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伊斯兰主义无时无刻不在搅动今日世界的神经——世界范围内的暴力恐怖袭击、南亚的地区性宗教叛乱、中东地区的部分伊斯兰国家穷兵黩武、伊斯兰极端思潮在社交媒体上肆虐。面对这些紧迫的现实问题，我们有必要追问：伊斯兰在何种情况下会走向极端化？在这个看似世俗化的现代世界，伊斯兰真的难以和其他宗教相互包容？
立足于上述问题，本文聚焦于伊斯兰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历史发展过程，从宗教与国家形成、政权建设的交互关系入手，剖析这两个国家在结束殖民统治之后，如何调处政教关系，以至于在这两个高度世俗化的东南亚国家里，伊斯兰却有着几乎相反的命运：印度尼西亚是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但却不以任何宗教为国教，且与各宗教的关系相对平稳，各宗教在整体上亦能和平共处；但在以佛教徒为主体的缅甸，伊斯兰和国家、佛教的关系却十分紧张，暴力事件不断。
为什么选择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作为比较案例？原因在于，两国都经过殖民统治且长期处在军事专制之下，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东南亚诸国中，两者的国家能力都处于中等水平。[1]但不同之处在于，缅甸在极为薄弱的行政和政党能力之下，依靠强大的军事能力才得以维持国家能力；[2]在印尼，官僚体系虽遭到各政治派系的侵蚀，政党命运取决于政治形势和党首的决断，军事力量为派系所困，但是其政治机器还能如常运转。[3]这种微妙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伊斯兰在两国的命运走向。
此外，本文聚焦的时间段是1945年至2015年——伴随二战的结束，两国相继开启了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步伐，[4]因而有助于我们审视东南亚国家与宗教关系的历史过程，进而为分析伊斯兰在两国的不同处境及其历史根源提供了极佳的空间。
现代国家的政教关系
事实上，尽管政教分离是现代社会的主流话语，但一方面，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通过立法和行政介入宗教事务，而且在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其介入程度显著高于基督徒和佛教徒为主体的国家；[5]另一方面，宗教对立法、社会控制仍然有着持续的影响，[6]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的形态、程度各异，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是宗教与国家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关系、宗教与政党的联盟、宗教对选举的影响等。为此，本文借鉴了政治学家Anna Grzymala-Busse对基督教民主国家的比较历史分析框架，从以下三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入手，比较伊斯兰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不同命运：选举、宗教的道德权力（moral power）、暴力冲突。[7]
具体而言，选举的制度安排和立法结果能极好地体现国家管理宗教的能力，以及宗教对国家的影响程度；宗教始终对政治和社会道德实践具有重大影响，并会反馈到社会统治精英的认知和行为方式上，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Grzymala-Busse称之为“宗教的道德权力”。在此之外，管控日常生活中的宗教暴力冲突，是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现代民族国家有一种合法垄断暴力的天然倾向，[8]因而遏制宗教之内和相互之间的暴力冲突是题中应有之意。
印度尼西亚
受到几代领导人深厚的军事背景影响，印尼的政体基本徘徊在威权和民主之间，因而国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又多有变数，并未制度化，但是国家能够掌握准确的教徒数据，进行政治结盟和分化，教徒登记制度的推行效果可被视作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攻占印尼，开始进行宗教人口的基础管理工作，将伊斯兰和基督教作为两大宗教，对其信徒进行登记。印尼独立后，新政府延续了这一办法，继续推行登记制度，以便于国家的宗教管理，因而印尼穆斯林人口的数据可信度相对较高。[9]根据最新的统计，截至2016年底，印尼的穆斯林人口为2.09亿，占全国人口的80%，且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10]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伊斯兰政党在选举中的影响，却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进，呈现快速衰减之势。在1955年印尼的首次总统大选中，伊斯兰政党获得了43%的选票，这一比率在1999年和2004年却只有14%和17%。[11]同样，在议会选举中，如果以最广的含义界定伊斯兰政党，其在2004年获得了大约40%的选票，这一比率在2009年仅为24%。[12]由于印尼议会选举事关正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和选举，因而在议会选举中支持率的日益低迷，会对国家元首的选举产生直接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泰国和缅甸，自独立以来，印尼便允许宗教人员组织政党和参加竞选，但这并没有妨碍印尼国家政权的世俗化进程。
印尼伊斯兰在选举中不占优势，实则与印尼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印尼在19世纪初成为荷兰殖民地，但在荷兰治下一直维持着松散的治理结构，尽力维系原来各方政治和宗教力量的平衡。随后印尼在荷兰、日本和苏加诺之间几度易手，直到1949年底才真正获得独立。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印尼政权十分脆弱，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民主化、伊斯兰立国等运动此起彼伏，因而在民族独立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苏加诺，不得不继续寻求军方的支持，以整合和处置印尼的各方政治势力，这不可避免会导致政治军事化。[13]在此背景之下，虽然伊斯兰政党谋求伊斯兰的国教地位，但在苏加诺和军方领导的阻击下，以失败告终，同时，1955年的大选也让苏加诺意识到伊斯兰教的潜在能量，因而开始在政治上对伊斯兰教采取一系列边缘化举措。
在20世纪50年代，苏加诺一直在共产主义运动、军方势力和伊斯兰教三者之间寻找平衡，并在1959年重新使用1945年制定的宪法，以“潘查希拉”（Pancasila，即建国五项原则）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不过这一分离的基础是承认印尼是一个宗教国家，信仰自由，但又无国教。这一脆弱的平衡随着苏哈托的軍事政变又添新的变数，为了镇压共产主义运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苏哈托推行“新秩序”，选择与经济、宗教精英结盟。1973年后，随着政治权力的巩固，他又调转矛头，直指伊斯兰教，大力削减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20世纪80年代，苏哈托要求所有社会和政治组织必须接受“潘查希拉”作为唯一的意识形态基础，结果导致伊斯兰的组织（例如伊斯兰教师会）基本退出了政治生活，专注于信仰世界。[14]20世纪90年代末，印尼再度启动民主化，但是伊斯兰教对政治的影响已有显著减退，选举投票的结果即是明证。当然，在苏加诺和苏哈托的威权统治之下，伊斯兰政党的命运随政治形势而变，选举之名难副其实，因而我们很难评估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印尼伊斯兰在选举方面可能的表现。