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论及回族穆斯林家谱或族谱，一般都以纪录家系血胤宗族发展的内容为主。不过，西北苏非门宦以其道统源流及其世系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系谱，就某种意义而言也是一种宗教组织性的家谱数据。过去这种道统世系与内传式的系谱数据不容易被外界所知晓，但随着佛莱彻与马通等中外学者的努力，让这类系谱的研究成为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学当中，具有信史与宗教志意义的专门领域。近年来，大部分传统门宦系谱与当代相关重新整理的历史资料都纷纷正式出版，这种“当代再现”让门宦的历史及其研究不再成为难以跨越的禁区。其中嘎的林耶大拱北门宦第六辈当家人祁道和完成珍贵的系谱数据《清真根源》，就嘎的林耶哲理、道统源流的正当性、以及华哲阿不都董拉西与祁静一等重要事迹留下内部诠释与论述的依循原则。而当代重印《清真根源》及其相关后续书写，不仅是为了还原自身宗派历史的使命，同时亦包含在“改革开放”时期配合西北穆斯林社会宗教复兴的契机，再次展现其坚守嘎的林耶教理以及道统传承的正当性与正统性。大拱北的优势在于，以系谱数据中道统传承所建构的历史记忆与内部认同机制，不仅阐释了历代当家人世系源流与发展脉络的具体史实，同时更彰显出苏非神秘主义修道团体对于导引穆斯林社会迈向信仰正道的相关实践纪录及其重要性。而在现代化与世俗化的双重影响下，应如何发挥并阐扬此一优势，则是攸关一个有着三百年历史传承的门宦体系今后是否能在中国得以永续发展的重要关键。
关键词：门宦；中国穆斯林；系谱；大拱北；嘎的林耶
中图分类号：B9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2-0078-10
一、前言
伊斯兰苏非神秘主义（Sufism or Sufi mysticism）及其组织（或称苏非教团Sufi orders）约四百年前有系统地传入中国西北地区后。传统中国伊斯兰教以老教（格底目Qadim）为单一特色的结构便开始进入宗派（教派）多元化的现象（sectarianism）。迨二十世纪初，具有现代改革主义色彩的新教尊经派（venerate scriptures）思想及其形成的依赫瓦尼（Ikhwan）势力迅速在西北发展后，让此一宗派多元化现象更为复杂。在民国时期穆斯林学者傅统先眼中，这是一千多年来伊斯兰在中国本土逐渐“华化”（Sinicization）之后，所掀起的另一波“回化”（Islamization）的冲击。其范围虽然大多集中在西北地区，但就结构性与影响所及而言，此一“回化”的趋势甚至成为西方学者划分中国伊斯兰教史分期的重要凭借。
按在此一“回化”的过程中，西北苏非教团自清末开始逐渐以汉语称谓“门宦”一词出现在历史与当代的记载之中。按门宦是典型的结合在地化社会文化特质的宗教体系与制度。它的出现正说明了伊斯兰教虽然是以外来宗教形态传入中国，但却能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生根并延续发展的另一种适应事实。因此，就社会文化的涵化（acculturation）或宗教现象的融合（syncretism）等角度而言，门宦制度应是同时涵盖中国伊斯兰“华化”传统与近代“回化”冲击这两股趋势，并使之产生兼容并蓄、互为表里的共存精神。所以，近代西北地区门宦制度的出现，虽然一般将之定位为宗派分化的明显结果，但门宦这种“寓华化于回化”的历史特征，却比同是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经堂教育、以儒诠经等现象，更容易彰显出其在整体宗教社会变迁方面的影响深度与重要性。
门宦制度是以对创始人及其教权继承者的崇信所产生的凝聚效应为其运作核心。这类创始人及其教权继承者一般被教下尊称为筛海（shaykh教长）、穆勒什德（murshid导师）或汉语老人家、教主，其领袖身份因具备伊斯兰宗教神格化思想（Islamic religious charisma）而显得尊贵与神秘。过去门宦被视为封建制度或在当代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封建特权或封建剥削，其中教权的世袭传承（无论是传子或传贤）是相当重要的特征之一。由于门宦的教权体系都由其在中国的传承事实以及溯源到中亚与西亚的起源流派，因此强调教主世系（lineage）的正确性，并藉此巩固宗教权势运作的威权化事实来全面驾驭教下，以取得更为稳定的社会地位及资源，乃成为以往门宦内部运作中相当具体但又不轻易为教外人所明白的机密。过去部分门宦因不同的历史背景曾留下一些世系数据，甚至以类似家谱书写方式完成系谱（genealogical lineage）而得以保存，但一般非教内人都很难得以探知。这主要肇因于这类系谱除记载教主世系传承外，还包括苏非派宗教功修、教主显现神迹（kramat克拉迈提）、以及“非本家人不得随意传授教旨”的内部历史记忆与我群内聚力的功能，这些都是外人不易接触与理解的宗派知识及其实践内容。因此，这类苏非门宦系谱在以往不但罕见且不外传，同时它的内容和功能与一般回族穆斯林家谱的撰述方式有所差异。按后者是以姓氏宗族的源流演变、继嗣传承为重心，描述家族宗支的迁徙与繁衍，进而论及个别穆斯林群体族群溯源（ethnogenesis）的相关脉络。以中原地区的回族穆斯林家谱研究为例，清代因自乾隆年间开始治理回疆的事实，让山东青州穆斯林将其祖源认同更加倾向于“西域回回”的传统历史记忆，以避免因长期世居中原而淡化伊斯兰在中国所应具有的域外（exotic）属性，以进一步巩固其“天房情节”（Mecca complex）的宗教认同意识。
然而，近年来中外学界重要研究者如马通与佛莱彻（Joseph F.Fletcher）等人，在特殊机缘下展开西北门宦历史及其世系的溯源性研究，才让这个一直属于中国伊斯兰的神秘区域及其“信史”才得以慢慢展现在世人面前。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北伊斯兰教在后文革时期所展现的宗教文化复振现象中，部分门宦的教下可能受到马通的影响，而自发性地进行自身门宦历史与系谱学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一些相当珍贵的第一手门宦系谱资料开始在民间流传与重印，这种文本的再现及其所带动的观注视野，让西北穆斯林社会史与宗教史开创出不少新的研究契机。本文即是在此脉络下，企图就嘎的林耶系统中的大拱北门宦为例，来探讨苏非派系谱研究的再现意义及其社会影响等相关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