7月7日)等。在欧美、中东、西亚等地区，宗教已成为“政治人”凝聚多样社会力量、制造暴力活动或恐怖事件的“社会水泥”。社会政治问题的宗教暴力化和恐怖化，对地区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已构成了严重威胁。
第二，宗教问题的社会政治化，就是把可以本属于宗教的事务、问题扩大化为社会政治问题，以影响社会政治的发展，这在历史上也得到了很好体现。赖永海曾指出：基督教在近代亚非拉的传教史，也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亚非拉，变亚非拉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传教士走到哪里，火和剑就跟随到哪里。在某种情况下，传教士比火和剑更危险，因为他们更富有欺骗性。作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基督教除了宣传福音、从精神上解除被侵略者的武装外，有时还赤膊上阵，公开叫嚷用武力传教。1583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和天主教的大主教曾向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提出“用武力使中国基督教化”的狂妄计划。正是借“马神甫事件”(西林教案)，法国于1856年2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伊斯兰教也是靠《古兰经》和剑传遍全世界的。在伊斯兰教国家的‘圣战’远征军的后面，也总是随着大批宗教学者，远征军到哪里，他们就出现在那里。”把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是这一特点在现阶段的最大变化。许涛在《论当前世界宗教的政治问题》中指出：“2000年9月，以色列利库德集团主席沙龙强访圣殿山上的伊斯兰教圣地，代表右翼势力向阿拉伯世界示威，借犹太教精神势力树立威望，整合国内各路政治派别，从而也引起了一场至今仍难平息的大规模流血冲突，将宗教矛盾与民族矛盾尖锐地交织对立，使中东和平进程严重倒退。”这在高加索地区和巴尔干地区更为明显：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穆斯林与当地基督徒的冲突：阿塞拜疆的亚美尼亚基督徒与当地穆斯林的冲突；南斯拉夫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的民族冲突；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与马其顿人的民族冲突等。虽然科索沃战争和车臣冲突分处在两个不同地带，但也不是孤立简单的偶发事件，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两地冲突的一方均为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另一方为俄罗斯族和塞尔维亚族，信仰东正教(基督教)，都是宗教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而激化的结果。其次，在两地冲突中美国等西方大国都插手甚至是直接武力干涉。美、英、法、德等国正是以“民族”和“宗教”的借口实现了南斯拉夫“科索沃问题”的国际化，对属于俄罗斯内政的“车臣问题”也进行了指责，严重地威胁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社会政治问题的邪教化，这是我们现阶段最应该注意的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讲，邪教不是宗教，二者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和界限，但邪教大多脱胎于新兴宗教。它们“打着宗教的旗号散布谣言邪说和反动言论，蒙骗、控制大量群众，干预行政、司法和教育，动摇基层政权，煽动颠覆政府，破坏群众的生产、生活，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当今世界大量邪教组织的出现，不仅阻止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还对抗社会、残害生命，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人间悲剧。如美国人民圣殿教于1978年11月制造的死亡913人的“圭亚那森林集体自杀事件”；1993年美国大卫教因对抗政府而制造的“卡尔梅山庄事件”；1992年发生于韩国的基督复临闹剧事件使数千人失业；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于1995年3月制造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使数十人死亡，3796
人受伤；乌干达的恢复上帝十戒运动于2000年3月17日制造的教堂大火案使数百人被活活烧死。据估计，“全球邪教组织不少于3000个，信徒达数千万之多”。大量邪教组织的出现和泛滥化，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制约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邪教已成为威胁世界和平和安全的最主要敌人之一。
四、我国在现阶段处理宗教问题时应注意的问题
作为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宗教对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也施加了很大影响，特别在出现了宗教全球性复兴的现时代。“民族、宗教无小事”。面对宗教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我们在现阶段处理宗教问题时必须注意以下基本问题：
第一，必须注意宗教的民族性带来的社会问题。宗教与民族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我国的多宗教性。我国不仅有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也有土生土长的道教和许多少数民族至今仍信仰的传统宗教和图腾崇拜．如萨满教、东巴教等。尽管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在我国现阶段已经消失，但“宗教偏见的最深的根源是穷困和愚昧”。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生产力不发达，而且东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和贫富差别也比较大，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这使得宗教仍具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地域基础。全国现阶段信教的群众达1．4亿多，有的少数民族甚至是全民族都信教。这既为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相互交织提供了条件，也为民族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提供了方便。虽然我国现阶段宗教方面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特别在受到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和国际上某些复杂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有时也可能会出现对抗的情况；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宗教领袖或教职人员的身份，也打着维护民族利益的旗号，从事着反动的政治活动，更增加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密切交织的程度。面对当前的国际环境，我们必须切实关心信教群众的切身利益，使他们既能“爱国爱教，敬主爱人”，更要“投身四化，服务人群”，充分利用宗教所特有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使其转变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成为完成祖国统一、实现民族团结、社会发展和国家稳定的力量。
第二，必须注意邪教、迷信活动和巫术等带来的社会危害问题。宗教的当代全球复兴引起的邪教的全球发展也影响了我国；而我国社会转轨引发的社会动荡，既给“法轮功”、“呼喊派”和“新约教会”等邪教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也给封建迷信活动、巫术等历史沉渣的重新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邪教是打着宗教旗号的违法犯罪组织，是少数披着宗教外衣的人为实现政治野心和满足个人私欲而建立的秘密结社，从事了大量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成为部分农村地区危害社会稳定的一股极恶势力。因此，必须查禁取缔邪教。”封建迷信活动以及伪科学、真巫术等陋行恶习，不仅严重腐蚀了人们的心灵，污染了社会风气，更浪费了大量财物。“邪教、封建迷信活动以及伪科学、真巫术现象，不仅是与科学对立的，而且与合法的宗教信仰也是对立的。巫术、迷信活动不仅危害着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也危害着正常的宗教信仰，他们假借宗教的名义，败坏着合法宗教的声誉，因此，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宗教界的反对。”“邪教问题对我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到2002年4月，‘法轮功’已使1600多人死亡”；封建迷信活动以及伪科学、真巫术等现象的复活，也对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生活秩序、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危害。我们对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第三，必须注意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内政的干涉问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宗教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世界的合作。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进一步扩展，既给宗教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机会，也给境外宗教势力的渗透和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阴谋提供了机会。“境外宗教的渗透，对基督教来说，主要是通过经济上的资助和宗教的密切交往动摇我国基督教界‘三自’的信心，同时加剧基督教内部的教派矛盾、冲突，破坏中国基督教的大团结。——对伊斯兰教来说，主要是新疆境内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有些国家的支持下，在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将会继续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当代帝国主义国家则利用召开“世界宗教和平大会”、“世界基督教和平会议”和西藏的民族与宗教等问题对我国的内政不断进行干涉。我们在坚持自办、自养和自传宗教的同时，既要和世界宗教组织进行全面而广泛的合作，更要坚决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的各种侵略和敌对活动。这不仅是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具体体现，也是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在宗教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第四。必须注意引导宗教与我国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尽管宗教的消亡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历史过程，只有“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宗教才能退出历史舞台，但宗教本身具有的延续性、独立性和可变性等特点不仅为其提供了促进文化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可能性，也决定了宗教的政治属性首先应取决于执政者，这为宗教提供了与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可能性。正因如此，江泽民同志提出了“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进行有限度的团结”的思想，这既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和群众观的重大发展，也是我们党在新时期解决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同时，“宗教即是文化”的理念也将淡化无谓的意识形态之争，使人们更全面地理解宗教的丰富内涵，为信仰者、研究者、管理者提供互相合作的舞台，对重建我们的道德信仰体系，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也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之，全球化使宗教与社会政治问题的联系更加难舍难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认识宗教的变化及其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各种联系，正确处理宗教与社会生活、社会政治、科学发展、文化教育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责任编辑：张成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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