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注释《古兰经》起，《古兰经》注释便逐渐发展成为伊斯兰文化体系中举足轻重的传统学科——注释学。注释学历经两大时期形成并完善：口耳相传时期——从先知穆罕默德时期到再传弗子时期；文字记载时期——始于阿拔斯王朝早期，结束期不得而知。注释学的发展以及涌现出的大量学术成果，彰显出历代穆斯林阐释《古兰经》微言大义的学术动态，反映了伊斯兰文化学术的纵深发展。
关键词：《古兰经》；伊斯兰文化；注释学；文化史
作者简介：金忠杰，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宁夏银川 75 0021)，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2 007级博士研究生(上海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09)04—0068—08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本文属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古兰经》注释研究”(060ZJ007)的阶段性成果。
《古兰经》注释(下文简称经注)伴随伊斯兰文化史的发展，历经两大时期并形成一门独立的传统学科——注释学。本文通过对该学科的发展做学理阐述，从而使读者更深入了解它的形成概貌。
一、注释学雏形时期——口耳相传
伊斯兰教黎明时期的文化学术活动主要体现于收集、成册和定本《古兰经》，以及采取“口耳相传”形式阐经释义、传述圣训、解读训喻、演绎教律、叙述历史、布道传教等。其中，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以口耳相传形式阐释《古兰经》微言大义的文化举措则是《古兰经》注释学形成的雏形时期。
(一)先知穆罕默德与圣门弟子阶段的经注
《古兰经》经文中“我降示你教诲，以便你对众人阐明他们所受的启示，以便他们思维。”(16：44)“集合它和诵读它，确是我的责任。当我诵读它的时候，你当静听我的诵读。然后解释它，也是我的责任。”(75：17-19)等表述决定了先知穆罕默德是注释学的始源者。那时，每有经文降示，先知即刻将其口授给众弟子，并对有关经文给予不同程度的阐释。同样，圣门弟子但凡遇到疑惑不解的经文，也主动请教先知，故先知责无旁贷地给圣门弟子注释了有关经文的经义经旨：“先知穆罕默德注释《古兰经》，区分先后停止的经文，并给众弟子阐释之，故他们了解经文的降示背景及其内涵。”[1]宏观上，先知穆罕默德的注释涉及了从教义、教法到生活细节的方方面面，伊斯兰文化公认的六大部圣训集所辑录的圣训，就是对《古兰经》的全方位注释和进一步延伸，先知穆罕默德对此定性：“须知，我领受了《古兰经》以及类似《古兰经》的……”先知所领受的“类似《古兰经》”即为“圣训”；微观上，先知穆罕默德“综合解析经义、延伸解释词义、扩充教法律例、阐述先后停止经文、强调业已明确经文”的具体实践，[2]真正为后期注释学这一体系庞大、持久的学科的建立和形成，奠定了法理渊源、学理基础和实践范例。由此，历代注释学家均本着经训树立的“信经而不僵经，释经而不越经”的基本理念，发展注释学，解读《古兰经》。
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圣门弟子遵经从圣，大力弘扬伊斯兰文化，积极推动穆斯林社会发展。在经注领域，他们恪守经文教导：“这是我所降示你的一本吉祥的经典，以便他们沉思经中的节文，以便有理智的人们觉悟。”(38：29)他们秉承先知穆罕默德的注经圣行，涌现出了“四大哈里发、伊本·麦斯欧德、伊本·可拔斯、乌班耶·本·凯尔卜、栽德·本·萨比特、艾布·穆萨·艾什阿里、阿布杜拉·本·祖拜尔”等著名注释学家。[3]他们凭借伴随先知穆罕默德、精通经文语义、熟悉经文背景、了解阿拉伯社会等优势，运用“以经注经、以训注经、创制注经、谨慎采用正确的有经人传闻注经”四种渊源，[4]构建和发展着注释工程，成为注释学的奠基者，其地位仅次于注释学的始源者先知穆罕默德。“当我们从《古兰经》和圣训中都找不到注释时，就追溯圣门弟子的注释。他们是时代的见证者。他们由于理解透彻、认识正确、功修虔诚而最知经文究竟。”[5]注释学发展史上，圣门弟子上承先知穆罕默德，下接再传弟子，他们秉承注释的圣行与精神、遵循注释的法理与学理，延续和发展这项被教法学界定为“副主命”的伊斯兰文化学术工程。
(二)再传弟子阶段的经注
再传弟子阶段是伊斯兰教迅速传播的关键时期，伊斯兰文化随之由内向外纵深发展。那时，迁徙他乡后的学者型圣门弟子，门下都有为数不少的求知者追随他们研习经注、圣训、教义、教法、历史等，由此成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再传弟子(Al-tabi‘un)。
再传弟子秉承师业，溯源“《古兰经》、圣训、圣门弟子注释、正确的有经人传闻”，发挥“创制”原则，继续采用口耳相传形式大力发展注释，其明显标志就是三所深具影响力、具有纯文化学术意义的注释学校的建立。这三所学校分别是：圣门弟子伊本·阿拔斯及其弟子赛义德·本·朱拜尔、穆扎希德等创办的麦加注释学校，圣门弟子乌班耶·本·凯尔卜及其弟子艾布·阿林耶、栽德·本·艾斯莱姆等创办的麦地那注释学校，圣门弟子伊本·麦斯欧德及其弟子麦斯鲁格、哈桑·巴士里等创办的伊拉克注释学校。[6]注释学校的建立，对于推动经注发展，培养经注传人，延伸经注内容，扩大经注范围做出了巨大贡献，经注由此向着体系化、专业化、学术化和学科化的方向迈进。
综上，口耳相传时期是注释学形成的雏形时期，后期历代注释学家遵循该时期业已确立的注释法理和学理的根本基调，推出富有时代性、思想性、文化性、社会性与现实性的丰硕注释成果。
二、注释学形成时期——文字记载
从伊斯兰文化体制形成的角度来讲，伊斯兰文化学术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伊斯兰教历2世纪初期(介于倭马亚王朝末期与阿拔斯王朝早期)穆斯林学界整理和辑录圣训成册的文化举措。[7]在此背景下，再传弟子时期仍然停留在口耳相传形式上的经注，借助文字辑录圣训的平台，进入全新发展时期——文字记载时期，并历经四个阶段的渐进式发展，终使注释学趋于完善。
注释学的形成为指导、规范、规矩、制衡与发展经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杠杆作用。它的“立论、界定、要求和方法”等，[8]为经注工程确立了明确的学科理论和严格的学术规范。历代学术严谨的注释学家均以此为原则，根据业已定本的《古兰经》章节顺序，从各个层面、不同角度与各个纬度，循规蹈矩地阐经释义，发展注释学。
(一)圣训学范畴内的文字注释阶段
《古兰经》定本后，学界开始整理和辑录圣训、经注、教律、教史等学科知识。这主要是因为先知“穆罕默德生前，他的言行常为周围的弟子和他的妻室所心记口传，他本人也曾鼓励人们遵守奉行但又恐与《古兰经》经文相混淆，故一个时期曾禁止人们作记载。8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在新征服地区广泛传播和发展，对新出现的各种问题和事件如何处理，已在《古兰经》中无具体律例可循，加之因政治、民族、教派、学派之争，制造伪圣训的现象时有发生，于是各地的圣训学家、教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出于捍卫安拉之道和创制教法教律、编写教史圣传的需要，便
开始对流传各地的圣训及传述世系进行广泛的搜集和整理，经过考证、筛选和去伪存真，分门别类地予以辑录定本。在辑录和研究圣训的过程中，圣训学亦随之建立和完善。”[9]
可以说，圣训学是伊斯兰文化史上形成的最早学科，其标志是甄别圣训真伪并将其辑录成本。圣训内容门类诸多，如信仰教义、教律教规、宗教义务、道德修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圣训和《古兰经》的关系决定了整理和辑录直接或间接注释《古兰经》的圣训以及圣门弟子的注释言论，必然在圣训学范畴内，成为文字注释的第一阶段。在该阶段，致力于辑录包括注释《古兰经》在内的圣训、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注经内容的圣训学家，实质上就是以文字记载形式从事经注活动的注释学家，主要有：耶济德·本·哈伦·西勒姆、舍尔卜·本·汉贾季、沃基尔·本·吉拉赫、苏夫扬·本·艾耶奈、鲁胡·本·伊巴德·巴士里、阿布杜·兰扎格·本·胡玛姆、阿丹·本·艾布·伊雅斯、阿布杜·本·海米德、苏夫扬·本·赛里、穆加提尔·本·苏莱曼、伊斯哈格·本·拉胡维等。按时间推算，这些注释学家当属先知穆罕默德的“三传弟子”，因此学界也将此阶段称为“三传弟子时期的注释”。[10]该阶段，由于经注尚属圣训学范畴，文字注释刚刚起步，故注释学家没有逐章逐节地注释经文，而主要是在辑录圣训过程中，将经注内容作为圣训实录的篇章之一来辑录成文，如洁净章、礼拜章、天课章、朝觐章、经注章等。
伊斯兰世界研究经注的权威专家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教授在《(古兰经)注释与注释家》(Al-tafsirwal-mufassirun)中指出，以上三传弟子传述并辑录的经注内容确凿无疑。换言之，极其缜密的传述系统由下而上，将注释内容直接溯源于先知穆罕默德、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并形成了该阶段经注的三大特点，即传述系统严密；注释没有独立成本，隶属圣训篇章：注释内容涵盖了先知穆罕默德、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的注释。这些被编入圣训实录中的“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圣门弟子对《古兰经》的直接注释或间接阐释”。以及再传弟子的注释，被后期注释学界统称为“传闻注释”，它“涵盖了《古兰经》自身对其中一些经文的说明与阐释，以及来自先知穆罕默德、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对真主的经典经旨所作的一切注释与解读。”。
尽管该阶段大部分注释学家的成文注释业已佚失，但后人通过埃及图书出版社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图书馆出版和保存的注释学家阿布杜·兰扎格·本·胡玛姆的注释手稿以及近年印度出版的苏夫扬·本·赛里的注释文献，仍可管窥该阶段的文字注释情况和注释学术活动。
(二)注释学初步形成的文字注释阶段
经注在隶属圣训学一段时间后，由于自身特点和发展需要，尤其与圣训学在学科研究和发展层面的互异性，逐渐脱离圣训学范畴。“到9世纪叶海亚·本·赛兰和泰伯里的成部的文字经注的出现，经历了100多年的漫长过程，逐渐形成了一门独立的伊斯兰文化学科。”著名历史学家、法学家伊本·赫里康在《名人传》，教义学家、注释学家伊本·泰米叶在《教法诠释大全》中，均认为首位脱离圣训学而文字注释的注释学家是阿布杜·马立克·本·朱莱哲。在该阶段，注释学家阿布杜·马立克·本·朱莱哲、伊本·马哲、泰伯里、艾布·伯克尔·本·蒙济尔·尼萨布尔、伊本·艾布·哈提姆、艾布·谢赫·汉班、哈基姆、艾布·伯克尔·本·麦尔达维赫等人，依照《古兰经》的章节顺序，注释了每章每节经文，使之行文成册。其中，泰伯里的注释巨著《古兰经注释总汇》，被认为是经注初步脱离圣训学而自成学科的重要标志。如果以注释学的整体发展角度看待这些注释学家，他们可被界定为注释学发展史上的“第四阶段的注释学家”，相当于“四传弟子”。
较之前一阶段，该阶段业已形成的注释典籍，大体归于传闻注释的范畴。换言之，虽然注释学科已经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时的注释完全脱离了之前的注释。恰恰相反，集圣训学与注释学于一身的学者，依然秉承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的注释风格，严格运用圣训学的“传述系统”注释经文，注释的大部分内容自然来源于先知穆罕默德、圣门弟子、再传弟子和三传弟子。因此，他们不但没有逾越传闻注释的范畴，而且因距离先知穆罕默德与圣门弟子时代相对久远，反而更加小心谨慎，尽力使注释源互为依托，注释内容相辅相成。他们如履薄冰的学术态度，形成了一个基于圣训学(传述系统方法)而又与圣训学截然不同的注释体系——注释学视阈下的注释，它具有以下特点：传述系统将注释内容直接溯源于原注释人——先知穆罕默德、圣门弟子、再传弟子与三传弟子；相对前一阶段的注释学家来讲，他们不够缜密，如阿布杜·马立克·本·朱莱哲，传述了每节经文的传闻素材，而不深究其是否正确。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信任传述人，因此只提及了传述系统而忽略了考究内容的确凿与否。
总体上，该阶段绝大部分注释学家保持了传闻注释的基本风格，唯独注释学家泰伯里则别具一格。他在运用传闻注释素材的基础上，“先叙述各家之注，再进行理论分析，最后界定出其中最切实的注释。如果理出需要，还对某节经文给予语法分析，并能根据经文演绎一些教律。”透过泰伯里的注释典籍——被视为辑录了前代所有注释内容的最早注释文献，业已形成独立学科的注释学，已经根据经训原则迈出了关键一步，即在传闻注释的基础上，见解注释、比较注释、语法注释和教律注释初见端倪。泰伯里如此注释经文的学术举措，很大程度上为注释学的整体发展与注释学家拓宽注释领域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将泰伯里视为集传闻与见解于一体的注释学家。此外，我们将他的注释作为传闻注释的重要渊源的同时，也因他据证创制、侧重各家之注根据传述系统优选正确注释、依据理性思考与研究经义，而认为他是见解注释领域中至关重要的始源者。”
(三)运用传闻注释与省略传述系统并举的文字注释阶段
行文成册促使经注脱离圣训学而自成一家时，任何注释学家都力求严格依照注释的传述系统，依理据证、有根有据地注释经文，注释内容也就大体在传闻注释的框架内。然而，与泰伯里同时代或稍晚一段时间内，出现了这样一些注释学家，他们运用传闻注释的同时，省略了传述系统，注释学界因此将此称之为“运用传闻注释与省略传述系统并举”的注释阶段。该阶段由于与前阶段和后阶段处于互相交叉状态，故在时间上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省略传述系统或考据传述系统欠严密的注释学家，通常先整理各家注释，然后再引证自己认为可信赖的注释材料。如此，后期同类注释学家如法炮制，既不研究注释材料的正确性，也不探究传闻素材究竟出自何人就盲目引证。“如果言论对他有利，他就引用；如果他想到了某事，就以此为据。以至于后来效仿他者认为他有根有据，并且不注重引证传自虔诚先贤的注释、不溯源先贤注释家，就代代传述他的这种无凭无据的注释。”例如，关于经文“不是受谴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1：7)的注释，虽然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根据圣训“受谴怒者，他们确是犹太教徒，迷误者确是基督教徒，”已将“受谴责者”界定为“犹太教徒”，将“迷悟者”界定为“基
督教徒”，但他们对此还有多达十种的不同注释，以至于著名注释学家伊本·艾布·哈提姆不无遗憾地说：“我不知道注释学家们对此竟然还存在分歧。”。
注释学家省略传述系统的举措，从正面角度来讲，如果严格运用确凿的传闻素材，大体就“没有逾越传闻注释的范畴”，内容也就一定程度上符合法理学理。从负面角度来讲，如果注释学家一味省略传述系统，则一方面使后学很大程度上无法窥见前代学者所引证的注释素材，究竟通过哪些传述人传之成文；另一方面尤为重要，即注释学家没有将传闻素材直接溯源于原注释者，于是造成注释中出现“伪造注释”或“确凿注释和缺陷注释混淆不清”等鱼目混珠的局面，由此直接导致两个不良结果：其一，阅读这些注释典籍者认为此类注释正确无误；其二，很多后学引证他们的注释，并认为他们引证的“有经人传闻”确凿无误。事实上，省略传述系统恰好成为注释文献中出现大量伪造注释与有经人的错误传闻的源头。从这个角度来讲，该阶段因任意省略传述系统而成为早期注释中一个极具瑕疵的时间段。究其原因，省略传述系统给伪造注释、有经人传闻肆意介入传闻注释提供了可乘之机，三者相辅相成构成了违反注释法理和学理的“赢弱注释”，从而被后期注释学界断定为“侵蚀了伊斯兰的正确思想，亵渎了《古兰经》注释和圣训，严重影响了一些伊斯兰学科的文献资料的真实性，此举极为有害。”。
透过注释学发展的大背景，在这个没有明确时间的阶段里，“运用传闻注释与省略传述系统”的注释学家，虽然在数量上相对绝大部分学术严谨的注释学家而言为少数，注释文献所占比例也相对有限，但从学理角度看，注释学必须规范化。因此，后期注释学界均严格要求注释学家当循规蹈矩、按章照理注释《古兰经》，杜绝那些无凭无据、随意注释的情况发生。
(四)注释学全面发展和完善的文字注释阶段
根据注释学界对文字注释时期各阶段的划分，前三阶段大体上处于倭马亚王朝后期以及阿拔斯王朝早期。由于这些阶段互相之间呈递进式发展，因此无法硬性界定各阶段的精确时间，强行分割各阶段的注释。同样，注释学界在界定第四阶段始于阿拔斯王朝早期的同时也指出，由于倭马亚王朝末期的注释与其互相交织，故没有因王朝更迭对其进行绝对的时间隔离，这是“因为每一个注释阶段都不能与前阶段或后阶段绝对分离，每一阶段都与前后阶段互相交织，现阶段往往烙有前阶段的印迹。”关于它的结束时期，从注释学自身发展和研究注释学发展角度来讲，可能截止到注释学家和研究者所处时代，客观上根据《古兰经》的末日教义论，不得而知。
文字注释《古兰经》的第四阶段，是注释学自阿拔斯王朝以来日趋完善，形成体系化、专业化、学术化和学科化的阶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 注释派别生成。伊历41年后，统一的伊斯兰“乌玛”由于哈里发人选问题政见不合，“伊斯兰教内部分裂日益加深，随着各种教派、学派思想体系的相继建立和发展，编著《古兰经》注不仅是一桩阐发天经经义、传播伊斯兰教义、整理伊斯兰文化遗产的重要活动，而且是当时教派和学派斗争的一种宣传手段。各派学者均按照自己的观点对《古兰经》有关内容加以注解，以期从神圣的启示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依据。”教派与学派的产生，逐渐打破了先前统一的注释格局。到阿拔斯王朝中期时，业已产生的逊尼派、什叶派、哈瓦里吉派、穆尔泰齐莱派等各派学者，为证明其教义的正统性、政治的合法性、学说的法理性，都无一例外地寻根问典，从伊斯兰教的渊源经典——《古兰经》中寻求依据，并从各自派别的思想和观点出发，竭尽全力阐释相关经文，且不同程度地留下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有的以注释典籍的形式流传于世，有的则以学术研究的形式见诸文献。同样，19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局势变化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更新、伊斯兰文化面临内外部挑战，伊斯兰社会必然要对此做出积极回应。在此背景下，一些注释学家如穆罕默德·阿布杜、拉希德·里达等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从全新角度阐释经文大义，形成了指导伊斯兰社会和文化的近现代注释。
2 注释种类多样。由于“见解注释涉入传闻注释且互为映照”以及注释学家自身学术专长与知识背景不同，经注在早期单一的“传闻注释”基础上，形成了多样的注释种类，其中包括：见解注释，“指在包括经、训在内的传述材料中找不到解释经文的基础时，可按注者个人的理解或见地对经文作阐释性的解释，但这类解释者必须具备高深的宗教学造诣并熟练掌握阿拉伯语言和先知历史”；示意注释，“专事潜心修炼且对《古兰经》有研究的学者(其中包括苏菲主义学者)越过经文表面意义而根据自己内心体悟对经文作出特殊解释”；专题注释，“因《古兰经》涉猎内容的广泛性，注释学家为对其本身蕴含的学科内容如降示背景学、诵读学等进行综合研究，故产生了学术层面上研究《古兰经》蕴含各科的专题注释”；科学注释，“9世纪，以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医学为主的自然学科，也相继发展起来，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些学科的发展和不同学派的争鸣，给注解《古兰经》提供了新的内容。”于是，具有自然科学背景的注释学家，“将各种科学研究成果应用于《古兰经》的相关内容，以求获取经中蕴含的各类知识，阐发经义中的各种哲理。”
3 注释内容丰富。“8世纪初，阿拉伯哈里发国家政治经济有了发展，文化学术领域出现了繁荣景象。哈里发国家奉行的阿拉伯一伊斯兰化的政策，推动了《古兰经》和宗教学的研究，而《古兰经》的研究又促进了阿拉伯语言的研究和语法学、修辞学、字典学的出现。在这个时期，以《古兰经》中故事传说和‘先知穆罕默德战功’为主要对象的历史学研究和以《古兰经》中的律例规定为主题的教法研究，还有以《古兰经》中关于安拉、末日、后世内容为基础的信仰学研究快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并编写了许多著作。”在哈里发国家推动的伊斯兰文化大发展的繁荣环境中，“一批精于学科专业的优秀注释学家将其注释体现在学科专业上。注释内容也从前期相对局限的解读经文与演绎相关教法层面，延伸到具有学科性质的语言学、法学、哲学、历史学等专业学科层面上。注释学家“有的侧重于从语法修辞、句法结构等语言文字方面解释经文，有的侧重于从信条和神学思想方面进行注解，有的侧重于从教法律例和道德规范方面进行注解，有的侧重于从历代先知们的故事等历史传说方面进行注解，而后来的经注大师则兼收并蓄、旁征博引并吸收当代其他学科之有益因素，将《古兰经》注编写成包罗万象的伊斯兰知识文库。”
4 学科要求完善。《古兰经》内容的包罗万象及其涵盖多学科的性质，使注释学与语言学、圣训学、法学、教义学等学科互相交织，彼此关联。注释学家如果缺乏与其相关的学科知识，在注释时往往会顾此失彼。鉴于此，注释学界制定了注释学家必须具备的学科知识，以保障学术规范和注释质量。哲拉鲁丁·苏尤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归纳了注释学要求注释学家务必具备的15门学科知识，作为注释《古兰经》的学术工具：语言学、语法学、词法学、字源学、辞达学、辞巧学、辞华学、诵读学、教义学、法理学、经文降示背景学、先后经文停止学、教律学、圣训
学、禀赋学。此外，注释学界还就注释学家应遵循的注释原则做了细致而明确的界定，以确保穆斯林“信经而不僵经，释经而不越经。”
5 注释方法多元。注释学正式形成之前，注释学家运用的方法比较单一。而注释学的形成和完善，一方面将注释渊源与注释方法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因社会发展和时代需要，逐渐向着多元和系统的方向发展。沙特利雅得师范学院古兰学专家法赫德·苏莱曼·鲁米教授基于前人研究成果，将注释方法界定为四大类：分析注释法、概括注释法、专题注释法和比较注释法。毋庸置疑，历代注释学家“考虑到读者的情况，避免了晦涩的表述和模棱两可的语句，清晰明了地为《古兰经》进行注释。”注释学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注释方法的学术举措，使读者更容易通过释文进一步认知经文的内涵。
6 源语外语共注。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波斯、突厥、叙利亚等民族相继信奉伊斯兰教。由于非阿拉伯民族的穆斯林迫切需要深入解读并运用《古兰经》指导他们为人处事，故“单纯靠直接学习原文和口头译解的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伊斯兰教在新信教民众中传播的需要，于是开始出现了《古兰经》的文字翻译。”继而揭开了外语注释《古兰经》的学术序幕。”源语注释学家与外语译注学家共同注释《古兰经》的学术举措，促使世界范围内的注释学欣欣向荣，注释体系发展为源语注释和外语注释两大系统，丰富了注释学术活动的整体格局。两者在解读与阐释《古兰经》方面相得益彰，共同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结语
纵观伊斯兰文化史，自先知穆罕默德始，历经口耳相传和文字记载两大时期而形成的注释学，始终“与时代精神同行，处理着各种时代问题，治疗着难以治愈的各种时代痼疾，为解决各种疑难问题提供着良方。”其“自见解注释涉足经注以来，先是注者尝试以见解注经和侧重各家之注，后逐渐发展的见解因受各类知识、各个学科、各家之见、各自教派和学派的影响，促使注释学家整理的各科知识和各种思想都与注释息息相关。”时至今日，“这种学科、见解与派别性质的注释状况依然存在。拥有各种背景的注释学家，都努力使《古兰经》涵盖各科知识，无论是显而易懂的经文，还是经文内隐藏的深刻内涵。”
《古兰经》注释的发展史充分表明，注释学“是随着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发展而形成的一门学科，因而它是这个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为经作注，不仅反映了作者对《古兰经》从文字到思想的研究成果及其学术思想，而且还吸收了同时代与伊斯兰教有联系的哲学、神学、历史学、伦理道德学等领域的学术成果，从而丰富了古兰经注的内容，深化了经义的研究。每一部完整的经注都是在某一时代的文化学术活动的影响下出现的，它不仅保存了古兰经研究和伊斯兰文化的有关资料，并为穆斯林学习《古兰经》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而且它还从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教派和学派的斗争情况，因而古兰经注历来被认为是研究伊斯兰教必不可少的学科。”因此，注释学自形成以来，历代注释学家均根据所属教派、学派与学科而推出的风格迥异、内容不一、富有时代特色的各类注释文献，始终为伊斯兰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和思想资源，为丰富人类文化宝库、推动人类文明进程贡献出不可或缺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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